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11月，东北军六十七军从淞沪战场溃退到武汉、婺源一带。1938年初，在六十七军工作的中共党员、政治教官刘冲，团结联系了103名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与少校副官韦郁周汇合，找到了八路军住武汉办事处，要求奔赴前线。周恩来、叶剑英亲切接见了他们的代表，根据他们迫切要求抗日的愿望，将他们编人新四军，归四支队建制。
　　1938年2月，周恩来派程启文带领这支部队由武汉来到四支队留守处驻地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经过短暂休整，部队赶到舒城四支队政治部报到。四支队高敬亭、戴季英等领导人研究后，要他们开进到淮南铁路以东发展，并按周恩来的要求，给予“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的番号。任命董东翘为司令员（东北人）、韦郁周为副司令员（河南人）、刘冲为政治处主任（东北人）。挺进队臂章图案为一持枪战士，图文为“向白山黑水挺进”。该番号突出了“东北”“流亡”“抗日”，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下，这个名称既表达了来自白山黑水之间的儿女“打回老家去”的决心，又有利于坚持敌后斗争。

挺进皖东

　　1937年12月，日军进入滁州地区，1938年5月14日日军由巢湖西进占领合肥。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军队溃败西撤，皖东十几个县盗匪如麻，帮会蜂起，溃兵骚扰，搞得民不聊生。
　　1938年3月，按周恩来指示精神，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首先向皖东地区进发。从巢湖西岸乘船到达巢县，3月底由巢县黄山进驻全椒小集周埠村，不久驻大马厂。挺进队当时不过百余人，大多数配有驳壳枪，步枪很少，武器装备较好。四五月间，挺进队在全椒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抗日主张，组织各界抗日团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当地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挺进队在皖中的第一仗是打管家坝。管家坝是全椒县的一个集镇，以原国民党军八十八师排长彭志雄为首，纠集了30多个散兵游勇，修筑碉堡，霸占一方，聚赌抽头，拦路抢劫，无恶不作。挺进队曾派人去争取他们共同抗日，他们根本不听。5月10日，挺进队从黄家庵开赴管家坝，化妆进入集镇，一举歼灭了这股土匪，缴获了全部武器。挺进队司令员董东翘此战受伤，转武汉治疗。司令员由韦郁周担任，同时由刘冲和董东翘两人介绍韦郁周加入了共产党。
　　在这期间，挺进队联合当地自发成立的武装组织和“刀会”，采取夜晚偷袭等游击战术，打得日寇不得安宁，被迫撤出全椒县城。6月中旬，挺进队在滁全公路腰铺段伏击日军，击毁了军车一辆，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此后，三三两两的鬼子再也不敢肆无忌惮进入乡村烧杀抢掠，祸害百姓。

合编“巢抗”

　　1938年4月巢县沦陷，冯玉祥的侄儿马忍言、侄孙冯文华按照冯玉祥之前的嘱托，召集人员组成了黄山抗日游击队，并借重冯玉祥的威望，动员群众共同抗日。许多开明地主、士绅把家里自卫枪支主动地献给了游击队，有些农民还把子女送到游击队。不到一个月，黄山抗日游击队发展到200人，扩编为游击大队。冯文华任大队长，张恺帆任政委。游击大队下设两个支队，第一支队由来自川军的李彬为支队长，昌登贵为指导员；第二支队由王子龙为支队长，方纯一为指导员。
　　6月，混进黄山游击队的托派分子曹仁民与李彬、昌登贵、靳华堂等人屡犯纪律，并秘密勾结川军妄图夺取游击队的领导权。为此，游击队在整顿中，将为首的曹仁民开除出队。曹被开除后竭力煽动川兵伺机报复，策划被游击队收编的川军李彬叛变。他们在巢县刘庵枪杀了第二支队领导王子龙、方纯一，并企图危害张恺帆。张恺帆和冯文华机智逃离虎口以后，即到和县善厚集和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取得了联系，由挺进队派部队到马集击溃了这股叛军，解救了游击大队。原被打散的巢县籍战士纷纷归队，黄山抗日游击大队正式并入挺进队，挺进队发展到1400多人。在巢县东山口伏击了一支由巢县向北进犯的日军，打死敌军数十人，缴获一匹军马和一批军用物资。挺进队在皖中、皖东地区威名大振。

