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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大学生为主的“新失业群体”正日益构成中國未来失业人口的主体部分，劳动力市场上的“新失业群体”就业问题正逐步成为主要矛盾，分析新失业群体的现状、特点，面临的各种心理问题和主要矛盾，为“新失业”群体对策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就业
一、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基本概述
(一)基本概念
“新失业”群体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于2004年提出，所谓“新”指年轻的意思，“失业”指未就业，故而又被称为“城镇新成长劳动力中的失业人群”。概之，指一个社会失业群体，他们大学、高中、初中甚至更低学历毕业或者肄业后处于准失业状态，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面临各种“制度真空”，并日益成为中国未来失业人口的主体，必将会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国目前对有关新失业群体的研究中，其研究对象多以初中毕业生即16岁作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国外对这一失业群体简称NEET族，“NEET”发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英国，是“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ning”的缩写，指既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在学校里上学，更没有去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必须依靠家人为生的青年人。大学生“新失业”群体是“新失业”群体的一部分，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正日益成为中国未来失业人口的主体部分。简言之，是指受过高等教育，已经习得较丰富的知识，有一技之长并获得被社会公认的学历文凭，在就业过程中因主观或客观原因没有获得满意的工作岗位或者害怕进入激烈的就业市场，转而退出就业或处于游动就业状态的特殊群体。
(二)基本类型及特点
从形成原因上分析，日本把“NEET”族分为四类：追求梦想型；丧失自信型；自闭型；家庭溺爱型。新闻媒体称之为“傍老族”、“啃老族”。当代中国“NEET”族呈现出如下特征：(1)NEET族主体多为独生子女；(2)不少自愿失业的NEET族家境较好；(3)普遍缺少技能，缺少社会阅历，无稳定收入；(4)思想特立独行，行为举止怪异，边缘化趋势明显。NEET族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或许也是社会现代化的代价之一。据调查，我国目前有30％左右的成年人仍由父母供养着，有人也开始用“啃老族”一词来形容这些成年人的生存状态。
大学生“新失业”群体从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失业问题与成因出发，将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分为四种类型：供需失衡型失业；知识结构型失业；期望选择型失业；社会歧视型失业。他们同样具有“NEET”族以上的共性特征，相对于其他失业人群，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具有独特的特征：(1)高智商、高文化水平、强烈的自我价值实现。(2)他们经常游走于“就业”与“失业”之间，由于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工作经验，找不到理想中的体面工作岗位又不愿从事低端的纯体力劳动，职业生涯走走停停歇歇。同时有一种不肯屈服、永不言弃的精神理念支撑，为了未来的梦想他们宁可在江湖“漂”也不愿回家“啃老”，现实生活中的“漂族”、“蚁族”就是对他们的真实写照。(3)精英教育的光环下，他们的就业失败使他们倍具叛逆性，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大学生毕业生俨如折翼天使，无所适从，加上生活空间漂泊不定，极易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其危害性不可预知。
二、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研究现状
据统计，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超过600万，近两年沉积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约有480万人，2009年需就业的大学生高达千万人。因此，以大学生为主的“新失业群体”正日益构成中国未来失业人口的主体部分，劳动力市场上的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就业问题正逐步成为主要矛盾。
(一)“新失业’，群体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孙立平教授在2003年《经济观察报》发表的《关注“新失业群体”》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新失业群体的概念。他将新失业群体存在的原因重点落到了社会结构上，分析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在这个断裂社会中“新失业群体”是如何处于一种“双二元结构”的夹缝中的，由此，他提出了面向“下一代的发展”，切实改善下一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建议。他的学生吕鹏在其研究基础上对新失业群体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国外“NEET”族群体一般指年龄在15岁到34岁，未婚。依靠父母或者伴侣谋生的人。从西方发达国家“NEET”族的发展历程看，“NEET”族作为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始终与主流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他们容易因社会偏见和社会歧视走入吸毒、卖淫、偷窃、抢劫、自杀的自我毁灭道路。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学历阶层中，也有大量NEET族存在。2004年9月，日本政府首次披露了日本“NEET族”的人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3年日本共有“NEET族"52万人。新闻媒体称之为“傍老族”、“啃老族”，学界称之为“新失业群体”或“新无业群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当代中国青年人口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当前我国青年就业率呈下降趋势，有上千万名青年成为“NEET族”。
