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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是我无所事事的最后一天。星期天天刚亮，我就被电话铃声吵醒了。
“你好！乔纳森，希望没吵醒你。”
“没有，接电话时我就要起来了。”
“好。你在中午12：00到主楼拿你的课程安排。”
在美国，教师通常提前几个月就拿到了他们的课程安排，在中国，直到学期开学才能拿到，我焦急地想知道我要教什么课。我不知道“主楼”在哪儿，在校园中到处寻找一个看起来足够“主要”的楼，但没找到。当我走过一个拐角处时，发现了一个白种人，他是我到中国后看到的第一个外国人。
他大约50岁，不健壮也不胖，卷曲的头发，前面很短后面很长。我追上去，一问才知道他也是个老师，在中国已任教六年，正巧他也去主楼取课程表，我们走到主楼的第三层，外语系就在那儿。唐和系里的秘书达芙妮跟我们打招呼。
达芙妮说的英语带有汉语和澳大利亚口音。她对我也能当老师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
“你太年轻了，也许你的学生比你老。”她大笑着说。
达芙妮递给我课程表，上面有授课名称、教室地点和学生名单等。我要教的是大学四年级的高级写作课和大学二年级的电影赏析课。她对于课程及授课内容和材料都没有做任何解释。
高级写作是什么意思？没弄清楚我该教什么，我就开始计划毫不知情的课程。普林斯顿大学曾给我一本英语课程的样本书，书中有关写作的部分对我的教学很有帮助。看完这本书后，我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摆好。接着，我在电视机旁的书桌上准备我的授课笔记。然后我就躺在木板床上，对着天花板做自我介绍，直到我累得睡着了。
我应该在8：00开始上课，我把闹钟定在了6：00。我想最好宿舍大门一开我就去教室，以免找不到主楼的403教室。
我在闹钟响的前一个小时就醒来了。宿舍大厅里的标牌上写着早6：30开门，终于熬到了这钟点。我抓起笔记本和学生名单，走下四层楼到了宿舍楼的大门口。
我推门。
门没动。
我再推门。
门仍没动。
宿舍楼的门是锁着的。我跑上四楼回到我的房间，看了看钟，确实过6：30了。应该开门了。我又跑回去使劲地推、拉着门，希望哗啦啦的响声能把有钥匙的人吵醒。我想：看门人一定有钥匙。我推开一扇扇没锁的门，但都没有找到看门人。我已没了耐心。
还差10分钟就到8：00点了，我疯狂地推、拉那些门窗将近一个半小时了。这时，一个原本锁着的小屋门开了，看门人很疲惫地走了出来。他好像刚睡醒，用汉语说了一大堆解释的话，我听不懂。他从容不迫地打开了楼门，点了支烟，边走边嘟囔地回他的小屋去了。
我朝着主楼的方向飞快地奔跑。到了主楼的大厅门口，一个身穿制服的门卫把我叫住了，要我出示学校的证件。
“我没有身份证件。”我用英语说。
他茫然地盯着我看。
我说：“没有……身份证，……我是一名老师，我是一名老师（汉语）。”
他看到这么年轻的一位老师似乎很高兴，笑了一会儿。当他止住笑时，我试着再用汉语解释我是英语老师。这次他没笑，让我进去了。
我毫不费力就找到了教室，但发现教室的门也是锁着的，我没有钥匙。还差不到5分钟就要上课了。我好不容易冲出了宿舍楼，进入了主楼，此时我不知该怎样进入教室了。当倒计时只剩3分钟时，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拿着一大串钥匙过来了，她表情严厉地望着我。
“你是美国人吗？”她用汉语问。我说我是美国人。她很友好地笑了，表情一点儿也不严厉了。
门开了，我进了教室，撕去了新黑板上面的塑料膜。这个黑板是屋子中唯一的一件新东西。屋里阴暗并单调，如果它不是那么脏，看起来会更像大学的教室。我在黑板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和“高级写作”等几个字。不一会儿，学生们开始进教室了。8：00铃声响起时，所有的学生都坐好了。
这个班有25名学生，除5名男生之外，其余都是女生。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英文名字。从一开始，他们的英语就比我想象的要好。所有的学生都朝我微笑着。一些人在进教室时朝我挥挥手，一些人进来时喘着粗气，但没有人直接和我说话。他们坐下后，每人都拿出了一块小桌布，铺在了单调的课桌上，一些女孩还拿出了小画片和其他装饰品。
