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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甘肃省各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将甘肃省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与我国5个民族自治区及甘肃省的经济状况作为参照，分析了制约甘肃省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及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因素。并对各个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城镇化
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对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速度的加快，农村城镇化已成为我国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环节。推进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
农村城镇化问题连续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中重点提出。由此可见国家对农村城镇化的重视，西部大开发更是国家发展的重点战略方针，但是多年来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不见缩小反而拉大，尤其表现为西北民族地区。如2007年广东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是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的约15倍，是青海地区生产总值的约39倍。所以，着重研究农村问题是完全有必要的，而民族地区在我国占很大的比例。民族人口也是日益增加，但是民族地区的人均经济支出和收人并没有相应的增加。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仍然处于贫困阶段，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势必会严重影响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势必会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由此可见着重研究民族地区农村问题是完全有必要的。
一、现状分析
我国西部地区是经济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相对落后的地区，民族地区尤甚。本文以甘肃省的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制约其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因素。
从民族地区的划分来说，甘肃省的民族地区是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又可以细化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从民族地区的分布来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属于天水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属于武威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属于张掖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属于酒泉市；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属于临夏回族自治州，7个少数民族县级地区各自分布在不同的市级城市。
图1表示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到甘肃省整体，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农民人均纯收人情况。从图1可以看到，5个民族自治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差不多，都在2000～3000元之间波动，但是甘肃的民族地区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其中数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达到了5488.00元，远远高出5个民族自治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也达到了4552.00元，也远高于5个民族自治区，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仅仅达到了530.00元，远远低于5个民族自治区，其余4个县的情况也不及5个民族自治区。可以说，甘肃省民族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参差不齐，总体来说，远落后于其他民族地区。
由图2可以看出甘肃省的7个民族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差异很大，极不均衡，其中以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地区生产总值最高，达到了11.54亿元，远远高于其他的民族自治县。以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地区生产总值最低，仅有2.55亿元，近乎天祝藏族自治县的1/5。其余的自治县的地区生产总值也很低。基本不及天祝藏族自治县地区生产总值的一半(其中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达到了6.70亿元)，远远落后于我国5个民族自治区。甘肃省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产的地区，民族地区人口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务农，其次是畜牧业，但是甘肃省民族地区的农业总产值也很不尽人意。由图2可以看到，各个民族地区的农业总产值基本相差不大，其中以天祝藏族自治县的产值最高，达到了3.34亿元。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差别不是很大，至少都在2亿元以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农业总产值最低，不及0.5亿元，更是远远落后于我国5个民族自治区。
二、主因素分析及相应建议
从民族地区所占地域面积来说，甘肃省的地区总面积有454000平方公里，其中。民族自治地方面积为171459平方公里。民族自治地方占总面积的比例为37.77％，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密度为18.76人/平方公里。从民族地区的人口情况来说，在甘肃省2005年末总人口有321.61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183.77万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7.14％，从中可以看到，在甘肃省的总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的所占的比例超过一半以上。从图3中可以看到，甘肃省各个民族地区的人口分布中，乡村人口占到各个县级人口的至少80％以上。
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说，甘肃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5440.77元，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8093.64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9286.70元，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9137.00元，西藏自冶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9431.18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7990.15元。虽然甘肃省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远不及其余5省民族自治区，但就甘肃省本省的情况来说，除了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基本持平以外，其余各民族县均达不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即虽然甘肃省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不高，但是，它仍然高于农民人均纯收人，可以说将农村城镇化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一条有效途径。
甘肃省民族地区的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为9.12％。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势必导致过多的人口，如此众多的乡村人口必然产生过多的劳动剩余，为数量众多的农民工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致使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参与到了城镇生产体系中来，并获得收入，或许可以缩短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尽管农民人均纯收人中工资性收人已占到38.6％，但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速落差并未缩减，绝对差距也在持续扩大，截至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6：1，绝对差距也首次超过1万元。这表明，尽管创记录的人口流动加入到了城镇生产体系中来，但是，农民工所获得的收入还是相对微薄的。首先是基本技能和职业素质的缺失。必然导致廉价的劳动力，就我国现状来说，廉价劳动力的缺失是很容易补充的，主要由于教育的缺陷；其次 是其作为产业的新手必然领到相应的低工资。再次是农民工作为外来人口受到歧视，致使农民工普遍的社会地位低下。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增强基础教育和民族地区人口的技能培训是改变这种低下地位的有效途径。
对于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来说，唯一的希望或许只能来自于外来资源的输入，尤其是政府的帮助。但是，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投入仍然远远大于用于农村贫困居民的扶贫投人。有研究指出，尽管表面上城乡收入差距为3：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住房、公费医疗和实物收入等，再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要用于第2年再生产资料，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为4倍多。如果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因素的差异，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到6倍左右。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尽管我国的农村地区更为贫困，但“整个国家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却持续地偏向城市”。换言之，政府的福利政策本身正是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的原因。过多的人口都集中在乡村，严重阻碍着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政府可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也可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尤其是基础教育和技能教育的投资，从根本上增加农民素质，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农业在GDP中的占比不可避免地持续下降，仅仅依靠农林牧渔收人，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很难赶上城镇居民，这也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收入比就一直在拉大的现实原因(历史原因则是城乡二元体制所积累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般认为，通过减少农村人口、优化土地配置，并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并缩小城乡差距。但是，这个普遍准则并不一定适合于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因为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在农业中所需的劳动力人口将会越来越少，如此过多的农业剩余人口将无处安置，所以说，将过剩的农村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村是必然的选择。当前，我国的农业科技并没有普及，所以对决策者来说未必是坏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长久的逐步的过程。随着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出农村的步伐，农业科技也逐步普及，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实现党中央在十六大和十七大上连续提出的农村城镇化政策，而且还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加快进入小康生活的步伐，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局面。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城镇化
