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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初见远东博物館
七年前，一个夏天的早晨，飞机即将抵达斯德哥尔摩。
坐在我前座的日本老先生用指头敲敲舱窗，要我快看地面：满目的森林与湖泊、小积木一般美丽的木屋。
有一部上了年纪的Volvo汽车到机场来接我。我们只在燕鼻子住客之家的单身公寓小坐片刻，喝碗清茶，开车直奔东方博物馆到那里去找史美德、张琳跟远东图书馆的冯辽。
欧洲人称斯德哥尔摩是“北方的威尼斯”，风景像一座老式风景电影、三百六十度全银幕展开来波罗的海内湾的海洋全景，将一座魁伟的正字形王宫包括在内。东方博物馆高踞在王宫对面一处出峭的高地，实则是一个独立的岛，叫船岛。
远东博物馆旁边的现代美术馆在世界上的美术艺展颇有声名，船岛上摆设了法国女艺术家Niki儿童趣味浓烈的女性雕像，春天那些雕像喷水绿草发芽时，船岛就鲜亮起来发光了。
远东博物馆本身是座名建筑物，它原来属于海军辖下的房舍也许具有一些防卫的功能。建筑师是跟建筑王宫的“田系”（Tessin）家族是同一个家族，王宫以及隔着海正对着王宫的国立美术馆（皇家美术馆）都是这位建筑师的作品。从美术馆走到船岛要经过一座桥，你从桥上望见整座岛旁边的风景，有些摇曳古老的小船，有跟着海浪摇晃、稳定的鹅鸭，偶然随阴天刮风尖叫的海鸥，一座巨大的帆船泊在岛的岸边。我有好多次望着那艘船想着，1901年地质学家安特生跟着诺舍德探险队去南极不会是这艘船，型号也相去不远？那时候，他开始想到去中国了吗？
我很庆幸到瑞典的第一天见证了博物馆史美德、修复纸张专家张琳、图书馆长冯辽一起工作的时代。但凡是在博物馆跟图书馆工作过的人明白那些美好的时光，总是包含三个元素：建筑物、藏品、人。包括了工作人员与参观者，只有“人”的力量能将过去的时光与现在的时光像针线一般密密地缝合起来。
史美德是挪威人，她很年轻的时候来到斯京跟马悦然学汉语，很早就立志做艺术古物研究。她的身形富态，金发，汉语说得非常流利，眼睛总半瞇着，眼镜挂在鼻梁上，随时说话都好像在调整视焦想看清楚古物上的图腾与花纹。
我曾经听说过关于她的故事，这可以联想鲁迅赞赏哈姆生小说里头挪威人的高贵品格。
一个年轻女学生在雪夜里头扛着报纸送晨报，倚靠送报的收入完成学业，连她的业师马悦然也十分尊敬她求学的毅力。1968年左派学运炽热时，学生们之间总有十足的热情讲些非关学业的话题，我偶然听到这段“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文革”课堂小片段来跟她求证，那段近乎见义勇为、呵斥同学的谈话，据说从此为大家节省很多力气，专注学业。她那时很吃惊地反问我：“老师抱怨了这件事情吗？我知道老师当年非常辛苦。”我说：“一点也不！他说这段故事只是为了赞赏你的品格，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懂事又爽快的。”美德耸耸肩膀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谁是‘不左’的？大家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当时我忍不住说了他们一句，大家都是来读书求学，不要那么不痛快。”
史美德在台北故宫、在北大古物学术圈有很好的人脉与研究专业的养望。她一生都奉献给了远东博物馆，她2013年退休以后，成为北欧过去时代“博物馆研究人员”时代的一种象征。她是欧洲博物馆界少数既有汉学专才又是艺术史学者的专业人士。
有一次，我专程到她的办公室谈话，当时试图想收集当代汉学方面的采访资料。想问她年轻时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到斯德哥尔摩来读书。她说：“非常容易回答。一是斯京有汉学，二是斯京有博物馆、有藏品。两样都有，这个城市值得来，我就来了。”
史美德说得对。环顾欧洲有许多迷人的古老城市，哪一个城市在正确的历史时机是既有汉学又有中国艺术品的研究收藏。
史美德描述自己青年时代的抉择时，是那么准确了描述这座船岛在地球上的形象。
从古生物、考古、青铜、玉器、艺术收藏、汉语言学，所有古典的“中国研究”知识学派，远东博物馆将这一切包括在内。
安特生的时代
