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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比中美电视谈话节目，可以明显发现二者在文化理念和价值倾向上存在明显差异。本文通过对话题预设和谈话场两个方面的比较发现：在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中，“冲突就是戏剧”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被贯穿始终，而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则更倡导并遵循“和而不同”的中国传统价值理念。
关键词：话题预设 谈话场 小我本位 大我本位 冲突本位 协商本位
寻求实现平等对话的力量，无不来自人类交流的困境。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人因不能交流而倍感思想的沉重，甚至连肉体生存的空间也遭到剥夺。对话不是简单地交换思想，对话体现了人类对交流质量的渴求，对爱的渴求，以及对谦卑与信任的渴求。只有对话的联结，才可能为人类交流的艰难有所承担。诚如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提出对话概念的同时，也道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真谛：人类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话语的不断沟通为基础，“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1]
无疑，在人类探寻实践平等对话的漫长而缓慢的行进中，电视谈话节目的诞生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探寻平等对话的产物。在电视谈话节目中，节目参与者作为一个完整的声音进入对话的过程中，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不仅以自己的思想，更是以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全部个性参与对话。电视史学界一般把美国NBC于1954年推出的《今夜》，看作是电视谈话节目的先河。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谈话节目也俨然成为世界电视业的一朵奇葩。不可否认，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在产生、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影响和渗透。然而，在排解人类交流困境的过程中，节目所呈现出来的对话者是主张对抗、渲染对立，还是通过寻求共同思考、参与沟通，理解差异，走向融合？这无疑反映着二者在生产节目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话理念的差异。
对比中美电视谈话节目，笔者认为，在西方的电视谈话节目中，“冲突就是戏剧”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取向被贯穿始终；而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则似乎更倡导并遵循“和而不同”的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然而，就电视谈话节目而言，不管是哪个国家，其核心问题无外乎可概括为谈什么和怎么谈的问题。谈什么主要表现于对话题的选择；而怎么谈则主要体现于对于谈话场的建构。就中美电视谈话节目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话理念的差异，本文将从以上两个方面来对其做浅显的阐释。
一、话题预设：“小我”本位与“大我”本位
对于一个电视谈话节目而言，话题无疑是节目的主心骨，是吸引受众的首要因素。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理念将直接决定电视谈话节目策划者对话题节目单的把握。通过比较，笔者认为中美电视谈话节目在话题选择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突出表现为一种“小我”本位与“大我”本位的文化理念的不同。
1、 美国：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小我本位”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人本主义的哲学思潮从欧洲蔓延到美国。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西方人本思潮把人的存在提高到了本位的地位：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人作为个体存在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对个体的集中关照甚至可以忽略集体的利益。于是，美国形形色色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为个体提供了一方自我展现与实现的舞台，而由个体的多样性决定的内容的新奇与刺激性自然也是情理之中。于是，为了实现商业利润，美国各个电视网和电视台都千方百计地设置一些具有强烈视听冲击的谈话类节目，纷纷将目光集中到新奇、刺激、有冲突的话题：大到时事政治、国际态度、种族冲突，小到家庭琐事、性变态、吸毒、卖淫等等。诸如《你有外遇，我有证据》、《与不能满足他们幻想的女人在一起的男人》、《他的邻居是暗恋他的同性恋者》、《我仍与前夫（妻）“同眠”》等等，目的就是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2、 中国：宣传教化驱动下的“大我本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个体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整体是最高的存在。个人存在只有被整体所包摄、消融时才有价值。于是，西方人本思潮从传播到中国开始，便表现出双重性的特点，即：一方面高扬个体的独立、尊严和价值，认同个人的价值和个体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提倡个人对社会、国家应具有的责任感，个体是集中的个体，小我要服从大我的利益和需要。
