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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南朝以后文体观念进入了大盛时代，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对时代文体进行自觉总结，时代文体观念由此进入高潮阶段，各种探讨时代文体的言论在数量上明显增多，并进入史家与理论家的视野；人们对文体演变过程的描述趋向趋于细致；对文体规律的总结渐趋凝练。
关键词：南朝 时代文体观 繁盛
一.史家的时代文体观
随着哲学的兴盛，士子们喜欢对某种事物进行考稽源流式的总体把握，于文章而言，就是史家开始将文章之事纳入史书范畴，这种现象刘宋时期有檀道鸾《续晋阳秋》：“（许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杨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许询乃是东晋末的代表性诗人，此段文字当是在许询的传记中所附的诗赋发展小传。《续晋阳秋》认为汉代时主要是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那时的文体是“体则《诗》《骚》”的。他将从建安到东晋的诗歌演变分为若干段，先是建安到西晋末，文体上还是承继古人之意的，“宗归不异”；接着正始之后，由于玄学的兴盛诗歌逐渐转入了玄言诗，许询与孙绰是玄言诗的领袖人物，那时的文体和以前已经不一样，“《诗》《骚》之体尽矣”；玄言诗一统天下的状况一直到东晋末年谢混开始才有所改变。从谢混起的诗歌文体究竟改变成什么样，在当前所见的残存文字中是看不到了。但残存文字的末句至少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诗歌文体改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
稍后齐梁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描述了从远古到刘宋的不同时期的文体的变化，在写法上沈约很可能受到檀道鸾《续晋阳秋》的影响，《续晋阳秋》将诗赋文体发展小传附在东晋的诗歌大家许询后边，沈约则将诗赋文体发展小传附在刘宋大诗人谢灵运的传记里。沈约对诗赋文体一直追溯到远古：“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远古的文字已经无法看见，但沈约认为按理那时生民发而为歌，文体应该有一种呈现秉性的自然之气。对战国以后屈原、宋玉等人的辞赋的文体则既华丽又有高昂的义理：“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沈约将汉代至曹魏的文体变化分为三个阶段：“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西晋以陆机、潘岳为等人为代表的文体则与前人不同：“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极尽辞藻华丽修饰之能事，大量运用近于合掌的对仗法。东晋以后，玄言诗大兴，文体刹时间变为“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这之后经过由晋入宋的殷仲文与谢混等人对玄言诗风的变革，到刘宋颜延之与谢灵运出现后，文体就大变了：“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谢、颜二人的文体都成为时人学习的典范对象。
萧子显《南齐书》中有一段对从古一直到齐梁的文体演变的认识。与檀道鸾《续晋阳秋》与沈约《宋书》中不同的是，萧子显不再将文体演变的描述附列于某个大作家之后，而是正式的写入《文学传》的总论中。对从建安到刘宋的文体变化，萧子显的描述与沈约《宋书》的描述大体相似，基本上都是建安曹刘、西晋潘陆、东晋玄言诗、晋末宋初殷仲文与谢混的变革、刘宋谢灵运与颜延之与鲍照等人的各擅其采的顺序描述的。萧子显比较突出的地方是描述了他自己所在的齐梁时期文坛上文体的几种主要倾向：“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讬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如萧子显所言，承继刘宋时期的三种文体在齐梁时期的效仿者是颇众的，一种是以山水悟玄理、多用高贵华丽辞藻修饰、显现其贵族身份的“大谢体”；一种是大量使用事类或典故的对偶句的厚重密实的颜延之体，也就是沈约所说的“体裁明密”；再一种就是学习民间充满风情的被视为下里巴人的淫辞艳曲的鲍照之体。
魏收《魏书·文苑传序》描述北魏时期文体变化云：“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赵，网罗俊乂。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肃宗历位，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依魏收所言，北魏在昭成帝拓跋什、太祖皇帝拓跋珪的时候才开始大量网罗人才，为文章与文体的发展做了准备工作；随后高祖拓跋宏是个喜爱文章之人，在他的新创下呈现出“气韵高艳，才藻独构”的文体特征，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这是北魏文体的发端时期，大概还带有北方的文章的粗犷，缺乏南方文体的细致精巧。肃宗拓跋诩即位后，文章成为士人普遍追求的雅事，但是能够形成独到文体的人却是凤毛麟角的。
二.其他士人的时代文体观
除了史家以史的视角对古往今来的文体发展进行描述以外，还有其他各层面的文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时代文体观。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序开篇即认识到楚汉与魏晋五言诗的文体的不同：“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晋制造，固亦二体。”他的杂体诗是一组模拟古人的五言诗体之作这些仿作选取了从汉代起的最能够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特色的代表性文体类型，江淹没有选取语言描述的方式，而是采取用具体诗人的具体文体类型的直接展现来表达他对五言诗时代文体观。
