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萨空了是我最敬爱的人，他教我懂得人生，教我如何做人，与他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已化作潜移默化的影响，深入到了我的骨髓里。如今，我已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但与父亲在一起的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给我起名“苦茶”
　　北平旧帘子胡同的那个小四合院是给我记忆最深的地方，因为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那里度过的。那是上世纪30年代初，我当时五六岁，在三座门附近的艺文幼稚园学习。父亲在中法储蓄会工作，同时又在《世界日报》兼职当编辑，还给其他报刊写稿或到学校教课。虽然很忙碌，但家庭生活温暖幸福。父母给我取名“苦茶”，是因为他们在谈恋爱时曾互赠了许多诗词和书信，后来编成了一个集子，题名《苦茶》，意思是回味无尽。为了纪念他们的幸福和爱情，他们把书集的题名作为我的名字。
　　每周六的下午，父亲会带我到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饭店，他和朋友们在饭店后面的网球场打网球，我就坐在茶座上等他。他通常会给我买一大块奶油蛋糕，让我慢慢吃。因为还小，我往往吃得脸和手上都沾满了奶油，引得父亲和朋友们开怀大笑。蒋汉澄伯伯是摄影家，还为我拍了一张吃蛋糕的照片，母亲把这张照片保存了很久，后来还是在战乱中丢失了。
　　因为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因此享受到了他们更多的疼爱。父亲常常带我去朋友家，炫耀他的爱女。有时路过长安街，便让洋车停下来，和我一起捡落在地上的马缨花。那时长安街北面的人行道旁，种着排排合欢树（即马缨花树），在枝叶婆娑的绿阴中，点缀着簇簇粉红色的马缨花。我把捡到的一小把毛茸茸的马缨花攥在手里，闻着它香甜的味道，觉得自己幸福极了。
　　父亲不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从没有打过我，但也有一次我惹怒了他，他用铅笔敲了我的头。起因是这样的，在描红模时，我不好好蘸墨就在红模上写，父亲见后很生气，说：“不蘸墨能写字吗？多蘸几次墨都懒？”我哭了，姥姥连忙过来把我抱走。事情虽小，但让我牢牢记住了“认真”二字。
　　辗转流离中时时为我提供爱的庇护
　　1935年冬，我们全家从北平搬到了上海，父亲开始担任《立报》总编辑，工作非常忙。他天天要在编辑部待到第二天凌晨报纸付印后才能回家，早上我上学时他正在睡觉，我下午放学回家后他又已经上班去了，只有星期日我才能见到他。在一起时，他总会问我一些问题，如功课怎样，和同学关系好不好，对老师好不好。父亲对我的要求是品学兼优。
　　我所就读的学校，是上海有名的私立位育学校，校长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杨卫玉。这所学校的学生家境都比较好，穿戴都很讲究，母亲也总想让我穿得漂亮些。可我不喜欢穿显眼的衣服，为这事总和母亲生气。父亲知道后，劝母亲不要太勉强我，也劝我不要执拗，说看人虽不在外表要看内心、穿什么不重要，但母亲是因为爱我才打扮我，让我不要为这事让母亲不高兴。于是，我就按母亲的意思，穿上了她给我做的锦缎旗袍，但外面又加了一件蓝布罩衣。
　　每年我过生日的时候，父亲送我的礼物都是书。有一年，他送了我一套百名历史人物故事的书，讲的都是节气、忠诚、信义的故事，如蔺相如完璧归赵、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羊角哀舍命全交等，给童年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还送给过我一本书叫《爱的教育》，书中的许多内容，展示的都是父母子女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社会各种人之间相互体贴和关爱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简单实在，年幼的我一看就懂，常常感动得流泪。这本书中深刻的思想感情，影响了我的一生。2000年，我在上海偶遇《爱的教育》译者夏丏尊的孙子夏弘宁，我情不自禁地对他说：“你爷爷译的这本书，影响了我一生。只是现在见不到这么好的书了。”他说，不只是你，不少认识的人都这样说。他后来送了我一本，我把它送给了我的孙子，希望爱的教育代代相传。
　　1937年11月，上海被日本军队占领，父亲主持的《立报》被迫停刊。1938年春，父亲又在香港创办了《立报》，我们全家也搬到了香港。
　　由于战争的原因，我家从此开始了不断迁徙的生活。这年8月，父亲和杜重远伯伯应新疆督办盛世才的邀请去新疆参观。经盛世才劝说，他们同意留在新疆建设抗战大后方，杜伯伯担任新疆学院的副院长，父亲担任《新疆日报》副社长。
　　1939年春，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乘飞机到兰州，会同也要去新疆的沈雁冰（茅盾）伯伯全家和张仲实伯伯，乘飞机先到新疆哈密，再乘汽车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父亲为了给《新疆日报》购买印刷设备和招募人才，在香港购买了几辆卡车，随车同行，没有和我们同往。