2013年秋天，马悦然跟我返乡回台北探亲。在南海路的历史博物馆、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历史文物陈列馆一次接着一次才看到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展馆的陈列室伫立的照片，人们尊称他是“中国现代考古之父”，他当之无愧。跟斯文赫定比起来，安特生在瑞典历史的名人形象里头，带着一种沉静的形象，他有个雅号叫“中国的Gunnar”或“中国的安特生”。
我当年读初中的历史老师是个大陆来的女老师，她讲故事可真起劲。她讲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把中国大片江山历史一下子穿越时空进入了史前史，我们真喜欢她。她是浙江来的，口音软软的，常常讲些自己的历史价值观，那时的她多讲国民政府跟南京比较有感情；那时的课本还坚持民国的“北平”，讲考古会跟现实的政治隔离开来，自由得多。所以，当她讲到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跟北洋政府的合作发现，我们只稍稍注意到瑞典这个小国家，然后就沉浸在仰韶的彩陶文化，彩陶也形似欧洲或非洲的古文明，史前史的世界在洲际、国际的界限之上将外国人在此事的影响全然抛开，忘个干净。
安特生早就对地质学感兴趣。1901—1903年他参加了“奥托”。努登舍尔德（Otto Nordenskjold 1869—1928）的南极探险队，安特生担任第二领导人。旅途惊险，船搁浅了，安特生跟努登舍尔德两人分散，安特生跟几个人待在一座冰岛上，他们吃企鹅肉熬过艰苦的寒冬，一直等到春天才有人救他们。
1906年，安特生做了瑞典地质考察研究所的所长。1914年北洋政府找上他，中国地质考察研究所的所长丁文江是安特生的上司。安特生从此带领一批中国有志于此学者，并把他们领进了这一途。1914—1925年他在中国发现仰韶文化等，共五十个考古遗迹。
1926年，为了让安特生带回这些古文物有地方收藏，瑞典政府创立了远东博物馆。安特生此举是当时国民政府同意的，并签订协议并于1927—1936年，他七次送回中国大量的文物。当时南京还有个考察研究所大楼，1936年文物送回中国，安特生1937年亲自回到南京看过新展，以后他很遗憾得知多数送回的文物在那一年发生的战乱当中悉数丢失。 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的存在首先是“仰韶文化”出土以后，一个新的史前史观的世界象征。博物馆以安特生在中国发现五十个史前史遗迹的准备做科学性的研究，当时瑞典的环境若仅有一个“中国的安特生”还是孤掌难鸣。
描述远东博物馆馆藏的关键人物以前，我想把安特生跟斯文赫定两人的历史地位做比较。
斯文赫定很早就立定成为探险家。十五岁的赫定在斯城南区的高坡上看见诺舍德（Adolf Erik Nordenskiold 1832—1901，他的姓跟努登尔舍德几乎相同，拼法不同，都是贵族）从北极航向日本的探险队成功归来，全城民众鸣放烟火欢迎他回来的场面，激发了斯文赫定走向探险之路。南区的高坡就在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家附近，每次到特翁家里的沿路上，我常常想到斯文赫定怎么看到全城的欢呼啊，肯定是激动欢喜升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需知道，现在激励瑞典人的具象方法往往是伊布在足球场上对抗英国足球队，以一记神奇的倒挂金钩球破入网，这样场面反复播放以致全瑞典民众欢腾。
斯文赫定是瑞典历史上最后一个因为个人的科学成就封爵，从北欧出发到中亚，从地理学上确认罗布泊位置，确认长城位置，他曾经到过新疆，发掘楼兰等古代城市，也完成“阶级”旅行，从平民走到贵族。他选入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瑞典学院院士（后者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机构），他的重要发现主要收藏在瑞典人类博物馆，发现的对象太多，馆藏还有很多箱子留存，许多年还没打开来研究。我认识斯文赫定协会的会长，据说斯文赫定终身未婚，斯家从父亲到姊妹们都对他呵护有加，几个姊妹当他的秘书，后来也都没有结婚。