我不断地被中国人那种使事物变得更加美丽、更加新颖的能力而震撼。我的学生到了几秒钟之后，教室里就充满了色彩，不再是死气沉沉的了。
看起来没有人会再进来，我开始讲课。
“你们好！我叫乔纳森，我是你们高级写作课的老师。”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坐在前排的两个女孩和我打了招呼。
“我来自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
我试着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美国地图，但结果是面积较大的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看起来却比较小。我指着矩形的右边说：“这是北卡罗来纳州。”所有的人都笑了。
我让学生做的第一个练习是写单词，在一张纸上写出四个他们认为最能形容自己及其性格的单词。班上的五位男生首先发言。他们用运动的术语来形容自己，比如“快”“篮球”“强壮”，还有“罗纳尔多”“贝克汉姆”和“乔丹”等。
第一个发言的女孩笑得很灿烂。她写道：“胖、减肥、没有、作用。”其实她不胖。
“你不了解什么是胖。”她坐下时，我对她说。她又笑了笑。
“是的，我们都知道美国人胖，我的一些同学认为你不是个真正的美国人。”
在他们选择形容自己的词汇中有很多重复，我惊讶地发现最常用的词汇竟是“普通”，几乎班上有一半的人认为自己“普通”，并把这个单词作为四个单词之一。中国人似乎觉得这很平常，但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却很新鲜。在美国，我看到的这类练习每次是这样的：学生们会说自己“独立”“独一无二”“另类”等，甚至连那些世上最一般的人也会写出自己如何有个性。我突然感到在这里是一个不把“普通”视为羞辱，而是作为一种骄傲的地方。
每个人都形容了自己，一个学生问我：“你的四个单词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在黑板上写下了“Happy to be here”（很高兴在这儿）。所有的学生都认为这个回答好极了，大家都在鼓掌。一个女孩举起手，说她有了新的四个单词，那就是“Happy Jonathan is here”（很高兴乔纳森在这儿），于是大家又鼓掌。
下一步，我让学生们写一个英语短文，谈谈他们希望在这门课上学到些什么。这主要是为我用来判断他们的写作水平用的，但也有隐秘的动机，那就是我还不知道高级写作课要讲什么，希望有人能告诉我。我以为学生写这篇文章会花去课堂上的剩余时间。但他们没有花那么长时间。男孩们写了很短的文章，5分钟就完成了，第一个交给我论文的是坐在后排那个矮矮的男孩。
“很高兴你乐意来中国。欢迎你来中国。你看上去似乎年轻又帅气。我希望你能使课堂变得活跃起来。有时，外国人很友善，但在耶稣的问题上很无聊。请不要整天谈论《圣经》，那对我来说很枯燥。也许你能谈些足球或摇滚乐方面的事。”
我读完他的文章时，所有其他的男孩也都写完了，女孩们写的时间有点长，但到9：00我面前已经堆了整整一摞写了短文的纸。我已经上完了准备好的课，但时间却还剩一个小时。
我拼命想下一步该做的事，但没想出来。我问大家是否有什么问题。看到许多只手举起来我大吃一惊。我叫了前排的一个女孩。
“通常在中国，”她开始说，“当铃声在8：50响起时，意味着我们有10分钟休息时间，在美国也有如此的习惯吗？”
我道歉说我不知道中国的习惯是在8：50后休息10分钟，提议我们说完他们提出的问题后就休息10分钟，不管那时我们说到哪儿。学生们认为这主意不错。
当如释重负的学生们一个个走出去时，我也如释重负。这时我写出了另一个练习来完成这次课。我在黑板上匆匆写下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你的爱好是什么？”学生们回来了，留意地看着面前的一堆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有点像是小测验。
“每人拿出一张纸。”我说。
全班发出叹息声。
“这不是考试。”
全班欢呼。
“写下你们最喜欢的电影、颜色、歌曲等等，但别在那张纸上写下你的名字。”
