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16世纪末期,肉菜浓汤开始发生变化。在宗教战争期间,庄稼减收,瘟疫横扫法国,穷人越发吃不起肉菜浓汤了。与此同时,肉菜浓汤渐渐出现在权贵阶层的餐桌上一一他们中有许多人也因为时势艰难,而发现了这道菜朴素的魅力。1582年,法国的亨利三世命令厨师,要么给他端上“煮得特别烂的肉”,要么就给他端上满满一勺上好的肉菜浓汤。同样地,法国散文家塞维尼夫人(Madame de Sevigne)写于17世纪中期的信件也表明,她不仅喜欢吃肉菜浓汤,而且还推荐给了她女儿。1691年,法国童话作家多尔诺瓦夫人(Marie-Catherine d’Aulnoy)甚至抱怨说在西班牙,几乎无法找到一盘美味的肉菜浓汤。
这种消费上的转换促使人们研发了更为稳定的菜谱。虽然蔬菜仍然依照时令,对肉的选择却反映了贵族或皇家的品位。猪肉和培根开始消失,越来越多地采用更好的牛肉,并常常与鸡肉和小牛肉一起烹制。尽管如此,肉菜浓汤却从来没有完全被接纳为贵族大菜。肉菜浓汤依然被看作是“农民”的食物,人们更加频繁地吃起它,即便这样,它也很少出现在公开的或庆典的场合。
然而,荒谬的是,正是因为肉菜浓汤被认为是法国中产阶级的身份象征,它才很快变得更加社会分化。在第二帝国时期,中产阶级发达起来了。尽管总体上经济下滑,农业主要由小的商业化的农民主导,商业也主要是作为中间商的店铺老板的自留地。他们离形成一个统一的团体还差得远,但他们本能的保守主义和对法国经济越来越多的掌控,使得他们与有组织的劳工和激进的共和党人产生了矛盾。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肉菜浓汤成了社会斗争的焦点。某些“布尔乔亚”作家——例如乔治桑(Georges Sand),依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和龚古尔(Goncourt)兄弟——将肉菜浓汤视为“诚实稳重的传统价值”的象征,并且认为由于工人阶级也开始享用肉菜浓汤,这种传统价值正在遭受侵蚀,岌岌可危。其他人却将打着中产阶级统一性的名号对个人主义的扼杀而感到不安,将肉菜浓汤看作是这种压迫的标志。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法国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的著作《纯朴的心(1863)》(Le chateau des coeurs)。这是一個以“肉菜浓汤的王国”为背景的幻想故事,其中第六幕描述了一个盛满肉菜浓汤的巨大汤锅正在接受一群中产阶级的膜拜。作为他们全部幸福的源泉,肉菜浓汤代表着中产阶级所看重的全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低级的物质主义和狭隘的自我利益。其影响也十分恐怖。当此剧的主角保罗拒绝尝肉菜浓汤时,就被作为囚犯扔进了监狱。在最后一幕,出现了令人恐惧的转折,汤锅升到了空中,变得非常大,直到渐渐遮住了太阳,将城市扔进黑暗之中。
肉菜浓汤也许一直深陷争议的泥潭。但是,在拿破仑三世让位后的数年中,随着法国经济开始复苏,社会矛盾也减缓了,肉菜浓汤就开始被“民主化”了。既然更便宜的肉唾手可得,肉菜浓汤便再次出现在了劳动阶层的家里。尽管一开始仅限于节日,吃肉菜浓汤很快就成了任何人都能享受的家常便饭。例如,在埃米尔·左拉(EmileZola)的《小酒店》(1878)中,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的《项链》(1884)和若利斯·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的《那边》(1895)中,肉菜浓汤就是一种踏踏实实的享受,弥漫着淳朴与善良的气息;大仲马(AlexandreDumas)在《菜肴小词典》(La Petite dictionnarie de la cuisine中文版名为《大仲马美食词典》)(1882)一书中欣然写道:他的门卫“除了照看他的汤锅和拉一拉绳子,没啥可干”,也许门卫吃到的肉菜浓汤比有名的富豪罗斯柴尔德先生吃到的还要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