1950年，年轻的汉学家马悦然从中国回来，报纸写了消息，斯文赫定请他到家里来喝茶，一派老君子的古典作风。我在瑞典生活过一段时间，已能理解上一个时代作为那种“保皇党”的意义。斯文赫定教育背景都在德国完成，当时瑞典的高级知识分子几乎都是“爱德国”的纳粹（可参考特朗斯特罗姆的青少年回忆《记忆看见我》）。由于他当时的言论跟表态的倾向，瑞典人后来有点矫枉过正，非常介意他的言论，最终影响了他的历史评价。初到瑞典时，我特别想找寻介绍斯文赫定与他发掘的中亚古代城市的面貌，始终没见到博物馆为他做专题大展，后来才知道还有瑞典学者要求他的肖像画必须从皇家科学院的墙上卸下来，放进仓库里头。
跟斯文赫定相比，安特生是个更加纯粹的考古学者。前者长于古代城市的发掘，后者着重于中国史前史的遗迹。他的年纪稍轻没有赶上封爵“最后的贵族”时代，要是在英国，他的燕尾服该挂满勋章。安特生似乎没有留下一个鲜明的品格或者甚么特别的形象，他的家庭、他的后人也很少留下印记。
创立于1925年的远东博物馆的藏品来源：一是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以来的考古遗迹；二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王储与“中国委员会”的收藏；三是铁路工程师卡尔贝克（Orvar Karlbeck 1879—1967）为博物馆购买艺术性藏品；第四是接任安特生担任馆长的汉学家高本汉在《博物馆年刊》开始发表跟研究科学性的论文，以此建立了博物馆在西方世界绝无仅有；第五是摄影家文物收藏家喜龙仁（Osvald Siren，1879—1966）留下的文物。
王储与“中国委员会”
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王储（Gustaf VI Adolf，1950年登基，1950—1973瑞典国王），他年轻时候在乌普撒拉大学读地中海、北欧考古学、欧洲艺术史，他1908年访伦敦时看了中国艺术大展，从此对中国的玉器、青铜器、瓷器感兴趣。他精研青铜器，特别喜爱漆器。1914年王储在斯德哥尔摩策划自己的中国艺术收藏，也从德国、英国借展。
1919年他建立“中国委员会”，1921年开始担任主席，曾经为诺舍德找到许多探险经费的Panlander也是委员会成员，透过他的募款，委员会有了财源，购买馆藏。1925年远东博物馆创立属于“皇家人文科学院”（有时翻译为“历史人文社会考古学院”，属于古斯塔夫三世国王创立的三个学院之一）。
北欧王室历史上历来充满才华洋溢的能人悍将。古斯塔夫六世王储本人若非王室成员，肯定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大师，他的叔叔尤金王子是著名的画家，许多艺术家的赞助人跟支持者，自己的收藏甚多，也留下一座美丽的美术馆，他的弟弟是丹麦著名的银器装饰公司George Jesson的设计师。
王储在“中国委员会”主席任内1926年远赴了中国跟日本访问。他去过山东参加一个研讨会，也在山西太原见到阎锡山，王储对阎的印象非常好，一起吃过饭，认为阎是一个谦谦君子。可以跟这个故事连接的是高本汉1910在山西大学堂教书，经历了辛亥革命巨变；阎锡山的军队打开太原城门，高本汉目睹此过程，写了一篇新闻报道寄给他在《每日新闻》报当总编辑的哥哥予以刊登。
1928年王储还在北京戏台看了梅兰芳演戏，这肯定成为他登基国王以后、颁赠勋章给梅兰芳的因缘。1956年瑞典王国赠给梅兰芳的勋章，授勋仪式在北京王府井旁边的南河沿瑞典驻北京大使的花园里举行，为大使跟梅兰芳翻译的是使馆当时的文化秘书马悦然。
阿道夫古斯塔夫六世国王将自己所有的中国文物收藏都赠给了远东博物馆。国王的孙子古斯塔夫十六世继任王位，2012年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王依例在王宫宴请诺奖得主。宴会以后，国王跟莫言谈话甚久，这是比较少见的情况。我猜现任国王跟祖父的感情很深（国王幼年五岁的时候，父亲飞机失事猝逝），国王童年时期的照片多数与祖父携手出现，相信国王很为祖父的中国艺术品收藏感到自豪。不过，他跟莫言谈得来是因为莫言的农民背景，现任国王热爱农业猪马牛羊，还说服欧盟来补贴农业。
