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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顾彬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翘楚，刘再复的名望也早已奠定。两位学者的争执可以给后来者提供方法上的借鉴。本文无意偏袒任何一方，只想重申学术讨论的常识。常识如果不践行，也就失去了其意义。
关键词：顾彬；刘再复；莫言
2013年8月11日，刘再复先生写成《驳顾彬》一文，此文发表在《华文文学》2013年第5期和《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后者略有删节，原因众所周知，兹不赘言。由于刘先生动笔前“十分愤怒”，所以读者读到这些字句时应该不会过于吃惊：顾彬在香港演讲时表现出“殖民者姿态与腔调”。他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则是为了“制造‘一论等于一万论’”的效果，从而在中国大陆扬名。为此他不惜“自吹自擂”、“膨胀事实，歪曲事实，捏造事实”。在一篇旨在讨论学术问题的文章里怀疑对方的人格和动机，只会将讨论引向歧途。
激怒刘再复的是顾彬的“垃圾论”（传言“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出自顾彬之口）；以及《明报月刊》上刊登的顾彬的发言稿《莫言、高行健与文学危机》（大陆发表时改为《在世界文学危机的背景下批评莫言》）。
为了继续讨论，我们权当顾彬的发言稿是如实发表在《明报月刊》的，未经编辑有意删改。即便如此，刘再复的驳斥也未必成立，他的文章有不少偏颇之处值得提出来分析。他似乎是太愤怒了，忘记了一个学者的修养：“因为这‘垃圾论’（指“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我才知道‘顾彬’。所以一见到‘顾彬’，就想到‘垃圾’。”我不知道语带轻佻地玩弄这样的文字游戏，究竟是澄清了事实维护了“中国当代文学最低限度的尊严”（刘先生语），还是暴露了自己的油滑？
刘再复不忌讳说自己和顾彬“交往”，两人曾共事却没交流。他推测：顾彬心理失衡乃是由于瑞典文学院选择了高行健而非北岛。证据他没拿出来。笔者倒是发现了例证，2009年在南京大学的一个讲座上，顾彬非常遗憾是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认为，北岛的作品文学价值高，而高行健的作品相对差一些。文学水平的高下之判当然见仁见智，学术问题贵在交流，顾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没有妨害谁，如果刘先生不同意他的观点，大可以撰文指正，而非写诸如《驳顾彬》之类斯文扫地的骂人文章。
刘再复的愤怒是合理的吗？顾彬的观点是否有偏向性？
其实顾彬的观点也略嫌空泛，但考虑到他已经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明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原谅他演讲时的“自由发挥”。他的主要观点是：“高行健是许多欧洲作家的继承者”。戏剧《车站》是塞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的“变体”，获诺奖作品《灵山》受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又译作《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影响。