(二)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研究述评
从期刊网文献收索结果来看，对大学生失业问题的研究有156篇，但对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的研究屈指可数，仅6篇相关文章，其中三篇从心理学的视角解析大学生“新失业”群体问题：以蒋国林教授为代表的“十一五”规划项目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心理健康研究阶段成果：《必须重视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的健康问题》和《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社会应激及其缓冲干预》，前者提出大学生失业管理问题，后者从失业问题的应激源系统找出由此引发的应激反应，以社会支持为中介，实施情绪焦点型缓冲和问题焦点型缓冲的干预机制，构成社会应激及缓冲干预理论模型；汪清和石阶瑶则对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调查和分析；姜丽美从国家社会保障政策视角做出了构建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就业保障机制的设想；朱宏平从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的社会风险表现，提出从政府、学校、社会和个人四个行为主体出发探求应对风险的策略。
个别社会学者和少数新闻工作者开始研究和注意这个群体。专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落。孙立平教授的观点：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是大学毕业生挤在大城市，造成就业结构畸形的主要原因。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注意到，这些年轻人正是“网络暴民”(在网络中活跃的‘草根’)的主要构成者，30岁以下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和成长不足的现实压力的年轻人。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说，这是一个需要引导的群体，但这种引导现在还没有完全摆上台面，甚至连相关的系统研究都还没有。北大教授钱理群用游民队伍来形容这个群体，他认为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城市取向的教育又使得他们远离土地，即使被城市抛出，也回不去了；他们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迅速为流氓 意识所支配。这些遍布中国城乡的年轻的新游民，其身上正在发生道德底线的大失守。
在现代，德国、日本、拉美诸国，都曾经形成过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的贫民群体，种种反体制、反权威甚至反社会的极端情绪，以及反对市场体制、反对法治、反对民主的极端意识形态，均发源于这个群体，或者经由这个群体向社会其他群体扩散。在国内，仇富心理、仇官心理、极端民族主义等极端观念近几年抬头，就与大学毕业生贫困群体的形成、扩大，有一定关系。2005年，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其名作《下流社会》中，提出了下流社会的社会学概念：这个群体以20到34岁的年轻族群为主，最大特征并不仅是低收入，更在于其“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的全面下降。”
三、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现状的反思
(一)中国教育模式下大学生角色的错位
中国的应试教育加剧了对高学历、高文凭的青睐，无论是社会群体、市场、高校还是个人都无一幸免。首先，计划生育制度使现在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的成员大多成为独生子女。他们家庭的“温室”教育模式影响着他们个体的健康成长，使其缺乏清晰明确的远景，易对失败产生恐惧。如果放任这种趋势，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形成一种惯性，并根植于他们的意识或潜意识中。其次，大众化教育推广“精英教育”成为历史、教育与市场不吻合，有数据显示2009届大学毕业生低收入就业漂族毕业半年后的月薪相当于同届毕业生全国平均月薪的约一半，低收入就业漂族毕业半年内离职率明显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他们的心理定势与现实就会发生严重分离，茫然、焦虑会充斥其内心。再次，缺乏明确的目标以致无法决断或缺乏改变的信心、不现实的期望、受挫或焦虑等情感因素的影响将降低达成目标的能力；故而“精英情结”、“归属无着”、“目标焦虑”又易触发“温室效应”或使其进一步泛化，严重妨碍其职业行为。因此，与制度和市场因素相比，心理因素有着更为严重而深远的影响，但目前我们对此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问题，成为当前大学生就业指导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高校教学管理模式反思
