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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认为音乐是圣洁的，可以洁净人的思想。创作音乐就是要和谐地按制作材质区分和使用“八音”。所谓“八音”，就是指分别用金（青铜）、石（石头）、土（陶器）、木（木头）、竹（竹子）、丝（蚕丝）、匏（葫芦）、革（皮革）制成的乐器。
正是这些乐器，在历史的深处，共同演绎了中国人心灵的乐章……
2005年8月，一支中国乐队在瑞士的日内瓦州巡回演出，演出的主题为“东方音符”。尽管演出的曲目已经融入了不少现代因素，已无法真正完全再现中国古代音乐的精髓，但悠扬而古远的旋律仍令观众如醉如痴，演出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其实不仅仅是音乐本身令观众陶醉，就连演奏的乐器也是观众们从未见过的。通过它们，观众们从一个层面看到了地球另一面那个东方古国悠久的文明。
古籁幽婉——生活中来
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为了生存，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与野兽抢夺食物，常常也会像野兽一样死于自然灾害。但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他们会思索，有智慧，他们的感情更加丰富，需要更多的表达方式，动物只会嚎叫，但人类会歌唱，而且还会让石头、泥土、竹子、骨头发出美妙的声音——乐器诞生了。在中华大地上，众多新石器时代的古文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我们的先人制作的原始乐器：
磬，一种跟石器时代石犁、石锄形状很相似的乐器，只不过是在石犁、石锄安柄用的圆孔中系上绳子，悬而击之，能发出“当当当”悦耳的声音。专家推测：它来源于古人的生产工具；
骨哨，曾作为联络工具用于狩猎中；
把兽皮蒙在空心陶管上击打，鼓诞生了；
受敲打陶碗、陶杯能发出清脆声音的启发，便有了陶铃；
发现最广、最普遍的当数埙。它是一种吹奏乐器，用泥土捏成鸡蛋形状，在上面开6孔，然后放进火里烧制而成的。埙声凄婉、悠长，即便在今天，人们听到后，也会在心底涌起一丝淡淡的惆怅，仿佛回到了空旷的原野或忆起了尘封的往事，其意境是众多现代乐器都难以表达的，有很强的震撼力。
（图1）……
乐理上，这些远古乐器在演奏中主要体现“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相当于简谱中的“１、2、3、5、6”，缺“4、7”，但并不是不能表现现在的7声音节。这主要与我们先人的宇宙观关系密切：从后来的发展看，“宫商角徵羽”变成了“金木水火土”、变成了“东西南北中”，一切都与“五行”暗合，这便是 “七声奉五律”，并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规则。而这个规则，也恰好符合中国文化所崇尚的平缓、宁静的精神境界，体现在用这些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的乐曲上，虽缺乏跌宕起伏，但尤显沉稳典雅。
“高山流水”觅知音
随着时代的变迁、生产力的发展，乐器的种类开始增加了，质量也在不断地改进。 根据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代乐器就有大约70种之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古琴。相传那时一个叫钟子期的人听到了琴师伯牙的琴声，当伯牙弹到描写高山的曲调时，钟子期说:“善哉，嵯峨兮若泰山！”当伯牙弹到描写流水的曲调时，钟子期说:“善哉，洋洋乎若江河！”……伯牙总算遇到了能听懂自己音乐的人，十分感动，遂与钟子期结为生死之交。钟子期死后，伯牙把琴摔碎，不再弹琴了。后以“高山流水”比喻知音难得或乐曲的高妙。
其实在中国古代，琴是文人的专用品，古琴演奏特别注重对弹奏者的礼仪要求:弹奏前要沐浴;弹奏时必须怀着肃穆宁静的心态、禁止邪念;琴台上还必须燃上一炷香……奏琴并非为弹琴而弹琴，而是为了修身养性。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音乐和礼仪规范处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弹奏乐器是培养高贵品德的重要途径。而这一认识，随着历代王朝“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沿传了2000余年。
其间，古琴的形制也在被不断改进、发展。据专家介绍:相传最早的古琴是舜发明的，按金、木、水、火、土“五行”为五弦之琴，后武王伐纣时为鼓舞士气加了一根弦，再后为了表达抒情怀旧的意境人们又给它加了一根弦。此后，虽然历代工匠在造琴时考虑到多种因素而出现了许多别致的造型，但七弦定制一直保持至今（图2）。
“生机勃勃”与“生不逢时”
