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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DP增速只有5%吗？大家在评估中国GDP增速的时候，往往只关注实体经济的状况。如果只统计第一、第二产业GDP之和的增速，按我的估算，中国2015年的GDP增速为5.6%，确实与大家的判断比较接近。但第三产业被忽略了。中国目前及今后的经济亮点是在服务业，但大家的关注点还是在制造业。
鉴于最近大家对中国经济是否见底争议颇大，笔者将通过对统计数据的深度剖析来揭示GDP背后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钱投了，没看到效益
中国的GDP与全球其他国家GDP在构成上的最大差异，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占比过高，即中国GDP增速对投资的依赖度太高。
世界银行数据库揭示，中国2011-2014年，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47%、48%和46%。与中国该指标相同或超过中国的，只有四个国家：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不丹。
2014年的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的数据中，美国19%、德国19%、日本21%、韩国29%，印度32%、巴西20%。可见中国的投资占比基本超过发达国家的一倍，同时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实际上，中国的这一占比几乎是全球平均数的两倍（全球2013年的数据为22.2%）。2015年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占比降至44%，但仍然很高。
假如投资的高增长可以带来企业盈利的相应增长，或者不至于让企业和社会的债务率快速上升，这样的投资是无可厚非的。
但中国从2001-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22%，同期GDP的年均增速在9%左右。近5-6年来债务的增长一直维持在两位数，尤其是去年国有企业的债务增长超过18%。
投资效率低下，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政府主导投资，各地开展GDP增长“锦标赛”，大兴土木，全国城市面积的扩大规模远超人口流入的规模。投资往往不是市场导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很难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
二是区域发展战略上，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三大战略。这三大板块的投资增速大大超过东部地区，但资金流向与人口流向相背离，生产要素之间的错配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即投资占比高的地区，GDP占比没有得到相应提升。
如东部地区投资占比从2001年的60%降至40%，但GDP份额只是略有下降，仍在50%以上。中部、西部和东北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不断上升，但对本区域的经济拉动作用并不明显。
三是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但投入产出比远低于民营企业，同时又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导致国企的债务高企，2015年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16%。
为何经营业绩差的国有企业反而能获得更多的贷款支持呢？因为国企的背后有政府的信用作担保，而民营企业，尤其是轻资产的民营企业则缺乏融资渠道。
简单来说，投资的三大主要问题是资金流与人口流的错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投资错位和高投资与高回报之间的逆向选择。
为了省钱，买买买
消费与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有很大相关性。回顾一下历年GDP，消费的贡献都是很稳定的，且消费增速的斜率也很平稳，从过去每年13%-14%的增长，降至目前10%-11%的增长。
此外，消费升级也如期而至，表现为吃住占比明显下降，而交通通讯、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的支出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统计局在今年1月份对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的权重做了调整——食品烟酒权数下降3.45%，生活用品及服务权数下降1.1%；居住权数上升2.2%，交通和通信权数上升1.1%，医疗保健权数上升1.3%。
按照新的权重规则推算，2016年肉禽类价格权重从2015年的6.4%，调整到2016年的4.35%，其中猪肉价格权重从上一年的3%调低到2.34%。这样猪肉价格上涨对CPI的拉动就有所缓解。
尽管大家对于通胀预期强烈，但这轮物价上涨的幅度有限，不会超过2010-2011年CPI涨幅。在全球经济疲弱的背景下，全年估计还是很难突破3%。所谓滞胀之说，可能性不大。
消费这驾马车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一直波动不大，中国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在90年代时曾占到65%，之后大幅回落。如今也不过回升到50%，比发达国家要落后很多，如美国、日本都在80%以上。即便与新兴国家比，也明显落后，如印度也要占到70%。
同时，消费存在一定的扭曲现象，这与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有很大关系。
中国已经是全球奢侈品消费的第一大国，但中国还是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我曾经就国人到日本旅游购买马桶盖现象做过细致分析，发现智能马桶在中国的潜在消费者数量大约为2500万户家庭，但迄今为止，中国还没能使用坐便器的人口超过6亿。
因此，与其强调有效供给不足问题，不如更加关注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
有效需求不足的背后是中国中产阶层占比很小，即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上可以发现，尽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收入最高10%家庭与收入最低10%家庭的收入差距，在最近5年内是不断扩大的。
中国在2015年的出境游人次大约是1.2亿，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去港澳，且不过夜。2014年除去港澳出境人次后，出境且过夜的人次大约在5000万左右，如果再剔除多次出国因素，出国旅游的人口也就4000万左右，占总人口2.9%。
中国的富人和中产者的数量，估计最多也就7000万左右，占总人口数量5%左右。
