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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相对贫困绿色治理理论吸纳了绿色发展、缓解相对贫困与可持续生计意蕴，因此更能够平衡、协调与融贯“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聚焦的效率、公平与可持续取向;在实践中又沿循产业绿色化与绿色产业化运转逻辑，坚持问题追溯、过程管理与目标瞄准相结合，能够精准地消弭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中出现的间隙隔阂，进而能够真正助益藏彝民族地區实现持续性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藏彝地区;绿色减贫;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2-0061-07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2019年度项目“四川深度贫困区绿色减贫机制及质量保障研究”（SC19C023）、四川大学学术英才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战略研究”（SQ2018-MY03）、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名师工作室”项目（MYXS202001）、四川大学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项目“精准扶贫任务完成后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研究”（MYJS2019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元聪（1986-），男，汉族，云南昭通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四川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绿色发展与贫困治理;刘秀兰（1964-），女，汉族，四川简阳人，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族经济。四川成都 610065在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和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四川藏彝民族地区（四川涉藏州县与凉山彝区）也开启了全面现代化的新征程，发展议题也逐步向追求“美好生活”提档升级。四川藏彝民族地区地处川藏青甘滇五省区结合部，相对贫困范围广，而且经济贫困与生态脆弱交织叠加。因而，亟需集成融贯绿色发展、稳定脱贫与可持续生计意蕴的相对贫困绿色治理范式。该范式在理论上吸纳了绿色发展理念、缓解相对贫困与可持续生计意蕴，能够有效突破传统观点中片面将减贫定位为经济增长的认知局限，又能够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系统的平衡性、协调性与融贯性;而且在实践中因为融汇了绿色资本与生态环境、贯通了绿色产业与生态扶贫，所以能够游刃应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严峻情势，更能够从空间协调、绿色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促进藏彝地区实现经济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诸要素协调、融合及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1]。鉴于此，本文在廓晰相对贫困绿色治理的学理及逻辑的基础上，立足域情剖析四川藏彝地区缓解相对贫困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探寻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理性路径，以期能够助益新时代持续推进治蜀兴川和更好地满足藏彝地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相对贫困绿色治理：学理廓晰及逻辑机理
相对贫困绿色治理是以产业绿色化与绿色产业化为逻辑主线，在整合既有资源禀赋、产业特色与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激活主体能动性和增加要素“投入-产出”收益率，进而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内源动力，旨在促进更为高效缓解相对贫困的治贫新方案。
（一）相对贫困绿色治理的学理廓晰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如若不考虑制度因素的分殊性与异质性，那么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创新综合技术和优化产业结构就可以构建起激活区域经济增长潜力的复合型生产函数，三者互为自变量与因变量。在以完全市场竞争为必要条件的理论假设中，认为只要资源要素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最具经济理性的优化配置，那么流向三次产业的资本、技术及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收益率相应是均等化的。[2]然而，囿于产业优势、投资周期、比较收益及要素趋利性等诸多因素的客观制约，致使各类资源要素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难以实现理想的优化配置状态，因为在结构界限清晰的三次产业大格局中，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要素回报率远高于以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3]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为资源要素的边际收益效率逐渐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趋近提供了可能与契机，亦即通过优化整合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有利于改善城乡非均衡状态下资源要素边际效率重城轻乡的非均衡发展劣势。概言之，城乡产业融合是提升经济落后地区要素“投入-产出”综合收益率进而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优选进路。
就四川藏彝地区而言，由于位置偏远、交通闭塞、基础设施落后、市场竞争力弱等诸多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交织叠加，相应会引致人财物等综合要素缺乏，导致寄望通过调增生产要素和促进技术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难以奏效。鉴于此，在整合既有资源要素的基础上，优化结构、拓展功能、延伸链条等方式就成为了藏彝民族地区有效缓解相对贫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亦即，通过充分凭借和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地形气候特质、生态资源禀赋、农业产业比较优势及政策倾斜指向，沿循“补短板、强弱项和提质量”原则，持续健全完善关涉产业发展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重点发展以农业农村就地就近取材的以农林牧渔等农副产品为典型代表的新型绿色生产加工业，打造以乡村观光农业、休闲旅游业、生态康养为代表的新型绿色服务行业，通过吸引、聚集与整合包括工商资本、现代科技、人力资本和政策体系等诸类资源要素，以三次产业内部贯通和城乡要素融合为引擎，集成“三产-二产-一产”新产业结构取代传统“二产-三产-一产”经济格局，进而驱动经济发展步入可持续高质量轨道。
（二）相对贫困绿色治理的运转逻辑