自公元前8世纪始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虽然战乱不断，但也是一个“百家争鸣”文化大发展的年代。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古乐器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1978年5月发掘的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编钟、编磬、建鼓、瑟、筑、排箫、等8种128件乐器，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有人曾统计过，如果要同时演奏曾侯乙墓里所有的乐器，起码要41个人。出土的乐器中名气最大的则属那套共65件、总重达到5吨的编钟。作为乐器，这套编钟的出土可谓音乐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伟大发现，它体积硕大、造型繁复精细，音色优美、音域宽广（图3）。这套编钟同时也反映出了我们先人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编钟优秀的音质源于青铜中铜、锡、铅含量的合理配比，尤其锡的含量控制最为关键。当代冶金学证实:青铜中锡含量在13%左右时，所铸的乐器能达到最完美的音高和音色。而这套编钟中锡的含量被严格地控制在了12%～14%之间。
墓室里众多的乐器再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乐队的场面：
按照中国古史书的说法，皇家和贵族的乐队叫作“钟鼓之乐”，“钟”是编钟，“鼓”就是建鼓。这是一个高等贵族才能拥有的乐队，享受美妙的音乐是其次的，更重要的是展现权力和威严。
在那个时代，对乐器的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天子享受四面之乐叫“宫悬”；第二等级的诸侯享受“轩悬”，就是三面之乐。曾侯乙就属这一阶层；大夫可欣赏两面之乐；士是最低一级的，享受一面之乐。
再通过在曾侯乙的“寝宫”里也发现了大量乐器及一个由20名妙龄女子组成的殉葬乐队这一点看，曾侯乙本人可能就是一个精通音律的人。
……
然而，这样的特权并没有维持到永远。自曾侯乙荣光入葬也就过了200多年的时间，便“移风易俗”了。
屈尊降贵 “避重就轻”
考古人员在山东洛庄发掘西汉早期一座王公墓葬的陪葬坑时，出土了一整套19件的编钟，它们和普通的军乐器混杂在一个坑穴里，已不再有以往统领高雅音乐界长达千年的至上风范了；与这套编钟同时出土的还有6套编磬，总计107件。仅从出土编钟和编磬规模、数量上的配比来看，编磬的地位和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编钟。变化是显著的，曾侯乙时代象征着最高贵的乐器和乐声的“钟鼓之乐”已为汉初的“金声玉振”或说“金石之声”所取代。
在同是汉初时代的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套体现当时小型室内乐队的乐俑。木俑所使用的乐器是竽和瑟，而“竽瑟之乐”也正是风靡战国到秦汉之际的流行音乐组合。此外，乐俑们的演奏姿态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曾经的庄严肃穆被愉快和享受的风尚代替（图4）。
汉代的演奏乐器中还有外形看起来和琴有几分相似，因弹奏声音“铮、铮”而得名的筝。人们根据对史料的研究，知道这种乐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现代考古很少发现出土的实物筝，只有少量传世珍品。筝能更好地表现激昂情绪的音乐，通常是表演给大众听的，这与琴适于表现古雅、节拍比较缓慢的作品，通常用来自娱自乐不同。但二者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
再结合一些同时代的其它考古发现，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曾侯乙时代那种严肃刻板的“钟鼓之乐”在汉代已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乐舞百戏这类欢快活泼的综合艺术，各种轻便的弦乐器和管乐器已开始在乐队中粉墨登场。乐器与音乐从一种“排场” 开始了人性化、实用性的回归，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并开始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兼收并蓄盛唐强音
其实早在西汉年间，随着汉匈（奴）战争、随着张骞使西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广泛，一些外来乐器因此进入中原地区，从而使中国的乐器发展出现了重大的变革：
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南贾湖一处史前遗址中发现了一支史前人用鹰的翅骨做成的骨笛，距今至少在8000年以上，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有音阶的发音器。姑且以此为始，一直到张骞使西域前中国传统的笛子都是竖吹的，但自张骞从西域带回了横吹的笛子后，便有了笛、箫之分（图5）。
