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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一个甲子。历史在时间的流逝中积淀着厚度，而历史给予的启示，只有通过对比才分外鲜明。
1894年，甲午海战，清朝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老大帝国开始了一段屈辱的历史。1964年，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东方大国地位得到确立。
今天，为中国核工业奠基的领袖、科学家、技术人员建基和开创的伟业，不但时刻护佑着和平年代成长的我们，还将长久影响后事。
运筹帷幄
1950年5月，新中国成立伊始即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现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吴有训、副所长钱三强，以原子核物理研究为中心。这里是中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和培育核技术人才的摇篮，被称为中国核工业的“老母鸡”。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面临严重威胁，生存环境恶化。战争期间，美国多次威胁要使用原子弹。杜鲁门曾叫嚣，为应付军事局势，美国将采取任何必要步骤，包括其所拥有的任何武器。1955年，这一叫嚣被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并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授权，美国军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的多种方案。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世界和平，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是一次绝密会议，没有文字记录，没有拍摄照片。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开始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艰巨而伟大的秘密历程。
当天参加这次绝密会议的，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科学家之外，还有一位神秘的“客人”。
隐姓埋名
这位“客人”是新中国的第一块铀矿石。
会议两个月前，在广西富钟县花山区杉木冲，勘探队员们发现了它。那时，它已沉睡了亿万年。
为了找到它，李四光和勘探队员们足足花了8个月时间，从新疆到东北再到南边的广西，几乎把整个中国都跑遍了。三支勘探队，每天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走不动了只能骑马，饿了就地拔草捉鱼，走到哪儿简易帐篷就支到哪儿。勘探初期，由于技术手段落后，困难重重，甚至有十几名勘探队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铀矿是核工业的“下锅米”，为了解决我国核工业发展的燃眉之急，勘探队员们用脚丈量祖国的土地，用青春叩击危险的岩层。像这样甘于奉献、默默无闻的匿名者，成千上万。
1955～1964年，中央先后从全国各地抽调7万多人充实到核工业干部职工队伍。其中，党政管理干部1万多名、科学技术专家5700多名、技术工人5万多名。同时，每年还从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中选调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充实核工业的科技队伍，共选调大学毕业生17860名。
10年时间，这些中高级干部、科技专家、技术工人神秘地从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消失了。他们去了哪里鲜有人知，他们最亲密的家属也仅仅知道他们接受了“绝密的军工任务”。1964年以后，一些人逐渐被了解，而更多研发人员，为了工作需要继续隐姓埋名。直到1999年，国家的一次集体认定，才被世人知晓。
匿名，在一次抉择之后。他们中很多人，是享誉国际的科学家，为了国家需要，隐姓埋名十几年。
王淦昌及其团队于1959年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受到各国物理学家赞扬。1961年，二机部部长刘杰请王淦昌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当刘杰告诉王淦昌，参加此项工作需要隐姓埋名，断绝一切海外关系时，王淦昌欣然领命。1961～1978年，17年，改名“王京”的王淦昌再未出现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曾经声名显赫的他，就这样瞬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王承书，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请她去搞铀同位素分离工作。若接受，意味着放弃自己熟悉的气体力学及统计物理专业，另辟蹊径。这对于已届不惑之年的女性来说，决非易事。她想，若不接受，这块空白总需有人去填补，谁干都得转行。从此，她告别了曾付出巨大努力的统计物理领域。
攻坚克难
1957年，因为波兰和匈牙利倒戈，赫鲁晓夫为了争取中国的支持，在尖端武器的转让上态度有所松动，并和中国签订了《中苏国防线技术协定》，跟原子弹事业相关的主要内容包括：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技术资料；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
1958年9月27日，苏联援建的中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一堆一器”标志着我国跨进了原子能时代。