刘先生果然太生气了，所以行文颇多逻辑缺陷，“倘若我再沉默，不仅有负于高行健、莫言这两位天才作家的贡献，也有损中国当代文学最低限度的尊严。”顾彬演讲或接受采访时都没有“高度评价”过中国当代文学：莫言早期的小说太刻意模仿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余华、莫言、苏童他们能在美国及德国找到读者，是因为那些读者想得到消遣。《明报月刊》上他的观点也不会相差太远。刘先生写过许多论述高、莫的文章，莫言获奖后就出版了结集《莫言了不起》，有了《高行健莫言风格比较论》，还有续篇《故事的极致与故事的消解——<高行健莫言比较论>续篇（提纲）》。毫无疑问，两人的观点大相径庭。还是那句老话，学术之争、读者趣味见仁见智。我不是很理解刘先生为什么火冒三丈，甚至赐给顾彬一顶“殖民者”的帽子，难不成这样就可以说服对方？就算对方严重低估了高、莫二人的作品，那也丝毫无损高、莫作品的价值，更不需要牵扯上“中国当代文学最低限度的尊严”。须知中国不止高、莫两个作家，也许他们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但就是代表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
许子东先生为顾彬辩护，提及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刘先生回应：“此书我读过，惟一的‘特色’是对高行健信口雌黄了好几页，其余的全是重复他人的老生常谈。”证据一如既往缺席。所谓的“信口雌黄”指的大概就是“高行健是许多欧洲作家的继承者”一言吧。一本厚达四百多页的学术著作既然被“认定为”卑之无甚高论，稍加指出其缺陷也是合理的，但他没有作相关的分析例证。刘先生接着语带嘲讽言及写作文学史的学者：“写文学史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流行的学术捷径”，“聪明的顾彬也拼凑个可在大陆通行的版本”。他把写文学史跟形容词“流行的”和名词“捷径”组合一起，抹杀了所有同行的努力。
刘先生继续“推理”：顾彬讲述翻译出版高行健作品的经历，“不过是一种自我吹嘘、自我叫卖的猎取功名的生存小技巧”。他在前文已经说了一大堆不负责任的推论：顾彬在德国汉学界籍籍无名、顾彬的文学史一无是处......（顾彬）“把‘垃圾’这一最脏最臭的东西倒在中国作家头上”。刘先生的文章让笔者重新思考“倒在中国作家头上最脏最臭的东西是什么”，他的《高行健论》至今无法出简体版也许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虽然刘先生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但他却有取之不尽的道德武器。他叙述了与争论无关的交游往事，自己与各位文坛前辈、海外同行的过从，接下来便坚持他“结论详于论证”的“推理”。顾彬“践踏了两种学术的基本品格”，分别是：“尊重事实，不妄言妄说”；“只进入问题，不作问题之外的人身攻击和琐事炒作”。可笑的是刘先生自己率先“践踏了这两种学术的基本品格”，在高是否流亡作家一事值得商榷之处甚多，并非如刘先生所言是“铁铸事实”。因为当下的政治因素，信息不够透明，年轻一辈不大可能获悉彼时的复杂情形。然而刘先生在这件事上无疑不值得信任，他巧妙的利用“流亡”一词的多义，提出高1983年的国内流亡为证，轻易躲开了顾彬的回答。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只能说明高离开中国之前是个流亡作家，而顾彬强调是高离开中国的原因，刘先生此处的语焉不详似乎有意隐瞒。维基百科词条是这样说的：1985年，高应邀赴欧洲五国访问八个月，在柏林文化之家举办个人画展，卖画得四万马克（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1987年，高应邀赴德国从事绘画创作。1988年开始，在巴黎定居。1989年，成为法国“具像批评派沙龙”成员。笔者倾向于认可顾彬，“高离开中国是‘基于对艺术事业与金钱收入的考量’”。关于第二点，如果连“殖民者姿态与腔调”和“洋教师爷架势”都不算“问题之外的人身攻击”，如果细数自己和海外学者的渊源、炫示自己和诺奖获得者的交情等都不算“琐事炒作”，那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找两个词来界定这些行为？ 刘先生一直指责顾彬哗众取宠言不由衷，甚至不惜借用李锐先生定义的“精神浮肿病”。他列出四条资料翔实、逻辑残缺的理由，内中的推论环节让人惶恐。先看他论证顾彬“说话极不负责任”的第四条证据，他由此引出了“精神浮肿病”的概念继而研究顾彬病例。顾彬说：“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的当代世界文学。”刘先生接着援引并逐句批驳：刘先生承认葛浩文“删除某些长篇中的个别章节”，而顾彬却“蓄意夸张为‘概括文意、剪裁、整合、再书写’”，“与事实全然不符”，“他‘蓄意捏造’的机谋”有二，“一是借此把莫言的创造之功一概抹煞；二是借葛浩文之名而抬高自己、兜售自己、膨胀自己。”这里我们看到了结论与论据的巨大裂缝。
