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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8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坐在返校途中的332路公交车上,后座两个中学生唧唧喳喳地在聊天,男生说:“我最喜欢郭峰了!”女生兴奋地答:“就是就是,我也特别喜欢他,每一首歌都唱到我的心坎里去了。”
这个星球上居然有人认为郭峰——而不是张楚——能够直指他的灵魂?我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身边原来潜伏着如此众多的陌生人,他们貌似与我同在一片蓝天下,实则却像来自另一个平行的世界。
此后的18年里,让人抓狂的事件反复上演。比方说,一个在杭州当音乐教师的高中同学,从来没有听说过马拉多纳;上海某高校教师,杰出青年,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竟然不知道王小波是何许人;今年春节返乡,某专门负责网络宣传工作的公务员在我这里头一回听说了“五毛党”。
类似的经历多了,我那颗曾经想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心自然就凉了。事实上,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自己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少数派,并且,如果我胆敢对郭峰、赵峰、钱峰还有汪峰说三道四,那就连少数派都做不了,而只能去做“一小撮”。
说到“一小撮”,所有两岁开始看《新闻联播》、七岁开始读《人民日报》的中文读者都了解,这个说法的完整版本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分子”,而与它相对的则是:“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广大人民群众。”
不过奇怪的是,自从明确地把自己归类为“一小撮”之后,再遭遇“郭峰唱到我心坎里”之类的对话,我反而变得越发淡定起来。显然,我既没有勇气自绝于人民,也没有天真到拿“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样的陈词滥调来搪塞自己,我之所以安于成为“一小撮”,只是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一小撮”!
前不久我在网上分享柬埔寨版的MTV《不想长大》,引来争议一片,起因是我的一个评价:“柬埔寨人莫非都对‘门’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吗?”整首歌充斥着前门午门朝阳门总而言之与各种“门”死磕到底的发音。话说到这里,还只是无知者无畏,没有踏足任何“政治不正确”的禁地。真正要命的是有学生变本加厉地追了一句:“中南半岛的那些语言听起来是世界上最搞笑的。”这个略带歧视性的说法立即招致一个留学英国的孩子反对:“不要这样说,如果大家听到西方人怎么议论中文,恐怕就笑不起来,有些人觉得中文就是king kong ding dong之类的古怪音调。”
这位留学生的意思是,面对柬埔寨人时我们觉得对方是那一小撮,但在英美人眼里,我们又成了那一小撮,而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最好的做法就是悬隔一切判断,如此才有可能避免“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以及“不自知的恶与暴力”。
我在相当程度上接受这个留学生的观点:要做淡定的一小撮,而不是狂热的大多数。
我所不同意的是就此放弃“指手画脚”和“说三道四”的权利。事实上,只要不试图代表人民去宣判,不抱着唯我独尊的天朝心态去睥睨,在善意批评他人的时候也能够接受他人善意的批评,这个世界就不只是“政治正确”意义上的多元,而是富有差异性乃至趣味性的多元。
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曾有人盛赞将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好像一个打破一切壁垒、抹平一切差异的理想世界很快就要实现。但是现在看来,网络虽然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却没有真正拓宽我们的世界,它所实现的联合更像是“有限人的有限联合”。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看似四通八达、互相链接的网络实则被细化、断裂成有着不同趣味、取向、话语习惯乃至行为规范的小社会:彼此壁垒分明、界限森然。在有所选择地看待世界和接收信息的过程中,人们被分解、打散在各种小社会里,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小社会中,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自由的联合以及理性的沟通,更重要的还有趣味的相投以及幻觉的相互支持。
在一个充满着差异性和趣味性的多元主义社会里,我们应该把“人民”放进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把“审判我就是在丑化人民”以及“代表人民审判你”这样的说法放到微博笑话语录里。
由于某种幸运的巧合,我们碰巧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一小撮,只有成为世界的一小撮,才能真实地看清世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这个星球上居然有人认为郭峰——而不是张楚——能够直指他的灵魂?我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身边原来潜伏着如此众多的陌生人,他们貌似与我同在一片蓝天下,实则却像来自另一个平行的世界。
此后的18年里,让人抓狂的事件反复上演。比方说,一个在杭州当音乐教师的高中同学,从来没有听说过马拉多纳;上海某高校教师,杰出青年,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竟然不知道王小波是何许人;今年春节返乡,某专门负责网络宣传工作的公务员在我这里头一回听说了“五毛党”。
类似的经历多了,我那颗曾经想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心自然就凉了。事实上,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自己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少数派,并且,如果我胆敢对郭峰、赵峰、钱峰还有汪峰说三道四,那就连少数派都做不了,而只能去做“一小撮”。
说到“一小撮”,所有两岁开始看《新闻联播》、七岁开始读《人民日报》的中文读者都了解,这个说法的完整版本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分子”,而与它相对的则是:“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广大人民群众。”
不过奇怪的是,自从明确地把自己归类为“一小撮”之后,再遭遇“郭峰唱到我心坎里”之类的对话,我反而变得越发淡定起来。显然,我既没有勇气自绝于人民,也没有天真到拿“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样的陈词滥调来搪塞自己,我之所以安于成为“一小撮”,只是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一小撮”!
前不久我在网上分享柬埔寨版的MTV《不想长大》,引来争议一片,起因是我的一个评价:“柬埔寨人莫非都对‘门’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吗?”整首歌充斥着前门午门朝阳门总而言之与各种“门”死磕到底的发音。话说到这里,还只是无知者无畏,没有踏足任何“政治不正确”的禁地。真正要命的是有学生变本加厉地追了一句:“中南半岛的那些语言听起来是世界上最搞笑的。”这个略带歧视性的说法立即招致一个留学英国的孩子反对:“不要这样说,如果大家听到西方人怎么议论中文,恐怕就笑不起来,有些人觉得中文就是king kong ding dong之类的古怪音调。”
这位留学生的意思是,面对柬埔寨人时我们觉得对方是那一小撮,但在英美人眼里,我们又成了那一小撮,而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最好的做法就是悬隔一切判断,如此才有可能避免“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以及“不自知的恶与暴力”。
我在相当程度上接受这个留学生的观点:要做淡定的一小撮,而不是狂热的大多数。
我所不同意的是就此放弃“指手画脚”和“说三道四”的权利。事实上,只要不试图代表人民去宣判,不抱着唯我独尊的天朝心态去睥睨,在善意批评他人的时候也能够接受他人善意的批评,这个世界就不只是“政治正确”意义上的多元,而是富有差异性乃至趣味性的多元。
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曾有人盛赞将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好像一个打破一切壁垒、抹平一切差异的理想世界很快就要实现。但是现在看来,网络虽然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却没有真正拓宽我们的世界,它所实现的联合更像是“有限人的有限联合”。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看似四通八达、互相链接的网络实则被细化、断裂成有着不同趣味、取向、话语习惯乃至行为规范的小社会:彼此壁垒分明、界限森然。在有所选择地看待世界和接收信息的过程中,人们被分解、打散在各种小社会里,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小社会中,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自由的联合以及理性的沟通,更重要的还有趣味的相投以及幻觉的相互支持。
在一个充满着差异性和趣味性的多元主义社会里,我们应该把“人民”放进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把“审判我就是在丑化人民”以及“代表人民审判你”这样的说法放到微博笑话语录里。
由于某种幸运的巧合,我们碰巧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一小撮,只有成为世界的一小撮,才能真实地看清世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