高校精英教育化、文凭倾向化严重破坏了教育的多样化，造成严重的社会需求与就业供给的偏差，就业难是供求错位导致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就业促进会常务理事任占忠表示，当前的就业压力加大，今后的就业压力还将长期的存在下去。当今大学生就业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大学毕业生平均三年换两次工作；‘蚁族’半年后月薪1240；热门专业连续三年就业率低。从市场反馈高校大学毕业生工作能力来看，尽管2009届毕业生离校时掌握的工作能力水平普遍略有提高，平均提高2个百分点，但工作岗位要求毕业生达到的水平平均提高5个百分点，因此2009届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能力满足度较上届呈普遍下降。这无疑加剧了大学毕业生对母校总体满意度的下降。高校教学管理模式值得探讨。从高教“消费者。一大学毕业生的视角来看，认为高校教育最应改进的三大方面依次是实习实践不够、课程内容不实用或陈旧，以及培养主动学习能力不够。(见图一)
因此，如何从宏观规模需求匹配到微观的培养需求质量建构高等教育系统跟市场系统的适应性是本课题探求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
针对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的出现，近几年包括劳动保障部的多个部委都曾出台过“有关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04年发布的“允许大学生进行失业登记，特别困难的大学生还可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政策。2006年，中组部、中宣部、中编办、教育部等14部门又联合发出了于《关于切实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规定大学生毕业无工作时可享受失业救济，享受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年；高校毕业生因短期无法就业或就业后生活仍有困难的，民政部门要及时按照有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或临时救助。但从“新失业群体”的独特特征来看，就业保障制度模式的设计与目标人群的需求相偏离。
老失业问题的关键是生活保障问题，新失业群体问题的关键是就业能力问题。新失业群体大多数缺乏工作经验，作为一种严重的歧视现象，为人诟病已久的“经验歧视”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而愈演愈烈。“用人单位将工作经验作为招人的必须条件，确实阻塞了一部分毕业生的就业路”(田永伟)。这就决定了为他们提供收入支持或者说生活保障的政策缺乏实施基础。所以解决新失业群体就业问题的政策取向必须以提高就业能力为出发点。我国目前的失业杜会保障制度设计与目标人群的需求有相当偏离，特别是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过于偏重其生活救济，促进就业再就业的功能明显弱化。因此在就业机会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应对我国失业保障制度模式进行调整。
(四)社会流动不畅与社会不公的危机
从新失业群体就业现状来看，2009届低收入就业漂族比较多地集中在销售类职业，較高比例受雇于民营企业和小企业。与全国所有人群的平均分布对比，低收入就业漂族有超出5个百分点总共55％的比例集中于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最多。低收入就业漂族的大学毕业生更多来源于农民与农民工的家庭阶层，属于社会资本缺乏的贫家子弟。2009届大学毕业生漂族较多地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就业漂族的家乡基本来自地级及以下城市或农村。其失业的根本关键不在于他们个人能力，在于当前各种体制性壁垒如城乡之间、体制内外、行业之间、单位之间对人员横向流动的相互封闭，导致集团分化现象的出现。较高阶层形成相对封闭的利益保护圈，割断下层向上层的合理流动，一些较高的职位被垄断。大学生失业客观上使得欲通过教育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底层贫寒学子向上流动的期望受挫。
根据亨廷顿的观点，失业者以及心怀离异的不满情绪的人所受的教育程度越高，他的破坏性行为就会越激烈。如果这种特殊的“新失业群体”人数增加，就可能为组织民众抗议运动提供动力。在人力资本含量相当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跟社会资本丰富的大学生竞争，从而在人才市场上败下阵来。相对来说，他们更需要人力资本投资的补偿，以免给人心理上一种不公平感和不平衡感。失业队伍中有了知识劳动者的加入，失业人员结构就呈现出新的特点，对社会稳定的危害往往更大，甚至造成高智商犯罪率的急增。社会风险最易在社会承受力最低的弱势群体身上爆发。在大学生“新失业群体”这一庞大的队伍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极易因“水桶效应”而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
(五)人才投资经费的动力不足
近年来，为支持大学生创业，国家各级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涉及融资、开业、税收、创业培训、创业指导等诸多方面。对打算创业的大学生来说，了解这些政策，才能走好创业的第一步。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政府的有关规定，上海地区应届大学毕业生创业可享受免费风险评估、免费政策培训、无偿贷款担保及部分税费减免四项优惠政策。湖北省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包括：免费职业介绍、免费档案代理、职业培训补贴、创业培训补贴、小额担保贷款和贴息补贴、创业免交46项费、城镇困难家庭毕业生援助等一系列政策。但分析自主创业的资金构成(如图
)，政府、商业资助并没有实际增加，资助政策未见效果。来自政府的有1％，70％的来自父母和亲友的贷款，13％的是个人储蓄，有6％的来自个人银行贷款或者信用卡投掷，来自商业性风险投资和政府资助的极少。所以，有创业意愿但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大学毕业生就不容易实现创业梦想。