钟嵘对不同历史时期五言诗体发展则采取了语言描述的方式，在《诗品序》中他认为，一直到汉代李陵的时候，五言诗体才初见形貌。汉代古诗的创作的具体情况已经很难知晓，但钟嵘认为从文体上推测来看，这些古诗应该是汉代才具有的样子，而不是从战国的遗风下的产物。东汉的二百年间，值得一提的诗人是班固的《咏史》，钟嵘对《咏史》的评价不高，认为其在文体上“质木无文”。曹魏与西晋呈现出了文人竞逐文体的盛况，虽然钟嵘对这段时期的文体具体状况没有描述，但从语气与后文的“建安风力”一词来看，他对这段时期的文体的评价还是颇高的。紧接东晋进入了玄言诗时代，钟嵘对玄言诗的评价是颇低的，认为其文体“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这种状况一直到郭璞出现才出现新的生机，“创变其体”，对旧有的文体有所改变。刘宋时期，钟嵘对谢灵运的评价非常高，认为其文体“富艳”而难以追摩。最后几句话是钟嵘对曹魏、两晋、刘宋三个阶段的五言诗体的最杰出代表的总结与座次的安排：曹魏时期以曹植为“建安之杰”、徐干与王粲为次；两晋以陆机为“太康之英”、潘岳与郭璞为次；刘宋以谢灵运为“元嘉之雄”、颜延之为次。对钟嵘自身所处齐梁时代的文体，他描述说：“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从这段文字来看，追求与众不同的文体已经成为士子们极为疯狂的现象，而且世俗对曹魏时期的文体颇为轻蔑，对时下齐梁的鲍照、谢朓等人的文体十分推崇。钟嵘对这种丢弃古代经典、追逐当下朝流又仅得其末端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他们是“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 萧纲《与湘东王书》也对萧梁时期的世俗文体进行了批判与剖析：“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萧纲所言，当时的京城里的文体大概是分为守旧与追求潮流的两种倾向：守旧的学习《尚书》等经文，却形成了呆板懦钝之体；追新的多仿效谢灵运、裴子野的文体，却悟不来二人的精华反而只学些糟粕。刘勰《文心雕龙》是南朝时展现时代文体观的杰作。其从第六篇《明诗》到第二十五篇《书记》介绍了三十多种文类文体，对每种文类文体都进行从古到今的追流讨源式的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在相当的程度上就是对此类文体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的描述，如《明诗》中对魏晋刘宋时期五言诗体演变的认识：其总结建安时期的五言诗体云：“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具有很强的概括力，相当多的语句已经成为诗歌史上的经典定评。对其它的三十几种文类文体，刘勰在每篇中都或多或少地谈及某个时代的文体或谈及相应时代的典型作家的代表作品，限于篇幅，本文不赘述，其实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传达了他对某种文体的时代文体观。
而且，刘勰《时序》中还对历朝历代总的文体演变进行了研究，如其论述西汉文章文体变化的情况：汉初时高祖刘邦重武力而轻儒生，文景二帝又承其余续，不重文化事业，人们发心中之事而为歌，文体比较自然，“天纵之英作”；汉武帝时重视儒学，国家文化礼乐事业开始兴盛，文章也必然开始重视代表国度繁荣性的修饰，文体上则显现为追求华丽的词藻，“辞藻竞骛”；从昭宣二帝以来，由于儒学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愈趋显赫，文章也渐呈繁荣走向精致，有独到文体的人受到重视：“集雕篆之轶材，发绮縠之高喻”；刘勰对西汉的诗赋文体有一个总的看法，就是认为整个时代的诗赋都有屈原的影子，“祖述《楚辞》”。《时序》对每个历史时期的论述皆此类细致，本论文不一一繁举。北朝没有像刘勰那样的对时代文体观的细致论述，但是一些士人也能看到古今文体的不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指出了今世已经是讲求各种文体技巧的时代，与古代不够细致的文体是完全不同的。
三.对时代文体理论的自觉总结
南北朝时除了文人们对某种的文体在不同历史的发展状况进行具体描述外，一些有见地的有识之士还对文体发展的规律进行归纳性的思考与提升，他们能够认识到文体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萧统《文选序》：“若夫锥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锥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萧绎《内典碑铭集林序》：“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北朝方面有魏收《文苑传序》：“自昔圣达之作，贤哲之书，莫不统理成章，蕴气标致，其流广变，诸非一贯，文质推移，与时俱化。”同时，他们还认识到文体随着地域的不同而不同：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序中云：“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北朝方面有邢邵《萧仁祖集序》：“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原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这些论述表明南北朝时人们对时代文体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尚不够细致和深入。