与美国“脱口秀”为了争取收视率而强调节目的娱乐性和“做秀”性不同，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娱乐节目诞生的，正如《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曾说的：“国外的‘talk show’往往拿政治和性作为一种玩笑或者幽默的表演，而这对我们是不适当的。我们的谈话内容既不能政治化也不能隐私化。”[2]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一般都定位于社教类或新闻专题类，有人将之称作娱乐性新闻节目，实则他们更强调节目的谈话性质，即人与人之间要求沟通的本能。可以说，《实话实说》之所以能够自1996年诞生以来就将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推向高潮的原因就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的场所，它由此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谈话系统，通过让人们在其间自由讨论某些问题而引起全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可以说，它的每一期节目基本上都会引起人们不同程度的关注和思考，诸如《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夫妻是否需要一米线》、《该不该减肥》等等。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商品大潮的节节进逼，人们的价值追求从政治功利主义逐渐转向经济功利主义，反映在审美取向上则是从追求崇高转向崇尚世俗、社会，强调个人的价值，包括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也趋于个人化和平民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彻底摆脱了宣传教化的“大我本位”，开始完全走西方谈话节目个人主义的路子。尽管不乏少许电视谈话节目受商业利益驱动出现选题的低俗化倾向，但有一大批通过小人物的缩影反映大时代变迁的主流价值观仍占据着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主导位置，诸如《小崔说事》、《往事》、《讲述》、《半边天》、《真情》等等。
二、谈话场：冲突本位与协商本位
在一档谈话节目中，通常会有三重“谈话场”，分别是嘉宾和主持人；主持人与嘉宾这个核心群体与演播室里的观众；演播室里所有成员与屏幕外的观众。可以说，三重谈话场的外围空间呈逐步递增的趋势，对谈话场的设置与安排也间接折射出一个民族权力实施主体和权力实施客体间对于话语权的分配关系。然而，“在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话语是被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并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话语能够建构社会，诸如社会规范、习俗以及背后蕴藏的种种关系、身份和机构。”[3]
由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层面所存在的差异，中美电视谈话节目在对谈话场的建构上则突出表现为“冲突本位”与“协商本位”的不同。
1、 美国：凸显争论的冲突本位
不打架，就不是新闻；不涉及隐私和悬念，就无法建构美国电视谈话节目凸显争论及冲突的谈话场。不难发现，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很多都充斥着非理性主义色彩，充满了戏剧性的场面：社会的弊病通过无休止的争论被激化，人类的悲剧和性格弱点通过对个人隐私的暴露来凸显。“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节目通常采用以下模式：首先由一位嘉宾——受害者讲述悲惨遭遇，在观众中激起恐惧与愤怒，然后，主持人邀请第二位嘉宾——受害者控诉的那个人出场。此前，先用这样一些话来吊观众的胃口：如‘那么，我们是不是想见见欺骗了玛丽的亨利呢 ？’然后在这位被控者出场时，观众就会哄他，喝倒彩，给他难堪。在这种情况下，被控者的辩解常常是越抹越黑，情形进一步恶化。此后，随着第三位嘉宾——知情者的出场，更多的信息被揭露，参与者愈加沮丧不安，甚至出现暴力冲突，大吵大嚷、拳打脚踢、相互扔椅子的情况也时有出现。”[4]
“对于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而言，节目的参与者、主持人和制作者背后，是明显的功利主义动机。首先，就节目的参与嘉宾而言，将自己的困扰、隐私公之于众，就意味着受到观众的讥笑、嘲讽，甚至人格的贬损。然而，一部分人可能想趁此机会在电视上露露脸；一部分人可能怀有天真的幻想，以为自己的真情告白能获得观众的支持，甚至能得到某种解决的方法。事实上，有许多嘉宾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摆脱才拨通了电视谈话节目电话。”[5]因而，在美国电视谈话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以及现场观众都作为演员，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而观众则完全是一个看客。
2、 中国：主张融合的协商本位
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一直暗藏着一种运用整体思维、处理差异的对话思想。这种思想反应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则表现为一种主张融合的谈话场的建构。相比美国电视谈话节目，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对于谈话场的设置并非简单的受收视率的驱动而有意识的渲染冲突，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差异的融合、问题的解决，是建立在协商本位上的。因而，即使是在争论激烈的时候，也尽量恪守有理不在声高的原则，有对立而没有对抗。