1925年远东博物馆创立以后，出现一个专门替博物馆购买藏品的专家卡尔贝克，他是修筑京沪铁路的工程师。他在长达二十年修建铁路的沿线，学会收集战国汉朝的青铜器，是镜子的专家，也精于欣赏瓷器，1927年回到瑞典。1928—1934年，他常常回中国为博物馆买东西，眼力很好，为国王、有钱的商人买东西，他不为自己买东西。这段时间博物馆的收藏量大增，收藏也比较全面。 高本汉时代
对远东博物馆有影响力的第四个人是汉学家高本汉。
高本汉（Berhard Karlgren，1889—1978）1915年在乌普撒拉大学考了博士，1918年任歌德堡大学东亚语文系主任，并当了好几年的大学校长。1939年，他主动放弃歌德堡大学校长的位子，开始对青铜器感兴趣，此时，他在汉学语言学方面重要的著作早已完成。高本汉忽然采用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青铜器的花纹，这是偶然发生的，他认为青铜器的纹饰是一种语言，完全可以使用语言逻辑来研究。四十年代他开始写大量的青铜器研究方面的文章，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远东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向政府请求他的继任人选必须是高本汉先生。
高本汉是最早利用铜器将殷商、周分类出来的学者，1933年王储建议他策划一次早期的青铜器展览。王储自己也提出一套青铜器的分类的方法，而高本汉也延续使用了这个方法。
从1929年开始，高本汉为了研究馆藏的藏品做出很大的贡献，他在1939年正式接任馆长以前，已经出版八卷年刊，每一卷都有一篇到几篇很有价值的科学论文。
高本汉发表《中国音韵学》以后曾震撼整个中国，但是他没有将任何著作论述拿到美国出版社去发表，去挣得非常可观的版税，他安安静静的把著作全放在博物馆的年刊发表，没有稿费，他是一个完全不懂得也不去想经济问题的学者。
故事写到这儿，我仍不明白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远东博物馆的馆址在哪儿？船岛上的远东博物馆1963年才搬进来的。我记得每次从国立美术馆旁的桥走向船岛，桥上有个王冠，形象好看，无数的观光客在此留影，把自己跟王冠跟船岛的背景入镜。远东博物馆高踞在那里，人们可以仰望，那是夏天。寒冷的冬天，高本汉提着公文包，走向船岛，无情的北风刮向身材不高的伟人，高本汉最不喜欢走上这座桥。我也不喜欢，冷得可怕极了！好几次远东图书馆友谊会开会得从高处走下来，在桥头等待公交车接驳进城，好煎熬的等待啊，从高处落下来的海风只能让你把身上的冬衣裹得更紧。
马悦然第一次与高本汉见面，高的办公室在高等商业学校，楼房在斯微亚路现在的城市图书馆旁边，以后远东博物馆跟历史博物馆共享同一栋楼房，高本汉的办公室在顶楼，现在旅客去历史博物馆底下参观维京时代所藏金子。五十年代，马悦然从中国回来到博物馆拜访老师，那时候安特生耳朵有点背，因为身形还魁梧，看起来说话嗓门有点大，而高本汉总在那张大书桌前埋首工作，偶尔从书桌抬起头来看着安特生。
一如安特生的愿望，高本汉来担任馆长，还很费了一番力气，当时许多政客反对，幸亏有一个能言善道的教育部长发表演说，为高本汉赢得馆长的席位。无论如何，考古、艺术研究跟汉学的相逢实则是个历史的偶然。
高本汉一方面在博物馆任职，一方面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教中文。斯德哥尔摩大学是一个后起的大学，无从对这方面的知识做过学术的准备。当时美国已经认识到理解中国的知识对于世界多么重要，高本汉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专家，美国煤油大王出了一笔学术经费让高本汉收了学生教汉学。那时候，高本汉的教学理念不是教大学生读书、学会讲汉语，而是要教出“真正的学者”来，这些学者显然必须一学就上手了，就得踏上中国方言调查之路，交出音韵学的研究成果。至于上课的地点，完全看高本汉想要讲“文本”还是“音韵学”，前者上课地点在斯大的法律系教室，后者在远东博物馆里头，教学状况很接近中国古代的书院。高本汉常常在远东博物馆教汉学，这批徒儿耳濡目染，都能辨识文物，对考古也都有相当程度的熟悉。
斯德哥尔摩大学真正建立中文系是马悦然从澳洲堪培拉大学返瑞以后，在1965年建立的。在斯大拥有中文系以前，远东博物馆是北欧汉学家的教室，跟马悦然同期的同学易家乐（Soren Egerod）先生，远从丹麦到斯京求学，后来成为丹麦汉学“重镇”，着重研究汉语历史、汉语音韵学、汉藏语系、泰国语历史、台湾原住民泰雅语。
