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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8日晚8时整，黄济先生仙逝。
2010年7月我们在英东楼为黄先生过90岁生日，欢快情形似乎还在眼前。总觉得，黄先生还没走，在英东楼里、在校园里，也许还会迎面遇到;也许走着走着，背后传来一声呼唤：“郭华同志，郭华同志。”
黄先生比我年长45岁，94岁高龄。在黄先生病重之前，我一直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黄先生会先我而去;他那么健康，那么开朗，会一直是我们可敬可爱的黄先生;至少在我生活的这一世、这个界，黄先生会一直在;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怎么会没有那位谦逊、幽默、博学、友善的黄先生呢？
黄先生的“在”，是我以及如我一样的许多教育学人学术生活和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就像大自然的空气、山川、河流，虽无声而有力。虽然，最终黄先生还是先走了，但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先生会一直在，在我们的传诵里、在我们的思想里、在我们心里，在我们与同行的交往中，在我们与学生的互动中，在我们的为人做事中。
2015年1月9日，通过微信朋友圈，我以《中国教师》杂志社主编的名义发布了一条征稿启事，说明“体裁不限、字数不限，唯需真情实感”，但要求1月20日之前必须交稿。时间紧迫，不知道能有多少稿件。1月10号，第一篇稿子就已经发来，是顾明远先生的。此后，稿件陆续前来。令人感动的是，自微信圈发出征稿函后，我再没有催过稿，完全凭着自愿。到20号截稿时，稿件容量已经足以支撑我们做一期专刊。
这些稿件，我是第一读者。静静地读着这些稿子，不断地被感动着。这些稿子的共同特点，就是在回想黄先生的“好”、黄先生的“仁”，回忆自己与黄先生接触时的一些“小事”“琐事”。没人写什么大事情，但正是这样的“琐事”“小事”却能够十几年几十年依然历历在目、念念不忘，还在时时感动着亲历者。
黄先生走后，我总在想，一个老师究竟会怎样感染、教育他的学生？人们敬佩黄先生、感念黄先生，是因为他对中国教育学做出的巨大贡献吗？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黄先生是新中国教育理论的重要开拓者，是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奠基者，对于这样的贡献，有黄先生的文章在、著作在，有后继者的文章、著作来佐证，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是会记住的。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如果我们想到黄先生时，仅仅只能想到他的这些贡献，便无须花费这样多的笔墨，也难以抒发这样多的情感。写纪念文章的诸位学人，不是把黄先生看作是某部著作的作者来纪念，而是作为自己的亲人、自己生命成长的影响者来怀念的，包括我自己，念到黄先生时，念到最多的不是黄先生有如何大的学术贡献，而是念他对我们的关心、亲切，念他的幽默、可爱，念他如何认真、执着，念他的宽容、宽厚……总之，我们今天念到的、想到的，是我们生活中亲切的、可敬可爱的一位老者，而不只是那些著作的作者。文章著作可以通过书籍、音像流传，而生活中流淌着的一点一滴，每一件小事，则一定是通过我们活生生的生命来传承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师重要，师承重要，身教比言教重要。这样的传承是有情感、有温度的，而我们每一个正是这样传承的载体。我们从上一辈先生那里传下来，便形成着我们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文化基因，再自然地流淌出来，薪火相传，代代不绝、生生不息。文化的形成和传承大抵是如此吧，这也正是我们这份专刊的意义所在。
1月12日的八宝山告别之后，教育学部的李芒老师在微信圈里说：“每次去八宝山，我都有不同的感受。这次的感受是：真正伟大的学者，他的一生都在播撒着光芒，用生命震撼着学生，直到最后关头的告别仪式，依然生成着无与伦比的教育性。黄老师在天堂看着我们呢！”丛立新老师在纪念文章的最后，写道：“很想很想和先生说，我会好好做人，珍重晚节，因为我要争取日后进天堂，去见您啊，我知道您定然是在那里的，否则，我们要天堂来做什么呢！”因为有黄先生在，我们不敢不做好人。
黄先生90岁生日时，我写过一篇小文《我与黄济先生二三事》，现在再读，仿佛黄先生仍与我并排坐在沙发上，我们讲着什么，先生认真、执着、满脸笑意，我呢，感受着先生的教诲，觉得很温暖。
