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据《论语》文本，简略阐述了孔子的德政思想，梳理了实施德政需要的具体条件。在弘扬以德治国的大背景下，希望孔子的德政思想能够得到借鉴。
　　关键词：论语；政；德政
　　说孔子是政治家，孔子听了应该高兴。这应该是孔子的第一理想，作教育家，不过是第一理想难以实现之后的退而求其次，即使作教育家很成功。
　　整部《论语》，绝大部分篇章都与政治有着剪不断的关系，直接涉及“政”的有28章之多。《說文解字》释“政”为“正也”。《颜渊》第16章，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路》第6章，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第13章，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三章内容从不同角度，反复申述“政”的核心，就是“正”。打铁还需自身硬，己身正，方能正人；正其身，不难从政。要求他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他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遵从政令，遵守制度，遵守规矩，首先从自身做起，这显然是对于居上位者“政治”上的要求，这反映了孔子对于君臣、官民、上下级之间的一贯明确主张，就是首先对居上位者提出要求。所谓“政”，即是居上位者首先要严以律己，自我端正，而不是不论是非曲直，单方面要求居下位者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绝对服从，无限忠诚。稍加梳理思考，不难发现，直接涉及“政”的28章内容，都贯穿着孔子的这一思想。孔子的思想之所以不被当时的执政者所欣赏并采纳，这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孔子一生致力于弘扬周公之道，主张施行德政。《为政》第1章，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德理政，就像北斗星，安居其所，众星环拱，无为而为，顺理成章，治国如此，君临天下，何尝不是如此。如此说来，一國之君乃至天子，其德必为国人乃至天下人共扬，方能称其为“为政以德”，不可谓不高，同时也不可谓不难。《为政》第3章，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政”比“德”，以“刑”比“礼”，孔子所言之重心显在后者，孔子所强调的当然是“德”与“礼”。孔子的政治逻辑有一点非常可贵又长期被后人误会，就是他对于处于比较的双方，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肯定一方面，就必然否定另一方面。比较是为了强调，而非为了肯定一方而决然否定另一方，这正是孔子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智慧所在。他作为教育家，一以贯之的因材施教，也同样表现出可贵的辩证客观的教育思想，既有肯定，亦有批评，既有谆谆教诲，亦有教学相长。孔子的政治逻辑与其教育思想是相通连贯的。相对于所强调的“德”与“礼”，孔子并没有断然否定“政”与“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虽然不能达到让“民”知“耻”，但能够使其自我规避（“免”）刑罚，客观上也能使社会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不得不承认，仅有“政”（政令）“刑”（刑罚）的社会难免冷冰枯寂，长期下去，难免畸形生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不同，是从思想自觉上和道德自律上解决问题，思想观念的觉悟与提升，可以使“民”产生荣耻之心，主动恪守“刑”之上的“礼”。以德治国，乃至以德临天下，虽然在理论上有其严密的逻辑性，但这是太高的要求，在孔子所处的那个社会阶段，显然是无法作为社会常态而成为现实。寄希望于居上位者，能够常态化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也大多是一种奢望。
　　施行德政，需要施政者具备一定的条件。除了具备“德”与“礼”的笼而统之的顶层设计要求之外，也有一些具体的要求。《雍也》第8章，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相对于其它时候孔子与季氏权贵的问答，孔子此次的答权贵者问，显得自信满满，酣畅淋漓。仲由、（冉）求是孔子“政事”门的弟子，（端木）赐是孔子“言语”门的弟子，同属于孔门“十二贤”。从孔子的言论看，仲由处事果断，端木赐人情练达，冉求多才多艺，对于从政这件事，有何难哉！三人所长，未必一定符合“德政”的条件，但一定是施行“德政”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对于这三位高徒，孔子常有微词，意在时时提醒，需要在“仁”与“德”方面兢兢以求，孜孜上进。但处理政务，以三位弟子的德能，从之裕如。从三人实际的从政经验，也验证了孔子的识人之慧，鉴人之能。《颜渊》第7章，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三者去一，二者去一，一去兵备，二去民天，皆为立国之本，固国之本，强国之纲。对此，孔子并非懵懂，深知必不能去。必不得已而去而言，不过是强调了“民信”之重要。民对“政”无信，执政者不能取“信”于民，则“足食”“足兵”亦不能保证国之独完。“信”是“政”之核心，应该是孔子的思想所在。《论语》全篇，“信”是重要的范畴，无论一人应具备之品德，还是一国奉行之重典，都是孔子所极力推崇的重要品行。回到此章孔子首句，“足食”“足兵”“民信”，应该是孔子认为的治理政务应该着力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子路》第1章，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受到孔子肯定，能够从政的弟子子路问孔子从政之道。孔子针对子路的性格特性，答以“先之”“劳之”，并且“无倦”。这应该也是对从政者的普遍要求，就是要做到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并且坚持不懈。以身作则、任劳任怨不是表面文章，不是作秀，要避免他人产生如此印象，就要“无倦”，持之以恒，没有懈怠。短时间的“先之”“劳之”不难，难在“无倦”，获得实质性的效果亦在“无倦”。《子路》第2章，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冉雍（仲弓）为孔门“德行”门弟子，孔子对其评价甚高，“雍也可使南面”，按照朱熹的解释，“仲弓宽宏简重，有人君之度也”。仲弓问政，孔子答以“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对于前二者，仲弓想必没有疑问，亦能妥善处置，唯对于“举贤才”进一步请教。举贤任能，是优秀领导人的可贵素质。举贤任能其前提是知贤认能，自知不易，识人亦难，不得不慎。“焉知贤才而举之”，仲弓之问，亦传达出慎重之意。这是为孔子所赞赏与肯定的。在权力的周围，难免会有投机者、作秀者，真正的贤才可能隐藏其中，也可能退避之外。在纷纭复杂的真假虚实中，如何准确辨别真贤而举用之，的确需要超人的政治智慧和通明练达的慧眼识珠。以仲弓的德才，不可能对于所有的“属下”是否贤能懵懂不知。故而，孔子以此为切入点，给予启发：对于自己有把握认可的贤才大胆荐用，以示招贤纳能之诚，如此，那些为自己所不知的贤才即会望标而动，自然也会有人向诚意纳贤者举荐贤能之人。
　　孔子的时代，诸国纷争，周天子如同虚设。诸侯国内，大多也是权臣当道。对此礼崩乐坏的混乱之世，孔子颇不以为然。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在当时的鲁国，季氏家族大权独揽，每有僭越礼制的行为，孔子常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微词。《子路》第14章，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按规定，孔子作为卸任的大夫是能够与闻国政的。议论国政，应该在有国君主持的朝廷之上，而不应该在大夫之家。但季氏偏偏在自己家里会商国政，这是僭越礼制的行为。孔子对此提出委婉的批评，大夫之家讨论的应该是具体的事务，而不应该是国政。
　　以孔子之博学与德能，应该从政为官，大展抱负。孔子具备从政为官的个人条件，其本人也有此迫切之愿望，但时势造英雄，孔子偏偏是一个“死脑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孜孜以求弘扬儒家的治国之道。孔子非不想为，亦不是不能为，而是不可为。虽身在朝堂之外，孔子依旧坚持自己的为政之道，这是孔子的可悲之处，亦是孔子的可敬之处。《为政》第21章，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岂其为为政？”孔子认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以此道推及于执政者，这就是从政，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是从政呢。实际从政者若反其道而行，即使身在从政，又如何从“正”呢？“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作者简介：
　　陈新，男，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