学生们充满激情地写着。他们完成后，我把他们的答案收齐并发下去让他们互相交换着看。“看你们手中的纸，试着推断出那是谁写的。”
这种福尔摩斯的侦探工作起初似乎令人很激动，但当我让他们告诉我他们的推断时，教室里沉寂了，所有的眼睛都朝下看。
“你推断出什么？”我问前排一个眼睛不那么向下看的女孩。
“我想我猜的这个人来自南方，因为她说她喜欢寒冷的天气，我是沈阳人，我想任何一个北方人都不会这么说。我想我猜的这个人很浪漫，因为她最喜欢的声音是大海的声音，但也许她非常现实，因为她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靠窗户坐的一个长相平平的女孩站起来。她认为写她那张纸的人“非常粗俗，不高雅”。
我要她解释一下。
“他写道他最喜欢的味道是可爱的女士的味道。”她说，语气中带着轻视。“但任何一个受过相当教育，行为举止正常的人都知道所有的女士闻起来都很可爱，即使那些不够漂亮的女士也如此。”
在后排一个叫赞纳的男孩听她一说完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举起手中的那张纸说：“我认为写这张纸的人是个疯子！”班上每个人都笑了。
“为什么你认为他或她是疯子？”我问。
“我说他是疯子是因为他是个男孩，但他最喜欢的影片是《罗马假日》，他最喜欢的运动是排球。”
挨着赞纳坐的一个女孩脸红了，她说那张纸是她写的，她站起来向我保证她不是疯子。
当每个人都给出他们的结论时，我让学生们找出他们手中那张纸的主人。当那些纸归还作者时，我问他们的推理是否正确，大多数人点头说是的。那个喜欢排球和《罗马假日》的女孩玛利娜曾被指责是个疯子，她看上去不太信服。
一会儿铃声就响了。学生们一个个笑着走了出去。我也挥手并回以微笑。尽管这个练习做完了，但推测才刚刚开始。在这一年余下的日子里，我试着从有限的信息中推测并理解我的学生们，而他们也试着推测并理解我。一些推测是正确的，一些推测可能是错误的，但我不确定。
我教课的第一天，闹了不少笑话，但是那时在沈阳没有人认识我。到了第二学期，我仍旧会出洋相，但再有人目睹这一切时，他们就会知道这个出丑的外国人是乔纳森。这学期我承担了大三学生的《美国历史》和《英语口语》两门课。
第一堂课我决定做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我在无数次英语角活动中学到的。某些学生会拿到英语单词或词组，然后解释给其他的人听，再让其他的人猜猜是哪个单词或词组。我用整个上午的时间准备了上百个纸条。上课时我把学生分成两组，每组选出一个人到前边来描述。他们很紧张，开始时效果不太好，仅有少数人能猜对，很多人在用汉语耳语。
“支持你的队友。”我说，“必要的话你可以大声地讲出来，我希望隔壁教室报怨我们的声音太大，他们的老师来找我们。”
在我的鼓励下，以及我提供的钥匙扣、毛绒玩具之类奖品的刺激下，他们开始大喊大叫。
一个叫阿普尔的漂亮女孩来到前面，解释她手里第一张卡片上的词。卡片上面写着。“《飘》”。“这是一本书……”她大声说，而此时我也开始倒计时。
“《飘》！”她的队友异口同声地说。
随之而来的是兴奋的尖叫声。这下子可真的把隔壁教室的老师引来了，他说我们的声音太大了。可是他一进教室就发现这儿更有趣，他加入了失利的小组。在他的帮助下，这个小组有了突破，开始领先。隔壁教室的学生没有了老师，也过来了，他们站在后面。
10：00时下课铃响了。班里的学生竟多了一倍。自称是“超级明星队”的小组击败了“明星队克星”。队员们手里拿着崭新的钥匙扣，趾高气扬地走出了教室。
第二学期的某一周，我决定再一次采用上学期曾用过的“读者信箱”的练习方式。
我把不同的问题分配给了各个小组。
一个小组讨论的话题是关于一个女孩的。这个女孩怀疑她的一位女友是同性恋者，因为她总喜欢赤身裸体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而且还要别人效仿她。
小组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更多的依据，他们无法判断那个女孩是否是同性恋。但是他们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并且就如何判断性倾向问题提出了很多的建议。讨论结果是有同性恋倾向的女子通常声音低沉、邋遢、对男性不感兴趣，并且与其他女子有染。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国人讨论同性恋的问题。而更有意思的是，下一个发言的是一个男孩，他的小组由几名男孩组成，而这几个男孩又是班上英语最差的。他针对一个害怕亲吻的男孩的来信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话的声音就像唱歌一样。