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背景下，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已经从初级的“物质文化”升级为高阶的“美好生活”，层次从“生存性”向“发展性”跨越，不再局限于满足物质层面的需求，而是从精神、感知与体验层提出了服务化、多元化和个性化等更多、更新和更高要求。这也就意味着，休闲旅游等服务型社会需求在不断增加，经济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挖掘独具地域特色、整合分散的比较优势、激活静态的资源要素，集成能够充分彰显特色化、系统化、动态化表征的产业体系竞争优势。同时，不断激增的新兴社会需求与市场空间，会倒逼传统农业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供给侧改革，逐渐向资源要素“投入-产出”效率更高的二三产业靠近并趋向融贯，进而塑造并提振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此外，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增强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频率并提升其边际收益率，将全要素理念引入产城融合下的绿色观光农业、休闲旅游业、生态康养业、农林副产品加工业，以更为优化的经济结构探寻与传统工业分殊的绿色路径，从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是以市场需求为引擎驱动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经济落后地区大多分布于“中心—边缘”系统中的边缘位置[4]，相对恶劣的原生地理条件对次生社会条件产生了极大掣肘效应。在城乡二元非均衡格局中，资源要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大量向城市聚集，并且城市发展成果也难以向边缘乡村有效扩散。长此以往，边缘乡村就会因劣势叠加而始终处于竞争弱势地位，乡村蕴含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等静态的比较优势相应难以有效转化为市场运行中的潜在竞争优势。随着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纵深推进，传统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逻辑，日渐显露的弊端不断遭受诟病、质疑和摒弃，而以生态、环保和可持续为要义的绿色发展范式因更能兼顾“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兼容性，更为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与演进趋势，[5]而被广泛的认可、接受和尝试。此外，在经济转型升级大背景下，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从过去的“盼温饱”转变为现在的“盼环保”，从过去的“求生存”转变为现在的“求生态”，[6]乡村旅游、观光休闲和生态农业等绿色产品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在绿色、生态、康养等方面的绿色服务需求引领下，有益于助推国家全域相关产业发展。概言之，在时空转化的情势下，促进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不仅包括人力、物力与财力等传统要素，也涵盖了自然资源、地理气候、生态环境、农业景观、传统文化等新型要素，这也就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将资源要素转化为资本要素提供了契机，为将静态、分散的自然比较优势整合为动态、系统的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
二是以拓展特色农业功能链条为关键点探寻“衔一接二连三”发展新模式。在传统经济视域中，依附于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的特色农业拥有较为清晰的产业边界，与工业、服务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膜与异质性，主要扮演农副产品供给角色，而缺乏多元化的功能拓展延伸。正因如此，即便倡导发展特色农业，但却因其自身局限性而不能均等参与和有机融入三次产业之中，加之产业附加值不高、要素回报率偏低、缺乏现代化运营经验，也就进一步固化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的弱势地位，进而相应会更加削弱类似区域经济整体发展能力。事实上，广大山区地区客观上具备发展以观光、休闲、旅游为特色的服务型产业和以绿色、生态、有机为底色的农副产品深加工业的禀赋潜质，这也是拓展特色农业产业带动高质量发展的潜在优势与契机。从运行逻辑看，欠发达的乡村地区可以在严守“两山论”的前提下，通过挖掘、拓展和延伸特色农业的多元功能，在强化农林牧副渔产品加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观光体验农业、休闲旅游农业、有机生态农业，沿循“衔一接二连三”基本思路，参鉴域情探寻构建“特色农业生产+有机农副产品加工+观光、休闲和体验农业”发展新路径。在此范式之下，不仅有助于增加农业融入、参与和共享工业、服务业发展红利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能够帮助乡村地区摆脱要素边际回报率低弱的恶性循环，进而转向与二三产业趋同均值化的良性轨道上;此外，健康有序、良性互动的产业发展格局还能够增强乡村地区吸引、集聚和抓取资源要素的综合能力，有利于促进城乡产业实现全方位的协调融合发展。
三是以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为着力点加速调适优化产业结构体系。受城乡二元分隔体制影响，城乡之间的产业体系构成也具有较大的分殊性，体现为城市普遍以二三产业为主，而乡村则大多以农业生产为主。这样一来，客观存在的产业隔阂无形中为农业生产贴上了要素低收益率的标签，对工商资本下乡产生的阻滞效应不仅会严重制约乡村产业综合竞争力提升，而且还会引致城乡产业发展的不均衡并加剧乡村发展的不充分程度。然而，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融合发展思路为突破城乡产业固化的二元分隔提供了契机与条件。遵循“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及市场需求导向原则，主动对标城市农副产品加工、观光休闲旅游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顺势优化乡村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并适时转换发展思路，使之与城市二三产业发展中衍生的市场需求有机衔接，依托比较优势、凭借特色产品和拓展延伸产业链，构筑城乡融合的农副产品精细化、品牌化、个性化加工业;并且在完善基建配套设施的基础上，将具地域特色的生态旅游资源推向城乡旅游市场，立足增强乡村地区承接容纳城市产业资源综合能力，开辟与乡村资源禀赋实况有机兼容、对接匹配的三产融合新路径。概言之，发展以生态农副产品精细化深加工为主导的乡村绿色工业和以观光体验、休闲旅游为主线的乡村绿色服务业，有助于相对落后的乡村地区跳出跟风模仿的思维惯性和摆脱传统以增投生产要素来提升产出的路径依赖。概言之，沿循调整三次产业结构、激活资源要素和优化产业内部秩序，以更高的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及边际收益来吸引更多的综合性生产要素向乡村聚集，从而有利于促进落后地区加速步入生态化、绿色化、优质化发展的高质量轨道。
二、藏彝地区相对贫困绿色治理的现实困境
在理论层面廓清相对贫困绿色治理高效运转面临的困境是助益实践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四川藏彝地区在相对贫困绿色治理的过程中，主要面临多维贫困脆弱性因素交织叠加、资源断崖式开发与生态优势集成相悖、相对贫困深广与发展速率整体偏低并存、外源依赖性强与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