“阮咸”，这种后来以西晋名士阮咸名字命名的乐器，也是经由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的乐器，汉时称秦琵琶，后经不断改进便成了地道的“国货”——琵琶（图6）。
……
汉代结束后，进入到纷争不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的年代是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各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带来了创新的机遇。到了充满活力和开放精神的唐代，由于人们对外来文化始终抱着新奇和接纳的态度，中国乐器史上的重大变革产生了。遗憾的是，保存至今的唐代乐器实物非常少见，但人们仍可从其它途径管窥异彩纷呈的唐代乐器（图7）：
在一幅反映乐队演奏盛况的唐朝壁画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些以往从未见过的新乐器，但最令人感到新奇的是，里面的琵琶是横着弹的，而且还用拨子。据专家介绍：早期西域琵琶的弹奏方法是横着用拨子弹奏的。这样，白居易《琵琶行》中“曲终收拨当心画（划）”句中的“拨”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中国，琵琶的演奏方法大约经历了千年演变，直到明代才形成了如今人们看到的竖抱用手弹奏的舞台表演形式;而在日本，琵琶自唐代传入后，至今仍保持着用拨子的演奏方法。
在一件出土的唐三彩上，一个唐朝的伴奏乐队毫无遗漏地被展现了出来:乐队所使用的乐器有土生土长的排箫、笙、竖笛等，也有自西域传入的琵琶、箜篌、横笛、拍板等，但领衔的则非琵琶莫属。
在当今的日本，仍在使用一种自唐代传入的古老乐器尺八。尺八是一种竖笛，顾名思义因长一尺八寸而得名。但在中国，尺八却早已消失了身影。
……
据《乐府杂录》记载，唐朝时各类乐器大约有300种。虽然其中一些品种如今已难觅踪影，但一些外来乐器在文化的兼容并蓄中却最终成为地道的中国民乐器。公元907年，随着唐的灭亡，中国音乐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结束了，但是，历史的痕迹却永久地印刻在了古老的土地上：
如今在西安郊区的一个小镇中，活跃着一支完全由农民组成的民间乐队——集贤乐社。可千万别小看这支农民乐队，他们使用的乐器大部分是祖辈传下来的，弹奏技艺也是祖传的，绢制的古旧乐谱传自明代，所演奏的则是大名鼎鼎享誉中外的“长安古乐”。据传，唐“安史之乱”时，一位宫廷乐师流落于此，为谋生计创立了一个音乐教坊，专门教导民间弟子演奏宫廷音乐，并代代相传延至今日。长安古乐的演奏形式分座乐和行乐，座乐一般坐着演奏，演奏大套曲；行乐就是站着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常会奏一些短而优美的乐曲。乐队的核心是鼓，有7种，整套古乐以不同的鼓声为主干贯穿下来的（图8）。它使今人有幸聆听到了“余音绕梁，‘千年’不绝”的唐代宫廷高雅音乐。
融会贯通蔚为大观
唐代以后，发展于宋、元，成熟于明、清的戏曲艺术渐成主流，这一转变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乐器的发展轨迹，如今不少著名的中国民乐器都是在宋元之后逐步出现和成型的。
人们所知道的京剧伴奏乐队并不庞杂，但无论是悲壮铿锵的情怀还是温柔哀怨的情调，观众完全能够感受到伴奏乐器的丰富表现力，都是经过长期摸索后合理搭配的成果（图9）。其实，乐师们手里拿着的乐器大部分并不产自中国本土，却最终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乐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二胡（图10）。二胡在京剧伴奏中的作用绝不亚于西洋交响乐团中的小提琴，不过，很多中国人都并不了解，二胡原本并不是中原的产物。二胡的前身叫“奚琴”，是隋唐时代北方一个叫“奚”的部落发明的乐器。从史料中可以发现，唐宋前一直没有关于像二胡这类弓弦类乐器的记载。这类乐器传入后，同样也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磨合，大约在元代最终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中国乐器——弓弦类乐器。此后，历经明、清的不断演进发展，二胡不仅坐上了中国民乐器的头把交椅，而且拓展出了一个庞大的家族：高胡、板胡、京胡、大胡、低胡等等。
这样，历经千年的吸收、创造、淘汰和更新，到了明、清时，中国民间乐器的队伍基本成熟了。人们按照演奏的方法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图11）:以二胡、京胡、高胡等为代表的拉弦乐器；以琴、琵琶、扬琴等为代表的弹拨乐器；以笛子、箫、笙、唢呐等为代表的吹管乐器；以堂鼓、铜鼓、排鼓、钹等为代表的打击乐器。直至今日，这些不同材质、不同音色的传统民乐器，仍在共同演绎着中国传统文化含蓄、温和的特有气质，鸣奏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不断开拓、奋进的最强音。
