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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反腐,人人都是“扒粪者”
2009年9月18日,“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写入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随后,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党建辞典》正式收录“网络反腐”词条;10月28日,中纪委监察部统一开通全国纪檢监察举报网站;11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考察中纪委监察部网络信息工作时强调,要高度重视网络举报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真正为群众提供一条便捷、畅通的监督渠道……
一系列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举措表明,网络反腐时代即将来临。
人人都是“扒粪者”
“我保证不再做任何伤害李玉春的事,否则就全家死光……”2004年6月10日,一篇题为《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的帖子,出现在“中国舆论监督网”上,文后附有李信的下跪照片及《保证书》。
这篇扎眼的帖子,像狂风一样迅速刮遍各大网站。
2002年,身为济宁市副市长的李信认识了做生意的李玉春,两人合开了一家公司。后来李玉春发现李信利用公司洗钱,欲退出公司,遭到暴打。李玉春决定举报,李信获悉后,跪在地上,哀求李玉春放他一马,事后,李玉春开始一边躲藏一边举报。一年中,她发出上万封特快专递,但皆石沉大海。在走投无路之下,李玉春求助于民间反腐名人李新德。李新德在“中国舆论监督网”上发帖,披露了有关情况。在网民的推波助澜下,“下跪副市长”一帖惊动中纪委。
帖文发表46天后,李信被捕,中国网络反腐大幕就此拉开。
如果说李玉春的网络反腐,还是被动而为的话,那么,重庆万州一名公务员揭开的“贾在云腐败案”,则开始展现出主动色彩。
2007年初,万州一名公务员寄出两封举报信,检举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贾在云在任区商委主任期间套取国家专项资金300多万元。
举报未果,这名公务员创建了“万州反腐倡廉卫士网”,将举报贾在云的材料制成专题公诸于众……贾在云由此落马。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网民反腐,已不满足于“自身圈子”。
谁也不会想到,一次意外发现,会掀起2008年最强劲的反腐风暴。
2008年末,时任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抛出“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的问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进行查处”的言论,在网民中引起轩然大波,网友遍撒“英雄帖”,呼吁对周久耕展开“人肉搜索”。
网民“西方不亮东方亮”从一张会议照片上,发现周久耕抽的是名贵香烟“九五至尊”,便发帖《腐败不腐败,看房管局长抽1500元的烟》。
于是,针对周久耕的“人肉搜索”不断升级,从他的穿着打扮、名牌手表到高档住宅、豪华汽车,无不图文并茂地暴露在网上,在网民的口诛笔伐下,周久耕最终锒铛入狱。
2008年,由此被一些媒体称为“网络反腐元年”。
在此催化下,2009年,网络反腐四处开花:年初,网友以《我无意中捡到的某市公务员出国考察费用清单》为题,发帖公布“江西新余人力资源考察团”、“温州赴美培训团”出国费用清单,引发“出国考察门”事件,江西、浙江有关部门先后处理了相关责任人;1月,网民把几张休闲中心的按摩消费账单在网上曝光,一个月后,被称为“按摩局长”的浙江东阳市审计局局长韦俊图被免职;3月,“凯迪论坛”出现题为《内部资料泄漏,温州大批贪官集体腐败浮出水面》的帖子,引爆温州“安置门”事件——94套安置房被多位官员低价购买,20多天后,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原党组书记吴权书等人被处理、判刑……
人人都是“扒粪者”,网络的惊涛拍岸,开始强烈冲击传统反腐格局。
无奈的次优选择
2009年10月,《中国青年报》搞了一项社会调查:你会选择何种反腐渠道?有75.5%的人选择了“网络曝光”。印证这一调查的是,中纪委监察部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的第一天,网站就因访问量巨大而数度瘫痪。
北京检察机关公布的数据,也间接佐证了《中国青年报》的调查:近五年来,北京检察机关受理的案件,经群众采取信访等传统方式举报的只占35%,较本世纪初下滑一半。
为何网络反腐能引发大众“狂欢”?