《实话实说》曾有一期颇值得回味的节目《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对此议题，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拾金不昧的行为本身是有价值的行为，回报是对这种行为的合理、正当的认同方式；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对拾金不昧的人进行人格上的赞美或钦佩是应该的，给予物质上的回报则是对这种美德的一种侮辱。双方在现场的争论几近白热化，争论焦点显然在于要回报会不会对传统美德产生影响。在整个节目过程中，一直贯穿着崇善、崇美的道德自觉。直至节目最后，嘉宾及主持人在一句话总结中仍表达了强烈的道德意识：嘉宾一：市场经济是个好东西，可是我们的社会千万别成为一个大市场。嘉宾二：助人为乐需要鼓励。嘉宾三：希望这次讨论使我们的传统美德能有一个蓦然回首，不要让这段风景走得离我们太远。嘉宾四：美德的火焰若加上利益的燃料会更加旺盛。主持人：无论是要回报还是不要回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因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侧重于教育性、指导性和思想性，负载着社会责任和文明教化的功能。
三、结语
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似乎没有对话的概念，也缺少对话这个词，对话式的交流一直被看作是唯西方独有。然而，在中国思想的精深之处，“和而不同”作为一种运用整体思维处理差异的对话思想不仅道出了对话存在的本源，也道出了对话存在的根据，即通过对话使不同文化传统能在差别中相互融合，交往与对话，得到共同的发展。这种对话理念反映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即表现为通过选取多种意见的相互交流，多种意见的相互交锋，使得多元组成的观众都能相对平等地进行理性地公开讨论，这种多元、广泛使得电视谈话节目具有了协商民主的可能。而对于西方社会而言，渲染冲突，强调二元对峙的传播理念也成为媒介经营者难以放弃的市场理念，“不打架，就不是新闻”的价值取向也使其电视谈话节目渐渐失去了寻求理解、信任与改变的初衷。
注释
[1]（ 俄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铃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１版
[2]时间、乔艳琳主编：《实话实说的实话》，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3]范红霞：《新媒体语境下的话语分化与整合》，《当代传播》，2008年第6期
[4]戴佳：《中美电视谈话节目中的人本思想比较》，《电视研究》2002年第1期
[5]戴佳：《中美电视谈话节目中的人本思想比较》，《电视研究》2002年第1期
作者：姜可雨华中科技大学08级硕士
胡玲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楚天新闻广播
责编：江小萍
关键词：话题预设 谈话场 小我本位 大我本位 冲突本位 协商本位
寻求实现平等对话的力量，无不来自人类交流的困境。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人因不能交流而倍感思想的沉重，甚至连肉体生存的空间也遭到剥夺。对话不是简单地交换思想，对话体现了人类对交流质量的渴求，对爱的渴求，以及对谦卑与信任的渴求。只有对话的联结，才可能为人类交流的艰难有所承担。诚如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提出对话概念的同时，也道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真谛：人类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话语的不断沟通为基础，“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1]
无疑，在人类探寻实践平等对话的漫长而缓慢的行进中，电视谈话节目的诞生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探寻平等对话的产物。在电视谈话节目中，节目参与者作为一个完整的声音进入对话的过程中，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不仅以自己的思想，更是以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全部个性参与对话。电视史学界一般把美国NBC于1954年推出的《今夜》，看作是电视谈话节目的先河。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谈话节目也俨然成为世界电视业的一朵奇葩。不可否认，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在产生、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影响和渗透。然而，在排解人类交流困境的过程中，节目所呈现出来的对话者是主张对抗、渲染对立，还是通过寻求共同思考、参与沟通，理解差异，走向融合？这无疑反映着二者在生产节目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话理念的差异。
对比中美电视谈话节目，笔者认为，在西方的电视谈话节目中，“冲突就是戏剧”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取向被贯穿始终；而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则似乎更倡导并遵循“和而不同”的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然而，就电视谈话节目而言，不管是哪个国家，其核心问题无外乎可概括为谈什么和怎么谈的问题。谈什么主要表现于对话题的选择；而怎么谈则主要体现于对于谈话场的建构。就中美电视谈话节目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话理念的差异，本文将从以上两个方面来对其做浅显的阐释。
