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文章基于2000年-2012年武陵山区71县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武陵山区城镇化进程、金融发展以及财政支出等因素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效应。结果表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与金融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城镇倾向”，无论是公共财政支出还是地区金融发展都无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金融发展、公共财政支出与城镇化的互动进一步恶化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而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能显著地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在累积恶性循环效应作用下，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
关键词：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效应
一、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上升到2009年的历史最大值3.33∶1，2013年仍然高达3.03∶1，中国仍然处于全球城乡收入高差距行列。此外，中国还有生活在贫困县以下的7 000多万农村人口，主要集中于部分自然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的连片特困地区。当前，中国连片特困地区不仅要尽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缓解贫困，以缩小与平原地区的收入差距，还要有效化解区域内部严峻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收敛。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瓶颈性”障碍。本研究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观念，实证对象选用国家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全国11个连片特困地区中先行先试的样本——武陵山区，深入探讨该地区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极其逻辑机理，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理论推演
从分析视角来看，基于古典经济分析框架而形成的二元经济理论经典模型——“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Lewis-Fei-Ranis Model）”，成为此后学术界探究城乡经济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点和发展中国家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政策依据，后续的相关研究基本是围绕拓展、修正或验证此模型而展开的。
根据刘—费—拉模型假设，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具有典型二元异质特征的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城市部门和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农业部门；两大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率存在差距，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率高于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具有边际劳动生产率较低甚至为零的劳动力，决定了该部门劳动力只能获取较低生活水平的生存工资，两大经济部门存在的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率差异引发了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下面，我们用图1来解读刘—费—拉模型蕴含的城乡经济社会关系变迁的基本思想和政策蕴含。
在图1中，a、b分别表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城市部门，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Dm、Dn分别表示城市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或劳动力需求曲线，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劳动边际生产力递减法则，劳动力需求曲线具有自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特性，Sm、Sn分别表示城市部门和农业部门在初始状态下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此阶段，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或潜在的剩余劳动力，相对城市而言供给较为充裕，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力均衡工资率Wa较低，相反，城市部门则由于资本相对充裕、劳动力供给相对缺乏致使劳动力均衡工资率Wb较高，且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均衡工资水平，即Wb>Wa。假设劳动者是追求收益或报酬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劳动力流转不存在任何的市场壁垒和制度壁垒，交易成本忽略不计，则城乡两大部门的工资差异会诱发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部门流转，以获取高于农业部门的超额报酬。于是，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减少而Sm向左移动，城市部门劳动力供给增加而Sn向右移动。其结果是：农业劳动力均衡工资率或劳动生产率因劳动力供给减少而上升，而城市部门工资率或劳动生产率因劳动力供给增加而下降，这种跨部门的劳动力流转将促使城乡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率差距的持续收敛，直到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曲线由Sm移至S1m，城市部门劳动力供给曲线由Sn移至S1n，城乡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均为w0，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或以工资差距为代表的收入差距完全收敛，此时，农业部门流出的劳动力数量Lm-L1m刚好等于城市部门流入的劳动力数量Ln-L1n。a图S△ABC表示农业部门因劳动力转出提高均衡工资水平而增加社会福利，b图中S△EFK代表城市部门因劳动力流入而增加的社会福利，不同是的，农业部门社会福利增加伴随着均衡工资水平的上升，而城市部门社会福利增加则伴随着均衡工资水平的下降。由此可见，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主要特征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进程，不仅具有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还有利于促进总量经济增长或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显著提升。
然而，该模型强调加大城镇化或工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实际上却潜藏了诸多假设，例如，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和不变制度工资，剩余劳动力的完全“经济人”理性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流动的零交易成本等。因此，“刘—费—拉模型”是否与中国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实际相耦合？在以下的实证研究部分将对这一问题做深入探讨。
三、 实证分析
1. 计量模型与指标设计。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众多，既包括本文提及的城镇化进程，还包括金融发展、公共财政投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等。因此，实证研究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时，本研究对其他解释变量进行了“控制”。另外，由于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自相關，本文也把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中，由此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如下：
2. 实证结果解释。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计量经济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结果如表1中模型（a）列所示。广义矩估计法要求差分方程中残差的一阶差分项应该是一阶负相关，而且没有二阶和更高阶的相关。回归结果显示，模型差分方程的残差序列仅存在一阶自相关，无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也表明所有的工具变量都有效。
模型（1）中城镇化urb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0.186 6，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说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收入差距却进一步扩大。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固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不彻底、不完善的城镇化实践，使得农民工并未真正共享城镇化带来的各项经济成果和社会福利，而武陵山区受城市经济实力和政府财力不足的制约，其城镇化进程的经济成果释放与社会福利改善效应则更为有限。还有可能是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而武陵山区的城镇化水平实在太低，2014年重庆、湖南、湖北和贵州4个分片区的城镇化率分别为38.08%、39.12%、35.57%和30.92%，与各自所在省份城镇化水平的差距分别为21.40、10.52、19.70和9.18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低下或许是城镇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显著负相关的重要原因。