（一）多维贫困脆弱性因素交织容易加剧致贫返贫风险
贫困脆弱性描绘的是贫困区域及贫困群体致贫返贫的潜在可能性。导致贫困脆弱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而后者经常被忽视。[7]对四川藏彝民族地区而言，相对贫困绿色治理主要面临政策效用度、脱贫成效稳定性、可行能力偏弱等现实困境，诸因素交织无疑会加剧致贫与返贫风险。从政策的效用度与可持续性看，现有扶贫政策更多的是聚焦于如何帮助贫困主体破解收入不足难题，而相较于收入最大化，贫困主体倾向于选择更低的风险与更高的生计保障，[8]因而需要对藏彝地区贫困群体予以全方位政策支持，亟需在瞄准摆脱绝对贫困后持续跟进相对贫困治理;此外，迫于责任传导、行政主导与包揽式帮扶等扶贫压力，基层政府职能部门会因不堪重负而陷入“数字脱贫”怪圈和频现“报表减贫”乱象，并且也不利于调动贫困主体脱贫的自觉性与自主性，反倒更容易助长懈怠情绪。从脱贫成效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看，藏彝地区居民增收主要是源自工资性收入和政策兜底保障性收入，而農牧产业经营性收入比重整体偏低。过多依赖外援增收，显然不利于可持续的稳定性增长。在绿色治贫过程中，虽然鼓励合理开发自然资源，但囿于生产技术、经营理念、人力资本等条件限制，扶贫产业大多停留在产业链初始环节，加之产品质量粗劣、产业链不完整、市场竞争力弱，又会导致初级工业产品因滞销而出现大量过剩囤积，进而无法将前提投入的资本要素转化为预期经济收益;这种强性摊派式产业帮扶，因为脱离了区域实情而对助益稳定增收的功效不强。从可行能力看，由于过度重视政策兜底对增收的保障功能，而忽视了贫困群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与就业技能培训，导致藏彝地区的相对贫困群体因缺乏创收能力和增收机会而容易在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遭受挤压或排斥。 （二）短期资源断崖式开发与长期生态优势集成指向相悖
四川藏彝地区在空间维度分布于“中心-边缘”地理尺度中的边缘地带，集地缘环境敏感、文化多元异质、社会发育浅表，而且经济发展滞后与生态环境脆弱交互叠加。由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可知，高原涉藏州县和凉山彝区域内大部分市县分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属于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区域，应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为其当前及今后的发展方向。[9]鉴于资源储备有限与环境承载能力低弱，因而不具备大规模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条件与潜质，其基本功能应定位为提供优质生态产品。而要将生态产品有效转化为生态资产，就必须遵循生态资产资本化逻辑，在廓清生态资产内涵、评估生态资本价值、优化生态资产运营模式的基础上，瞄准生态产品增殖的问题导向、过程监管与目标导向，从使用价值、产权归属、生态技术和市场需求等要件元素出发，既协调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又有效规避资源诅咒现象，进而才能实现生态产品→生态资产→绿色经济的高质量转化也才能集成并彰显生态优势。概言之，虽然挖掘与开发生态资源能够带来即时性的经济效益，看似能够解决当前的困窘，但这种断崖式开发手段在本质上与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的初衷相悖，是难以持续的。因此，生态资源开发与生态优势集成之间面临着短期利益与长远成效，也是藏彝地区治理相对贫困的现实困境。
（三）相对贫困程度深范围广与发展速率整体偏低现象并存
四川涉藏州县与凉山彝区因返贫诱因复杂多元，在摆脱绝对贫困之后，仍是相对贫困治理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为此，如果对藏彝地区采用常规的帮扶方式，不仅难以释然奏效，而且过度依靠扩大投入规模也必然会遭遇减贫边际效益递减瓶颈，因而必须立足区域实情把脉问诊，坚持因地制宜、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相结合才可能取得预期成效。研究发现，诱致藏彝地区贫困的原因是多元异质的，尤其是因为地处“中心-边缘”分布中的边缘位置，对市场供需资讯的捕捉能力与反映灵敏度严重受限，持续强化和加剧了其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10]辩证地看，位置偏远、环境封闭、交通不便等现实因素虽然阻滞了藏彝地区与域外市场的对接与融合，但同时也在客观上保护了自然资源的原初风貌与生态环境的本来状态，但这同时也是生态资源和生态资本。在发展速率偏低的情况下，探究如何将潜在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资本与生态资产，如何促进“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就必须立足藏彝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气候特征，坚持以满足需求与提升减贫速率为导向，沿循资源变资本、资本变资产的市场逻辑，通过整合资源禀赋、塑造民俗品牌、帮扶贫困群体，以优化共建共治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瞄准并致力于打造契合域情的特色主导产业。
（四）外源依赖性强与内生动力不足会降低绿色减贫成效
在如期实现2020年贫困人口全脱贫、贫困县域全摘帽、区域贫困全解决的既定目标之后，四川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进行政治动员，集成了以政策倾斜、项目投建、帮扶协作和社保兜底为要素的组合型扶贫范式，这固然能够助益藏彝地区稳定脱贫。但问题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化扶贫，容易引致贫困主体滋生“等靠要”式依赖思想、“够了就行”被动式生存价值理念[11]，贫困群体脱贫自觉性与自主性薄弱，难免出现与帮扶主体、帮扶政策之间角色颠倒、功能错位等困窘现象。一方面，基层政府部门在帮扶任务的责任落实与压力传导之下的包揽式作为，在客观上会抑制相对贫困主体的脱贫积极性并助长其懒怠心理，误以为帮扶是政府的应有职责，这显然不可持续;另一方面，虽然外援式扶贫能够帮助相对贫困群体缓解相对贫困，但是一旦削减政策扶持力度或扶贫项目停投，缺乏内生动力的脱贫群体会因贫困脆弱性而再度返贫困。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在相对贫困的县乡、村社和主体具备内生动力与可行能力的基础上，促进外援推拉力与内源驱动力之间协同融贯、优势互补，充分彰显内外联动的合力优势，将蕴含自觉自主、积极能动、科学合理、现代多元、生机活力特征的主客观要素注入绿色治贫体系，才能起正向助推作用，这也是提出相对贫困绿色治理的初衷与价值所在。
三、藏彝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理性路径
进入新时代，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期待，就必须以绿色发展为基本底色和价值取向，确保持续缓解以发展需求为要义的相对贫困。此外，还必须高度重视质量提升，亦即以绿色生态为尺度、以高质量为标准，融贯绿色与高质量，从而推进可持续高质量绿色发展。
（一）沿循生态资本增殖逻辑加速助益减贫发展