“我认为你会发现亲吻在很多方面都是那么的重要。当你穿上漂亮的衣服；当你闭上眼睛感觉想象中的天堂；当你温柔地亲吻一个婴儿……”他讲完时全班都鼓起掌来。但他转向我，一脸的疑惑，“乔纳森老师，或许我应该告诉那男孩，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还没献出我的初吻。”坐在前排的几个女孩笑了起来。他接着又说：“但是我知道当那一天来临时它将是完美的，那一定是最美好的爱情，我与他彼此相拥。”
对他的最后一句话，大家都没笑。我在开口之前想了想，尽力想弄清楚他到底说的是什么？真的是语法错误吗？巴思赫贝可能感觉到我一时语塞便接过话题。
“是你拥着她，亲吻她！”她大声地说，“男生是不可以亲吻男生的。”大家都笑了，那位男生也笑了，但他始终没改正他的语法错误。
纳尔逊也希望我像给我的学生上课那样练习英语。当我谈到那封关于“亲吻”的信时，他很感兴趣。
“小男生对亲吻恐惧是因为他还太小了。”纳尔逊说，“我这么认为是因为前几天我刚和女儿一起看过电影《泰坦尼克号》。看到杰克亲吻罗斯时我说：‘这是很美好，很浪漫的。’但我女儿说不是，他们只是在比谁的嘴巴更大。”
两周以后，我开始计划以一种访谈的形式授课——学生表演，观众也可以参与。有几个小组甚至想采用杰瑞·斯普林格的脱口秀的模式，那是一种地道的美国式的谈话节目。周四上课时，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很严肃，很悲伤。当访谈节目开始时，主持人介绍了人物。
“我是访谈节目主持人。”负责这一小组的女孩说，观众鼓掌。小组中的一名男孩——一位叫杜克的大二男生在黑板上写了“杀人”“死刑”两个词。
“我是原告。”又一女孩说，观众又鼓掌。
“我是马加爵的妈妈。”第三个女孩说，观众的掌声稀稀落落，杜克放下粉笔转过身。
“我是马加爵。”他说，无人鼓掌。
“谁是马加爵？”我问，无人回答。
再无更多的解释，表演开始了。很显然除了我以外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欢迎大家收看访谈节目。”主持人开始了主持，“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发生在中国的一起谋杀案。”学生中有人低语，“我们知道马加爵杀死了他的四位室友，最近他在垃圾箱中寻找食物时被抓捕。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件事。”
主持人请观众提问，第一排的一个女孩问原告。
“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置马加爵？”
“他当然要死，他杀了四个人，他应该偿命。”第二个问题是问马加爵的。
“为什么要杀害你的室友？”
“我杀他们是因为他们取笑我。”杜克回答，眼神和语气中流露出愤怒，“他们总是拿我寻开心，之后他们又说我打扑克耍赖，但我没有。”
“你是怎么被捕的？”又一个学生问。
“我太饿了，到垃圾箱里找东西吃时，被一个出租车司机认出来。他在电视上见过我的照片。”
“你认为你的儿子应该被处以死刑吗？”一个女孩儿问马加爵的妈妈。
“不！”她坚定地回答，之后语气又变得低沉，“我儿子做了错事，但是他的心理有问题。我们家在农村，很穷。上大学后，所有的人都取笑他，戏弄他，是这种残酷的大学生活使他发疯，他不应该被处以死刑。”
“你后悔吗？”一个学生问马加爵，杜克转向那位扮演母亲的学生。
“我对不起我妈妈，我不是个好儿子。妈妈，请不要再上诉，我不会赢的，让我去死吧！你们也可以省下一笔钱。”杜克漠然地说，那位扮演妈妈的学生哭了起来。
这是我在中国教过的最抑郁的一次课，下课后，十多名学生仍坐在座位上，“乔纳森老师，其实我们并不希望马加爵死。他是做了坏事，但可能他不应该死，你认为呢？”
“你知道马加爵在监狱时想干什么吗？”一个女孩很悲伤地说，我摇了摇头。“他想要他的英语课本，准备考试。他很快就要被处以死刑，但他还想着学英语，这让人很难过。”