然而，苏联的承诺不过是“皇帝的新装”。教学模型迟迟不见踪影，图纸技术资料残缺不齐，专家逐渐以各种理由回国休养。而这一切，终于在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后，变成了一个中国人必须要独自面对的时代命题。
理论突破 作为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主任的邓稼先，所肩负的工作十分关键。无数的技术难题需要攻克，首要的就是拿出原子弹设计的理论方案。
经过反复摸索，邓稼先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这是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作出的最重要贡献。
当时，还有一大批科学家参与到“两弹一艇”的各种理论攻坚中。他们临危受命、开拓创新，承担起了中国核武器研究的重任。
数据突破 原子弹理论设计需要许多参数。当时，计算条件十分简陋，只有台式机械计算机。单调、机械的动作，技术人员都要重复千万次。数据计算是一件考验人意志力的事情。工作量大的时候，需要三班人昼夜不停地轮流计算、画图、分析。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大量技术人员无怨无悔，在一串串数字中挥洒着青春，精确地计算着祖国国防盾牌的成长。
有一次，需要计算一个重要参数。但是到第四次重复计算时，计算结果与一般概念相比，仍有误差，且达一倍以上。专家、学者和年轻的科技人员聚集一堂，大家讨论、论证、计算，第五次、第六次……每次计算，大家都加进一些新的因素，确保论证完整。当进行到第九次计算时，转机出现了。 刚从国外回来的周光召仔细看了这九次计算后的一叠厚厚的手稿，认为计算无可挑剔，他凭借自己的专长，大胆提出了一个新的论证原理，从理论上论证了计算结果的正确。
材料突破 在自然界中，铀存在3种同位素：铀-234、铀-235和铀-238，其中能够在水冷反应堆中产生核裂变反应的是铀-235。天然铀中，铀-235的含量非常低，只占0.7%；相反，铀-238却占到了99.28%。这相当于140个铀原子中，只有1个铀-235原子。将铀用于核燃料，必须将铀-235从其他同位素中分离出来，并提高它的浓度。研制核武器的铀浓度要达90%以上。
1958年，43岁的王介福被任命为兰州铀浓缩厂筹备处主任。从此，他从一名外交官，转型为中国核工业的拓荒者。在面朝黄河的山谷中，王介福带领建设者，建造厂房，向着生产高浓缩铀目标迈进。
寻找铀矿、提炼纯化、生产二氧化铀、铀浓缩……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中国核武器的原料渐渐现身了。
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生产出了我国第一瓶高浓缩铀产品，为制造原子弹提供了最基本的“弹药”。
工艺突破 核部件加工对光洁度要求极高，尺寸要求极为严格。特别是最后三刀，每进一刀都要由专人测量检验，经技术负责人批准后，才能再进下一刀。
从上海选调来的优秀车工原公浦，为加工核部件，在长达半年时间里，用模拟部件在车床上反复加工训练，有时竟连续工作20个小时。经过高强度的训练，原公浦的技术熟练到这种程度：即便在窥视窗能见度低、带着口罩和双层乳胶手套的情况下，要车一丝，不多不少就是一丝，从不发生误差。
正是凭着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态度，原公浦用普通车床加工出了光洁度、同心度、尺寸完全合格的高精度的核心部件，为原子弹的成功爆破又添了一份保障。原公浦也因此被亲切地称为“原三刀”。
周光召在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时说：“如果把制造原子弹比作撰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写出来的。”科学家虚怀若谷，但这的确反映了许许多多像原公浦这样的技术工人的价值和意义。
远见卓识
继原子弹爆炸后，我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三连跳，制造出了氢弹和核潜艇，具有了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两年八个月，这是我国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的时间。相比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有核国家，我们的氢弹速度足以震惊世界。后来居上，原因何在？就是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核工业创业者的远见卓识，还有以于敏为代表的科学家的们天才突破。
1960年12月，当原子弹还在攻关时，氢弹的理论探索工作已先行一步。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有三分之一的理论研究人员进入氢弹研发队伍，提前进行了氢弹理论的预研和热核材料的生产，这为尽快突破氢弹技术赢得了时间。
一个有关能量关键点的突破完成于1965年。当时领衔突破氢弹理论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计算一批模型。经过100来余天的计算，到10月下旬，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原理研究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整个氢弹的研制就像是打开了拥堵的瓶颈，一下子驶入了快车道。
于敏回京后，向理论部的研究人员和上级领导做了几次学术报告，阐述突破原理的方案。在邓稼先的组织下，经反复的讨论和推敲，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终于形成了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列装部队。