现象扫描、理论辨识与实证研判的结论均表明，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经济发展质量都与减贫综合绩效紧密关联，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贫困治理之间是并行不悖且相得益彰的关系，并且绿色减贫因为吸纳融贯了绿色发展理念、精准扶贫思想与可持续生计意蕴，对摆脱绝对贫困、隧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缓解相对贫困具有靶向功效。[12]由此出发，在绿色减贫框架范式之下，沿循生态资本增值逻辑，通过整合生态资源加速转化为生态资本有利于助益减贫。作为一种能产生预期现金流的生态资产，生态资本通常是在循环运转中实现价值增值，生态资产则需要通过转化形态来体现价值和实现增值。因此，四川藏彝地区域内的生态资产存量转变为资本存量，需要以促进生态资产质变为前提，其本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质变过程，亟需摒弃依靠数量规模驱动、传统粗放型、抑贫式工业化道路，进而步入立足域内特色资源禀赋走可持续性强、集约化程度高、益贫效果好的发展新轨道。参鉴生态资本资产化的运行逻辑，四川藏彝地区可通过直接或间接整合、盘活并充分利用生态资源的使用權、交易权和产业化方式来促进生态资产价值最优化。基于此，对藏彝地区而言，一方面需要健全市场环境机制，强化生态资产所有权监管，既要切实维护生态权所有者权益，也要增强公众生态消费意识，还要规范生态市场运行体系;另一方面，要动态调适法律保障体系，遵循兼顾生态资本最优化和合法化原则，按照实践需求及时完善环保立法，并且要将环境保护与市场经济运行有机衔接;此外，还要在尊重市场运行规律的前提下，强化对关涉生态环保要素的市场监督管理，以契合的行为规范、合理的经济杠杆、公平的市场环境、有效的制度政策为生态资产实现高效的社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运行保驾护航。 （二）纵深挖掘域内文化资源持续彰显藏彝民族化特色优势
藏彝地区因受限于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交通条件等诸多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多维因素交织加剧了经济贫困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赖性和联动性日渐强化并螺旋下降趋势。[13]为谋求域内发展，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相应极易陷入“越穷越要开发资源→越开发资源越破坏生态→生态越破坏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14]为此，藏彝地区应沿循兼顾绿色发展与贫困治理思路，协调处理好地缘贫困、资源诅咒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禀赋、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潜能，集成绿色文化产业减贫方案助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依托特色藏彝文化，将民族文化融入生态旅游，坚持文化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塑造兼蓄自然性、生态性、民俗性、文化性特质，容纳农牧、文旅、竞技等元素为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品牌;亦即，既将外部市场要素引入藏彝地区，又将域内民族特色推向域外市场，充分发挥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的比较优势，集成脱贫致富的支柱型产业。另一方面，在绿色农业与乡村生态市场竞争力提升的基础上，结合生态资源禀赋及其独特比较优势进一步与市场融合开发新型业态（如光伏产业扶贫、大数据行业减贫）;[15]此外，在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过程中，为切实保障相关主体利益，还亟需基于利益联结视角构建完善异质性利益主体之间在交流沟通、联系互动、分工协作和利益分配等若干关联机制，集成合力加速绿色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和生态资本，从而真正实现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
（三）統筹域外对口支援并打造绿色产业减贫府际协作大格局
作为加速协调、协同和共同发展的战略举措，域外对口援建与府际协作是藏彝地区相对贫困绿色治理的重要方式。消除贫困与保护环境既是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两大核心任务，[16]也是党和政府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四川藏彝地区区在2020年底顺利实现区域整体脱贫目标之后，亟需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调集大量的人财物予以重点支持，并且要确保帮扶政策在空间尺度上对相对贫困的片区、县域、村社和群体全覆盖。从区域发展差异看，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已初显成效，在从粗放规模经济转向集约高质量经济过程中积累了诸多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尤其是在光能、热能、水能等新兴能源产业及电子商务、休闲农业、生态旅游业方面融入了现代理念，藏彝地区可以结合域内实况进行甄选借鉴，从而助推域内绿色产业发展;同时，藏彝地区下辖数十个发展差异性强的区市县，亟需从全域“一盘棋”高度进行统筹协调，沿循共建共治共享原则推动域内绿色产业同频共振，才能实现区域性整体减贫的预期目标。在构建东西协作扶贫过程中，必须动态调适绿色减贫协作互动机制，借助乡村振兴、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契机，既强化与沿线相关省市在生态环保、基础设施联通、绿色产业发展、跨区流域治理、环污防治、生态工程投建等若干方面的联系，尽量规避域内外因利益博弈而可能引致的“自下而上的属地竞争”和“自上而下的标杆竞争”现象[17]，促成产业链上中下游环节协同、区域市场东中西优势互补的良性格局。此外，援建帮扶方式还需持续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既要推进东西部县域之间的精准对接，还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乡镇、村社、队组等微观尺度层面的精细化帮扶，以妥帖的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筑牢绿色产业减贫区域协调发展基石。此外，在扶贫过程中应该既“扶智”也“扶志”，[18]既授“鱼”也授“渔”，变“被动受助”为“主动变革”、化“外援推拉”为“内源驱动”，激活相对贫困主体的内生动力才能更好地助益可持续性稳定脱贫。
（四）动态调适绿色绩效考核体系并优化绿色减贫奖惩机制
绩效考核是激励和引领政府相关部门履职尽责的导向航标。健全完善藏彝地区绿色产业减贫绩效考核机制，需要渐次围绕“绿色”“产业”和“减贫”维度展开。在脱贫帮扶各环节，既要考虑减贫脱贫的综合成效，也要整体测度产业的结构、层次及质量，还要兼顾经济发展的持续性、生态化与绿色化程度。尤其是针对位于黄河与长江水系分水地带的若尔盖地区，对黄河流域水源涵养、水文调节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其重要作用的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9]亟需进一步加大绿色绩效考核力度，以绿色考核指标倒逼、驱动相对贫困区域内正确处理经济、资源与生态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兼顾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为主线，规避因资源过度消耗、生态过度破坏、环境过度污染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陷入“资源环境诅咒式贫困陷阱”。同时，结合藏彝地区的地理特征，在调整绿色产业发展测评体系时，可以适度提升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关键指标的占比权重。此外，还需要持续强化各级党政职能部门领导在产业扶贫中的绿色意识与生态职责，推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一岗双责”“终生追溯”“离任审计”制度，对违背“两山论”战略意涵的行为及时纠偏匡正，对在绿色减贫中取得突破成效的工作人员才采取正向激励。