直到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舍人设专章《时序》深入地讨论此问题，给南朝的时代文体观带来了鼎盛之作。刘勰《时序》所展现的文体观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具有论述全面性的倾向。舍人将远古、商周、战国、两汉、曹魏、两晋、刘宋齐梁各个时段的文体演变过程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通融古今的论述。其次，走向细致化，对每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都进行细致化的描述。如前文所举对西汉文体演变的描述。第三，能够看到时代政治环境对时代文体的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其指出对建安文学集团的“梗概而多气”的文体是由汉末乱世造成：“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第四，能够看到时代风气对文体的影响，如其论东晋文体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迍，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东晋时由于谈玄之盛，导致了玄言诗的繁盛。第五，能够看到由于帝王喜好的不同而直接影响文体的兴废，如汉代文景之时“辞人勿用”，所以文体当然就难以兴盛；等到武帝时尊崇儒学后：“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武帝的喜好给文体带来了发展的可能性。刘勰在对古今文体进行通观性的考察后，得出结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的结论包含了影响文体的各种时代因素，比萧统、萧绎、魏收等人仅看到文体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时代文体观更为深入，是对时代文体理论的经典性的总结。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中华书局，2006年。
[2]钟嵘著、郭绍虞主编、陈延杰注：《诗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3]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2007年。
[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83年。
[5]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2003年。
[6]徐陵编、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中华书局，2004年。
[7]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
[8]沈约：《宋书》，中华书局，2003年。
[9]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商务印书馆，2006年。
[10]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2006年。
（作者介绍：吕红光，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关键词：南朝 时代文体观 繁盛
一.史家的时代文体观
随着哲学的兴盛，士子们喜欢对某种事物进行考稽源流式的总体把握，于文章而言，就是史家开始将文章之事纳入史书范畴，这种现象刘宋时期有檀道鸾《续晋阳秋》：“（许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杨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许询乃是东晋末的代表性诗人，此段文字当是在许询的传记中所附的诗赋发展小传。《续晋阳秋》认为汉代时主要是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那时的文体是“体则《诗》《骚》”的。他将从建安到东晋的诗歌演变分为若干段，先是建安到西晋末，文体上还是承继古人之意的，“宗归不异”；接着正始之后，由于玄学的兴盛诗歌逐渐转入了玄言诗，许询与孙绰是玄言诗的领袖人物，那时的文体和以前已经不一样，“《诗》《骚》之体尽矣”；玄言诗一统天下的状况一直到东晋末年谢混开始才有所改变。从谢混起的诗歌文体究竟改变成什么样，在当前所见的残存文字中是看不到了。但残存文字的末句至少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诗歌文体改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
稍后齐梁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描述了从远古到刘宋的不同时期的文体的变化，在写法上沈约很可能受到檀道鸾《续晋阳秋》的影响，《续晋阳秋》将诗赋文体发展小传附在东晋的诗歌大家许询后边，沈约则将诗赋文体发展小传附在刘宋大诗人谢灵运的传记里。沈约对诗赋文体一直追溯到远古：“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远古的文字已经无法看见，但沈约认为按理那时生民发而为歌，文体应该有一种呈现秉性的自然之气。对战国以后屈原、宋玉等人的辞赋的文体则既华丽又有高昂的义理：“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沈约将汉代至曹魏的文体变化分为三个阶段：“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西晋以陆机、潘岳为等人为代表的文体则与前人不同：“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极尽辞藻华丽修饰之能事，大量运用近于合掌的对仗法。东晋以后，玄言诗大兴，文体刹时间变为“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这之后经过由晋入宋的殷仲文与谢混等人对玄言诗风的变革，到刘宋颜延之与谢灵运出现后，文体就大变了：“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谢、颜二人的文体都成为时人学习的典范对象。