勇斗顽军

　　皖中地区抗日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全椒县长兼常备大队大队长王宗正却坚持顽固立场，镇压民間抗日武装。他一心想扩大队伍，自己当师长，干了许多违背群众意愿的事，干扰了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斗争。如他要收编当地的抗日群众组织“刀会”，“刀会”不同意，他就领兵镇压，沿途烧掉了几十个“会堂”和村庄，打死许多无辜群众。王宗正还扬言要挖滁河大堤，淹没农田，以此威胁群众。
　　1938年7月，国民党安徽省第五行政区督查专员赵凤藻要围剿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当中共地下党控制的滁县县政府获得赵凤藻的密令后，立即派人送信通知挺进队。送信人经过全椒时，被王宗正部下查获。王宗正认为自己掌握了滁县县政府与共产党秘密往来的“罪证”，于是就派兵攻打滁县县政府。王宗正的这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行为，说明他已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全椒县政府政训股长（中共秘密党员）王永赶到巢县小殷洼，向挺进队汇报了王宗正的罪行，提出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收缴王宗正所控制的自卫军武装。7月，挺进队700多人经巢县、和县，从赤镇搭浮桥过河进入全椒。由于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和接应，挺进队很顺利地收缴了全椒县抗日人民自卫军两个常备大队和由王宗正的亲信掌握的一个后备中队的全部武装。此次反顽斗争，共缴获机枪30多挺，步枪约1000支。挺进队的武器装备有了较大的扩充。
　　7月初，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新四军四支队决定将其扩编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由韦郁周任司令员，刘冲任政委，高志荣任政治处主任，下辖三个支队：第一支队为原挺进队建制，韦郁周、刘冲分别兼任支队长、政委；第二支队，冯文华任支队长，张恺帆任政委；第三支队，刘子清任支队长，刘树华任政委。7月下旬，消灭王宗正后纵队扩展到2000多人。之后，挺进纵队打击日军、汉奸、土匪，共进行战斗20余次，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遭遇重挫

　　挺进纵队的壮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安徽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赵凤藻，调集7个县的武装围歼这支抗日武装，同时又收买挺进纵队内部的投机分子刘子清。刘子清借着新四军打了几个胜仗的影响，私自扩充个人势力。此事反映到刘冲和韦郁周那里，政委刘冲扬言要撤刘子清的职。这引起了刘子清的恐慌，再加上新四军生活十分艰苦，他便暗中勾结赵凤藻，策划把队伍拉到国民党顽固派那边去。
　　刘子清原是“三番”头子，凶悍狠毒，亦军亦匪。他曾任全椒县赤镇区后备大队长，由于和县长有矛盾，伪装抗日，投奔了挺进纵队。刘子清叛变后，当上了国民党保安一团团长，成为皖中地区的反共急先锋（1942年刘子清又投降日军，当了汉奸）。刘子清叛变后，配合顽军反过来攻打挺进纵队，挺进纵队损失很大，部队大量减员。
　　9月，四支队将挺进纵队改名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团，韦郁周任团长，刘冲任政委，高志荣任政治处主任。挺进团和四支队八团此后在肥东县石塘桥汇合。经挺进团要求，由四支队八团代为指挥。不久，原巢县黄山抗日游击大队脱离挺进团返回巢北独立活动，全团只剩下300多人。

番号被撤

　　9月底，减员严重的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团奉命随八团来到全椒大马厂、滁县曲亭地区活动，想解決冬衣问题，并进行休整。
　　以前给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的政策是自筹粮饷，整编为抗日挺进团后，为了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就不允许随便打土豪、吃大户，挺进团就向八团要粮饷。但八团当时供给也很困难，没有粮饷给挺进团。结果，挺进团的干部战士特别是一营的官兵对八团的意见很大，误以为是八团克扣了他们的粮饷。
　　麻烦接踵而来。一天，挺进团副团长温玉贵向教导员周利人提出“要恢复党籍”。周利人知道他曾经因叛变革命而被开除党籍，现在虽然参加抗日斗争，但要恢复党籍，则与党组织的纯洁性和组织原则相悖。但是温玉贵在挺进团中有一定影响力，直接拒绝他，恐会加剧部队的不稳定。周利人把这件事情向政治处主任高志荣作了汇报，高志荣也觉得很棘手。他俩商量了一下，决定先设法压一压，等形势好转再说。于是，高志荣一面把情况向老八团政委林恺汇报，建议拖一拖，一面让周利人告诉他此事重大，需请示中央再作决定。但是，林恺没有考虑到挺进团当时人心不稳的现状，在未经集体研究的情况下，就简单答复“叛徒不能恢复党籍”。当温玉贵知道林恺的答复后，就开始处心积虑地制造挺进团与八团的矛盾，致使领导人之间不愉快的事时有发生。
　　此时，东北军缪征流部到合肥地区，八团接到四支队领导一个电报说：“据悉挺进团与新到安徽的东北军缪徽流部拉关系，请注意。”老八团报请上级批准，采取召集挺进团主要干部来八团团部开会的办法，将挺进团刘冲、韦郁周、高志荣、张恺帆等人扣押并解除武装，然后解除了挺进团全部武装，取消了挺进团番号。后来刘冲、韦郁周被安排赴延安学习。
　　事后，老八团领导找高志荣和周利民等了解情况，经过调查核实，并没有发现挺进团要投奔缪征流部的证据。
　　大量事实证明，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是忠于党的，他们虽有缺点，是完全可以改造的，他们拥有较好的武器，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如采取加强领导，使挺进团和八团并肩作战，就可以在皖东地区形成两个拳头，皖东的局面很有可能早就打开了。
　　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东进抗日在安徽的活动，时间虽然只有9个月，但他们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组织和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日，发展抗日武装、打击日、伪、顽、匪，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利益，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津浦路西根据地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他们在皖东地区是有功绩的。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