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任上海市市长时正是我初到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后不久，他曾星夜赴杭，参加“文革”后中西方经济学家在杭州举行的第一次盛会。
　　批专款支持
　　上海港澳经济研究
　　1982年，汪道涵提出上海也要成立研究港澳经济的机构。
　　当时，香港、澳门回归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尤其香港问题不单纯是中国的问题，它牵涉到世界格局，尤其是经济格局的变动，因此，对于如何保证香港经济的发展，海内外各方都在发声。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政府提出在南方试办经济特区，利用香港的资金和经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方向的前提下办好特区，以及有效地利用香港资金，却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国各地因而陆续涌现了好几家港澳经济研究机构，位于广州的港澳经济研究中心是最积极的，它是全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一家港澳经济研究机构。
　　在上海社科院领导的积极筹备下，我们很快就成立了以胡中瑾为室主任的港澳经济研究室，不久胡中瑾去香港，常驻香港，我便成为港澳室的实际负责人。
　　在汪道涵市长亲自关心下成立的上海港澳经济研究机构得到了国务院港澳办的高度重视。我们室成立时，时任港澳办秘书长的鲁平亲自来参加了我们的成立仪式并讲话。鲁平非常倚重我们港澳室，多次安排我室翻译外国和香港出版的有关港澳经济的书籍，并曾特别叫我为他推荐人赴澳门工作。后来我出了一份通讯——《港澳经济专辑》，一个月两三次，内容时多时少，分别寄给港澳办以及研究单位、大学等。港澳办非常重视这份通讯，多次引用我们的通讯。
　　汪道涵目光远大，有学者风范，他每次出访都会买很多书回来，然后叫我们去开会，去看有什么书可以出版、翻译。
　　由于几十年的封闭等历史原因，造成了我国的与世隔绝和经济落后，没有资料、没有获取资料的渠道，也缺乏足够的研究资金，这些是当时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港澳研究面临的最大困难，真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汪道涵亲自过问并批给我们5000美元外汇经费，供我们在香港订购书报杂志和参考资料。5000美元，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当时外汇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和稀罕，我们研究室成员为此都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但是，这笔钱却被我们社科院图书馆要去，说买书订报是他们的职责，我们想要什么只要向他们提出来就可以买。结果，我提出要订港台报纸，他们却回答我不好进口。汪道涵拨给我们5000美元专款专用的资金就此打了水漂。
　　就在我无可奈何的时候，1980年代中期，由汪道涵新任命的上海实业公司总经理章志鸿来我们室要人。上海实业公司是上海市政府在香港办的实业公司，下面有两个厂，一个是香烟厂，一个是味精厂。章志鸿挑选了我们室年轻聪明的罗申同他一起去香港，做他的经理助理。于是我向他提出，为我们在香港订购报刊资料，钱由实业公司出，手续由罗申办。罗申很乐意去港。罗申在港工作的六年里，我们室订购香港报刊资料就全靠上海实业公司解决了。
　　汪道涵推动我们室成立，并且为我们解决实际困难。应我的要求，他曾经直接为我们室批过5000元人民币。那是因为有一年我们同广州的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召开联席会议缺钱，社科院出了3万元，广州方也补贴了我们一些，但还是不够用。乘汪道涵来给我们召开会议之机，我告诉他我们需要钱，他随即答应拨付5000元给我们。本来财政局准备给我5000元支票，但是这会损失10%的手续费，5000元实际到手只有4500元，最后我还是直接拿到了5000元现金。这说明，汪道涵的确支持港澳研究，这些钱都是额外开支，照理他只要叫我去问社科院拿，但是真要我去问社科院要钱就没那么容易了，而汪道涵市长一句话，我就可以5000元现金到手。后来这个会开得很成功。会议是在锦江饭店开的，汪道涵虽然没有来，但是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来了。杨振汉那时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的总经理，那是政府派驻香港的研究机构，我们室的人去香港大多由他们出面接待。