七年前，一个夏天的早晨，飞机即将抵达斯德哥尔摩。
坐在我前座的日本老先生用指头敲敲舱窗，要我快看地面：满目的森林与湖泊、小积木一般美丽的木屋。
有一部上了年纪的Volvo汽车到机场来接我。我们只在燕鼻子住客之家的单身公寓小坐片刻，喝碗清茶，开车直奔东方博物馆到那里去找史美德、张琳跟远东图书馆的冯辽。
欧洲人称斯德哥尔摩是“北方的威尼斯”，风景像一座老式风景电影、三百六十度全银幕展开来波罗的海内湾的海洋全景，将一座魁伟的正字形王宫包括在内。东方博物馆高踞在王宫对面一处出峭的高地，实则是一个独立的岛，叫船岛。
远东博物馆旁边的现代美术馆在世界上的美术艺展颇有声名，船岛上摆设了法国女艺术家Niki儿童趣味浓烈的女性雕像，春天那些雕像喷水绿草发芽时，船岛就鲜亮起来发光了。
远东博物馆本身是座名建筑物，它原来属于海军辖下的房舍也许具有一些防卫的功能。建筑师是跟建筑王宫的“田系”（Tessin）家族是同一个家族，王宫以及隔着海正对着王宫的国立美术馆（皇家美术馆）都是这位建筑师的作品。从美术馆走到船岛要经过一座桥，你从桥上望见整座岛旁边的风景，有些摇曳古老的小船，有跟着海浪摇晃、稳定的鹅鸭，偶然随阴天刮风尖叫的海鸥，一座巨大的帆船泊在岛的岸边。我有好多次望着那艘船想着，1901年地质学家安特生跟着诺舍德探险队去南极不会是这艘船，型号也相去不远？那时候，他开始想到去中国了吗？
我很庆幸到瑞典的第一天见证了博物馆史美德、修复纸张专家张琳、图书馆长冯辽一起工作的时代。但凡是在博物馆跟图书馆工作过的人明白那些美好的时光，总是包含三个元素：建筑物、藏品、人。包括了工作人员与参观者，只有“人”的力量能将过去的时光与现在的时光像针线一般密密地缝合起来。
史美德是挪威人，她很年轻的时候来到斯京跟马悦然学汉语，很早就立志做艺术古物研究。她的身形富态，金发，汉语说得非常流利，眼睛总半瞇着，眼镜挂在鼻梁上，随时说话都好像在调整视焦想看清楚古物上的图腾与花纹。
我曾经听说过关于她的故事，这可以联想鲁迅赞赏哈姆生小说里头挪威人的高贵品格。
一个年轻女学生在雪夜里头扛着报纸送晨报，倚靠送报的收入完成学业，连她的业师马悦然也十分尊敬她求学的毅力。1968年左派学运炽热时，学生们之间总有十足的热情讲些非关学业的话题，我偶然听到这段“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文革”课堂小片段来跟她求证，那段近乎见义勇为、呵斥同学的谈话，据说从此为大家节省很多力气，专注学业。她那时很吃惊地反问我：“老师抱怨了这件事情吗？我知道老师当年非常辛苦。”我说：“一点也不！他说这段故事只是为了赞赏你的品格，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懂事又爽快的。”美德耸耸肩膀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谁是‘不左’的？大家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当时我忍不住说了他们一句，大家都是来读书求学，不要那么不痛快。”
史美德在台北故宫、在北大古物学术圈有很好的人脉与研究专业的养望。她一生都奉献给了远东博物馆，她2013年退休以后，成为北欧过去时代“博物馆研究人员”时代的一种象征。她是欧洲博物馆界少数既有汉学专才又是艺术史学者的专业人士。
有一次，我专程到她的办公室谈话，当时试图想收集当代汉学方面的采访资料。想问她年轻时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到斯德哥尔摩来读书。她说：“非常容易回答。一是斯京有汉学，二是斯京有博物馆、有藏品。两样都有，这个城市值得来，我就来了。”
史美德说得对。环顾欧洲有许多迷人的古老城市，哪一个城市在正确的历史时机是既有汉学又有中国艺术品的研究收藏。
史美德描述自己青年时代的抉择时，是那么准确了描述这座船岛在地球上的形象。
从古生物、考古、青铜、玉器、艺术收藏、汉语言学，所有古典的“中国研究”知识学派，远东博物馆将这一切包括在内。
安特生的时代