尽管论证不够严谨，我们还是需要关注刘先生的结论：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对当代文学翻译的批评，一言以蔽，追名逐利是也。我想我可以提供刘先生省略的顾彬的论据之一，葛浩文翻译《狼图腾》时删去了姜戎的后记，因为“在德国人看来，（后记的内容）完全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葛浩文还“删除了书中的某些思考、反思汉族的问题”。刘先生既非翻译家亦非文学家，他把葛浩文“删除某些长篇中的个别章节”一语带过，似乎不值一提。作为学者，他再次疏忽了学术规范，文本的真实性是文学研究的基础，要想真实的向国外读者推介作家的艺术造诣，翻译必须力求真实完整。现代经典作家米兰.昆德拉和纳博科夫为此作了艰难的实践，留下一段文坛佳话。昆德拉细致的考订好自己所有作品的法译本，然后只允许翻译他修订好的版本，译本翻译过程中他会不厌其烦解答译者的疑惑，译本完成后他会随机抽查一些段落考验译者，这点翻译过《告别圆舞曲》、《被背叛的遗嘱》的余中先教授可以证明。纳博科夫去国后逐渐放弃俄文写作，但为了确保《洛丽塔》的俄语版本的真纯，他放下创作，亲自翻译《洛丽塔》，他对意译深恶痛绝（葛浩文承认自己的部分翻译是意译）。昆德拉的意大利出版商说：“确定一个好译本，不是看它是否流畅，而是看译者是否有勇气保存并捍卫所有那些奇特而独创的语句。”从这个意义上看，葛浩文的翻译值得商榷的地方就太多了。顾彬先生的译著有《鲁迅选集》六卷本、北岛《太阳城札记》、杨炼《面具和鳄鱼》等，除此，还有专门的翻译理论著作《黯影之声》。窃以为，有作品出产的翻译家关于翻译的看法应该比门外汉的有分量。
刘先生质疑完顾彬的专业水平后，继续“问题之外”的研究。研究的基点是材料，笔者读到的却是一通气势汹汹的自言自语，他的思路飘忽不定，他的问题古怪离奇。从德国涌现一大批让世人瞩目的哲学家到质疑顾彬的“诚实”、“严谨”、“学术规范”，好奇顾彬善讲大话、胡言乱语而无心理障碍，判断顾彬“狂而阴”、“阴而痞”，拷问顾彬的“精神浮肿病”的来源和其在德国文化的类型（“是特例还是常例？”），以及顾彬病发是“受中国污染还是他在（趁机）污染中国”？寥寥数语跌宕起伏，左冲右突，差点淹没了主线——顾彬“狂而阴”、“阴而痞”，这既是刘先生立论的基础，亦是其终极结论。
刘先生的第二个研究课题近似无理取闹，高的作品在大陆传播受限，这是事实（互联网已经大大改善了这一状况，高的主要作品都流出了电子版）。顾彬“侮辱”高和当代文学的言论在大陆畅通无阻与顾彬一年被大陆邀请七次并不构成密实的因果关系。顾彬的“侮辱性”言论既然没有现形，则刘先生的批驳无力，笔者欲澄清又无据。大陆当下的语境亦缺乏充分探讨的契机，刘先生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的删节本即可佐证。
第三个课题研究刘先生除开重弹的老调，只剩一堆欲加之罪，反思“文革”中的“红卫兵”作风和“造反派恶习”固无可厚非，但藉反思之名行打击异己之实——刘先生自始至终都未曾提供坚实的证据和缜密的推理，各种有失学者风度的指责却接二连三上演，让读者不明就里：前一句话还在反对人身攻击，后一句话却暗示对手和“文革”中红卫兵及造反派的精神血缘关系。
学术批评应该推重与人为善的原则，观点可以不同，也可以相互辩难，前提是理性温和。学术争论应该尽可能使用“说明和更正”的方式，不宜随便怀疑对方的专业水平及道德品质，更不应使用杂文或者嘲讽的语言进行非此即彼的“殊死搏斗”，这些讨论方式都将损害正常的学术氛围。
参考文献：
[1]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顾彬.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J].南京大学学报，2009，2.