金融发展规模fir和金融发展效率fae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系数为正，说明该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以及金融效率提升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要充分发挥金融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必须在扩大金融规模的同时优化金融资本的城乡配置效率，加大对贫困地区或农民群体的金融支持力度，精准配置，促进贫困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农民增收，才能取得新时期扶贫开发与城乡二元结构改善的良好效果。
公共财政支出pegex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说明随着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趋向扩大。可能的解释是，在地方政府追求经济高增长与政绩竞争的大背景下，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具有明显的“城镇倾向”，在武陵山区等连片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公共财力更为紧缺的情形下，稀缺的财政资源配置“重城、轻农”的倾向将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农业现代化avamp，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说明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能显著地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
为了进一步考察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公共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协同效应，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引入交互项urb*fir、urb*fae和urb*pegex，分別得到模型（2）和模型（3）。urb*fae和urb*fir系数为正，表明该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以及金融效率提升与城镇化的互动进一步恶化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化进程促进了金融资源向城镇的集聚，加剧了不平等的城乡金融配置，从而导致农村或农民金融抑制，这也表明近年来武陵山区的城镇金融“马太效应”强于对三农的“涓滴效应”。因此，地方政府应鼓励农村金融发展创新，加大对农村或农民的金融扶贫力度，以减轻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城镇对农村的“抽血效应”。urb*pegex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城镇化进程与公共财政支出的互动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与城镇化的不彻底与公共财政城乡非均衡配置有关。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在模型（1）、模型（2）、模型（3）中urigit-1的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如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没有针对贫困地区、贫困农民的精准扶贫攻坚及其制度创新，在累积恶性循环效应作用下，以城乡收入差距为典型特征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无法得到根本性转换。
四、 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地方政府追求经济高增长、政绩竞争以及金融资本市场化配置的大背景下，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与金融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城镇倾向”，无论是公共财政支出还是地区金融发展都无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反而还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金融发展、公共财政支出与城镇化的互动进一步恶化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而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能显著地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在累积恶性循环效应作用下，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有效改善连片特困地区城乡收入分配状况的根本出路，在于走“人—业—地”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产业、土地与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步协调发展；二是有效对接新型城镇化与扶贫开发战略，以促进连片特困地区及贫困人口贫困缓解，应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土地及产业规划为纲领，统筹各项扶贫开发资金、目标、政策，以促进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各类扶贫开发主体，优化配置产业扶贫、高山移民搬迁扶贫、社会扶贫、文化扶贫、财政金融扶贫等多种扶贫资源，促进财政金融资源配置均等化，以解决城乡居民收入、教育、医疗、就业机会鸿沟。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刘明兴.中国经济的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J].世界经济，2003，（8）.
[2] 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7）.
[3] 程开明，李金昌.城市偏向、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动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7）.
[4] 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社会科学，2013，（4）.
[5] 高帆.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2.
关键词：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效应
一、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上升到2009年的历史最大值3.33∶1，2013年仍然高达3.03∶1，中国仍然处于全球城乡收入高差距行列。此外，中国还有生活在贫困县以下的7 000多万农村人口，主要集中于部分自然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的连片特困地区。当前，中国连片特困地区不仅要尽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缓解贫困，以缩小与平原地区的收入差距，还要有效化解区域内部严峻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收敛。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瓶颈性”障碍。本研究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观念，实证对象选用国家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全国11个连片特困地区中先行先试的样本——武陵山区，深入探讨该地区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极其逻辑机理，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理论推演
从分析视角来看，基于古典经济分析框架而形成的二元经济理论经典模型——“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Lewis-Fei-Ranis Model）”，成为此后学术界探究城乡经济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点和发展中国家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政策依据，后续的相关研究基本是围绕拓展、修正或验证此模型而展开的。
根据刘—费—拉模型假设，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具有典型二元异质特征的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城市部门和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农业部门；两大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率存在差距，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率高于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具有边际劳动生产率较低甚至为零的劳动力，决定了该部门劳动力只能获取较低生活水平的生存工资，两大经济部门存在的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率差异引发了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下面，我们用图1来解读刘—费—拉模型蕴含的城乡经济社会关系变迁的基本思想和政策蕴含。
在图1中，a、b分别表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城市部门，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Dm、Dn分别表示城市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或劳动力需求曲线，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劳动边际生产力递减法则，劳动力需求曲线具有自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特性，Sm、Sn分别表示城市部门和农业部门在初始状态下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此阶段，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或潜在的剩余劳动力，相对城市而言供给较为充裕，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力均衡工资率Wa较低，相反，城市部门则由于资本相对充裕、劳动力供给相对缺乏致使劳动力均衡工资率Wb较高，且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均衡工资水平，即Wb>Wa。假设劳动者是追求收益或报酬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劳动力流转不存在任何的市场壁垒和制度壁垒，交易成本忽略不计，则城乡两大部门的工资差异会诱发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部门流转，以获取高于农业部门的超额报酬。于是，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减少而Sm向左移动，城市部门劳动力供给增加而Sn向右移动。其结果是：农业劳动力均衡工资率或劳动生产率因劳动力供给减少而上升，而城市部门工资率或劳动生产率因劳动力供给增加而下降，这种跨部门的劳动力流转将促使城乡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率差距的持续收敛，直到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曲线由Sm移至S1m，城市部门劳动力供给曲线由Sn移至S1n，城乡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均为w0，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或以工资差距为代表的收入差距完全收敛，此时，农业部门流出的劳动力数量Lm-L1m刚好等于城市部门流入的劳动力数量Ln-L1n。a图S△ABC表示农业部门因劳动力转出提高均衡工资水平而增加社会福利，b图中S△EFK代表城市部门因劳动力流入而增加的社会福利，不同是的，农业部门社会福利增加伴随着均衡工资水平的上升，而城市部门社会福利增加则伴随着均衡工资水平的下降。由此可见，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主要特征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进程，不仅具有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还有利于促进总量经济增长或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显著提升。