一、话题预设：“小我”本位与“大我”本位
对于一个电视谈话节目而言，话题无疑是节目的主心骨，是吸引受众的首要因素。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理念将直接决定电视谈话节目策划者对话题节目单的把握。通过比较，笔者认为中美电视谈话节目在话题选择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突出表现为一种“小我”本位与“大我”本位的文化理念的不同。
1、 美国：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小我本位”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人本主义的哲学思潮从欧洲蔓延到美国。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西方人本思潮把人的存在提高到了本位的地位：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人作为个体存在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对个体的集中关照甚至可以忽略集体的利益。于是，美国形形色色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为个体提供了一方自我展现与实现的舞台，而由个体的多样性决定的内容的新奇与刺激性自然也是情理之中。于是，为了实现商业利润，美国各个电视网和电视台都千方百计地设置一些具有强烈视听冲击的谈话类节目，纷纷将目光集中到新奇、刺激、有冲突的话题：大到时事政治、国际态度、种族冲突，小到家庭琐事、性变态、吸毒、卖淫等等。诸如《你有外遇，我有证据》、《与不能满足他们幻想的女人在一起的男人》、《他的邻居是暗恋他的同性恋者》、《我仍与前夫（妻）“同眠”》等等，目的就是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2、 中国：宣传教化驱动下的“大我本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个体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整体是最高的存在。个人存在只有被整体所包摄、消融时才有价值。于是，西方人本思潮从传播到中国开始，便表现出双重性的特点，即：一方面高扬个体的独立、尊严和价值，认同个人的价值和个体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提倡个人对社会、国家应具有的责任感，个体是集中的个体，小我要服从大我的利益和需要。
与美国“脱口秀”为了争取收视率而强调节目的娱乐性和“做秀”性不同，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娱乐节目诞生的，正如《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曾说的：“国外的‘talk show’往往拿政治和性作为一种玩笑或者幽默的表演，而这对我们是不适当的。我们的谈话内容既不能政治化也不能隐私化。”[2]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一般都定位于社教类或新闻专题类，有人将之称作娱乐性新闻节目，实则他们更强调节目的谈话性质，即人与人之间要求沟通的本能。可以说，《实话实说》之所以能够自1996年诞生以来就将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推向高潮的原因就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的场所，它由此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谈话系统，通过让人们在其间自由讨论某些问题而引起全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可以说，它的每一期节目基本上都会引起人们不同程度的关注和思考，诸如《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夫妻是否需要一米线》、《该不该减肥》等等。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商品大潮的节节进逼，人们的价值追求从政治功利主义逐渐转向经济功利主义，反映在审美取向上则是从追求崇高转向崇尚世俗、社会，强调个人的价值，包括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也趋于个人化和平民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彻底摆脱了宣传教化的“大我本位”，开始完全走西方谈话节目个人主义的路子。尽管不乏少许电视谈话节目受商业利益驱动出现选题的低俗化倾向，但有一大批通过小人物的缩影反映大时代变迁的主流价值观仍占据着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主导位置，诸如《小崔说事》、《往事》、《讲述》、《半边天》、《真情》等等。
二、谈话场：冲突本位与协商本位
在一档谈话节目中，通常会有三重“谈话场”，分别是嘉宾和主持人；主持人与嘉宾这个核心群体与演播室里的观众；演播室里所有成员与屏幕外的观众。可以说，三重谈话场的外围空间呈逐步递增的趋势，对谈话场的设置与安排也间接折射出一个民族权力实施主体和权力实施客体间对于话语权的分配关系。然而，“在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话语是被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并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话语能够建构社会，诸如社会规范、习俗以及背后蕴藏的种种关系、身份和机构。”[3]