概言之，通过动态调适绿色绩效测评体系，持续优化绿色减贫奖惩机制，根据绿色发展状况进行对应赏罚，能够对藏彝地区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起监督、激励和助益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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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藏彝地区;绿色减贫;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2-0061-07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2019年度项目“四川深度贫困区绿色减贫机制及质量保障研究”（SC19C023）、四川大学学术英才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战略研究”（SQ2018-MY03）、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名师工作室”项目（MYXS202001）、四川大学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项目“精准扶贫任务完成后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研究”（MYJS2019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元聪（1986-），男，汉族，云南昭通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四川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绿色发展与贫困治理;刘秀兰（1964-），女，汉族，四川简阳人，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族经济。四川成都 610065在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和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四川藏彝民族地区（四川涉藏州县与凉山彝区）也开启了全面现代化的新征程，发展议题也逐步向追求“美好生活”提档升级。四川藏彝民族地区地处川藏青甘滇五省区结合部，相对贫困范围广，而且经济贫困与生态脆弱交织叠加。因而，亟需集成融贯绿色发展、稳定脱贫与可持续生计意蕴的相对贫困绿色治理范式。该范式在理论上吸纳了绿色发展理念、缓解相对贫困与可持续生计意蕴，能够有效突破传统观点中片面将减贫定位为经济增长的认知局限，又能够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系统的平衡性、协调性与融贯性;而且在实践中因为融汇了绿色资本与生态环境、贯通了绿色产业与生态扶贫，所以能够游刃应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严峻情势，更能够从空间协调、绿色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促进藏彝地区实现经济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诸要素协调、融合及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1]。鉴于此，本文在廓晰相对贫困绿色治理的学理及逻辑的基础上，立足域情剖析四川藏彝地区缓解相对贫困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探寻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理性路径，以期能够助益新时代持续推进治蜀兴川和更好地满足藏彝地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相对贫困绿色治理：学理廓晰及逻辑机理
相对贫困绿色治理是以产业绿色化与绿色产业化为逻辑主线，在整合既有资源禀赋、产业特色与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激活主体能动性和增加要素“投入-产出”收益率，进而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内源动力，旨在促进更为高效缓解相对贫困的治贫新方案。
（一）相对贫困绿色治理的学理廓晰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如若不考虑制度因素的分殊性与异质性，那么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创新综合技术和优化产业结构就可以构建起激活区域经济增长潜力的复合型生产函数，三者互为自变量与因变量。在以完全市场竞争为必要条件的理论假设中，认为只要资源要素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最具经济理性的优化配置，那么流向三次产业的资本、技术及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收益率相应是均等化的。[2]然而，囿于产业优势、投资周期、比较收益及要素趋利性等诸多因素的客观制约，致使各类资源要素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难以实现理想的优化配置状态，因为在结构界限清晰的三次产业大格局中，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要素回报率远高于以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3]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为资源要素的边际收益效率逐渐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趋近提供了可能与契机，亦即通过优化整合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有利于改善城乡非均衡状态下资源要素边际效率重城轻乡的非均衡发展劣势。概言之，城乡产业融合是提升经济落后地区要素“投入-产出”综合收益率进而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优选进路。
就四川藏彝地区而言，由于位置偏远、交通闭塞、基础设施落后、市场竞争力弱等诸多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交织叠加，相应会引致人财物等综合要素缺乏，导致寄望通过调增生产要素和促进技术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难以奏效。鉴于此，在整合既有资源要素的基础上，优化结构、拓展功能、延伸链条等方式就成为了藏彝民族地区有效缓解相对贫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亦即，通过充分凭借和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地形气候特质、生态资源禀赋、农业产业比较优势及政策倾斜指向，沿循“补短板、强弱项和提质量”原则，持续健全完善关涉产业发展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重点发展以农业农村就地就近取材的以农林牧渔等农副产品为典型代表的新型绿色生产加工业，打造以乡村观光农业、休闲旅游业、生态康养为代表的新型绿色服务行业，通过吸引、聚集与整合包括工商资本、现代科技、人力资本和政策体系等诸类资源要素，以三次产业内部贯通和城乡要素融合为引擎，集成“三产-二产-一产”新产业结构取代传统“二产-三产-一产”经济格局，进而驱动经济发展步入可持续高质量轨道。
（二）相对贫困绿色治理的运转逻辑