注：本文系2009年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校青年课题：新失业群体的未来走向与应对策略研究(2009C006)。
[关键词]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就业
一、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基本概述
(一)基本概念
“新失业”群体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于2004年提出，所谓“新”指年轻的意思，“失业”指未就业，故而又被称为“城镇新成长劳动力中的失业人群”。概之，指一个社会失业群体，他们大学、高中、初中甚至更低学历毕业或者肄业后处于准失业状态，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面临各种“制度真空”，并日益成为中国未来失业人口的主体，必将会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国目前对有关新失业群体的研究中，其研究对象多以初中毕业生即16岁作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国外对这一失业群体简称NEET族，“NEET”发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英国，是“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ning”的缩写，指既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在学校里上学，更没有去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必须依靠家人为生的青年人。大学生“新失业”群体是“新失业”群体的一部分，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正日益成为中国未来失业人口的主体部分。简言之，是指受过高等教育，已经习得较丰富的知识，有一技之长并获得被社会公认的学历文凭，在就业过程中因主观或客观原因没有获得满意的工作岗位或者害怕进入激烈的就业市场，转而退出就业或处于游动就业状态的特殊群体。
(二)基本类型及特点
从形成原因上分析，日本把“NEET”族分为四类：追求梦想型；丧失自信型；自闭型；家庭溺爱型。新闻媒体称之为“傍老族”、“啃老族”。当代中国“NEET”族呈现出如下特征：(1)NEET族主体多为独生子女；(2)不少自愿失业的NEET族家境较好；(3)普遍缺少技能，缺少社会阅历，无稳定收入；(4)思想特立独行，行为举止怪异，边缘化趋势明显。NEET族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或许也是社会现代化的代价之一。据调查，我国目前有30％左右的成年人仍由父母供养着，有人也开始用“啃老族”一词来形容这些成年人的生存状态。
大学生“新失业”群体从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失业问题与成因出发，将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分为四种类型：供需失衡型失业；知识结构型失业；期望选择型失业；社会歧视型失业。他们同样具有“NEET”族以上的共性特征，相对于其他失业人群，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具有独特的特征：(1)高智商、高文化水平、强烈的自我价值实现。(2)他们经常游走于“就业”与“失业”之间，由于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工作经验，找不到理想中的体面工作岗位又不愿从事低端的纯体力劳动，职业生涯走走停停歇歇。同时有一种不肯屈服、永不言弃的精神理念支撑，为了未来的梦想他们宁可在江湖“漂”也不愿回家“啃老”，现实生活中的“漂族”、“蚁族”就是对他们的真实写照。(3)精英教育的光环下，他们的就业失败使他们倍具叛逆性，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大学生毕业生俨如折翼天使，无所适从，加上生活空间漂泊不定，极易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其危害性不可预知。
二、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研究现状
据统计，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超过600万，近两年沉积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约有480万人，2009年需就业的大学生高达千万人。因此，以大学生为主的“新失业群体”正日益构成中国未来失业人口的主体部分，劳动力市场上的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就业问题正逐步成为主要矛盾。
(一)“新失业’，群体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孙立平教授在2003年《经济观察报》发表的《关注“新失业群体”》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新失业群体的概念。他将新失业群体存在的原因重点落到了社会结构上，分析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在这个断裂社会中“新失业群体”是如何处于一种“双二元结构”的夹缝中的，由此，他提出了面向“下一代的发展”，切实改善下一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建议。他的学生吕鹏在其研究基础上对新失业群体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国外“NEET”族群体一般指年龄在15岁到34岁，未婚。依靠父母或者伴侣谋生的人。从西方发达国家“NEET”族的发展历程看，“NEET”族作为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始终与主流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他们容易因社会偏见和社会歧视走入吸毒、卖淫、偷窃、抢劫、自杀的自我毁灭道路。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学历阶层中，也有大量NEET族存在。2004年9月，日本政府首次披露了日本“NEET族”的人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3年日本共有“NEET族"52万人。新闻媒体称之为“傍老族”、“啃老族”，学界称之为“新失业群体”或“新无业群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当代中国青年人口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当前我国青年就业率呈下降趋势，有上千万名青年成为“NEET族”。