　　我们到迪化是2月9日，父亲到迪化是9月13日，我们有整整7个月的时间没有见面。这期间，我见到了许多新鲜事物，特别是那浩瀚的大沙漠和遍布小石子的戈壁滩，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我把所见到的都告诉了父亲，他告诉我，那戈壁滩上许多没有一定河道的小股流水叫无定河。我这才知道，无定河不是一条河的名字，而是泛指。
　　父亲还说，你们亲眼看到了西北地区人民的生活环境，这个地方很穷，穿的、吃的都不如上海、香港，我们要帮助他们过上好日子，我们要建设新新疆。
　　然而，由于情况的变迁，我们在新疆只住了一年就又到了重庆。当时正是重慶雾少的季节，日本的飞机几乎天天都来轰炸。父亲一时之间还没有工作，我们一家就随同钱俊瑞伯伯住到了他的朋友徐化洽在江北寸滩乡下的家里。徐化洽是个开明地主，受过良好教育，主张抗日，对进步文化人士很尊重，时常给予我们帮助，我们住在他家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这样悠闲的生活对父亲来说十分难得，他除了看书、和钱伯伯谈论大事，就是带着我和妹妹去散步或赶集。我们坐在镇上的小茶馆里听四川“老表”摆“龙门阵”，或到小饭馆吃饭。在这里，我们吃到了“夹沙肉”（夹沙肉就是把肥猪肉切成薄片，中间夹着甜豆沙馅），非常好吃，这个甜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在乡下生活期间，父亲经常带着我们沿着田埂散步，告诉我们那直挺挺的杆子上长着大叶子的植物下面，长的正是我们爱吃的芋头；那一条条伏在地上红蔓绿叶的植物是红薯；那水田里像小蛇似的东西是黄鳝。有时父亲触景生情，随口背诵一两首诗词，让我们也跟着背诵，还会和我们讲些和诗词有关的故事。我会背诵的许多诗词都是小时候父母口授的，有些虽然背得很熟，却不懂得其中的含意。长大后，含义慢慢懂了，也明白了父母的苦心。父母对我的这种文艺方面的灌注也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之路。
　　1940年，范长江伯伯介绍父亲到《新蜀报》工作，我们全家又回到了重庆市里。父亲非常重视我们的教育条件和环境，他把我送到巴蜀小学读书。巴蜀小学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的私立学校，教学质量高，老师多是从上海来的。我的班主任朱光熙是徐雪寒的夫人，妹妹的班主任王之慧是孙起孟的夫人，她们都是有学识有教学经验的老师。
　　我跑到欧阳伯伯家，向他说了爸爸被捕的事，正好他的女儿欧阳敬如也放学回家了。敬如是我同班同学，她亲切地搂着我说：“不要着急，我爸爸一定会打听清楚的。”欧阳伯伯说：“谁不知道萨空了是著名的新闻记者、文化人，会犯什么罪，凭什么逮捕他？”欧阳伯伯说要去找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和其他朋友，大家一定会设法营救爸爸的。欧阳伯母刘韵秋也安慰我说：“放心，一定会设法救出你爸爸。现在你要好好照顾妹妹，你是姐姐啊！”听到这话，我更伤心地哭了。当时我才15岁，妹妹12岁。
　　几天的奔走，仍没有一点结果。省里推说是中央调查统计局干的，他们不知道，可是又到哪里去找调查统计局的人呢？我简直绝望了。怕就怕他们悄悄地抓人，偷偷地把人害了。我愤怒，悲伤，没有了爸爸，我和妹妹今后怎么办？
　　我和妹妹仍然住在爸爸家里，到妈妈家去吃飯，总是幻想着爸爸会突然回来。后来，妈妈让我们搬到她那儿住，把爸爸租的房子退了，因为我和妹妹一文不名，付不起房租，只好靠妈妈养活了。
　　一天，来了一个瘦瘦的中年人，他和妈妈单独谈了好长时间话。那人走后，妈妈说，这人说自己是中统局的人，问你爸爸是不是共产党。原来他们是想钻妈妈和爸爸离婚的空子，让妈妈提供证据。我着急地说：“妈妈，你可不能说爸爸坏话啊！”妈妈说：“我不会那么做。我和你爸爸十几岁相识，没有夫妻之情，也还有相交之义。现在，他遭难了，我不会落井下石。我告诉那人，你爸爸是个坚持‘君子不党’的人，他的朋友也都不是共产党，像成舍我、梁漱溟、黎蒙、欧阳予倩等等。” 　　等待父亲消息的日子度日如年。不久，听说郁风已离开桂林，有些父亲的朋友也疏远了我们。只有欧阳伯伯是个非常仗义的人，他找了许多广西的头面人物，只是没有结果。在短短的时间里，我深深懂得了什么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找到爸爸的喜訊是从欧阳家传来的。欧阳敬如的两个干哥哥都是桂林中学的学生，他们也因共产党嫌疑被捕了。敬如的干妈去探望被捕的儿子时，竟然看到了爸爸，还带出了爸爸给我的信。
　　敬如的干妈是著名法官陈豹隐的原夫人，她是广西高级法院的书记官。陈伯母干练坚强，不怕受牵连，愿意担风险带我去看爸爸，我对她感激不尽。
　　一个星期天，在陈家母女的带领下，我们出了丽泽门到郊区，又经过老君洞到了夹山，山脚下的一个尼姑庵就是囚禁父亲的地方。起初，守卫的士兵不让我进去，经过陈寅辛哥哥的求情，卫兵才勉强同意。