2013年秋天，马悦然跟我返乡回台北探亲。在南海路的历史博物馆、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历史文物陈列馆一次接着一次才看到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展馆的陈列室伫立的照片，人们尊称他是“中国现代考古之父”，他当之无愧。跟斯文赫定比起来，安特生在瑞典历史的名人形象里头，带着一种沉静的形象，他有个雅号叫“中国的Gunnar”或“中国的安特生”。
我当年读初中的历史老师是个大陆来的女老师，她讲故事可真起劲。她讲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把中国大片江山历史一下子穿越时空进入了史前史，我们真喜欢她。她是浙江来的，口音软软的，常常讲些自己的历史价值观，那时的她多讲国民政府跟南京比较有感情；那时的课本还坚持民国的“北平”，讲考古会跟现实的政治隔离开来，自由得多。所以，当她讲到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跟北洋政府的合作发现，我们只稍稍注意到瑞典这个小国家，然后就沉浸在仰韶的彩陶文化，彩陶也形似欧洲或非洲的古文明，史前史的世界在洲际、国际的界限之上将外国人在此事的影响全然抛开，忘个干净。
安特生早就对地质学感兴趣。1901—1903年他参加了“奥托”。努登舍尔德（Otto Nordenskjold 1869—1928）的南极探险队，安特生担任第二领导人。旅途惊险，船搁浅了，安特生跟努登舍尔德两人分散，安特生跟几个人待在一座冰岛上，他们吃企鹅肉熬过艰苦的寒冬，一直等到春天才有人救他们。
1906年，安特生做了瑞典地质考察研究所的所长。1914年北洋政府找上他，中国地质考察研究所的所长丁文江是安特生的上司。安特生从此带领一批中国有志于此学者，并把他们领进了这一途。1914—1925年他在中国发现仰韶文化等，共五十个考古遗迹。
1926年，为了让安特生带回这些古文物有地方收藏，瑞典政府创立了远东博物馆。安特生此举是当时国民政府同意的，并签订协议并于1927—1936年，他七次送回中国大量的文物。当时南京还有个考察研究所大楼，1936年文物送回中国，安特生1937年亲自回到南京看过新展，以后他很遗憾得知多数送回的文物在那一年发生的战乱当中悉数丢失。 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的存在首先是“仰韶文化”出土以后，一个新的史前史观的世界象征。博物馆以安特生在中国发现五十个史前史遗迹的准备做科学性的研究，当时瑞典的环境若仅有一个“中国的安特生”还是孤掌难鸣。
描述远东博物馆馆藏的关键人物以前，我想把安特生跟斯文赫定两人的历史地位做比较。
斯文赫定很早就立定成为探险家。十五岁的赫定在斯城南区的高坡上看见诺舍德（Adolf Erik Nordenskiold 1832—1901，他的姓跟努登尔舍德几乎相同，拼法不同，都是贵族）从北极航向日本的探险队成功归来，全城民众鸣放烟火欢迎他回来的场面，激发了斯文赫定走向探险之路。南区的高坡就在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家附近，每次到特翁家里的沿路上，我常常想到斯文赫定怎么看到全城的欢呼啊，肯定是激动欢喜升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需知道，现在激励瑞典人的具象方法往往是伊布在足球场上对抗英国足球队，以一记神奇的倒挂金钩球破入网，这样场面反复播放以致全瑞典民众欢腾。
斯文赫定是瑞典历史上最后一个因为个人的科学成就封爵，从北欧出发到中亚，从地理学上确认罗布泊位置，确认长城位置，他曾经到过新疆，发掘楼兰等古代城市，也完成“阶级”旅行，从平民走到贵族。他选入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瑞典学院院士（后者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机构），他的重要发现主要收藏在瑞典人类博物馆，发现的对象太多，馆藏还有很多箱子留存，许多年还没打开来研究。我认识斯文赫定协会的会长，据说斯文赫定终身未婚，斯家从父亲到姊妹们都对他呵护有加，几个姊妹当他的秘书，后来也都没有结婚。