(二)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研究述评
从期刊网文献收索结果来看，对大学生失业问题的研究有156篇，但对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的研究屈指可数，仅6篇相关文章，其中三篇从心理学的视角解析大学生“新失业”群体问题：以蒋国林教授为代表的“十一五”规划项目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心理健康研究阶段成果：《必须重视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的健康问题》和《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社会应激及其缓冲干预》，前者提出大学生失业管理问题，后者从失业问题的应激源系统找出由此引发的应激反应，以社会支持为中介，实施情绪焦点型缓冲和问题焦点型缓冲的干预机制，构成社会应激及缓冲干预理论模型；汪清和石阶瑶则对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调查和分析；姜丽美从国家社会保障政策视角做出了构建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就业保障机制的设想；朱宏平从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的社会风险表现，提出从政府、学校、社会和个人四个行为主体出发探求应对风险的策略。
个别社会学者和少数新闻工作者开始研究和注意这个群体。专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落。孙立平教授的观点：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是大学毕业生挤在大城市，造成就业结构畸形的主要原因。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注意到，这些年轻人正是“网络暴民”(在网络中活跃的‘草根’)的主要构成者，30岁以下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和成长不足的现实压力的年轻人。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说，这是一个需要引导的群体，但这种引导现在还没有完全摆上台面，甚至连相关的系统研究都还没有。北大教授钱理群用游民队伍来形容这个群体，他认为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城市取向的教育又使得他们远离土地，即使被城市抛出，也回不去了；他们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迅速为流氓 意识所支配。这些遍布中国城乡的年轻的新游民，其身上正在发生道德底线的大失守。
在现代，德国、日本、拉美诸国，都曾经形成过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的贫民群体，种种反体制、反权威甚至反社会的极端情绪，以及反对市场体制、反对法治、反对民主的极端意识形态，均发源于这个群体，或者经由这个群体向社会其他群体扩散。在国内，仇富心理、仇官心理、极端民族主义等极端观念近几年抬头，就与大学毕业生贫困群体的形成、扩大，有一定关系。2005年，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其名作《下流社会》中，提出了下流社会的社会学概念：这个群体以20到34岁的年轻族群为主，最大特征并不仅是低收入，更在于其“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的全面下降。”
三、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现状的反思
(一)中国教育模式下大学生角色的错位
中国的应试教育加剧了对高学历、高文凭的青睐，无论是社会群体、市场、高校还是个人都无一幸免。首先，计划生育制度使现在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的成员大多成为独生子女。他们家庭的“温室”教育模式影响着他们个体的健康成长，使其缺乏清晰明确的远景，易对失败产生恐惧。如果放任这种趋势，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形成一种惯性，并根植于他们的意识或潜意识中。其次，大众化教育推广“精英教育”成为历史、教育与市场不吻合，有数据显示2009届大学毕业生低收入就业漂族毕业半年后的月薪相当于同届毕业生全国平均月薪的约一半，低收入就业漂族毕业半年内离职率明显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他们的心理定势与现实就会发生严重分离，茫然、焦虑会充斥其内心。再次，缺乏明确的目标以致无法决断或缺乏改变的信心、不现实的期望、受挫或焦虑等情感因素的影响将降低达成目标的能力；故而“精英情结”、“归属无着”、“目标焦虑”又易触发“温室效应”或使其进一步泛化，严重妨碍其职业行为。因此，与制度和市场因素相比，心理因素有着更为严重而深远的影响，但目前我们对此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问题，成为当前大学生就业指导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高校教学管理模式反思