“因为举报便捷。传统举报一般要经过‘上门—登记—谈话—摸底—受理’等一系列烦琐程序,而网络举报不受时空限制,坐在家里,轻点鼠标就可完成。”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说,“网络举报的另一个特点是互动性强。传统举报常常孤立无援,而网络举报却是全民参与,往往一个腐败现象出现,就会有无数网民蜂拥而至,在互动交流中不断逼近真相。”
“传统举报效率较低,甚至被一拖了之。而网络举报能大大压缩暗箱操作空间,因为文字、图像摆在那里,有关部门如不及时介入,就会陷入被动,无法交待。”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说,“网络举报最重要的是安全性高。用常规渠道举报,举报者易暴露身份,遭到打击报复。改革开放30年评出的十个反腐名人,就有九个遭到报复,这就是明证。而网络举报的隐蔽性强,举报者基本没有人身安全之虞。”
正因传统举报渠道不够畅通、方便、安全,网络反腐才风生水起。这说明网络举报成为公众新宠,其实只是迫不得已的次优选择。
一个制度标本的诞生
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在阴暗中滋长的腐败,最怕阳光。今天之所以还存在大量“黑洞”,就是因为阳光不足。截至2009年9月,我国网民数量已达3.6亿,居世界首位。分散在各阶层各领域的网民,就是一缕缕阳光,如果利用得当,“黑洞”会被照得透亮。
如何引导和利用网民反腐,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新课题。
2006年履新湖南省株洲市纪委书记的杨平,在2008年5月14日的一个创举,让他声名鹊起。
这天,杨平在“红网·株洲城市论坛”发了题为《株洲市领导干部作风存在八大问题》的帖子,署上真名和职务。
帖子很快被删,版主说:“你冒名顶替。”杨平的秘书不得不找上门去,“红网”总版主获悉后,说这事新鲜,要鼓励,立即将“新兵”杨平破格提拔为“三级网督”,杨平一下有了“特权”:发照片、发短信……
这天晚上,杨平上网时,网上已是骂声一片,有人说他是在“作秀”,有人说他是“芙蓉姐姐”……
面对质疑,杨平用行动代替解释——被网民检举的株洲市粮食局局长被掀翻落马后,“扔砖头”的网民改为了“扔鲜花”。杨平以行动赢得网民信任后,举报线索如雪片般飞来,多名官员落马。
杨平的“出格”举动,在2008年7月,得到中纪委和湖南省纪委的支持。在鼓励之下,杨平开始寻求网络反腐的制度化之路。
2008年8月13日,株洲市纪委召开常委会议,通过了中国首个网络反腐办法《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试行办法》,并专门成立了网络反腐中心。《办法》实施后,株洲市各级官员养成了新习惯:每天上网看有无本部门的投诉。
株洲《办法》的诞生,不仅为地方政府如何进行网络反腐提供了标本,更预示着网络反腐的制度化时代即将来临。
网络反腐通常走的是这样一条路径:提供线索—网民热炒—反腐机构锁定—贪官落马。可见,网络反腐要具有实效,关键还在于反腐机构。
如何处理网络上的海量举报?如何让网络反腐与现行反腐机制有效对接?如何引入激励机制保持网民的反腐热情?如何站在株洲的肩膀上更上层楼?
这些问号,将成为考验地方反腐机构网络问政能力的试金石。
为网络反腐寻找法律出口
2009年5月7日晚8时7分,26岁的杭州市民谭卓在斑马线上,被一辆牌号为浙A608Z0的跑车撞飞。肇事者一脸不在乎,七八个打扮时髦的同伴,驾着各种跑车呼啸而至,聚在一起抽烟说笑。
这帮人的冷漠,激起网民的愤怒,“人肉搜索”即刻展开。
随后,有网民扔出爆炸性消息:车祸现场那个叼烟开法拉利的叫翁振华,是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翁卫军的儿子,强烈建议“人肉搜索”。一夜之间,翁卫军几乎成了“全民公敌”。十多天后,真相大白,翁振华与翁卫军没任何亲属关系,其父为一家企业老总。
这一次,对于无辜的翁卫军来说,网络反腐变成了网络暴力。
“在网络反腐繁荣的背后,也存在不少弊病,有些网民可能会通过网络进行恶意诽谤、侵犯他人隐私、歪曲事实真相等,从而将网络反腐异化成网络暴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说。
“不仅仅是异化,在网上大张旗鼓地发布举报信息,很容易打草惊蛇,让被举报者及早准备,事先串供或销毁证据,从而加大查处难度。”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曦说。
缺乏法律规范已成为网络反腐的最大硬伤。
网络反腐就像驾驶汽车一样,必须得有严格的“交通”规则,没有规则就会偏离监督的初衷,进而伤人害己。不放过一个腐败分子,也不能冤枉一个好官员,网络反腐要成为惩治腐败的新利器,必须走法制化道路。
为网络反腐寻找一个法律出口,必将成为一个躲不开的命题。2009年11月19日,贺国强在考察中纪委监察部网络信息工作时指出,要“切实加强管理,完善网络举报法规制度建设,健全网络举报受理机制,完善线索运用和反馈制度”,这说明网络反腐的法规制度建设,已经引起高层的重视。