（摘自《我在中国做外教》）
“你好！乔纳森，希望没吵醒你。”
“没有，接电话时我就要起来了。”
“好。你在中午12：00到主楼拿你的课程安排。”
在美国，教师通常提前几个月就拿到了他们的课程安排，在中国，直到学期开学才能拿到，我焦急地想知道我要教什么课。我不知道“主楼”在哪儿，在校园中到处寻找一个看起来足够“主要”的楼，但没找到。当我走过一个拐角处时，发现了一个白种人，他是我到中国后看到的第一个外国人。
他大约50岁，不健壮也不胖，卷曲的头发，前面很短后面很长。我追上去，一问才知道他也是个老师，在中国已任教六年，正巧他也去主楼取课程表，我们走到主楼的第三层，外语系就在那儿。唐和系里的秘书达芙妮跟我们打招呼。
达芙妮说的英语带有汉语和澳大利亚口音。她对我也能当老师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
“你太年轻了，也许你的学生比你老。”她大笑着说。
达芙妮递给我课程表，上面有授课名称、教室地点和学生名单等。我要教的是大学四年级的高级写作课和大学二年级的电影赏析课。她对于课程及授课内容和材料都没有做任何解释。
高级写作是什么意思？没弄清楚我该教什么，我就开始计划毫不知情的课程。普林斯顿大学曾给我一本英语课程的样本书，书中有关写作的部分对我的教学很有帮助。看完这本书后，我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摆好。接着，我在电视机旁的书桌上准备我的授课笔记。然后我就躺在木板床上，对着天花板做自我介绍，直到我累得睡着了。
我应该在8：00开始上课，我把闹钟定在了6：00。我想最好宿舍大门一开我就去教室，以免找不到主楼的403教室。
我在闹钟响的前一个小时就醒来了。宿舍大厅里的标牌上写着早6：30开门，终于熬到了这钟点。我抓起笔记本和学生名单，走下四层楼到了宿舍楼的大门口。
我推门。
门没动。
我再推门。
门仍没动。
宿舍楼的门是锁着的。我跑上四楼回到我的房间，看了看钟，确实过6：30了。应该开门了。我又跑回去使劲地推、拉着门，希望哗啦啦的响声能把有钥匙的人吵醒。我想：看门人一定有钥匙。我推开一扇扇没锁的门，但都没有找到看门人。我已没了耐心。
还差10分钟就到8：00点了，我疯狂地推、拉那些门窗将近一个半小时了。这时，一个原本锁着的小屋门开了，看门人很疲惫地走了出来。他好像刚睡醒，用汉语说了一大堆解释的话，我听不懂。他从容不迫地打开了楼门，点了支烟，边走边嘟囔地回他的小屋去了。
我朝着主楼的方向飞快地奔跑。到了主楼的大厅门口，一个身穿制服的门卫把我叫住了，要我出示学校的证件。
“我没有身份证件。”我用英语说。
他茫然地盯着我看。
我说：“没有……身份证，……我是一名老师，我是一名老师（汉语）。”
他看到这么年轻的一位老师似乎很高兴，笑了一会儿。当他止住笑时，我试着再用汉语解释我是英语老师。这次他没笑，让我进去了。
我毫不费力就找到了教室，但发现教室的门也是锁着的，我没有钥匙。还差不到5分钟就要上课了。我好不容易冲出了宿舍楼，进入了主楼，此时我不知该怎样进入教室了。当倒计时只剩3分钟时，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拿着一大串钥匙过来了，她表情严厉地望着我。
“你是美国人吗？”她用汉语问。我说我是美国人。她很友好地笑了，表情一点儿也不严厉了。
门开了，我进了教室，撕去了新黑板上面的塑料膜。这个黑板是屋子中唯一的一件新东西。屋里阴暗并单调，如果它不是那么脏，看起来会更像大学的教室。我在黑板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和“高级写作”等几个字。不一会儿，学生们开始进教室了。8：00铃声响起时，所有的学生都坐好了。
这个班有25名学生，除5名男生之外，其余都是女生。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英文名字。从一开始，他们的英语就比我想象的要好。所有的学生都朝我微笑着。一些人在进教室时朝我挥挥手，一些人进来时喘着粗气，但没有人直接和我说话。他们坐下后，每人都拿出了一块小桌布，铺在了单调的课桌上，一些女孩还拿出了小画片和其他装饰品。
我不断地被中国人那种使事物变得更加美丽、更加新颖的能力而震撼。我的学生到了几秒钟之后，教室里就充满了色彩，不再是死气沉沉的了。