然而，该模型强调加大城镇化或工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实际上却潜藏了诸多假设，例如，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和不变制度工资，剩余劳动力的完全“经济人”理性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流动的零交易成本等。因此，“刘—费—拉模型”是否与中国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实际相耦合？在以下的实证研究部分将对这一问题做深入探讨。
三、 实证分析
1. 计量模型与指标设计。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众多，既包括本文提及的城镇化进程，还包括金融发展、公共财政投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等。因此，实证研究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时，本研究对其他解释变量进行了“控制”。另外，由于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自相關，本文也把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中，由此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如下：
2. 实证结果解释。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计量经济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结果如表1中模型（a）列所示。广义矩估计法要求差分方程中残差的一阶差分项应该是一阶负相关，而且没有二阶和更高阶的相关。回归结果显示，模型差分方程的残差序列仅存在一阶自相关，无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也表明所有的工具变量都有效。
模型（1）中城镇化urb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0.186 6，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说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收入差距却进一步扩大。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固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不彻底、不完善的城镇化实践，使得农民工并未真正共享城镇化带来的各项经济成果和社会福利，而武陵山区受城市经济实力和政府财力不足的制约，其城镇化进程的经济成果释放与社会福利改善效应则更为有限。还有可能是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而武陵山区的城镇化水平实在太低，2014年重庆、湖南、湖北和贵州4个分片区的城镇化率分别为38.08%、39.12%、35.57%和30.92%，与各自所在省份城镇化水平的差距分别为21.40、10.52、19.70和9.18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低下或许是城镇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显著负相关的重要原因。
金融发展规模fir和金融发展效率fae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系数为正，说明该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以及金融效率提升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要充分发挥金融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必须在扩大金融规模的同时优化金融资本的城乡配置效率，加大对贫困地区或农民群体的金融支持力度，精准配置，促进贫困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农民增收，才能取得新时期扶贫开发与城乡二元结构改善的良好效果。
公共财政支出pegex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说明随着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趋向扩大。可能的解释是，在地方政府追求经济高增长与政绩竞争的大背景下，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具有明显的“城镇倾向”，在武陵山区等连片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公共财力更为紧缺的情形下，稀缺的财政资源配置“重城、轻农”的倾向将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农业现代化avamp，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说明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能显著地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
为了进一步考察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公共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协同效应，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引入交互项urb*fir、urb*fae和urb*pegex，分別得到模型（2）和模型（3）。urb*fae和urb*fir系数为正，表明该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以及金融效率提升与城镇化的互动进一步恶化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化进程促进了金融资源向城镇的集聚，加剧了不平等的城乡金融配置，从而导致农村或农民金融抑制，这也表明近年来武陵山区的城镇金融“马太效应”强于对三农的“涓滴效应”。因此，地方政府应鼓励农村金融发展创新，加大对农村或农民的金融扶贫力度，以减轻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城镇对农村的“抽血效应”。urb*pegex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城镇化进程与公共财政支出的互动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与城镇化的不彻底与公共财政城乡非均衡配置有关。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在模型（1）、模型（2）、模型（3）中urigit-1的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如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没有针对贫困地区、贫困农民的精准扶贫攻坚及其制度创新，在累积恶性循环效应作用下，以城乡收入差距为典型特征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无法得到根本性转换。
四、 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地方政府追求经济高增长、政绩竞争以及金融资本市场化配置的大背景下，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与金融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城镇倾向”，无论是公共财政支出还是地区金融发展都无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反而还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金融发展、公共财政支出与城镇化的互动进一步恶化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而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能显著地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在累积恶性循环效应作用下，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有效改善连片特困地区城乡收入分配状况的根本出路，在于走“人—业—地”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产业、土地与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步协调发展；二是有效对接新型城镇化与扶贫开发战略，以促进连片特困地区及贫困人口贫困缓解，应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土地及产业规划为纲领，统筹各项扶贫开发资金、目标、政策，以促进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各类扶贫开发主体，优化配置产业扶贫、高山移民搬迁扶贫、社会扶贫、文化扶贫、财政金融扶贫等多种扶贫资源，促进财政金融资源配置均等化，以解决城乡居民收入、教育、医疗、就业机会鸿沟。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刘明兴.中国经济的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J].世界经济，2003，（8）.
[2] 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7）.
[3] 程开明，李金昌.城市偏向、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动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7）.
[4] 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社会科学，2013，（4）.
[5] 高帆.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