高校精英教育化、文凭倾向化严重破坏了教育的多样化，造成严重的社会需求与就业供给的偏差，就业难是供求错位导致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就业促进会常务理事任占忠表示，当前的就业压力加大，今后的就业压力还将长期的存在下去。当今大学生就业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大学毕业生平均三年换两次工作；‘蚁族’半年后月薪1240；热门专业连续三年就业率低。从市场反馈高校大学毕业生工作能力来看，尽管2009届毕业生离校时掌握的工作能力水平普遍略有提高，平均提高2个百分点，但工作岗位要求毕业生达到的水平平均提高5个百分点，因此2009届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能力满足度较上届呈普遍下降。这无疑加剧了大学毕业生对母校总体满意度的下降。高校教学管理模式值得探讨。从高教“消费者。一大学毕业生的视角来看，认为高校教育最应改进的三大方面依次是实习实践不够、课程内容不实用或陈旧，以及培养主动学习能力不够。(见图一)
因此，如何从宏观规模需求匹配到微观的培养需求质量建构高等教育系统跟市场系统的适应性是本课题探求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
针对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的出现，近几年包括劳动保障部的多个部委都曾出台过“有关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04年发布的“允许大学生进行失业登记，特别困难的大学生还可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政策。2006年，中组部、中宣部、中编办、教育部等14部门又联合发出了于《关于切实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规定大学生毕业无工作时可享受失业救济，享受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年；高校毕业生因短期无法就业或就业后生活仍有困难的，民政部门要及时按照有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或临时救助。但从“新失业群体”的独特特征来看，就业保障制度模式的设计与目标人群的需求相偏离。
老失业问题的关键是生活保障问题，新失业群体问题的关键是就业能力问题。新失业群体大多数缺乏工作经验，作为一种严重的歧视现象，为人诟病已久的“经验歧视”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而愈演愈烈。“用人单位将工作经验作为招人的必须条件，确实阻塞了一部分毕业生的就业路”(田永伟)。这就决定了为他们提供收入支持或者说生活保障的政策缺乏实施基础。所以解决新失业群体就业问题的政策取向必须以提高就业能力为出发点。我国目前的失业杜会保障制度设计与目标人群的需求有相当偏离，特别是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过于偏重其生活救济，促进就业再就业的功能明显弱化。因此在就业机会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应对我国失业保障制度模式进行调整。
(四)社会流动不畅与社会不公的危机
从新失业群体就业现状来看，2009届低收入就业漂族比较多地集中在销售类职业，較高比例受雇于民营企业和小企业。与全国所有人群的平均分布对比，低收入就业漂族有超出5个百分点总共55％的比例集中于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最多。低收入就业漂族的大学毕业生更多来源于农民与农民工的家庭阶层，属于社会资本缺乏的贫家子弟。2009届大学毕业生漂族较多地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就业漂族的家乡基本来自地级及以下城市或农村。其失业的根本关键不在于他们个人能力，在于当前各种体制性壁垒如城乡之间、体制内外、行业之间、单位之间对人员横向流动的相互封闭，导致集团分化现象的出现。较高阶层形成相对封闭的利益保护圈，割断下层向上层的合理流动，一些较高的职位被垄断。大学生失业客观上使得欲通过教育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底层贫寒学子向上流动的期望受挫。
根据亨廷顿的观点，失业者以及心怀离异的不满情绪的人所受的教育程度越高，他的破坏性行为就会越激烈。如果这种特殊的“新失业群体”人数增加，就可能为组织民众抗议运动提供动力。在人力资本含量相当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跟社会资本丰富的大学生竞争，从而在人才市场上败下阵来。相对来说，他们更需要人力资本投资的补偿，以免给人心理上一种不公平感和不平衡感。失业队伍中有了知识劳动者的加入，失业人员结构就呈现出新的特点，对社会稳定的危害往往更大，甚至造成高智商犯罪率的急增。社会风险最易在社会承受力最低的弱势群体身上爆发。在大学生“新失业群体”这一庞大的队伍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极易因“水桶效应”而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
(五)人才投资经费的动力不足
近年来，为支持大学生创业，国家各级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涉及融资、开业、税收、创业培训、创业指导等诸多方面。对打算创业的大学生来说，了解这些政策，才能走好创业的第一步。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政府的有关规定，上海地区应届大学毕业生创业可享受免费风险评估、免费政策培训、无偿贷款担保及部分税费减免四项优惠政策。湖北省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包括：免费职业介绍、免费档案代理、职业培训补贴、创业培训补贴、小额担保贷款和贴息补贴、创业免交46项费、城镇困难家庭毕业生援助等一系列政策。但分析自主创业的资金构成(如图
)，政府、商业资助并没有实际增加，资助政策未见效果。来自政府的有1％，70％的来自父母和亲友的贷款，13％的是个人储蓄，有6％的来自个人银行贷款或者信用卡投掷，来自商业性风险投资和政府资助的极少。所以，有创业意愿但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大学毕业生就不容易实现创业梦想。
注：本文系2009年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校青年课题：新失业群体的未来走向与应对策略研究(2009C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