看起来没有人会再进来，我开始讲课。
“你们好！我叫乔纳森，我是你们高级写作课的老师。”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坐在前排的两个女孩和我打了招呼。
“我来自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
我试着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美国地图，但结果是面积较大的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看起来却比较小。我指着矩形的右边说：“这是北卡罗来纳州。”所有的人都笑了。
我让学生做的第一个练习是写单词，在一张纸上写出四个他们认为最能形容自己及其性格的单词。班上的五位男生首先发言。他们用运动的术语来形容自己，比如“快”“篮球”“强壮”，还有“罗纳尔多”“贝克汉姆”和“乔丹”等。
第一个发言的女孩笑得很灿烂。她写道：“胖、减肥、没有、作用。”其实她不胖。
“你不了解什么是胖。”她坐下时，我对她说。她又笑了笑。
“是的，我们都知道美国人胖，我的一些同学认为你不是个真正的美国人。”
在他们选择形容自己的词汇中有很多重复，我惊讶地发现最常用的词汇竟是“普通”，几乎班上有一半的人认为自己“普通”，并把这个单词作为四个单词之一。中国人似乎觉得这很平常，但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却很新鲜。在美国，我看到的这类练习每次是这样的：学生们会说自己“独立”“独一无二”“另类”等，甚至连那些世上最一般的人也会写出自己如何有个性。我突然感到在这里是一个不把“普通”视为羞辱，而是作为一种骄傲的地方。
每个人都形容了自己，一个学生问我：“你的四个单词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在黑板上写下了“Happy to be here”（很高兴在这儿）。所有的学生都认为这个回答好极了，大家都在鼓掌。一个女孩举起手，说她有了新的四个单词，那就是“Happy Jonathan is here”（很高兴乔纳森在这儿），于是大家又鼓掌。
下一步，我让学生们写一个英语短文，谈谈他们希望在这门课上学到些什么。这主要是为我用来判断他们的写作水平用的，但也有隐秘的动机，那就是我还不知道高级写作课要讲什么，希望有人能告诉我。我以为学生写这篇文章会花去课堂上的剩余时间。但他们没有花那么长时间。男孩们写了很短的文章，5分钟就完成了，第一个交给我论文的是坐在后排那个矮矮的男孩。
“很高兴你乐意来中国。欢迎你来中国。你看上去似乎年轻又帅气。我希望你能使课堂变得活跃起来。有时，外国人很友善，但在耶稣的问题上很无聊。请不要整天谈论《圣经》，那对我来说很枯燥。也许你能谈些足球或摇滚乐方面的事。”
我读完他的文章时，所有其他的男孩也都写完了，女孩们写的时间有点长，但到9：00我面前已经堆了整整一摞写了短文的纸。我已经上完了准备好的课，但时间却还剩一个小时。
我拼命想下一步该做的事，但没想出来。我问大家是否有什么问题。看到许多只手举起来我大吃一惊。我叫了前排的一个女孩。
“通常在中国，”她开始说，“当铃声在8：50响起时，意味着我们有10分钟休息时间，在美国也有如此的习惯吗？”
我道歉说我不知道中国的习惯是在8：50后休息10分钟，提议我们说完他们提出的问题后就休息10分钟，不管那时我们说到哪儿。学生们认为这主意不错。
当如释重负的学生们一个个走出去时，我也如释重负。这时我写出了另一个练习来完成这次课。我在黑板上匆匆写下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你的爱好是什么？”学生们回来了，留意地看着面前的一堆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有点像是小测验。
“每人拿出一张纸。”我说。
全班发出叹息声。
“这不是考试。”
全班欢呼。
“写下你们最喜欢的电影、颜色、歌曲等等，但别在那张纸上写下你的名字。”
学生们充满激情地写着。他们完成后，我把他们的答案收齐并发下去让他们互相交换着看。“看你们手中的纸，试着推断出那是谁写的。”
这种福尔摩斯的侦探工作起初似乎令人很激动，但当我让他们告诉我他们的推断时，教室里沉寂了，所有的眼睛都朝下看。