早在1958年，我国就开始组织力量研制核潜艇。中央在《关于发展海军潜艇新技术问题》的文件中明确，二机部负责“核潜艇用堆及其控制系统、防护设备等的研究设计任务”。
为了加快研制速度，中国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1959年9月30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毛泽东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却认为，中国研制核潜艇只是异想天开，核动力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中国搞不了。赫鲁晓夫的回绝并没有打消中国研制核潜艇的决心，反而增强了我国研制核潜艇的信念。1959年10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号召。
研制核潜艇，需要建设陆上模式堆。陆上模式堆的技术攻关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专门人才、缺专业资料、缺必要的计算工具和设备。为此，许多研究设计人员告别了都市，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南偏僻山沟里，以忘我的精神、兢兢业业的态度投入研制工作。他们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经费，建立了1：1的零功率试验装置，为反应堆的安全运行作出了贡献。
为了提升功率，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把整个身心都扑在模式堆上。他亲自担当安装突击组组长，把铺盖卷搬到了安装大厅。在与艇体一样大小的钢铁壳内，他就像一颗铆钉铆在了壳体上。吃饭、睡觉、研究、指挥都在现场，错综复杂的回路系统，他了如指掌；控制室，他熟悉每一个键钮，但他还要一次次仔细地检查。安装现场，他是忙碌的人群中最忙的一个，也是试验现场责任最大的人。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哪里出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
在我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开始升温升压的那一天，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通宵达旦守着那部连接核反应堆试验现场的电话，亲自坐阵指挥。试验现场，气氛凝重，没有一个人说话，人们的眼睛紧紧盯着试验大厅中闪烁不停的仪表。当担任测量温度和流量工作的工程师精确地计算出反应堆达到满功率运行的参数时，轻声对彭士禄说：“达到满功率了，还超过了一点点。”此时的彭士禄一言未发，转身向那部专线电话奔去，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喜讯。
我国自行设计的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建成并投入试验运行和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试航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了核动力技术。这是继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后，我国核技术和核工业发展的又一突出的重大成就。它为增强我国海军力量、巩固国防作出了贡献，也为我国核电站的发展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核之精魂
“两弹一艇”提高了我军装备实力，成为国防的倚天长剑，筑牢了我国的大国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历史的身影在这里闪过。这一次，历史扮演了先哲的角色，启示着武器之外的更重要的存在。
甲午海战时，北洋海军装备并不输于日本，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日本。排水量7000多吨的“定远”、“镇远”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一直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
然而，正如一位少将所说，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
战败，显然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民族精神的萎靡，民族精神的“积贫积弱”！武器很重要，但拿武器的人更重要。决定战争胜负的，一定是人；赢得战争胜利的人，一定是精神强大的人。
中国核工业人，用实际行动显示着民族精神的强大和坚实，给予我们精神上最温暖而安全的呵护。
“两弹一星”功勋中唯一的烈士科学家郭永怀，与警卫员用血肉身躯保护住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科研资料；从英国爱丁堡归来的著名教授程开甲，在祖国西部干打垒平房中默默生活了近20年，进行着无数次化爆测试；病榻上的邓稼先，与同事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事关我国核事业发展的建议书，影响至今。
今天，我们承平日久，身处和平之福而浑然不觉。许多人早已忘记了战争的存在，忘记了民族的创伤，忘记了祖国曾经的风雨飘摇、备受欺凌。不少人被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包裹，精神之萎靡，不忍直视。
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忘却英雄群体的贡献，他们的精神与我们同在。他们在研制“两弹一艇”中体现出的“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的精神，就是核之精魂，就是民族精神的丰碑！有着这样精神的指引，后来者将始终行进在精神的高地上，不断取得新的辉煌。