　　我终于见到了父亲！我没有哭，在路上我就想好了，我不能哭，不能让父亲难过。父亲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把我带给他的食物分赠给卫兵和难友。父亲急切地问我他被捕以后的情况，我一一告诉了他。我说，现在知道了他被囚禁的地方，找到了人就好说了，我会继续找人营救他，还说我和妹妹已经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父亲说，他在这里可以翻译书、写文章，挣稿费养活我和妹妹。当我告诉他郁风已离开桂林时，父亲显出惊愕的表情，但随后说，这样也好，免得牵累她。父亲说，他被逮捕是因为他们说他有共党嫌疑，实际上他不是，就不用怕。我看父亲虽然瘦了，但精神挺好，他是一个坚强的人，经得起风浪和打击。父亲说：“我现在只有你们两个孩子了，我将尽力养活你们，保护你们。你是姐姐，一定要带好妹妹。”我坚定地说：“阿爸你放心，一切我都扛得住。”
　　在以后一年的日子里，我每周都去看他。父亲为了养活我们，不论挥汗如雨的酷暑，还是手脚冻僵的严冬，每天都坚持写3000字。他在逆境中坚韧不拔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每每往返探监的路上我都在思考，觉得自己正在慢慢长大。
　　后来，由于桂林即将沦入日军之手，父亲被送到重庆集中营，我们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没有联系。父亲从集中营出来后，便去了香港。我和妹妹随后也到了香港。妹妹继续上学，我则开始了工作，在小学教书，住在学校里。
　　1948年，父亲把我和妹妹送到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
　　父亲对朋友的真诚热情感染了我
　　北平解放后，父亲从香港来到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父亲担任了领导职务。后来，父亲又结了婚，有了安定的生活。
　　我和妹妹从解放区来到北京后，先是在学校学习，后来分配了工作，基本上住在单位，只有节假日才回家。每次回家，我们都会向父亲谈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情况，父亲总是谆谆教导我们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改造思想，争取入党。他还说，贫困、艰难、危险是考验，优越、富足也是考验，人的一生会经历各种考验，都要承当得起。
　　就在这时，父亲听说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徐化洽因为是地主被扫地出门了，迫于生计而开始抬滑竿。他急忙和钱俊瑞伯伯一起证明，在白色恐怖时期，徐曾对进步文化人士有过帮助和保护，使徐化洽得到了公正的待遇。
　　父亲这种对朋友和同志的真诚对我影响很深。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对进步民主文化人士严重迫害时，父亲曾竭尽全力帮助需要他帮助的人。为此，柳亚子先生曾题诗一首赠给父亲：“热心公益无事忙，有求必应香港脚。”题款写道：“乔木（乔冠华）、夏衍、铁生（张铁生）、仲华（金仲华）、尊棋（刘尊棋）、宗汉（邵宗汉）诸子戏为谐语赠空了道兄留念，并嘱亚子书于素纸。时1949年2月26日香岛。”这款条幅多年来一直挂在父亲的客厅里，它让我想起与此相关的许多故事，为我待人处事树立了榜样。
　　父亲晚年的坦然淡定
　　“文化大革命”进行时，正值父亲步入老年。运动一开始，他就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入另类。经历了残酷的批斗、卑劣的诽谤诬陷之后，他被发放到外地劳动改造，直到1969年上级允许他和家人通信，父亲才开始和我们取得联系。他要我站稳立场，从大局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不要被表象迷惑；他要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正直正派的人，不做不该做的事；他叮嘱我作为长女，一定要照顾自己幼小的妹妹弟弟。对于自己的事，他倒坦然淡定，当年在国民党集中营他都因为自己无罪而无惧，更何况现在呢？
　　在父亲的影响下，在“文革”的各种恶劣环境中，我不为所屈，坚守良知，度过了艰难的六年。
　　父亲离休后，新闻研究所的同志请他为《新闻研究资料》撰写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回忆文章。那时他的手已不太灵活，便让我帮他写，这样，我和父亲就有了时间和机会在一起谈话。父亲讲了自己从进入社会到从事新闻工作的全过程，并指导我看一些新闻学和历史类书籍。从1983年至1985年三年的时间里，我不仅得到了关于三四十年代的历史知识，还增加了对父亲思想感情的理解。他的奋斗精神，他的明智通达，他的善良而宽阔的胸怀，都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我帮他完成了关于《立报》《新疆日报》《新蜀报》《光明报》的回忆文章，父亲称赞我说：“你进入了角色。”我们父女之间精神上、感情上的默契也更加深了。
　　父亲去世已30年了，每当我遇到一些问题和矛盾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父亲的处事态度和方法，他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摘自《纵横》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