正是这些乐器，在历史的深处，共同演绎了中国人心灵的乐章……
2005年8月，一支中国乐队在瑞士的日内瓦州巡回演出，演出的主题为“东方音符”。尽管演出的曲目已经融入了不少现代因素，已无法真正完全再现中国古代音乐的精髓，但悠扬而古远的旋律仍令观众如醉如痴，演出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其实不仅仅是音乐本身令观众陶醉，就连演奏的乐器也是观众们从未见过的。通过它们，观众们从一个层面看到了地球另一面那个东方古国悠久的文明。
古籁幽婉——生活中来
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为了生存，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与野兽抢夺食物，常常也会像野兽一样死于自然灾害。但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他们会思索，有智慧，他们的感情更加丰富，需要更多的表达方式，动物只会嚎叫，但人类会歌唱，而且还会让石头、泥土、竹子、骨头发出美妙的声音——乐器诞生了。在中华大地上，众多新石器时代的古文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我们的先人制作的原始乐器：
磬，一种跟石器时代石犁、石锄形状很相似的乐器，只不过是在石犁、石锄安柄用的圆孔中系上绳子，悬而击之，能发出“当当当”悦耳的声音。专家推测：它来源于古人的生产工具；
骨哨，曾作为联络工具用于狩猎中；
把兽皮蒙在空心陶管上击打，鼓诞生了；
受敲打陶碗、陶杯能发出清脆声音的启发，便有了陶铃；
发现最广、最普遍的当数埙。它是一种吹奏乐器，用泥土捏成鸡蛋形状，在上面开6孔，然后放进火里烧制而成的。埙声凄婉、悠长，即便在今天，人们听到后，也会在心底涌起一丝淡淡的惆怅，仿佛回到了空旷的原野或忆起了尘封的往事，其意境是众多现代乐器都难以表达的，有很强的震撼力。
（图1）……
乐理上，这些远古乐器在演奏中主要体现“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相当于简谱中的“１、2、3、5、6”，缺“4、7”，但并不是不能表现现在的7声音节。这主要与我们先人的宇宙观关系密切：从后来的发展看，“宫商角徵羽”变成了“金木水火土”、变成了“东西南北中”，一切都与“五行”暗合，这便是 “七声奉五律”，并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规则。而这个规则，也恰好符合中国文化所崇尚的平缓、宁静的精神境界，体现在用这些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的乐曲上，虽缺乏跌宕起伏，但尤显沉稳典雅。
“高山流水”觅知音
随着时代的变迁、生产力的发展，乐器的种类开始增加了，质量也在不断地改进。 根据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代乐器就有大约70种之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古琴。相传那时一个叫钟子期的人听到了琴师伯牙的琴声，当伯牙弹到描写高山的曲调时，钟子期说:“善哉，嵯峨兮若泰山！”当伯牙弹到描写流水的曲调时，钟子期说:“善哉，洋洋乎若江河！”……伯牙总算遇到了能听懂自己音乐的人，十分感动，遂与钟子期结为生死之交。钟子期死后，伯牙把琴摔碎，不再弹琴了。后以“高山流水”比喻知音难得或乐曲的高妙。
其实在中国古代，琴是文人的专用品，古琴演奏特别注重对弹奏者的礼仪要求:弹奏前要沐浴;弹奏时必须怀着肃穆宁静的心态、禁止邪念;琴台上还必须燃上一炷香……奏琴并非为弹琴而弹琴，而是为了修身养性。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音乐和礼仪规范处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弹奏乐器是培养高贵品德的重要途径。而这一认识，随着历代王朝“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沿传了2000余年。
其间，古琴的形制也在被不断改进、发展。据专家介绍:相传最早的古琴是舜发明的，按金、木、水、火、土“五行”为五弦之琴，后武王伐纣时为鼓舞士气加了一根弦，再后为了表达抒情怀旧的意境人们又给它加了一根弦。此后，虽然历代工匠在造琴时考虑到多种因素而出现了许多别致的造型，但七弦定制一直保持至今（图2）。
“生机勃勃”与“生不逢时”