1894年，甲午海战，清朝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老大帝国开始了一段屈辱的历史。1964年，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东方大国地位得到确立。
今天，为中国核工业奠基的领袖、科学家、技术人员建基和开创的伟业，不但时刻护佑着和平年代成长的我们，还将长久影响后事。
运筹帷幄
1950年5月，新中国成立伊始即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现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吴有训、副所长钱三强，以原子核物理研究为中心。这里是中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和培育核技术人才的摇篮，被称为中国核工业的“老母鸡”。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面临严重威胁，生存环境恶化。战争期间，美国多次威胁要使用原子弹。杜鲁门曾叫嚣，为应付军事局势，美国将采取任何必要步骤，包括其所拥有的任何武器。1955年，这一叫嚣被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并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授权，美国军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的多种方案。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世界和平，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是一次绝密会议，没有文字记录，没有拍摄照片。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开始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艰巨而伟大的秘密历程。
当天参加这次绝密会议的，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科学家之外，还有一位神秘的“客人”。
隐姓埋名
这位“客人”是新中国的第一块铀矿石。
会议两个月前，在广西富钟县花山区杉木冲，勘探队员们发现了它。那时，它已沉睡了亿万年。
为了找到它，李四光和勘探队员们足足花了8个月时间，从新疆到东北再到南边的广西，几乎把整个中国都跑遍了。三支勘探队，每天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走不动了只能骑马，饿了就地拔草捉鱼，走到哪儿简易帐篷就支到哪儿。勘探初期，由于技术手段落后，困难重重，甚至有十几名勘探队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铀矿是核工业的“下锅米”，为了解决我国核工业发展的燃眉之急，勘探队员们用脚丈量祖国的土地，用青春叩击危险的岩层。像这样甘于奉献、默默无闻的匿名者，成千上万。
1955～1964年，中央先后从全国各地抽调7万多人充实到核工业干部职工队伍。其中，党政管理干部1万多名、科学技术专家5700多名、技术工人5万多名。同时，每年还从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中选调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充实核工业的科技队伍，共选调大学毕业生17860名。
10年时间，这些中高级干部、科技专家、技术工人神秘地从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消失了。他们去了哪里鲜有人知，他们最亲密的家属也仅仅知道他们接受了“绝密的军工任务”。1964年以后，一些人逐渐被了解，而更多研发人员，为了工作需要继续隐姓埋名。直到1999年，国家的一次集体认定，才被世人知晓。
匿名，在一次抉择之后。他们中很多人，是享誉国际的科学家，为了国家需要，隐姓埋名十几年。
王淦昌及其团队于1959年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受到各国物理学家赞扬。1961年，二机部部长刘杰请王淦昌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当刘杰告诉王淦昌，参加此项工作需要隐姓埋名，断绝一切海外关系时，王淦昌欣然领命。1961～1978年，17年，改名“王京”的王淦昌再未出现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曾经声名显赫的他，就这样瞬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王承书，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请她去搞铀同位素分离工作。若接受，意味着放弃自己熟悉的气体力学及统计物理专业，另辟蹊径。这对于已届不惑之年的女性来说，决非易事。她想，若不接受，这块空白总需有人去填补，谁干都得转行。从此，她告别了曾付出巨大努力的统计物理领域。
攻坚克难
1957年，因为波兰和匈牙利倒戈，赫鲁晓夫为了争取中国的支持，在尖端武器的转让上态度有所松动，并和中国签订了《中苏国防线技术协定》，跟原子弹事业相关的主要内容包括：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技术资料；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
1958年9月27日，苏联援建的中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一堆一器”标志着我国跨进了原子能时代。