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背景下，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已经从初级的“物质文化”升级为高阶的“美好生活”，层次从“生存性”向“发展性”跨越，不再局限于满足物质层面的需求，而是从精神、感知与体验层提出了服务化、多元化和个性化等更多、更新和更高要求。这也就意味着，休闲旅游等服务型社会需求在不断增加，经济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挖掘独具地域特色、整合分散的比较优势、激活静态的资源要素，集成能够充分彰显特色化、系统化、动态化表征的产业体系竞争优势。同时，不断激增的新兴社会需求与市场空间，会倒逼传统农业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供给侧改革，逐渐向资源要素“投入-产出”效率更高的二三产业靠近并趋向融贯，进而塑造并提振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此外，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增强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频率并提升其边际收益率，将全要素理念引入产城融合下的绿色观光农业、休闲旅游业、生态康养业、农林副产品加工业，以更为优化的经济结构探寻与传统工业分殊的绿色路径，从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是以市场需求为引擎驱动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经济落后地区大多分布于“中心—边缘”系统中的边缘位置[4]，相对恶劣的原生地理条件对次生社会条件产生了极大掣肘效应。在城乡二元非均衡格局中，资源要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大量向城市聚集，并且城市发展成果也难以向边缘乡村有效扩散。长此以往，边缘乡村就会因劣势叠加而始终处于竞争弱势地位，乡村蕴含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等静态的比较优势相应难以有效转化为市场运行中的潜在竞争优势。随着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纵深推进，传统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逻辑，日渐显露的弊端不断遭受诟病、质疑和摒弃，而以生态、环保和可持续为要义的绿色发展范式因更能兼顾“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兼容性，更为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与演进趋势，[5]而被广泛的认可、接受和尝试。此外，在经济转型升级大背景下，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从过去的“盼温饱”转变为现在的“盼环保”，从过去的“求生存”转变为现在的“求生态”，[6]乡村旅游、观光休闲和生态农业等绿色产品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在绿色、生态、康养等方面的绿色服务需求引领下，有益于助推国家全域相关产业发展。概言之，在时空转化的情势下，促进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不仅包括人力、物力与财力等传统要素，也涵盖了自然资源、地理气候、生态环境、农业景观、传统文化等新型要素，这也就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将资源要素转化为资本要素提供了契机，为将静态、分散的自然比较优势整合为动态、系统的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
二是以拓展特色农业功能链条为关键点探寻“衔一接二连三”发展新模式。在传统经济视域中，依附于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的特色农业拥有较为清晰的产业边界，与工业、服务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膜与异质性，主要扮演农副产品供给角色，而缺乏多元化的功能拓展延伸。正因如此，即便倡导发展特色农业，但却因其自身局限性而不能均等参与和有机融入三次产业之中，加之产业附加值不高、要素回报率偏低、缺乏现代化运营经验，也就进一步固化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的弱势地位，进而相应会更加削弱类似区域经济整体发展能力。事实上，广大山区地区客观上具备发展以观光、休闲、旅游为特色的服务型产业和以绿色、生态、有机为底色的农副产品深加工业的禀赋潜质，这也是拓展特色农业产业带动高质量发展的潜在优势与契机。从运行逻辑看，欠发达的乡村地区可以在严守“两山论”的前提下，通过挖掘、拓展和延伸特色农业的多元功能，在强化农林牧副渔产品加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观光体验农业、休闲旅游农业、有机生态农业，沿循“衔一接二连三”基本思路，参鉴域情探寻构建“特色农业生产+有机农副产品加工+观光、休闲和体验农业”发展新路径。在此范式之下，不仅有助于增加农业融入、参与和共享工业、服务业发展红利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能够帮助乡村地区摆脱要素边际回报率低弱的恶性循环，进而转向与二三产业趋同均值化的良性轨道上;此外，健康有序、良性互动的产业发展格局还能够增强乡村地区吸引、集聚和抓取资源要素的综合能力，有利于促进城乡产业实现全方位的协调融合发展。
三是以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为着力点加速调适优化产业结构体系。受城乡二元分隔体制影响，城乡之间的产业体系构成也具有较大的分殊性，体现为城市普遍以二三产业为主，而乡村则大多以农业生产为主。这样一来，客观存在的产业隔阂无形中为农业生产贴上了要素低收益率的标签，对工商资本下乡产生的阻滞效应不仅会严重制约乡村产业综合竞争力提升，而且还会引致城乡产业发展的不均衡并加剧乡村发展的不充分程度。然而，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融合发展思路为突破城乡产业固化的二元分隔提供了契机与条件。遵循“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及市场需求导向原则，主动对标城市农副产品加工、观光休闲旅游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顺势优化乡村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并适时转换发展思路，使之与城市二三产业发展中衍生的市场需求有机衔接，依托比较优势、凭借特色产品和拓展延伸产业链，构筑城乡融合的农副产品精细化、品牌化、个性化加工业;并且在完善基建配套设施的基础上，将具地域特色的生态旅游资源推向城乡旅游市场，立足增强乡村地区承接容纳城市产业资源综合能力，开辟与乡村资源禀赋实况有机兼容、对接匹配的三产融合新路径。概言之，发展以生态农副产品精细化深加工为主导的乡村绿色工业和以观光体验、休闲旅游为主线的乡村绿色服务业，有助于相对落后的乡村地区跳出跟风模仿的思维惯性和摆脱传统以增投生产要素来提升产出的路径依赖。概言之，沿循调整三次产业结构、激活资源要素和优化产业内部秩序，以更高的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及边际收益来吸引更多的综合性生产要素向乡村聚集，从而有利于促进落后地区加速步入生态化、绿色化、优质化发展的高质量轨道。
二、藏彝地区相对贫困绿色治理的现实困境
在理论层面廓清相对贫困绿色治理高效运转面临的困境是助益实践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四川藏彝地区在相对贫困绿色治理的过程中，主要面临多维贫困脆弱性因素交织叠加、资源断崖式开发与生态优势集成相悖、相对贫困深广与发展速率整体偏低并存、外源依赖性强与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
（一）多维贫困脆弱性因素交织容易加剧致贫返贫风险