　　汪道涵退休后是上海市政府的经济顾问。他常常要召集我们去开会，到锦江饭店最高一楼的一个大厅，实质上也不能算是开会，他就是问问有关香港还有其他方面的事情。我们社科院有两三个人参加，另外有一些大学教授等等。一般开会是在下午，谈到5点钟左右，他就去按摩保健，然后留下我们一桌人吃饭，基本上有一桌人左右。
　　汪道涵市长差点成为《沪港经济》杂志作者
　　我同汪道涵曾经单独有过几次交谈，那是因为他要为我们的《沪港经济》写文章。
　　《沪港经济》创办于1985年，我是这份杂志的第一任副总编辑，但这份杂志并不是我们社科院办的，它是上海当时唯一一份不吃“皇粮”的刊物。
　　说起这份杂志的创办，离不开一个人，就是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张承宗。此人很有交际能力，用上海话说就是很有噱头。你与他并没有见过几面，但他看见你就会像是看见老朋友那样嘘寒问暖，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与他亲近起来。1979年他带领上海从前的资本家去香港访问，这是“文革”后，上海第一个工商界经济访问团出访，在当时是创举，拉开了沪港经济合作的序幕。香港当时对内地并不了解，对大陆也颇有顾虑。张承宗此行则相当成功，他的个人魅力使港人对他很有好感。同年10月20日以唐翔千为团长的香港工商界访问团回访，当时市领导彭冲在锦江饭店设宴，欢迎他们到上海探亲访问创办企业。鉴于沪港两地差异太大，急需要沟通，张承宗和唐翔千等人便于1984年成立了沪港经济发展协会，张承宗是名誉会长，唐翔千是港方会长。《沪港经济》实际是沪港经济发展协会的刊物。
　　张承宗要办杂志，但一开始他对如何办并没有具体的想法。他打电话来叫我去商谈办杂志的事情。我当时在上海社科院世经所港澳室工作。我之前并未见过张承宗，但对他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他统战工作做得相当出色。他对我说统战部要办一份杂志，暂时不定期，要为香港人来上海投资提供政策和市场方面的引导，并告诉我杂志的具体事务性工作由统战部联络处处长马韫芳负责，而负责每月开销的人是唐翔千。
　　杂志的总编是我们社科院副院长蔡北华，现在已经过世。我负责一些具体稿件的采写。我们拿的是工资，总编600元一个月，我是300元一个月。这份杂志是刊登广告的，我曾经向张承宗要求广告费的10%作为佣金，其中一半给广告方，一半给写广告的人，但是马韫芳不同意，只答应拿出5%作为佣金。
　　这份杂志一开始的时候做得相当紧张。因为要欢迎香港总督尤德来沪访问，必须赶在他来之前推出。这一期并不是第一期，而是第一期之前的试刊。为了完成这个紧急的政治任务，我们连夜赶稿，那个晚上屋子里烟雾腾腾，我们好几杆“烟枪”，一边抽烟一边写稿，真呛死人。
　　杂志社是设在锦江饭店内的两个房间，张承宗经常到杂志社来，来了以后他先洗一个澡，然后把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的，戴上一副老花眼镜，捏一支红蓝铅笔，埋身在沙发上看稿子，一坐就是大半天。有时候看看天色已晚，他就招呼大家“一道去吃点夜饭”。
　　因为是香港人出资办的，所以遵从他们的意愿，杂志被送往香港印刷，印得十分漂亮。
　　杂志并不卖钱，而是分送到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美国，对内则送至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以及国务院港澳办、中央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等机构，有关部委办、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学术团体及外资企业。唐翔千曾私下向我抱怨说，这么办下去他有点吃不消了。
　　最后，统战部和唐翔千等都不再负责维持《沪港经济》，于是《沪港经济》被盘了出去。
　　当时，汪道涵想为杂志写篇文章，便找了我们总编，于是总编派我去见他。我去同他聊了几次，我觉得他似乎有意让我给他写，这让我觉得挺难办的，他曾经是市长，我哪里有市长的高度来写这篇文章啊！而且他要求蛮高的，一篇文章不是随便能写的。我跑了几次，他也没有讲明一定要我写，后来就算了。
　　不过，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港澳研究，乃至整个上海的港澳研究都是在汪道涵的亲自关心下发展起来的。没有他的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港澳研究要艰难得多，前进的步伐要慢得多，整个上海的港澳研究也要落后许多。每当忆及此事，我都会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地缅怀汪道涵市长。
　　（口述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撰稿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业务处（研究室）副处长）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