然而，苏联的承诺不过是“皇帝的新装”。教学模型迟迟不见踪影，图纸技术资料残缺不齐，专家逐渐以各种理由回国休养。而这一切，终于在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后，变成了一个中国人必须要独自面对的时代命题。
理论突破 作为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主任的邓稼先，所肩负的工作十分关键。无数的技术难题需要攻克，首要的就是拿出原子弹设计的理论方案。
经过反复摸索，邓稼先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这是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作出的最重要贡献。
当时，还有一大批科学家参与到“两弹一艇”的各种理论攻坚中。他们临危受命、开拓创新，承担起了中国核武器研究的重任。
数据突破 原子弹理论设计需要许多参数。当时，计算条件十分简陋，只有台式机械计算机。单调、机械的动作，技术人员都要重复千万次。数据计算是一件考验人意志力的事情。工作量大的时候，需要三班人昼夜不停地轮流计算、画图、分析。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大量技术人员无怨无悔，在一串串数字中挥洒着青春，精确地计算着祖国国防盾牌的成长。
有一次，需要计算一个重要参数。但是到第四次重复计算时，计算结果与一般概念相比，仍有误差，且达一倍以上。专家、学者和年轻的科技人员聚集一堂，大家讨论、论证、计算，第五次、第六次……每次计算，大家都加进一些新的因素，确保论证完整。当进行到第九次计算时，转机出现了。 刚从国外回来的周光召仔细看了这九次计算后的一叠厚厚的手稿，认为计算无可挑剔，他凭借自己的专长，大胆提出了一个新的论证原理，从理论上论证了计算结果的正确。
材料突破 在自然界中，铀存在3种同位素：铀-234、铀-235和铀-238，其中能够在水冷反应堆中产生核裂变反应的是铀-235。天然铀中，铀-235的含量非常低，只占0.7%；相反，铀-238却占到了99.28%。这相当于140个铀原子中，只有1个铀-235原子。将铀用于核燃料，必须将铀-235从其他同位素中分离出来，并提高它的浓度。研制核武器的铀浓度要达90%以上。
1958年，43岁的王介福被任命为兰州铀浓缩厂筹备处主任。从此，他从一名外交官，转型为中国核工业的拓荒者。在面朝黄河的山谷中，王介福带领建设者，建造厂房，向着生产高浓缩铀目标迈进。
寻找铀矿、提炼纯化、生产二氧化铀、铀浓缩……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中国核武器的原料渐渐现身了。
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生产出了我国第一瓶高浓缩铀产品，为制造原子弹提供了最基本的“弹药”。
工艺突破 核部件加工对光洁度要求极高，尺寸要求极为严格。特别是最后三刀，每进一刀都要由专人测量检验，经技术负责人批准后，才能再进下一刀。
从上海选调来的优秀车工原公浦，为加工核部件，在长达半年时间里，用模拟部件在车床上反复加工训练，有时竟连续工作20个小时。经过高强度的训练，原公浦的技术熟练到这种程度：即便在窥视窗能见度低、带着口罩和双层乳胶手套的情况下，要车一丝，不多不少就是一丝，从不发生误差。
正是凭着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态度，原公浦用普通车床加工出了光洁度、同心度、尺寸完全合格的高精度的核心部件，为原子弹的成功爆破又添了一份保障。原公浦也因此被亲切地称为“原三刀”。
周光召在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时说：“如果把制造原子弹比作撰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写出来的。”科学家虚怀若谷，但这的确反映了许许多多像原公浦这样的技术工人的价值和意义。
远见卓识
继原子弹爆炸后，我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三连跳，制造出了氢弹和核潜艇，具有了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两年八个月，这是我国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的时间。相比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有核国家，我们的氢弹速度足以震惊世界。后来居上，原因何在？就是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核工业创业者的远见卓识，还有以于敏为代表的科学家的们天才突破。
1960年12月，当原子弹还在攻关时，氢弹的理论探索工作已先行一步。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有三分之一的理论研究人员进入氢弹研发队伍，提前进行了氢弹理论的预研和热核材料的生产，这为尽快突破氢弹技术赢得了时间。
一个有关能量关键点的突破完成于1965年。当时领衔突破氢弹理论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计算一批模型。经过100来余天的计算，到10月下旬，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原理研究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整个氢弹的研制就像是打开了拥堵的瓶颈，一下子驶入了快车道。
于敏回京后，向理论部的研究人员和上级领导做了几次学术报告，阐述突破原理的方案。在邓稼先的组织下，经反复的讨论和推敲，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终于形成了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列装部队。
早在1958年，我国就开始组织力量研制核潜艇。中央在《关于发展海军潜艇新技术问题》的文件中明确，二机部负责“核潜艇用堆及其控制系统、防护设备等的研究设计任务”。