关键词：顾彬；刘再复；莫言
2013年8月11日，刘再复先生写成《驳顾彬》一文，此文发表在《华文文学》2013年第5期和《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后者略有删节，原因众所周知，兹不赘言。由于刘先生动笔前“十分愤怒”，所以读者读到这些字句时应该不会过于吃惊：顾彬在香港演讲时表现出“殖民者姿态与腔调”。他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则是为了“制造‘一论等于一万论’”的效果，从而在中国大陆扬名。为此他不惜“自吹自擂”、“膨胀事实，歪曲事实，捏造事实”。在一篇旨在讨论学术问题的文章里怀疑对方的人格和动机，只会将讨论引向歧途。
激怒刘再复的是顾彬的“垃圾论”（传言“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出自顾彬之口）；以及《明报月刊》上刊登的顾彬的发言稿《莫言、高行健与文学危机》（大陆发表时改为《在世界文学危机的背景下批评莫言》）。
为了继续讨论，我们权当顾彬的发言稿是如实发表在《明报月刊》的，未经编辑有意删改。即便如此，刘再复的驳斥也未必成立，他的文章有不少偏颇之处值得提出来分析。他似乎是太愤怒了，忘记了一个学者的修养：“因为这‘垃圾论’（指“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我才知道‘顾彬’。所以一见到‘顾彬’，就想到‘垃圾’。”我不知道语带轻佻地玩弄这样的文字游戏，究竟是澄清了事实维护了“中国当代文学最低限度的尊严”（刘先生语），还是暴露了自己的油滑？
刘再复不忌讳说自己和顾彬“交往”，两人曾共事却没交流。他推测：顾彬心理失衡乃是由于瑞典文学院选择了高行健而非北岛。证据他没拿出来。笔者倒是发现了例证，2009年在南京大学的一个讲座上，顾彬非常遗憾是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认为，北岛的作品文学价值高，而高行健的作品相对差一些。文学水平的高下之判当然见仁见智，学术问题贵在交流，顾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没有妨害谁，如果刘先生不同意他的观点，大可以撰文指正，而非写诸如《驳顾彬》之类斯文扫地的骂人文章。
刘再复的愤怒是合理的吗？顾彬的观点是否有偏向性？
其实顾彬的观点也略嫌空泛，但考虑到他已经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明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原谅他演讲时的“自由发挥”。他的主要观点是：“高行健是许多欧洲作家的继承者”。戏剧《车站》是塞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的“变体”，获诺奖作品《灵山》受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又译作《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影响。
刘先生果然太生气了，所以行文颇多逻辑缺陷，“倘若我再沉默，不仅有负于高行健、莫言这两位天才作家的贡献，也有损中国当代文学最低限度的尊严。”顾彬演讲或接受采访时都没有“高度评价”过中国当代文学：莫言早期的小说太刻意模仿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余华、莫言、苏童他们能在美国及德国找到读者，是因为那些读者想得到消遣。《明报月刊》上他的观点也不会相差太远。刘先生写过许多论述高、莫的文章，莫言获奖后就出版了结集《莫言了不起》，有了《高行健莫言风格比较论》，还有续篇《故事的极致与故事的消解——<高行健莫言比较论>续篇（提纲）》。毫无疑问，两人的观点大相径庭。还是那句老话，学术之争、读者趣味见仁见智。我不是很理解刘先生为什么火冒三丈，甚至赐给顾彬一顶“殖民者”的帽子，难不成这样就可以说服对方？就算对方严重低估了高、莫二人的作品，那也丝毫无损高、莫作品的价值，更不需要牵扯上“中国当代文学最低限度的尊严”。须知中国不止高、莫两个作家，也许他们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但就是代表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