既要最大限度地激发网民的反腐热情,又不能冤枉任何一个好人。迎接网络反腐时代,这不是一道好做的题,但是一道必须做好的题。
2009年9月18日,“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写入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随后,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党建辞典》正式收录“网络反腐”词条;10月28日,中纪委监察部统一开通全国纪檢监察举报网站;11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考察中纪委监察部网络信息工作时强调,要高度重视网络举报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真正为群众提供一条便捷、畅通的监督渠道……
一系列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举措表明,网络反腐时代即将来临。
人人都是“扒粪者”
“我保证不再做任何伤害李玉春的事,否则就全家死光……”2004年6月10日,一篇题为《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的帖子,出现在“中国舆论监督网”上,文后附有李信的下跪照片及《保证书》。
这篇扎眼的帖子,像狂风一样迅速刮遍各大网站。
2002年,身为济宁市副市长的李信认识了做生意的李玉春,两人合开了一家公司。后来李玉春发现李信利用公司洗钱,欲退出公司,遭到暴打。李玉春决定举报,李信获悉后,跪在地上,哀求李玉春放他一马,事后,李玉春开始一边躲藏一边举报。一年中,她发出上万封特快专递,但皆石沉大海。在走投无路之下,李玉春求助于民间反腐名人李新德。李新德在“中国舆论监督网”上发帖,披露了有关情况。在网民的推波助澜下,“下跪副市长”一帖惊动中纪委。
帖文发表46天后,李信被捕,中国网络反腐大幕就此拉开。
如果说李玉春的网络反腐,还是被动而为的话,那么,重庆万州一名公务员揭开的“贾在云腐败案”,则开始展现出主动色彩。
2007年初,万州一名公务员寄出两封举报信,检举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贾在云在任区商委主任期间套取国家专项资金300多万元。
举报未果,这名公务员创建了“万州反腐倡廉卫士网”,将举报贾在云的材料制成专题公诸于众……贾在云由此落马。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网民反腐,已不满足于“自身圈子”。
谁也不会想到,一次意外发现,会掀起2008年最强劲的反腐风暴。
2008年末,时任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抛出“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的问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进行查处”的言论,在网民中引起轩然大波,网友遍撒“英雄帖”,呼吁对周久耕展开“人肉搜索”。
网民“西方不亮东方亮”从一张会议照片上,发现周久耕抽的是名贵香烟“九五至尊”,便发帖《腐败不腐败,看房管局长抽1500元的烟》。
于是,针对周久耕的“人肉搜索”不断升级,从他的穿着打扮、名牌手表到高档住宅、豪华汽车,无不图文并茂地暴露在网上,在网民的口诛笔伐下,周久耕最终锒铛入狱。
2008年,由此被一些媒体称为“网络反腐元年”。
在此催化下,2009年,网络反腐四处开花:年初,网友以《我无意中捡到的某市公务员出国考察费用清单》为题,发帖公布“江西新余人力资源考察团”、“温州赴美培训团”出国费用清单,引发“出国考察门”事件,江西、浙江有关部门先后处理了相关责任人;1月,网民把几张休闲中心的按摩消费账单在网上曝光,一个月后,被称为“按摩局长”的浙江东阳市审计局局长韦俊图被免职;3月,“凯迪论坛”出现题为《内部资料泄漏,温州大批贪官集体腐败浮出水面》的帖子,引爆温州“安置门”事件——94套安置房被多位官员低价购买,20多天后,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原党组书记吴权书等人被处理、判刑……
人人都是“扒粪者”,网络的惊涛拍岸,开始强烈冲击传统反腐格局。
无奈的次优选择
2009年10月,《中国青年报》搞了一项社会调查:你会选择何种反腐渠道?有75.5%的人选择了“网络曝光”。印证这一调查的是,中纪委监察部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的第一天,网站就因访问量巨大而数度瘫痪。
北京检察机关公布的数据,也间接佐证了《中国青年报》的调查:近五年来,北京检察机关受理的案件,经群众采取信访等传统方式举报的只占35%,较本世纪初下滑一半。
为何网络反腐能引发大众“狂欢”?