萧子显《南齐书》中有一段对从古一直到齐梁的文体演变的认识。与檀道鸾《续晋阳秋》与沈约《宋书》中不同的是，萧子显不再将文体演变的描述附列于某个大作家之后，而是正式的写入《文学传》的总论中。对从建安到刘宋的文体变化，萧子显的描述与沈约《宋书》的描述大体相似，基本上都是建安曹刘、西晋潘陆、东晋玄言诗、晋末宋初殷仲文与谢混的变革、刘宋谢灵运与颜延之与鲍照等人的各擅其采的顺序描述的。萧子显比较突出的地方是描述了他自己所在的齐梁时期文坛上文体的几种主要倾向：“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讬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如萧子显所言，承继刘宋时期的三种文体在齐梁时期的效仿者是颇众的，一种是以山水悟玄理、多用高贵华丽辞藻修饰、显现其贵族身份的“大谢体”；一种是大量使用事类或典故的对偶句的厚重密实的颜延之体，也就是沈约所说的“体裁明密”；再一种就是学习民间充满风情的被视为下里巴人的淫辞艳曲的鲍照之体。
魏收《魏书·文苑传序》描述北魏时期文体变化云：“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赵，网罗俊乂。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肃宗历位，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依魏收所言，北魏在昭成帝拓跋什、太祖皇帝拓跋珪的时候才开始大量网罗人才，为文章与文体的发展做了准备工作；随后高祖拓跋宏是个喜爱文章之人，在他的新创下呈现出“气韵高艳，才藻独构”的文体特征，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这是北魏文体的发端时期，大概还带有北方的文章的粗犷，缺乏南方文体的细致精巧。肃宗拓跋诩即位后，文章成为士人普遍追求的雅事，但是能够形成独到文体的人却是凤毛麟角的。
二.其他士人的时代文体观
除了史家以史的视角对古往今来的文体发展进行描述以外，还有其他各层面的文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时代文体观。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序开篇即认识到楚汉与魏晋五言诗的文体的不同：“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晋制造，固亦二体。”他的杂体诗是一组模拟古人的五言诗体之作这些仿作选取了从汉代起的最能够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特色的代表性文体类型，江淹没有选取语言描述的方式，而是采取用具体诗人的具体文体类型的直接展现来表达他对五言诗时代文体观。
钟嵘对不同历史时期五言诗体发展则采取了语言描述的方式，在《诗品序》中他认为，一直到汉代李陵的时候，五言诗体才初见形貌。汉代古诗的创作的具体情况已经很难知晓，但钟嵘认为从文体上推测来看，这些古诗应该是汉代才具有的样子，而不是从战国的遗风下的产物。东汉的二百年间，值得一提的诗人是班固的《咏史》，钟嵘对《咏史》的评价不高，认为其在文体上“质木无文”。曹魏与西晋呈现出了文人竞逐文体的盛况，虽然钟嵘对这段时期的文体具体状况没有描述，但从语气与后文的“建安风力”一词来看，他对这段时期的文体的评价还是颇高的。紧接东晋进入了玄言诗时代，钟嵘对玄言诗的评价是颇低的，认为其文体“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这种状况一直到郭璞出现才出现新的生机，“创变其体”，对旧有的文体有所改变。刘宋时期，钟嵘对谢灵运的评价非常高，认为其文体“富艳”而难以追摩。最后几句话是钟嵘对曹魏、两晋、刘宋三个阶段的五言诗体的最杰出代表的总结与座次的安排：曹魏时期以曹植为“建安之杰”、徐干与王粲为次；两晋以陆机为“太康之英”、潘岳与郭璞为次；刘宋以谢灵运为“元嘉之雄”、颜延之为次。对钟嵘自身所处齐梁时代的文体，他描述说：“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从这段文字来看，追求与众不同的文体已经成为士子们极为疯狂的现象，而且世俗对曹魏时期的文体颇为轻蔑，对时下齐梁的鲍照、谢朓等人的文体十分推崇。钟嵘对这种丢弃古代经典、追逐当下朝流又仅得其末端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他们是“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 萧纲《与湘东王书》也对萧梁时期的世俗文体进行了批判与剖析：“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萧纲所言，当时的京城里的文体大概是分为守旧与追求潮流的两种倾向：守旧的学习《尚书》等经文，却形成了呆板懦钝之体；追新的多仿效谢灵运、裴子野的文体，却悟不来二人的精华反而只学些糟粕。刘勰《文心雕龙》是南朝时展现时代文体观的杰作。其从第六篇《明诗》到第二十五篇《书记》介绍了三十多种文类文体，对每种文类文体都进行从古到今的追流讨源式的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在相当的程度上就是对此类文体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的描述，如《明诗》中对魏晋刘宋时期五言诗体演变的认识：其总结建安时期的五言诗体云：“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具有很强的概括力，相当多的语句已经成为诗歌史上的经典定评。对其它的三十几种文类文体，刘勰在每篇中都或多或少地谈及某个时代的文体或谈及相应时代的典型作家的代表作品，限于篇幅，本文不赘述，其实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传达了他对某种文体的时代文体观。