“你推断出什么？”我问前排一个眼睛不那么向下看的女孩。
“我想我猜的这个人来自南方，因为她说她喜欢寒冷的天气，我是沈阳人，我想任何一个北方人都不会这么说。我想我猜的这个人很浪漫，因为她最喜欢的声音是大海的声音，但也许她非常现实，因为她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靠窗户坐的一个长相平平的女孩站起来。她认为写她那张纸的人“非常粗俗，不高雅”。
我要她解释一下。
“他写道他最喜欢的味道是可爱的女士的味道。”她说，语气中带着轻视。“但任何一个受过相当教育，行为举止正常的人都知道所有的女士闻起来都很可爱，即使那些不够漂亮的女士也如此。”
在后排一个叫赞纳的男孩听她一说完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举起手中的那张纸说：“我认为写这张纸的人是个疯子！”班上每个人都笑了。
“为什么你认为他或她是疯子？”我问。
“我说他是疯子是因为他是个男孩，但他最喜欢的影片是《罗马假日》，他最喜欢的运动是排球。”
挨着赞纳坐的一个女孩脸红了，她说那张纸是她写的，她站起来向我保证她不是疯子。
当每个人都给出他们的结论时，我让学生们找出他们手中那张纸的主人。当那些纸归还作者时，我问他们的推理是否正确，大多数人点头说是的。那个喜欢排球和《罗马假日》的女孩玛利娜曾被指责是个疯子，她看上去不太信服。
一会儿铃声就响了。学生们一个个笑着走了出去。我也挥手并回以微笑。尽管这个练习做完了，但推测才刚刚开始。在这一年余下的日子里，我试着从有限的信息中推测并理解我的学生们，而他们也试着推测并理解我。一些推测是正确的，一些推测可能是错误的，但我不确定。
我教课的第一天，闹了不少笑话，但是那时在沈阳没有人认识我。到了第二学期，我仍旧会出洋相，但再有人目睹这一切时，他们就会知道这个出丑的外国人是乔纳森。这学期我承担了大三学生的《美国历史》和《英语口语》两门课。
第一堂课我决定做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我在无数次英语角活动中学到的。某些学生会拿到英语单词或词组，然后解释给其他的人听，再让其他的人猜猜是哪个单词或词组。我用整个上午的时间准备了上百个纸条。上课时我把学生分成两组，每组选出一个人到前边来描述。他们很紧张，开始时效果不太好，仅有少数人能猜对，很多人在用汉语耳语。
“支持你的队友。”我说，“必要的话你可以大声地讲出来，我希望隔壁教室报怨我们的声音太大，他们的老师来找我们。”
在我的鼓励下，以及我提供的钥匙扣、毛绒玩具之类奖品的刺激下，他们开始大喊大叫。
一个叫阿普尔的漂亮女孩来到前面，解释她手里第一张卡片上的词。卡片上面写着。“《飘》”。“这是一本书……”她大声说，而此时我也开始倒计时。
“《飘》！”她的队友异口同声地说。
随之而来的是兴奋的尖叫声。这下子可真的把隔壁教室的老师引来了，他说我们的声音太大了。可是他一进教室就发现这儿更有趣，他加入了失利的小组。在他的帮助下，这个小组有了突破，开始领先。隔壁教室的学生没有了老师，也过来了，他们站在后面。
10：00时下课铃响了。班里的学生竟多了一倍。自称是“超级明星队”的小组击败了“明星队克星”。队员们手里拿着崭新的钥匙扣，趾高气扬地走出了教室。
第二学期的某一周，我决定再一次采用上学期曾用过的“读者信箱”的练习方式。
我把不同的问题分配给了各个小组。
一个小组讨论的话题是关于一个女孩的。这个女孩怀疑她的一位女友是同性恋者，因为她总喜欢赤身裸体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而且还要别人效仿她。
小组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更多的依据，他们无法判断那个女孩是否是同性恋。但是他们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并且就如何判断性倾向问题提出了很多的建议。讨论结果是有同性恋倾向的女子通常声音低沉、邋遢、对男性不感兴趣，并且与其他女子有染。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国人讨论同性恋的问题。而更有意思的是，下一个发言的是一个男孩，他的小组由几名男孩组成，而这几个男孩又是班上英语最差的。他针对一个害怕亲吻的男孩的来信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话的声音就像唱歌一样。
