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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上的抗租行为，不能不涉及有关的政策和法律问题。但这一直是研究的一个薄弱点，或有也是想当然地从“地主阶级的国家”推出结论。以往不多的具体研究中，虽谈及雍正五年条例，也是从佃农身份地位的变化的角度出发，对如何处理租佃纠纷争执的发生，则注意不够。本文通过分析现有的案例发现：与一般想象的相反，官府是通常不允许增租的(因为朝廷早有“不加赋”的规定)；地主因收租不足而夺佃时，往往也难以如愿；打官司时地主所面临的情况，亦与债主相差不多，等等。看来与此有关的问题，都还值得重新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