而且，刘勰《时序》中还对历朝历代总的文体演变进行了研究，如其论述西汉文章文体变化的情况：汉初时高祖刘邦重武力而轻儒生，文景二帝又承其余续，不重文化事业，人们发心中之事而为歌，文体比较自然，“天纵之英作”；汉武帝时重视儒学，国家文化礼乐事业开始兴盛，文章也必然开始重视代表国度繁荣性的修饰，文体上则显现为追求华丽的词藻，“辞藻竞骛”；从昭宣二帝以来，由于儒学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愈趋显赫，文章也渐呈繁荣走向精致，有独到文体的人受到重视：“集雕篆之轶材，发绮縠之高喻”；刘勰对西汉的诗赋文体有一个总的看法，就是认为整个时代的诗赋都有屈原的影子，“祖述《楚辞》”。《时序》对每个历史时期的论述皆此类细致，本论文不一一繁举。北朝没有像刘勰那样的对时代文体观的细致论述，但是一些士人也能看到古今文体的不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指出了今世已经是讲求各种文体技巧的时代，与古代不够细致的文体是完全不同的。
三.对时代文体理论的自觉总结
南北朝时除了文人们对某种的文体在不同历史的发展状况进行具体描述外，一些有见地的有识之士还对文体发展的规律进行归纳性的思考与提升，他们能够认识到文体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萧统《文选序》：“若夫锥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锥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萧绎《内典碑铭集林序》：“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北朝方面有魏收《文苑传序》：“自昔圣达之作，贤哲之书，莫不统理成章，蕴气标致，其流广变，诸非一贯，文质推移，与时俱化。”同时，他们还认识到文体随着地域的不同而不同：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序中云：“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北朝方面有邢邵《萧仁祖集序》：“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原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这些论述表明南北朝时人们对时代文体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尚不够细致和深入。直到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舍人设专章《时序》深入地讨论此问题，给南朝的时代文体观带来了鼎盛之作。刘勰《时序》所展现的文体观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具有论述全面性的倾向。舍人将远古、商周、战国、两汉、曹魏、两晋、刘宋齐梁各个时段的文体演变过程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通融古今的论述。其次，走向细致化，对每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都进行细致化的描述。如前文所举对西汉文体演变的描述。第三，能够看到时代政治环境对时代文体的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其指出对建安文学集团的“梗概而多气”的文体是由汉末乱世造成：“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第四，能够看到时代风气对文体的影响，如其论东晋文体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迍，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东晋时由于谈玄之盛，导致了玄言诗的繁盛。第五，能够看到由于帝王喜好的不同而直接影响文体的兴废，如汉代文景之时“辞人勿用”，所以文体当然就难以兴盛；等到武帝时尊崇儒学后：“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武帝的喜好给文体带来了发展的可能性。刘勰在对古今文体进行通观性的考察后，得出结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的结论包含了影响文体的各种时代因素，比萧统、萧绎、魏收等人仅看到文体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时代文体观更为深入，是对时代文体理论的经典性的总结。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中华书局，2006年。
[2]钟嵘著、郭绍虞主编、陈延杰注：《诗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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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沈约：《宋书》，中华书局，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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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2006年。
（作者介绍：吕红光，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