许子东先生为顾彬辩护，提及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刘先生回应：“此书我读过，惟一的‘特色’是对高行健信口雌黄了好几页，其余的全是重复他人的老生常谈。”证据一如既往缺席。所谓的“信口雌黄”指的大概就是“高行健是许多欧洲作家的继承者”一言吧。一本厚达四百多页的学术著作既然被“认定为”卑之无甚高论，稍加指出其缺陷也是合理的，但他没有作相关的分析例证。刘先生接着语带嘲讽言及写作文学史的学者：“写文学史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流行的学术捷径”，“聪明的顾彬也拼凑个可在大陆通行的版本”。他把写文学史跟形容词“流行的”和名词“捷径”组合一起，抹杀了所有同行的努力。
刘先生继续“推理”：顾彬讲述翻译出版高行健作品的经历，“不过是一种自我吹嘘、自我叫卖的猎取功名的生存小技巧”。他在前文已经说了一大堆不负责任的推论：顾彬在德国汉学界籍籍无名、顾彬的文学史一无是处......（顾彬）“把‘垃圾’这一最脏最臭的东西倒在中国作家头上”。刘先生的文章让笔者重新思考“倒在中国作家头上最脏最臭的东西是什么”，他的《高行健论》至今无法出简体版也许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虽然刘先生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但他却有取之不尽的道德武器。他叙述了与争论无关的交游往事，自己与各位文坛前辈、海外同行的过从，接下来便坚持他“结论详于论证”的“推理”。顾彬“践踏了两种学术的基本品格”，分别是：“尊重事实，不妄言妄说”；“只进入问题，不作问题之外的人身攻击和琐事炒作”。可笑的是刘先生自己率先“践踏了这两种学术的基本品格”，在高是否流亡作家一事值得商榷之处甚多，并非如刘先生所言是“铁铸事实”。因为当下的政治因素，信息不够透明，年轻一辈不大可能获悉彼时的复杂情形。然而刘先生在这件事上无疑不值得信任，他巧妙的利用“流亡”一词的多义，提出高1983年的国内流亡为证，轻易躲开了顾彬的回答。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只能说明高离开中国之前是个流亡作家，而顾彬强调是高离开中国的原因，刘先生此处的语焉不详似乎有意隐瞒。维基百科词条是这样说的：1985年，高应邀赴欧洲五国访问八个月，在柏林文化之家举办个人画展，卖画得四万马克（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1987年，高应邀赴德国从事绘画创作。1988年开始，在巴黎定居。1989年，成为法国“具像批评派沙龙”成员。笔者倾向于认可顾彬，“高离开中国是‘基于对艺术事业与金钱收入的考量’”。关于第二点，如果连“殖民者姿态与腔调”和“洋教师爷架势”都不算“问题之外的人身攻击”，如果细数自己和海外学者的渊源、炫示自己和诺奖获得者的交情等都不算“琐事炒作”，那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找两个词来界定这些行为？ 刘先生一直指责顾彬哗众取宠言不由衷，甚至不惜借用李锐先生定义的“精神浮肿病”。他列出四条资料翔实、逻辑残缺的理由，内中的推论环节让人惶恐。先看他论证顾彬“说话极不负责任”的第四条证据，他由此引出了“精神浮肿病”的概念继而研究顾彬病例。顾彬说：“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的当代世界文学。”刘先生接着援引并逐句批驳：刘先生承认葛浩文“删除某些长篇中的个别章节”，而顾彬却“蓄意夸张为‘概括文意、剪裁、整合、再书写’”，“与事实全然不符”，“他‘蓄意捏造’的机谋”有二，“一是借此把莫言的创造之功一概抹煞；二是借葛浩文之名而抬高自己、兜售自己、膨胀自己。”这里我们看到了结论与论据的巨大裂缝。