自公元前8世纪始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虽然战乱不断，但也是一个“百家争鸣”文化大发展的年代。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古乐器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1978年5月发掘的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编钟、编磬、建鼓、瑟、筑、排箫、等8种128件乐器，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有人曾统计过，如果要同时演奏曾侯乙墓里所有的乐器，起码要41个人。出土的乐器中名气最大的则属那套共65件、总重达到5吨的编钟。作为乐器，这套编钟的出土可谓音乐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伟大发现，它体积硕大、造型繁复精细，音色优美、音域宽广（图3）。这套编钟同时也反映出了我们先人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编钟优秀的音质源于青铜中铜、锡、铅含量的合理配比，尤其锡的含量控制最为关键。当代冶金学证实:青铜中锡含量在13%左右时，所铸的乐器能达到最完美的音高和音色。而这套编钟中锡的含量被严格地控制在了12%～14%之间。
墓室里众多的乐器再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乐队的场面：
按照中国古史书的说法，皇家和贵族的乐队叫作“钟鼓之乐”，“钟”是编钟，“鼓”就是建鼓。这是一个高等贵族才能拥有的乐队，享受美妙的音乐是其次的，更重要的是展现权力和威严。
在那个时代，对乐器的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天子享受四面之乐叫“宫悬”；第二等级的诸侯享受“轩悬”，就是三面之乐。曾侯乙就属这一阶层；大夫可欣赏两面之乐；士是最低一级的，享受一面之乐。
再通过在曾侯乙的“寝宫”里也发现了大量乐器及一个由20名妙龄女子组成的殉葬乐队这一点看，曾侯乙本人可能就是一个精通音律的人。
……
然而，这样的特权并没有维持到永远。自曾侯乙荣光入葬也就过了200多年的时间，便“移风易俗”了。
屈尊降贵 “避重就轻”
考古人员在山东洛庄发掘西汉早期一座王公墓葬的陪葬坑时，出土了一整套19件的编钟，它们和普通的军乐器混杂在一个坑穴里，已不再有以往统领高雅音乐界长达千年的至上风范了；与这套编钟同时出土的还有6套编磬，总计107件。仅从出土编钟和编磬规模、数量上的配比来看，编磬的地位和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编钟。变化是显著的，曾侯乙时代象征着最高贵的乐器和乐声的“钟鼓之乐”已为汉初的“金声玉振”或说“金石之声”所取代。
在同是汉初时代的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套体现当时小型室内乐队的乐俑。木俑所使用的乐器是竽和瑟，而“竽瑟之乐”也正是风靡战国到秦汉之际的流行音乐组合。此外，乐俑们的演奏姿态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曾经的庄严肃穆被愉快和享受的风尚代替（图4）。
汉代的演奏乐器中还有外形看起来和琴有几分相似，因弹奏声音“铮、铮”而得名的筝。人们根据对史料的研究，知道这种乐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现代考古很少发现出土的实物筝，只有少量传世珍品。筝能更好地表现激昂情绪的音乐，通常是表演给大众听的，这与琴适于表现古雅、节拍比较缓慢的作品，通常用来自娱自乐不同。但二者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
再结合一些同时代的其它考古发现，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曾侯乙时代那种严肃刻板的“钟鼓之乐”在汉代已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乐舞百戏这类欢快活泼的综合艺术，各种轻便的弦乐器和管乐器已开始在乐队中粉墨登场。乐器与音乐从一种“排场” 开始了人性化、实用性的回归，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并开始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兼收并蓄盛唐强音
其实早在西汉年间，随着汉匈（奴）战争、随着张骞使西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广泛，一些外来乐器因此进入中原地区，从而使中国的乐器发展出现了重大的变革：
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南贾湖一处史前遗址中发现了一支史前人用鹰的翅骨做成的骨笛，距今至少在8000年以上，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有音阶的发音器。姑且以此为始，一直到张骞使西域前中国传统的笛子都是竖吹的，但自张骞从西域带回了横吹的笛子后，便有了笛、箫之分（图5）。
“阮咸”，这种后来以西晋名士阮咸名字命名的乐器，也是经由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的乐器，汉时称秦琵琶，后经不断改进便成了地道的“国货”——琵琶（图6）。