（作者系本刊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家书院执行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林静）
2010年7月我们在英东楼为黄先生过90岁生日，欢快情形似乎还在眼前。总觉得，黄先生还没走，在英东楼里、在校园里，也许还会迎面遇到;也许走着走着，背后传来一声呼唤：“郭华同志，郭华同志。”
黄先生比我年长45岁，94岁高龄。在黄先生病重之前，我一直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黄先生会先我而去;他那么健康，那么开朗，会一直是我们可敬可爱的黄先生;至少在我生活的这一世、这个界，黄先生会一直在;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怎么会没有那位谦逊、幽默、博学、友善的黄先生呢？
黄先生的“在”，是我以及如我一样的许多教育学人学术生活和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就像大自然的空气、山川、河流，虽无声而有力。虽然，最终黄先生还是先走了，但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先生会一直在，在我们的传诵里、在我们的思想里、在我们心里，在我们与同行的交往中，在我们与学生的互动中，在我们的为人做事中。
2015年1月9日，通过微信朋友圈，我以《中国教师》杂志社主编的名义发布了一条征稿启事，说明“体裁不限、字数不限，唯需真情实感”，但要求1月20日之前必须交稿。时间紧迫，不知道能有多少稿件。1月10号，第一篇稿子就已经发来，是顾明远先生的。此后，稿件陆续前来。令人感动的是，自微信圈发出征稿函后，我再没有催过稿，完全凭着自愿。到20号截稿时，稿件容量已经足以支撑我们做一期专刊。
这些稿件，我是第一读者。静静地读着这些稿子，不断地被感动着。这些稿子的共同特点，就是在回想黄先生的“好”、黄先生的“仁”，回忆自己与黄先生接触时的一些“小事”“琐事”。没人写什么大事情，但正是这样的“琐事”“小事”却能够十几年几十年依然历历在目、念念不忘，还在时时感动着亲历者。
黄先生走后，我总在想，一个老师究竟会怎样感染、教育他的学生？人们敬佩黄先生、感念黄先生，是因为他对中国教育学做出的巨大贡献吗？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黄先生是新中国教育理论的重要开拓者，是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奠基者，对于这样的贡献，有黄先生的文章在、著作在，有后继者的文章、著作来佐证，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是会记住的。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如果我们想到黄先生时，仅仅只能想到他的这些贡献，便无须花费这样多的笔墨，也难以抒发这样多的情感。写纪念文章的诸位学人，不是把黄先生看作是某部著作的作者来纪念，而是作为自己的亲人、自己生命成长的影响者来怀念的，包括我自己，念到黄先生时，念到最多的不是黄先生有如何大的学术贡献，而是念他对我们的关心、亲切，念他的幽默、可爱，念他如何认真、执着，念他的宽容、宽厚……总之，我们今天念到的、想到的，是我们生活中亲切的、可敬可爱的一位老者，而不只是那些著作的作者。文章著作可以通过书籍、音像流传，而生活中流淌着的一点一滴，每一件小事，则一定是通过我们活生生的生命来传承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师重要，师承重要，身教比言教重要。这样的传承是有情感、有温度的，而我们每一个正是这样传承的载体。我们从上一辈先生那里传下来，便形成着我们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文化基因，再自然地流淌出来，薪火相传，代代不绝、生生不息。文化的形成和传承大抵是如此吧，这也正是我们这份专刊的意义所在。
1月12日的八宝山告别之后，教育学部的李芒老师在微信圈里说：“每次去八宝山，我都有不同的感受。这次的感受是：真正伟大的学者，他的一生都在播撒着光芒，用生命震撼着学生，直到最后关头的告别仪式，依然生成着无与伦比的教育性。黄老师在天堂看着我们呢！”丛立新老师在纪念文章的最后，写道：“很想很想和先生说，我会好好做人，珍重晚节，因为我要争取日后进天堂，去见您啊，我知道您定然是在那里的，否则，我们要天堂来做什么呢！”因为有黄先生在，我们不敢不做好人。
黄先生90岁生日时，我写过一篇小文《我与黄济先生二三事》，现在再读，仿佛黄先生仍与我并排坐在沙发上，我们讲着什么，先生认真、执着、满脸笑意，我呢，感受着先生的教诲，觉得很温暖。
（作者系本刊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家书院执行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