1950年，年轻的汉学家马悦然从中国回来，报纸写了消息，斯文赫定请他到家里来喝茶，一派老君子的古典作风。我在瑞典生活过一段时间，已能理解上一个时代作为那种“保皇党”的意义。斯文赫定教育背景都在德国完成，当时瑞典的高级知识分子几乎都是“爱德国”的纳粹（可参考特朗斯特罗姆的青少年回忆《记忆看见我》）。由于他当时的言论跟表态的倾向，瑞典人后来有点矫枉过正，非常介意他的言论，最终影响了他的历史评价。初到瑞典时，我特别想找寻介绍斯文赫定与他发掘的中亚古代城市的面貌，始终没见到博物馆为他做专题大展，后来才知道还有瑞典学者要求他的肖像画必须从皇家科学院的墙上卸下来，放进仓库里头。
跟斯文赫定相比，安特生是个更加纯粹的考古学者。前者长于古代城市的发掘，后者着重于中国史前史的遗迹。他的年纪稍轻没有赶上封爵“最后的贵族”时代，要是在英国，他的燕尾服该挂满勋章。安特生似乎没有留下一个鲜明的品格或者甚么特别的形象，他的家庭、他的后人也很少留下印记。
创立于1925年的远东博物馆的藏品来源：一是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以来的考古遗迹；二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王储与“中国委员会”的收藏；三是铁路工程师卡尔贝克（Orvar Karlbeck 1879—1967）为博物馆购买艺术性藏品；第四是接任安特生担任馆长的汉学家高本汉在《博物馆年刊》开始发表跟研究科学性的论文，以此建立了博物馆在西方世界绝无仅有；第五是摄影家文物收藏家喜龙仁（Osvald Siren，1879—1966）留下的文物。
王储与“中国委员会”
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王储（Gustaf VI Adolf，1950年登基，1950—1973瑞典国王），他年轻时候在乌普撒拉大学读地中海、北欧考古学、欧洲艺术史，他1908年访伦敦时看了中国艺术大展，从此对中国的玉器、青铜器、瓷器感兴趣。他精研青铜器，特别喜爱漆器。1914年王储在斯德哥尔摩策划自己的中国艺术收藏，也从德国、英国借展。
1919年他建立“中国委员会”，1921年开始担任主席，曾经为诺舍德找到许多探险经费的Panlander也是委员会成员，透过他的募款，委员会有了财源，购买馆藏。1925年远东博物馆创立属于“皇家人文科学院”（有时翻译为“历史人文社会考古学院”，属于古斯塔夫三世国王创立的三个学院之一）。
北欧王室历史上历来充满才华洋溢的能人悍将。古斯塔夫六世王储本人若非王室成员，肯定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大师，他的叔叔尤金王子是著名的画家，许多艺术家的赞助人跟支持者，自己的收藏甚多，也留下一座美丽的美术馆，他的弟弟是丹麦著名的银器装饰公司George Jesson的设计师。
王储在“中国委员会”主席任内1926年远赴了中国跟日本访问。他去过山东参加一个研讨会，也在山西太原见到阎锡山，王储对阎的印象非常好，一起吃过饭，认为阎是一个谦谦君子。可以跟这个故事连接的是高本汉1910在山西大学堂教书，经历了辛亥革命巨变；阎锡山的军队打开太原城门，高本汉目睹此过程，写了一篇新闻报道寄给他在《每日新闻》报当总编辑的哥哥予以刊登。
1928年王储还在北京戏台看了梅兰芳演戏，这肯定成为他登基国王以后、颁赠勋章给梅兰芳的因缘。1956年瑞典王国赠给梅兰芳的勋章，授勋仪式在北京王府井旁边的南河沿瑞典驻北京大使的花园里举行，为大使跟梅兰芳翻译的是使馆当时的文化秘书马悦然。
阿道夫古斯塔夫六世国王将自己所有的中国文物收藏都赠给了远东博物馆。国王的孙子古斯塔夫十六世继任王位，2012年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王依例在王宫宴请诺奖得主。宴会以后，国王跟莫言谈话甚久，这是比较少见的情况。我猜现任国王跟祖父的感情很深（国王幼年五岁的时候，父亲飞机失事猝逝），国王童年时期的照片多数与祖父携手出现，相信国王很为祖父的中国艺术品收藏感到自豪。不过，他跟莫言谈得来是因为莫言的农民背景，现任国王热爱农业猪马牛羊，还说服欧盟来补贴农业。
1925年远东博物馆创立以后，出现一个专门替博物馆购买藏品的专家卡尔贝克，他是修筑京沪铁路的工程师。他在长达二十年修建铁路的沿线，学会收集战国汉朝的青铜器，是镜子的专家，也精于欣赏瓷器，1927年回到瑞典。1928—1934年，他常常回中国为博物馆买东西，眼力很好，为国王、有钱的商人买东西，他不为自己买东西。这段时间博物馆的收藏量大增，收藏也比较全面。 高本汉时代