……
汉代结束后，进入到纷争不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的年代是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各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带来了创新的机遇。到了充满活力和开放精神的唐代，由于人们对外来文化始终抱着新奇和接纳的态度，中国乐器史上的重大变革产生了。遗憾的是，保存至今的唐代乐器实物非常少见，但人们仍可从其它途径管窥异彩纷呈的唐代乐器（图7）：
在一幅反映乐队演奏盛况的唐朝壁画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些以往从未见过的新乐器，但最令人感到新奇的是，里面的琵琶是横着弹的，而且还用拨子。据专家介绍：早期西域琵琶的弹奏方法是横着用拨子弹奏的。这样，白居易《琵琶行》中“曲终收拨当心画（划）”句中的“拨”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中国，琵琶的演奏方法大约经历了千年演变，直到明代才形成了如今人们看到的竖抱用手弹奏的舞台表演形式;而在日本，琵琶自唐代传入后，至今仍保持着用拨子的演奏方法。
在一件出土的唐三彩上，一个唐朝的伴奏乐队毫无遗漏地被展现了出来:乐队所使用的乐器有土生土长的排箫、笙、竖笛等，也有自西域传入的琵琶、箜篌、横笛、拍板等，但领衔的则非琵琶莫属。
在当今的日本，仍在使用一种自唐代传入的古老乐器尺八。尺八是一种竖笛，顾名思义因长一尺八寸而得名。但在中国，尺八却早已消失了身影。
……
据《乐府杂录》记载，唐朝时各类乐器大约有300种。虽然其中一些品种如今已难觅踪影，但一些外来乐器在文化的兼容并蓄中却最终成为地道的中国民乐器。公元907年，随着唐的灭亡，中国音乐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结束了，但是，历史的痕迹却永久地印刻在了古老的土地上：
如今在西安郊区的一个小镇中，活跃着一支完全由农民组成的民间乐队——集贤乐社。可千万别小看这支农民乐队，他们使用的乐器大部分是祖辈传下来的，弹奏技艺也是祖传的，绢制的古旧乐谱传自明代，所演奏的则是大名鼎鼎享誉中外的“长安古乐”。据传，唐“安史之乱”时，一位宫廷乐师流落于此，为谋生计创立了一个音乐教坊，专门教导民间弟子演奏宫廷音乐，并代代相传延至今日。长安古乐的演奏形式分座乐和行乐，座乐一般坐着演奏，演奏大套曲；行乐就是站着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常会奏一些短而优美的乐曲。乐队的核心是鼓，有7种，整套古乐以不同的鼓声为主干贯穿下来的（图8）。它使今人有幸聆听到了“余音绕梁，‘千年’不绝”的唐代宫廷高雅音乐。
融会贯通蔚为大观
唐代以后，发展于宋、元，成熟于明、清的戏曲艺术渐成主流，这一转变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乐器的发展轨迹，如今不少著名的中国民乐器都是在宋元之后逐步出现和成型的。
人们所知道的京剧伴奏乐队并不庞杂，但无论是悲壮铿锵的情怀还是温柔哀怨的情调，观众完全能够感受到伴奏乐器的丰富表现力，都是经过长期摸索后合理搭配的成果（图9）。其实，乐师们手里拿着的乐器大部分并不产自中国本土，却最终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乐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二胡（图10）。二胡在京剧伴奏中的作用绝不亚于西洋交响乐团中的小提琴，不过，很多中国人都并不了解，二胡原本并不是中原的产物。二胡的前身叫“奚琴”，是隋唐时代北方一个叫“奚”的部落发明的乐器。从史料中可以发现，唐宋前一直没有关于像二胡这类弓弦类乐器的记载。这类乐器传入后，同样也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磨合，大约在元代最终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中国乐器——弓弦类乐器。此后，历经明、清的不断演进发展，二胡不仅坐上了中国民乐器的头把交椅，而且拓展出了一个庞大的家族：高胡、板胡、京胡、大胡、低胡等等。
这样，历经千年的吸收、创造、淘汰和更新，到了明、清时，中国民间乐器的队伍基本成熟了。人们按照演奏的方法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图11）:以二胡、京胡、高胡等为代表的拉弦乐器；以琴、琵琶、扬琴等为代表的弹拨乐器；以笛子、箫、笙、唢呐等为代表的吹管乐器；以堂鼓、铜鼓、排鼓、钹等为代表的打击乐器。直至今日，这些不同材质、不同音色的传统民乐器，仍在共同演绎着中国传统文化含蓄、温和的特有气质，鸣奏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不断开拓、奋进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