贫困脆弱性描绘的是贫困区域及贫困群体致贫返贫的潜在可能性。导致贫困脆弱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而后者经常被忽视。[7]对四川藏彝民族地区而言，相对贫困绿色治理主要面临政策效用度、脱贫成效稳定性、可行能力偏弱等现实困境，诸因素交织无疑会加剧致贫与返贫风险。从政策的效用度与可持续性看，现有扶贫政策更多的是聚焦于如何帮助贫困主体破解收入不足难题，而相较于收入最大化，贫困主体倾向于选择更低的风险与更高的生计保障，[8]因而需要对藏彝地区贫困群体予以全方位政策支持，亟需在瞄准摆脱绝对贫困后持续跟进相对贫困治理;此外，迫于责任传导、行政主导与包揽式帮扶等扶贫压力，基层政府职能部门会因不堪重负而陷入“数字脱贫”怪圈和频现“报表减贫”乱象，并且也不利于调动贫困主体脱贫的自觉性与自主性，反倒更容易助长懈怠情绪。从脱贫成效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看，藏彝地区居民增收主要是源自工资性收入和政策兜底保障性收入，而農牧产业经营性收入比重整体偏低。过多依赖外援增收，显然不利于可持续的稳定性增长。在绿色治贫过程中，虽然鼓励合理开发自然资源，但囿于生产技术、经营理念、人力资本等条件限制，扶贫产业大多停留在产业链初始环节，加之产品质量粗劣、产业链不完整、市场竞争力弱，又会导致初级工业产品因滞销而出现大量过剩囤积，进而无法将前提投入的资本要素转化为预期经济收益;这种强性摊派式产业帮扶，因为脱离了区域实情而对助益稳定增收的功效不强。从可行能力看，由于过度重视政策兜底对增收的保障功能，而忽视了贫困群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与就业技能培训，导致藏彝地区的相对贫困群体因缺乏创收能力和增收机会而容易在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遭受挤压或排斥。 （二）短期资源断崖式开发与长期生态优势集成指向相悖
四川藏彝地区在空间维度分布于“中心-边缘”地理尺度中的边缘地带，集地缘环境敏感、文化多元异质、社会发育浅表，而且经济发展滞后与生态环境脆弱交互叠加。由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可知，高原涉藏州县和凉山彝区域内大部分市县分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属于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区域，应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为其当前及今后的发展方向。[9]鉴于资源储备有限与环境承载能力低弱，因而不具备大规模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条件与潜质，其基本功能应定位为提供优质生态产品。而要将生态产品有效转化为生态资产，就必须遵循生态资产资本化逻辑，在廓清生态资产内涵、评估生态资本价值、优化生态资产运营模式的基础上，瞄准生态产品增殖的问题导向、过程监管与目标导向，从使用价值、产权归属、生态技术和市场需求等要件元素出发，既协调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又有效规避资源诅咒现象，进而才能实现生态产品→生态资产→绿色经济的高质量转化也才能集成并彰显生态优势。概言之，虽然挖掘与开发生态资源能够带来即时性的经济效益，看似能够解决当前的困窘，但这种断崖式开发手段在本质上与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的初衷相悖，是难以持续的。因此，生态资源开发与生态优势集成之间面临着短期利益与长远成效，也是藏彝地区治理相对贫困的现实困境。
（三）相对贫困程度深范围广与发展速率整体偏低现象并存
四川涉藏州县与凉山彝区因返贫诱因复杂多元，在摆脱绝对贫困之后，仍是相对贫困治理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为此，如果对藏彝地区采用常规的帮扶方式，不仅难以释然奏效，而且过度依靠扩大投入规模也必然会遭遇减贫边际效益递减瓶颈，因而必须立足区域实情把脉问诊，坚持因地制宜、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相结合才可能取得预期成效。研究发现，诱致藏彝地区贫困的原因是多元异质的，尤其是因为地处“中心-边缘”分布中的边缘位置，对市场供需资讯的捕捉能力与反映灵敏度严重受限，持续强化和加剧了其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10]辩证地看，位置偏远、环境封闭、交通不便等现实因素虽然阻滞了藏彝地区与域外市场的对接与融合，但同时也在客观上保护了自然资源的原初风貌与生态环境的本来状态，但这同时也是生态资源和生态资本。在发展速率偏低的情况下，探究如何将潜在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资本与生态资产，如何促进“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就必须立足藏彝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气候特征，坚持以满足需求与提升减贫速率为导向，沿循资源变资本、资本变资产的市场逻辑，通过整合资源禀赋、塑造民俗品牌、帮扶贫困群体，以优化共建共治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瞄准并致力于打造契合域情的特色主导产业。
（四）外源依赖性强与内生动力不足会降低绿色减贫成效
在如期实现2020年贫困人口全脱贫、贫困县域全摘帽、区域贫困全解决的既定目标之后，四川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进行政治动员，集成了以政策倾斜、项目投建、帮扶协作和社保兜底为要素的组合型扶贫范式，这固然能够助益藏彝地区稳定脱贫。但问题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化扶贫，容易引致贫困主体滋生“等靠要”式依赖思想、“够了就行”被动式生存价值理念[11]，贫困群体脱贫自觉性与自主性薄弱，难免出现与帮扶主体、帮扶政策之间角色颠倒、功能错位等困窘现象。一方面，基层政府部门在帮扶任务的责任落实与压力传导之下的包揽式作为，在客观上会抑制相对贫困主体的脱贫积极性并助长其懒怠心理，误以为帮扶是政府的应有职责，这显然不可持续;另一方面，虽然外援式扶贫能够帮助相对贫困群体缓解相对贫困，但是一旦削减政策扶持力度或扶贫项目停投，缺乏内生动力的脱贫群体会因贫困脆弱性而再度返贫困。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在相对贫困的县乡、村社和主体具备内生动力与可行能力的基础上，促进外援推拉力与内源驱动力之间协同融贯、优势互补，充分彰显内外联动的合力优势，将蕴含自觉自主、积极能动、科学合理、现代多元、生机活力特征的主客观要素注入绿色治贫体系，才能起正向助推作用，这也是提出相对贫困绿色治理的初衷与价值所在。
三、藏彝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理性路径
进入新时代，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期待，就必须以绿色发展为基本底色和价值取向，确保持续缓解以发展需求为要义的相对贫困。此外，还必须高度重视质量提升，亦即以绿色生态为尺度、以高质量为标准，融贯绿色与高质量，从而推进可持续高质量绿色发展。
（一）沿循生态资本增殖逻辑加速助益减贫发展
现象扫描、理论辨识与实证研判的结论均表明，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经济发展质量都与减贫综合绩效紧密关联，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贫困治理之间是并行不悖且相得益彰的关系，并且绿色减贫因为吸纳融贯了绿色发展理念、精准扶贫思想与可持续生计意蕴，对摆脱绝对贫困、隧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缓解相对贫困具有靶向功效。[12]由此出发，在绿色减贫框架范式之下，沿循生态资本增值逻辑，通过整合生态资源加速转化为生态资本有利于助益减贫。作为一种能产生预期现金流的生态资产，生态资本通常是在循环运转中实现价值增值，生态资产则需要通过转化形态来体现价值和实现增值。因此，四川藏彝地区域内的生态资产存量转变为资本存量，需要以促进生态资产质变为前提，其本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质变过程，亟需摒弃依靠数量规模驱动、传统粗放型、抑贫式工业化道路，进而步入立足域内特色资源禀赋走可持续性强、集约化程度高、益贫效果好的发展新轨道。参鉴生态资本资产化的运行逻辑，四川藏彝地区可通过直接或间接整合、盘活并充分利用生态资源的使用權、交易权和产业化方式来促进生态资产价值最优化。基于此，对藏彝地区而言，一方面需要健全市场环境机制，强化生态资产所有权监管，既要切实维护生态权所有者权益，也要增强公众生态消费意识，还要规范生态市场运行体系;另一方面，要动态调适法律保障体系，遵循兼顾生态资本最优化和合法化原则，按照实践需求及时完善环保立法，并且要将环境保护与市场经济运行有机衔接;此外，还要在尊重市场运行规律的前提下，强化对关涉生态环保要素的市场监督管理，以契合的行为规范、合理的经济杠杆、公平的市场环境、有效的制度政策为生态资产实现高效的社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运行保驾护航。 （二）纵深挖掘域内文化资源持续彰显藏彝民族化特色优势