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对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速度的加快，农村城镇化已成为我国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环节。推进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
农村城镇化问题连续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中重点提出。由此可见国家对农村城镇化的重视，西部大开发更是国家发展的重点战略方针，但是多年来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不见缩小反而拉大，尤其表现为西北民族地区。如2007年广东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是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的约15倍，是青海地区生产总值的约39倍。所以，着重研究农村问题是完全有必要的，而民族地区在我国占很大的比例。民族人口也是日益增加，但是民族地区的人均经济支出和收人并没有相应的增加。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仍然处于贫困阶段，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势必会严重影响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势必会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由此可见着重研究民族地区农村问题是完全有必要的。
一、现状分析
我国西部地区是经济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相对落后的地区，民族地区尤甚。本文以甘肃省的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制约其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因素。
从民族地区的划分来说，甘肃省的民族地区是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又可以细化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从民族地区的分布来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属于天水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属于武威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属于张掖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属于酒泉市；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属于临夏回族自治州，7个少数民族县级地区各自分布在不同的市级城市。
图1表示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到甘肃省整体，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农民人均纯收人情况。从图1可以看到，5个民族自治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差不多，都在2000～3000元之间波动，但是甘肃的民族地区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其中数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达到了5488.00元，远远高出5个民族自治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也达到了4552.00元，也远高于5个民族自治区，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仅仅达到了530.00元，远远低于5个民族自治区，其余4个县的情况也不及5个民族自治区。可以说，甘肃省民族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参差不齐，总体来说，远落后于其他民族地区。
由图2可以看出甘肃省的7个民族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差异很大，极不均衡，其中以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地区生产总值最高，达到了11.54亿元，远远高于其他的民族自治县。以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地区生产总值最低，仅有2.55亿元，近乎天祝藏族自治县的1/5。其余的自治县的地区生产总值也很低。基本不及天祝藏族自治县地区生产总值的一半(其中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达到了6.70亿元)，远远落后于我国5个民族自治区。甘肃省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产的地区，民族地区人口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务农，其次是畜牧业，但是甘肃省民族地区的农业总产值也很不尽人意。由图2可以看到，各个民族地区的农业总产值基本相差不大，其中以天祝藏族自治县的产值最高，达到了3.34亿元。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差别不是很大，至少都在2亿元以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农业总产值最低，不及0.5亿元，更是远远落后于我国5个民族自治区。
二、主因素分析及相应建议
从民族地区所占地域面积来说，甘肃省的地区总面积有454000平方公里，其中。民族自治地方面积为171459平方公里。民族自治地方占总面积的比例为37.77％，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密度为18.76人/平方公里。从民族地区的人口情况来说，在甘肃省2005年末总人口有321.61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183.77万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7.14％，从中可以看到，在甘肃省的总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的所占的比例超过一半以上。从图3中可以看到，甘肃省各个民族地区的人口分布中，乡村人口占到各个县级人口的至少80％以上。
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说，甘肃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5440.77元，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8093.64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9286.70元，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9137.00元，西藏自冶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9431.18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7990.15元。虽然甘肃省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远不及其余5省民族自治区，但就甘肃省本省的情况来说，除了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基本持平以外，其余各民族县均达不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即虽然甘肃省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不高，但是，它仍然高于农民人均纯收人，可以说将农村城镇化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一条有效途径。
甘肃省民族地区的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为9.12％。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势必导致过多的人口，如此众多的乡村人口必然产生过多的劳动剩余，为数量众多的农民工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致使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参与到了城镇生产体系中来，并获得收入，或许可以缩短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尽管农民人均纯收人中工资性收人已占到38.6％，但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速落差并未缩减，绝对差距也在持续扩大，截至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6：1，绝对差距也首次超过1万元。这表明，尽管创记录的人口流动加入到了城镇生产体系中来，但是，农民工所获得的收入还是相对微薄的。首先是基本技能和职业素质的缺失。必然导致廉价的劳动力，就我国现状来说，廉价劳动力的缺失是很容易补充的，主要由于教育的缺陷；其次 是其作为产业的新手必然领到相应的低工资。再次是农民工作为外来人口受到歧视，致使农民工普遍的社会地位低下。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增强基础教育和民族地区人口的技能培训是改变这种低下地位的有效途径。
对于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来说，唯一的希望或许只能来自于外来资源的输入，尤其是政府的帮助。但是，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投入仍然远远大于用于农村贫困居民的扶贫投人。有研究指出，尽管表面上城乡收入差距为3：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住房、公费医疗和实物收入等，再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要用于第2年再生产资料，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为4倍多。如果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因素的差异，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到6倍左右。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尽管我国的农村地区更为贫困，但“整个国家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却持续地偏向城市”。换言之，政府的福利政策本身正是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的原因。过多的人口都集中在乡村，严重阻碍着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政府可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也可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尤其是基础教育和技能教育的投资，从根本上增加农民素质，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农业在GDP中的占比不可避免地持续下降，仅仅依靠农林牧渔收人，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很难赶上城镇居民，这也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收入比就一直在拉大的现实原因(历史原因则是城乡二元体制所积累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般认为，通过减少农村人口、优化土地配置，并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并缩小城乡差距。但是，这个普遍准则并不一定适合于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因为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在农业中所需的劳动力人口将会越来越少，如此过多的农业剩余人口将无处安置，所以说，将过剩的农村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村是必然的选择。当前，我国的农业科技并没有普及，所以对决策者来说未必是坏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长久的逐步的过程。随着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出农村的步伐，农业科技也逐步普及，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实现党中央在十六大和十七大上连续提出的农村城镇化政策，而且还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加快进入小康生活的步伐，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