尽管论证不够严谨，我们还是需要关注刘先生的结论：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对当代文学翻译的批评，一言以蔽，追名逐利是也。我想我可以提供刘先生省略的顾彬的论据之一，葛浩文翻译《狼图腾》时删去了姜戎的后记，因为“在德国人看来，（后记的内容）完全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葛浩文还“删除了书中的某些思考、反思汉族的问题”。刘先生既非翻译家亦非文学家，他把葛浩文“删除某些长篇中的个别章节”一语带过，似乎不值一提。作为学者，他再次疏忽了学术规范，文本的真实性是文学研究的基础，要想真实的向国外读者推介作家的艺术造诣，翻译必须力求真实完整。现代经典作家米兰.昆德拉和纳博科夫为此作了艰难的实践，留下一段文坛佳话。昆德拉细致的考订好自己所有作品的法译本，然后只允许翻译他修订好的版本，译本翻译过程中他会不厌其烦解答译者的疑惑，译本完成后他会随机抽查一些段落考验译者，这点翻译过《告别圆舞曲》、《被背叛的遗嘱》的余中先教授可以证明。纳博科夫去国后逐渐放弃俄文写作，但为了确保《洛丽塔》的俄语版本的真纯，他放下创作，亲自翻译《洛丽塔》，他对意译深恶痛绝（葛浩文承认自己的部分翻译是意译）。昆德拉的意大利出版商说：“确定一个好译本，不是看它是否流畅，而是看译者是否有勇气保存并捍卫所有那些奇特而独创的语句。”从这个意义上看，葛浩文的翻译值得商榷的地方就太多了。顾彬先生的译著有《鲁迅选集》六卷本、北岛《太阳城札记》、杨炼《面具和鳄鱼》等，除此，还有专门的翻译理论著作《黯影之声》。窃以为，有作品出产的翻译家关于翻译的看法应该比门外汉的有分量。
刘先生质疑完顾彬的专业水平后，继续“问题之外”的研究。研究的基点是材料，笔者读到的却是一通气势汹汹的自言自语，他的思路飘忽不定，他的问题古怪离奇。从德国涌现一大批让世人瞩目的哲学家到质疑顾彬的“诚实”、“严谨”、“学术规范”，好奇顾彬善讲大话、胡言乱语而无心理障碍，判断顾彬“狂而阴”、“阴而痞”，拷问顾彬的“精神浮肿病”的来源和其在德国文化的类型（“是特例还是常例？”），以及顾彬病发是“受中国污染还是他在（趁机）污染中国”？寥寥数语跌宕起伏，左冲右突，差点淹没了主线——顾彬“狂而阴”、“阴而痞”，这既是刘先生立论的基础，亦是其终极结论。
刘先生的第二个研究课题近似无理取闹，高的作品在大陆传播受限，这是事实（互联网已经大大改善了这一状况，高的主要作品都流出了电子版）。顾彬“侮辱”高和当代文学的言论在大陆畅通无阻与顾彬一年被大陆邀请七次并不构成密实的因果关系。顾彬的“侮辱性”言论既然没有现形，则刘先生的批驳无力，笔者欲澄清又无据。大陆当下的语境亦缺乏充分探讨的契机，刘先生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的删节本即可佐证。
第三个课题研究刘先生除开重弹的老调，只剩一堆欲加之罪，反思“文革”中的“红卫兵”作风和“造反派恶习”固无可厚非，但藉反思之名行打击异己之实——刘先生自始至终都未曾提供坚实的证据和缜密的推理，各种有失学者风度的指责却接二连三上演，让读者不明就里：前一句话还在反对人身攻击，后一句话却暗示对手和“文革”中红卫兵及造反派的精神血缘关系。
学术批评应该推重与人为善的原则，观点可以不同，也可以相互辩难，前提是理性温和。学术争论应该尽可能使用“说明和更正”的方式，不宜随便怀疑对方的专业水平及道德品质，更不应使用杂文或者嘲讽的语言进行非此即彼的“殊死搏斗”，这些讨论方式都将损害正常的学术氛围。
参考文献：
[1]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顾彬.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J].南京大学学报，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