对远东博物馆有影响力的第四个人是汉学家高本汉。
高本汉（Berhard Karlgren，1889—1978）1915年在乌普撒拉大学考了博士，1918年任歌德堡大学东亚语文系主任，并当了好几年的大学校长。1939年，他主动放弃歌德堡大学校长的位子，开始对青铜器感兴趣，此时，他在汉学语言学方面重要的著作早已完成。高本汉忽然采用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青铜器的花纹，这是偶然发生的，他认为青铜器的纹饰是一种语言，完全可以使用语言逻辑来研究。四十年代他开始写大量的青铜器研究方面的文章，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远东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向政府请求他的继任人选必须是高本汉先生。
高本汉是最早利用铜器将殷商、周分类出来的学者，1933年王储建议他策划一次早期的青铜器展览。王储自己也提出一套青铜器的分类的方法，而高本汉也延续使用了这个方法。
从1929年开始，高本汉为了研究馆藏的藏品做出很大的贡献，他在1939年正式接任馆长以前，已经出版八卷年刊，每一卷都有一篇到几篇很有价值的科学论文。
高本汉发表《中国音韵学》以后曾震撼整个中国，但是他没有将任何著作论述拿到美国出版社去发表，去挣得非常可观的版税，他安安静静的把著作全放在博物馆的年刊发表，没有稿费，他是一个完全不懂得也不去想经济问题的学者。
故事写到这儿，我仍不明白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远东博物馆的馆址在哪儿？船岛上的远东博物馆1963年才搬进来的。我记得每次从国立美术馆旁的桥走向船岛，桥上有个王冠，形象好看，无数的观光客在此留影，把自己跟王冠跟船岛的背景入镜。远东博物馆高踞在那里，人们可以仰望，那是夏天。寒冷的冬天，高本汉提着公文包，走向船岛，无情的北风刮向身材不高的伟人，高本汉最不喜欢走上这座桥。我也不喜欢，冷得可怕极了！好几次远东图书馆友谊会开会得从高处走下来，在桥头等待公交车接驳进城，好煎熬的等待啊，从高处落下来的海风只能让你把身上的冬衣裹得更紧。
马悦然第一次与高本汉见面，高的办公室在高等商业学校，楼房在斯微亚路现在的城市图书馆旁边，以后远东博物馆跟历史博物馆共享同一栋楼房，高本汉的办公室在顶楼，现在旅客去历史博物馆底下参观维京时代所藏金子。五十年代，马悦然从中国回来到博物馆拜访老师，那时候安特生耳朵有点背，因为身形还魁梧，看起来说话嗓门有点大，而高本汉总在那张大书桌前埋首工作，偶尔从书桌抬起头来看着安特生。
一如安特生的愿望，高本汉来担任馆长，还很费了一番力气，当时许多政客反对，幸亏有一个能言善道的教育部长发表演说，为高本汉赢得馆长的席位。无论如何，考古、艺术研究跟汉学的相逢实则是个历史的偶然。
高本汉一方面在博物馆任职，一方面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教中文。斯德哥尔摩大学是一个后起的大学，无从对这方面的知识做过学术的准备。当时美国已经认识到理解中国的知识对于世界多么重要，高本汉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专家，美国煤油大王出了一笔学术经费让高本汉收了学生教汉学。那时候，高本汉的教学理念不是教大学生读书、学会讲汉语，而是要教出“真正的学者”来，这些学者显然必须一学就上手了，就得踏上中国方言调查之路，交出音韵学的研究成果。至于上课的地点，完全看高本汉想要讲“文本”还是“音韵学”，前者上课地点在斯大的法律系教室，后者在远东博物馆里头，教学状况很接近中国古代的书院。高本汉常常在远东博物馆教汉学，这批徒儿耳濡目染，都能辨识文物，对考古也都有相当程度的熟悉。
斯德哥尔摩大学真正建立中文系是马悦然从澳洲堪培拉大学返瑞以后，在1965年建立的。在斯大拥有中文系以前，远东博物馆是北欧汉学家的教室，跟马悦然同期的同学易家乐（Soren Egerod）先生，远从丹麦到斯京求学，后来成为丹麦汉学“重镇”，着重研究汉语历史、汉语音韵学、汉藏语系、泰国语历史、台湾原住民泰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