对于中国人出国旅游的平均消费额全球最高的现象，我认为这恰恰是中产阶层占比较少、收入水平不高的体现。因为出国消费的大部分钱都用在购物上了，而购物的目的是为了逃避高关税，把旅游的钱“赚回来”。 这与90年代国内旅游的游客，拿着大包小包返回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中国消费这驾马车是有点扭曲的，扭曲的背后是居民收入结构分布的畸形。
“世界工厂”搬迁了
2015年出口增速为-1.8%，是2009年以后首次出现的负增长。而在2015年的两会上，商务部部长预测当年出口增速为6%。反差如此之大，只能说明全球经济很低迷，同时也说明中国的出口优势在削弱。今年2月份中国出口增速下降超过20%，为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的最低点。
尽管2015年中国出口增速出现了负增长，但出口额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却继续上升超过13%，原因是其他国家出口降幅更大。中国作为出口第一大国，与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些出口大国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货物出口中的加工贸易占比过高。
2015年，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之比为6：4。尽管加工贸易的占比过去曾达到50%左右，近年来已经有所下降，但如此之高的占比，还是反映出中国仍然不是外贸强国，而只是高度依赖于为发达国家提供产品加工、组装服务的外贸大国而已。
中国未来的出口前景不容乐观，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具有刚性，这已经导致国内部分制造业向劳动力价格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转移。
二是未来人民币贬值幅度有限，出口汇率优势难以形成。中国自2014年以来，出口增速就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尽管人民币对美元不再升值，但由于其他货币的贬值，导致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仍在上升。
今后为了应对资本外流的压力，估计人民币的贬值幅度很有限，形成不了汇率优势。
三是美国、德国的再工业化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鞠恩民称，中国制造业成本不仅高于东南亚、南亚、东欧，并且达到了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0%以上。
其中珠三角、长三角达到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5%，中国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正面临压力。
中国制造业中的某些成本，如电力成本、物流成本等都很高；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西方国家如美国、德国等随着机器人的广泛使用，成本有望进一步下降。
如德国推出了工业4.0，法国也准备效仿德国进行再工业化；德国2月份的出口额就出现了大幅回升。
因此，中国出口贸易所面临的挑战，将是全方位的，既来自发达国家，又来自发展中国家；既有成本压力，又有技术瓶颈。
通过对三驾马车的分析，我们很难得出一个乐观的结论。尽管在超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下，今年第一季度的投资和盈利数据出现一定的好转，但这似乎只是短暂的反弹。
什么样的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特征；设立什么样的目标，就会为了实现该目标而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改革不推进，结果就不会出人意料。
鉴于最近大家对中国经济是否见底争议颇大，笔者将通过对统计数据的深度剖析来揭示GDP背后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钱投了，没看到效益
中国的GDP与全球其他国家GDP在构成上的最大差异，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占比过高，即中国GDP增速对投资的依赖度太高。
世界银行数据库揭示，中国2011-2014年，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47%、48%和46%。与中国该指标相同或超过中国的，只有四个国家：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不丹。
2014年的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的数据中，美国19%、德国19%、日本21%、韩国29%，印度32%、巴西20%。可见中国的投资占比基本超过发达国家的一倍，同时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实际上，中国的这一占比几乎是全球平均数的两倍（全球2013年的数据为22.2%）。2015年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占比降至44%，但仍然很高。
假如投资的高增长可以带来企业盈利的相应增长，或者不至于让企业和社会的债务率快速上升，这样的投资是无可厚非的。
但中国从2001-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22%，同期GDP的年均增速在9%左右。近5-6年来债务的增长一直维持在两位数，尤其是去年国有企业的债务增长超过18%。
投资效率低下，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政府主导投资，各地开展GDP增长“锦标赛”，大兴土木，全国城市面积的扩大规模远超人口流入的规模。投资往往不是市场导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很难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
二是区域发展战略上，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三大战略。这三大板块的投资增速大大超过东部地区，但资金流向与人口流向相背离，生产要素之间的错配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即投资占比高的地区，GDP占比没有得到相应提升。
如东部地区投资占比从2001年的60%降至40%，但GDP份额只是略有下降，仍在50%以上。中部、西部和东北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不断上升，但对本区域的经济拉动作用并不明显。
三是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但投入产出比远低于民营企业，同时又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导致国企的债务高企，2015年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16%。
为何经营业绩差的国有企业反而能获得更多的贷款支持呢？因为国企的背后有政府的信用作担保，而民营企业，尤其是轻资产的民营企业则缺乏融资渠道。