由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层面所存在的差异，中美电视谈话节目在对谈话场的建构上则突出表现为“冲突本位”与“协商本位”的不同。
1、 美国：凸显争论的冲突本位
不打架，就不是新闻；不涉及隐私和悬念，就无法建构美国电视谈话节目凸显争论及冲突的谈话场。不难发现，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很多都充斥着非理性主义色彩，充满了戏剧性的场面：社会的弊病通过无休止的争论被激化，人类的悲剧和性格弱点通过对个人隐私的暴露来凸显。“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节目通常采用以下模式：首先由一位嘉宾——受害者讲述悲惨遭遇，在观众中激起恐惧与愤怒，然后，主持人邀请第二位嘉宾——受害者控诉的那个人出场。此前，先用这样一些话来吊观众的胃口：如‘那么，我们是不是想见见欺骗了玛丽的亨利呢 ？’然后在这位被控者出场时，观众就会哄他，喝倒彩，给他难堪。在这种情况下，被控者的辩解常常是越抹越黑，情形进一步恶化。此后，随着第三位嘉宾——知情者的出场，更多的信息被揭露，参与者愈加沮丧不安，甚至出现暴力冲突，大吵大嚷、拳打脚踢、相互扔椅子的情况也时有出现。”[4]
“对于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而言，节目的参与者、主持人和制作者背后，是明显的功利主义动机。首先，就节目的参与嘉宾而言，将自己的困扰、隐私公之于众，就意味着受到观众的讥笑、嘲讽，甚至人格的贬损。然而，一部分人可能想趁此机会在电视上露露脸；一部分人可能怀有天真的幻想，以为自己的真情告白能获得观众的支持，甚至能得到某种解决的方法。事实上，有许多嘉宾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摆脱才拨通了电视谈话节目电话。”[5]因而，在美国电视谈话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以及现场观众都作为演员，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而观众则完全是一个看客。
2、 中国：主张融合的协商本位
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一直暗藏着一种运用整体思维、处理差异的对话思想。这种思想反应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则表现为一种主张融合的谈话场的建构。相比美国电视谈话节目，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对于谈话场的设置并非简单的受收视率的驱动而有意识的渲染冲突，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差异的融合、问题的解决，是建立在协商本位上的。因而，即使是在争论激烈的时候，也尽量恪守有理不在声高的原则，有对立而没有对抗。
《实话实说》曾有一期颇值得回味的节目《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对此议题，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拾金不昧的行为本身是有价值的行为，回报是对这种行为的合理、正当的认同方式；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对拾金不昧的人进行人格上的赞美或钦佩是应该的，给予物质上的回报则是对这种美德的一种侮辱。双方在现场的争论几近白热化，争论焦点显然在于要回报会不会对传统美德产生影响。在整个节目过程中，一直贯穿着崇善、崇美的道德自觉。直至节目最后，嘉宾及主持人在一句话总结中仍表达了强烈的道德意识：嘉宾一：市场经济是个好东西，可是我们的社会千万别成为一个大市场。嘉宾二：助人为乐需要鼓励。嘉宾三：希望这次讨论使我们的传统美德能有一个蓦然回首，不要让这段风景走得离我们太远。嘉宾四：美德的火焰若加上利益的燃料会更加旺盛。主持人：无论是要回报还是不要回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因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侧重于教育性、指导性和思想性，负载着社会责任和文明教化的功能。
三、结语
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似乎没有对话的概念，也缺少对话这个词，对话式的交流一直被看作是唯西方独有。然而，在中国思想的精深之处，“和而不同”作为一种运用整体思维处理差异的对话思想不仅道出了对话存在的本源，也道出了对话存在的根据，即通过对话使不同文化传统能在差别中相互融合，交往与对话，得到共同的发展。这种对话理念反映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即表现为通过选取多种意见的相互交流，多种意见的相互交锋，使得多元组成的观众都能相对平等地进行理性地公开讨论，这种多元、广泛使得电视谈话节目具有了协商民主的可能。而对于西方社会而言，渲染冲突，强调二元对峙的传播理念也成为媒介经营者难以放弃的市场理念，“不打架，就不是新闻”的价值取向也使其电视谈话节目渐渐失去了寻求理解、信任与改变的初衷。
注释
[1]（ 俄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铃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１版
[2]时间、乔艳琳主编：《实话实说的实话》，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3]范红霞：《新媒体语境下的话语分化与整合》，《当代传播》，2008年第6期
[4]戴佳：《中美电视谈话节目中的人本思想比较》，《电视研究》2002年第1期
[5]戴佳：《中美电视谈话节目中的人本思想比较》，《电视研究》2002年第1期
作者：姜可雨华中科技大学08级硕士
胡玲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楚天新闻广播
责编：江小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