藏彝地区因受限于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交通条件等诸多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多维因素交织加剧了经济贫困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赖性和联动性日渐强化并螺旋下降趋势。[13]为谋求域内发展，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相应极易陷入“越穷越要开发资源→越开发资源越破坏生态→生态越破坏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14]为此，藏彝地区应沿循兼顾绿色发展与贫困治理思路，协调处理好地缘贫困、资源诅咒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禀赋、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潜能，集成绿色文化产业减贫方案助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依托特色藏彝文化，将民族文化融入生态旅游，坚持文化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塑造兼蓄自然性、生态性、民俗性、文化性特质，容纳农牧、文旅、竞技等元素为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品牌;亦即，既将外部市场要素引入藏彝地区，又将域内民族特色推向域外市场，充分发挥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的比较优势，集成脱贫致富的支柱型产业。另一方面，在绿色农业与乡村生态市场竞争力提升的基础上，结合生态资源禀赋及其独特比较优势进一步与市场融合开发新型业态（如光伏产业扶贫、大数据行业减贫）;[15]此外，在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过程中，为切实保障相关主体利益，还亟需基于利益联结视角构建完善异质性利益主体之间在交流沟通、联系互动、分工协作和利益分配等若干关联机制，集成合力加速绿色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和生态资本，从而真正实现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
（三）統筹域外对口支援并打造绿色产业减贫府际协作大格局
作为加速协调、协同和共同发展的战略举措，域外对口援建与府际协作是藏彝地区相对贫困绿色治理的重要方式。消除贫困与保护环境既是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两大核心任务，[16]也是党和政府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四川藏彝地区区在2020年底顺利实现区域整体脱贫目标之后，亟需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调集大量的人财物予以重点支持，并且要确保帮扶政策在空间尺度上对相对贫困的片区、县域、村社和群体全覆盖。从区域发展差异看，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已初显成效，在从粗放规模经济转向集约高质量经济过程中积累了诸多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尤其是在光能、热能、水能等新兴能源产业及电子商务、休闲农业、生态旅游业方面融入了现代理念，藏彝地区可以结合域内实况进行甄选借鉴，从而助推域内绿色产业发展;同时，藏彝地区下辖数十个发展差异性强的区市县，亟需从全域“一盘棋”高度进行统筹协调，沿循共建共治共享原则推动域内绿色产业同频共振，才能实现区域性整体减贫的预期目标。在构建东西协作扶贫过程中，必须动态调适绿色减贫协作互动机制，借助乡村振兴、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契机，既强化与沿线相关省市在生态环保、基础设施联通、绿色产业发展、跨区流域治理、环污防治、生态工程投建等若干方面的联系，尽量规避域内外因利益博弈而可能引致的“自下而上的属地竞争”和“自上而下的标杆竞争”现象[17]，促成产业链上中下游环节协同、区域市场东中西优势互补的良性格局。此外，援建帮扶方式还需持续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既要推进东西部县域之间的精准对接，还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乡镇、村社、队组等微观尺度层面的精细化帮扶，以妥帖的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筑牢绿色产业减贫区域协调发展基石。此外，在扶贫过程中应该既“扶智”也“扶志”，[18]既授“鱼”也授“渔”，变“被动受助”为“主动变革”、化“外援推拉”为“内源驱动”，激活相对贫困主体的内生动力才能更好地助益可持续性稳定脱贫。
（四）动态调适绿色绩效考核体系并优化绿色减贫奖惩机制
绩效考核是激励和引领政府相关部门履职尽责的导向航标。健全完善藏彝地区绿色产业减贫绩效考核机制，需要渐次围绕“绿色”“产业”和“减贫”维度展开。在脱贫帮扶各环节，既要考虑减贫脱贫的综合成效，也要整体测度产业的结构、层次及质量，还要兼顾经济发展的持续性、生态化与绿色化程度。尤其是针对位于黄河与长江水系分水地带的若尔盖地区，对黄河流域水源涵养、水文调节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其重要作用的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9]亟需进一步加大绿色绩效考核力度，以绿色考核指标倒逼、驱动相对贫困区域内正确处理经济、资源与生态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兼顾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为主线，规避因资源过度消耗、生态过度破坏、环境过度污染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陷入“资源环境诅咒式贫困陷阱”。同时，结合藏彝地区的地理特征，在调整绿色产业发展测评体系时，可以适度提升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关键指标的占比权重。此外，还需要持续强化各级党政职能部门领导在产业扶贫中的绿色意识与生态职责，推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一岗双责”“终生追溯”“离任审计”制度，对违背“两山论”战略意涵的行为及时纠偏匡正，对在绿色减贫中取得突破成效的工作人员才采取正向激励。概言之，通过动态调适绿色绩效测评体系，持续优化绿色减贫奖惩机制，根据绿色发展状况进行对应赏罚，能够对藏彝地区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起监督、激励和助益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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