简单来说，投资的三大主要问题是资金流与人口流的错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投资错位和高投资与高回报之间的逆向选择。
为了省钱，买买买
消费与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有很大相关性。回顾一下历年GDP，消费的贡献都是很稳定的，且消费增速的斜率也很平稳，从过去每年13%-14%的增长，降至目前10%-11%的增长。
此外，消费升级也如期而至，表现为吃住占比明显下降，而交通通讯、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的支出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统计局在今年1月份对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的权重做了调整——食品烟酒权数下降3.45%，生活用品及服务权数下降1.1%；居住权数上升2.2%，交通和通信权数上升1.1%，医疗保健权数上升1.3%。
按照新的权重规则推算，2016年肉禽类价格权重从2015年的6.4%，调整到2016年的4.35%，其中猪肉价格权重从上一年的3%调低到2.34%。这样猪肉价格上涨对CPI的拉动就有所缓解。
尽管大家对于通胀预期强烈，但这轮物价上涨的幅度有限，不会超过2010-2011年CPI涨幅。在全球经济疲弱的背景下，全年估计还是很难突破3%。所谓滞胀之说，可能性不大。
消费这驾马车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一直波动不大，中国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在90年代时曾占到65%，之后大幅回落。如今也不过回升到50%，比发达国家要落后很多，如美国、日本都在80%以上。即便与新兴国家比，也明显落后，如印度也要占到70%。
同时，消费存在一定的扭曲现象，这与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有很大关系。
中国已经是全球奢侈品消费的第一大国，但中国还是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我曾经就国人到日本旅游购买马桶盖现象做过细致分析，发现智能马桶在中国的潜在消费者数量大约为2500万户家庭，但迄今为止，中国还没能使用坐便器的人口超过6亿。
因此，与其强调有效供给不足问题，不如更加关注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
有效需求不足的背后是中国中产阶层占比很小，即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上可以发现，尽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收入最高10%家庭与收入最低10%家庭的收入差距，在最近5年内是不断扩大的。
中国在2015年的出境游人次大约是1.2亿，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去港澳，且不过夜。2014年除去港澳出境人次后，出境且过夜的人次大约在5000万左右，如果再剔除多次出国因素，出国旅游的人口也就4000万左右，占总人口2.9%。
中国的富人和中产者的数量，估计最多也就7000万左右，占总人口数量5%左右。
对于中国人出国旅游的平均消费额全球最高的现象，我认为这恰恰是中产阶层占比较少、收入水平不高的体现。因为出国消费的大部分钱都用在购物上了，而购物的目的是为了逃避高关税，把旅游的钱“赚回来”。 这与90年代国内旅游的游客，拿着大包小包返回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中国消费这驾马车是有点扭曲的，扭曲的背后是居民收入结构分布的畸形。
“世界工厂”搬迁了
2015年出口增速为-1.8%，是2009年以后首次出现的负增长。而在2015年的两会上，商务部部长预测当年出口增速为6%。反差如此之大，只能说明全球经济很低迷，同时也说明中国的出口优势在削弱。今年2月份中国出口增速下降超过20%，为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的最低点。
尽管2015年中国出口增速出现了负增长，但出口额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却继续上升超过13%，原因是其他国家出口降幅更大。中国作为出口第一大国，与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些出口大国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货物出口中的加工贸易占比过高。
2015年，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之比为6：4。尽管加工贸易的占比过去曾达到50%左右，近年来已经有所下降，但如此之高的占比，还是反映出中国仍然不是外贸强国，而只是高度依赖于为发达国家提供产品加工、组装服务的外贸大国而已。
中国未来的出口前景不容乐观，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具有刚性，这已经导致国内部分制造业向劳动力价格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转移。
二是未来人民币贬值幅度有限，出口汇率优势难以形成。中国自2014年以来，出口增速就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尽管人民币对美元不再升值，但由于其他货币的贬值，导致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仍在上升。
今后为了应对资本外流的压力，估计人民币的贬值幅度很有限，形成不了汇率优势。
三是美国、德国的再工业化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鞠恩民称，中国制造业成本不仅高于东南亚、南亚、东欧，并且达到了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0%以上。
其中珠三角、长三角达到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5%，中国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正面临压力。
中国制造业中的某些成本，如电力成本、物流成本等都很高；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西方国家如美国、德国等随着机器人的广泛使用，成本有望进一步下降。
如德国推出了工业4.0，法国也准备效仿德国进行再工业化；德国2月份的出口额就出现了大幅回升。
因此，中国出口贸易所面临的挑战，将是全方位的，既来自发达国家，又来自发展中国家；既有成本压力，又有技术瓶颈。
通过对三驾马车的分析，我们很难得出一个乐观的结论。尽管在超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下，今年第一季度的投资和盈利数据出现一定的好转，但这似乎只是短暂的反弹。
什么样的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特征；设立什么样的目标，就会为了实现该目标而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改革不推进，结果就不会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