“我认为你会发现亲吻在很多方面都是那么的重要。当你穿上漂亮的衣服；当你闭上眼睛感觉想象中的天堂；当你温柔地亲吻一个婴儿……”他讲完时全班都鼓起掌来。但他转向我，一脸的疑惑，“乔纳森老师，或许我应该告诉那男孩，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还没献出我的初吻。”坐在前排的几个女孩笑了起来。他接着又说：“但是我知道当那一天来临时它将是完美的，那一定是最美好的爱情，我与他彼此相拥。”
对他的最后一句话，大家都没笑。我在开口之前想了想，尽力想弄清楚他到底说的是什么？真的是语法错误吗？巴思赫贝可能感觉到我一时语塞便接过话题。
“是你拥着她，亲吻她！”她大声地说，“男生是不可以亲吻男生的。”大家都笑了，那位男生也笑了，但他始终没改正他的语法错误。
纳尔逊也希望我像给我的学生上课那样练习英语。当我谈到那封关于“亲吻”的信时，他很感兴趣。
“小男生对亲吻恐惧是因为他还太小了。”纳尔逊说，“我这么认为是因为前几天我刚和女儿一起看过电影《泰坦尼克号》。看到杰克亲吻罗斯时我说：‘这是很美好，很浪漫的。’但我女儿说不是，他们只是在比谁的嘴巴更大。”
两周以后，我开始计划以一种访谈的形式授课——学生表演，观众也可以参与。有几个小组甚至想采用杰瑞·斯普林格的脱口秀的模式，那是一种地道的美国式的谈话节目。周四上课时，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很严肃，很悲伤。当访谈节目开始时，主持人介绍了人物。
“我是访谈节目主持人。”负责这一小组的女孩说，观众鼓掌。小组中的一名男孩——一位叫杜克的大二男生在黑板上写了“杀人”“死刑”两个词。
“我是原告。”又一女孩说，观众又鼓掌。
“我是马加爵的妈妈。”第三个女孩说，观众的掌声稀稀落落，杜克放下粉笔转过身。
“我是马加爵。”他说，无人鼓掌。
“谁是马加爵？”我问，无人回答。
再无更多的解释，表演开始了。很显然除了我以外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欢迎大家收看访谈节目。”主持人开始了主持，“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发生在中国的一起谋杀案。”学生中有人低语，“我们知道马加爵杀死了他的四位室友，最近他在垃圾箱中寻找食物时被抓捕。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件事。”
主持人请观众提问，第一排的一个女孩问原告。
“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置马加爵？”
“他当然要死，他杀了四个人，他应该偿命。”第二个问题是问马加爵的。
“为什么要杀害你的室友？”
“我杀他们是因为他们取笑我。”杜克回答，眼神和语气中流露出愤怒，“他们总是拿我寻开心，之后他们又说我打扑克耍赖，但我没有。”
“你是怎么被捕的？”又一个学生问。
“我太饿了，到垃圾箱里找东西吃时，被一个出租车司机认出来。他在电视上见过我的照片。”
“你认为你的儿子应该被处以死刑吗？”一个女孩儿问马加爵的妈妈。
“不！”她坚定地回答，之后语气又变得低沉，“我儿子做了错事，但是他的心理有问题。我们家在农村，很穷。上大学后，所有的人都取笑他，戏弄他，是这种残酷的大学生活使他发疯，他不应该被处以死刑。”
“你后悔吗？”一个学生问马加爵，杜克转向那位扮演母亲的学生。
“我对不起我妈妈，我不是个好儿子。妈妈，请不要再上诉，我不会赢的，让我去死吧！你们也可以省下一笔钱。”杜克漠然地说，那位扮演妈妈的学生哭了起来。
这是我在中国教过的最抑郁的一次课，下课后，十多名学生仍坐在座位上，“乔纳森老师，其实我们并不希望马加爵死。他是做了坏事，但可能他不应该死，你认为呢？”
“你知道马加爵在监狱时想干什么吗？”一个女孩很悲伤地说，我摇了摇头。“他想要他的英语课本，准备考试。他很快就要被处以死刑，但他还想着学英语，这让人很难过。”
（摘自《我在中国做外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