为了加快研制速度，中国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1959年9月30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毛泽东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却认为，中国研制核潜艇只是异想天开，核动力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中国搞不了。赫鲁晓夫的回绝并没有打消中国研制核潜艇的决心，反而增强了我国研制核潜艇的信念。1959年10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号召。
研制核潜艇，需要建设陆上模式堆。陆上模式堆的技术攻关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专门人才、缺专业资料、缺必要的计算工具和设备。为此，许多研究设计人员告别了都市，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南偏僻山沟里，以忘我的精神、兢兢业业的态度投入研制工作。他们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经费，建立了1：1的零功率试验装置，为反应堆的安全运行作出了贡献。
为了提升功率，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把整个身心都扑在模式堆上。他亲自担当安装突击组组长，把铺盖卷搬到了安装大厅。在与艇体一样大小的钢铁壳内，他就像一颗铆钉铆在了壳体上。吃饭、睡觉、研究、指挥都在现场，错综复杂的回路系统，他了如指掌；控制室，他熟悉每一个键钮，但他还要一次次仔细地检查。安装现场，他是忙碌的人群中最忙的一个，也是试验现场责任最大的人。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哪里出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
在我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开始升温升压的那一天，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通宵达旦守着那部连接核反应堆试验现场的电话，亲自坐阵指挥。试验现场，气氛凝重，没有一个人说话，人们的眼睛紧紧盯着试验大厅中闪烁不停的仪表。当担任测量温度和流量工作的工程师精确地计算出反应堆达到满功率运行的参数时，轻声对彭士禄说：“达到满功率了，还超过了一点点。”此时的彭士禄一言未发，转身向那部专线电话奔去，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喜讯。
我国自行设计的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建成并投入试验运行和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试航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了核动力技术。这是继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后，我国核技术和核工业发展的又一突出的重大成就。它为增强我国海军力量、巩固国防作出了贡献，也为我国核电站的发展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核之精魂
“两弹一艇”提高了我军装备实力，成为国防的倚天长剑，筑牢了我国的大国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历史的身影在这里闪过。这一次，历史扮演了先哲的角色，启示着武器之外的更重要的存在。
甲午海战时，北洋海军装备并不输于日本，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日本。排水量7000多吨的“定远”、“镇远”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一直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
然而，正如一位少将所说，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
战败，显然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民族精神的萎靡，民族精神的“积贫积弱”！武器很重要，但拿武器的人更重要。决定战争胜负的，一定是人；赢得战争胜利的人，一定是精神强大的人。
中国核工业人，用实际行动显示着民族精神的强大和坚实，给予我们精神上最温暖而安全的呵护。
“两弹一星”功勋中唯一的烈士科学家郭永怀，与警卫员用血肉身躯保护住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科研资料；从英国爱丁堡归来的著名教授程开甲，在祖国西部干打垒平房中默默生活了近20年，进行着无数次化爆测试；病榻上的邓稼先，与同事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事关我国核事业发展的建议书，影响至今。
今天，我们承平日久，身处和平之福而浑然不觉。许多人早已忘记了战争的存在，忘记了民族的创伤，忘记了祖国曾经的风雨飘摇、备受欺凌。不少人被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包裹，精神之萎靡，不忍直视。
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忘却英雄群体的贡献，他们的精神与我们同在。他们在研制“两弹一艇”中体现出的“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的精神，就是核之精魂，就是民族精神的丰碑！有着这样精神的指引，后来者将始终行进在精神的高地上，不断取得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