“因为举报便捷。传统举报一般要经过‘上门—登记—谈话—摸底—受理’等一系列烦琐程序,而网络举报不受时空限制,坐在家里,轻点鼠标就可完成。”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说,“网络举报的另一个特点是互动性强。传统举报常常孤立无援,而网络举报却是全民参与,往往一个腐败现象出现,就会有无数网民蜂拥而至,在互动交流中不断逼近真相。”
“传统举报效率较低,甚至被一拖了之。而网络举报能大大压缩暗箱操作空间,因为文字、图像摆在那里,有关部门如不及时介入,就会陷入被动,无法交待。”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说,“网络举报最重要的是安全性高。用常规渠道举报,举报者易暴露身份,遭到打击报复。改革开放30年评出的十个反腐名人,就有九个遭到报复,这就是明证。而网络举报的隐蔽性强,举报者基本没有人身安全之虞。”
正因传统举报渠道不够畅通、方便、安全,网络反腐才风生水起。这说明网络举报成为公众新宠,其实只是迫不得已的次优选择。
一个制度标本的诞生
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在阴暗中滋长的腐败,最怕阳光。今天之所以还存在大量“黑洞”,就是因为阳光不足。截至2009年9月,我国网民数量已达3.6亿,居世界首位。分散在各阶层各领域的网民,就是一缕缕阳光,如果利用得当,“黑洞”会被照得透亮。
如何引导和利用网民反腐,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新课题。
2006年履新湖南省株洲市纪委书记的杨平,在2008年5月14日的一个创举,让他声名鹊起。
这天,杨平在“红网·株洲城市论坛”发了题为《株洲市领导干部作风存在八大问题》的帖子,署上真名和职务。
帖子很快被删,版主说:“你冒名顶替。”杨平的秘书不得不找上门去,“红网”总版主获悉后,说这事新鲜,要鼓励,立即将“新兵”杨平破格提拔为“三级网督”,杨平一下有了“特权”:发照片、发短信……
这天晚上,杨平上网时,网上已是骂声一片,有人说他是在“作秀”,有人说他是“芙蓉姐姐”……
面对质疑,杨平用行动代替解释——被网民检举的株洲市粮食局局长被掀翻落马后,“扔砖头”的网民改为了“扔鲜花”。杨平以行动赢得网民信任后,举报线索如雪片般飞来,多名官员落马。
杨平的“出格”举动,在2008年7月,得到中纪委和湖南省纪委的支持。在鼓励之下,杨平开始寻求网络反腐的制度化之路。
2008年8月13日,株洲市纪委召开常委会议,通过了中国首个网络反腐办法《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试行办法》,并专门成立了网络反腐中心。《办法》实施后,株洲市各级官员养成了新习惯:每天上网看有无本部门的投诉。
株洲《办法》的诞生,不仅为地方政府如何进行网络反腐提供了标本,更预示着网络反腐的制度化时代即将来临。
网络反腐通常走的是这样一条路径:提供线索—网民热炒—反腐机构锁定—贪官落马。可见,网络反腐要具有实效,关键还在于反腐机构。
如何处理网络上的海量举报?如何让网络反腐与现行反腐机制有效对接?如何引入激励机制保持网民的反腐热情?如何站在株洲的肩膀上更上层楼?
这些问号,将成为考验地方反腐机构网络问政能力的试金石。
为网络反腐寻找法律出口
2009年5月7日晚8时7分,26岁的杭州市民谭卓在斑马线上,被一辆牌号为浙A608Z0的跑车撞飞。肇事者一脸不在乎,七八个打扮时髦的同伴,驾着各种跑车呼啸而至,聚在一起抽烟说笑。
这帮人的冷漠,激起网民的愤怒,“人肉搜索”即刻展开。
随后,有网民扔出爆炸性消息:车祸现场那个叼烟开法拉利的叫翁振华,是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翁卫军的儿子,强烈建议“人肉搜索”。一夜之间,翁卫军几乎成了“全民公敌”。十多天后,真相大白,翁振华与翁卫军没任何亲属关系,其父为一家企业老总。
这一次,对于无辜的翁卫军来说,网络反腐变成了网络暴力。
“在网络反腐繁荣的背后,也存在不少弊病,有些网民可能会通过网络进行恶意诽谤、侵犯他人隐私、歪曲事实真相等,从而将网络反腐异化成网络暴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说。
“不仅仅是异化,在网上大张旗鼓地发布举报信息,很容易打草惊蛇,让被举报者及早准备,事先串供或销毁证据,从而加大查处难度。”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曦说。
缺乏法律规范已成为网络反腐的最大硬伤。
网络反腐就像驾驶汽车一样,必须得有严格的“交通”规则,没有规则就会偏离监督的初衷,进而伤人害己。不放过一个腐败分子,也不能冤枉一个好官员,网络反腐要成为惩治腐败的新利器,必须走法制化道路。
为网络反腐寻找一个法律出口,必将成为一个躲不开的命题。2009年11月19日,贺国强在考察中纪委监察部网络信息工作时指出,要“切实加强管理,完善网络举报法规制度建设,健全网络举报受理机制,完善线索运用和反馈制度”,这说明网络反腐的法规制度建设,已经引起高层的重视。
既要最大限度地激发网民的反腐热情,又不能冤枉任何一个好人。迎接网络反腐时代,这不是一道好做的题,但是一道必须做好的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