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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姚洋教授的文章《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读书》，二○○六年第十二期。以下简称《科学主义》），受益良多。“经济学考察小尺度的历史，而历史学考察大尺度的历史”，这样的视觉，虽然似乎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而且可能还正是出自姚洋教授，现在再读，却依然令人敬佩不已。
记得三年多以前，杨小凯教授发表对于理性主义崇拜的反思，文章非常深刻，引起笔者许多共鸣。现在姚洋教授又补充了新的资料，提供了新的分析，相当吸引人。不过姚洋教授这篇文章的引子，却有些叫人不得要领。
《科学主义》开篇，作者回忆自己读博士的时候，向一位学数学的同学请教如何证明正在写的论文中的一个命题，这位同学回答说：“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问题是你需要什么样的假设。”这个回答让《科学主义》的作者“茅塞顿开”。
“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之如《科学主义》，仿若“你别无选择”之如刘索拉笔下的音乐学院作曲系故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这样一个断语、这样一个命题呢？
面对这个断语，我们不妨首先从语法上尝试构建一个命题看看，最好看起来多少跟经济学有点关系。“凡女人必比男人有钱”，就可以是这样构建出来的一个命题，这个命题也可以拆成“如果慧芳是女人而大海是男人，那么慧芳比大海有钱”。
问题是，这样的命题可以证明吗？
但是按照“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问题是你需要什么样的假设”这样的说法，似乎可以把“凡女人必比男人有钱”的命题，补充详释为“凡富裕的女人必比穷困的男人有钱”，这里是把一种“你需要的假设”摆上去了。于是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凡女人必比男人有钱”的命题，与“凡富裕的女人必比穷困的男人有钱”的命题，是否可以认为是同一个命题。
记得笔者读初中的时候，平面几何课本上说，一个“命题”包括“假设”与“终结”两个部分。比方说“三角形三条中线交于同一点”这个命题，包括“AB、CD和EF是同一个三角形的三条中线”这个“假设”部分，和“AB、CD和EF通过同一个点”这样一个“终结”部分。课本上的作业范式，相当于
假设：AB、CD和EF是三角形ACE的三条中线
终结：AB、CD和EF通过同一个点
证明：……
这里还有个故事：恰巧在我们学上述平面几何的时候，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教改，其中认为，“假设——终结”的说法太学究，不容易被同学接受，所以老师奉命把“假设——终结——证明”的三段式阿基米得逻辑，改称“已知——求证——证明”。新的范式，要下里巴人的多。但是比起后来的教育革命，这么点教改真是微不足道。
不管怎么说，一个命题，不能只是它的“终结”部分即结论部分吧？把命题原来没有的假设增加或者补充上去以后，恐怕就不再是原来的命题了。
自然，这是阿基米得逻辑的要求。
现在，姚洋教授的文章让读者面临“凡女人必比男人有钱”的命题是否需要证明的困境和是否能够证明的困境，让读者面临“凡女人必比男人有钱”的命题与“凡富裕的女人必比穷困的男人有钱”的命题是否同一个命题的困境。
位于美国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独立的学术机构，爱因斯坦和冯·诺伊曼的后半生都在那里度过。这个学术机构资助的学科很少，仿佛只数学、理论物理、历史学、经济学那么六七个领域，好在经济学和历史学都在其中。去年正值爱因斯坦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我也写了一篇文章，缅怀普林斯顿，那是我在国外居留时间最长的地方。
高等研究院的院徽，是法国艺术家图林（M.Pierre Turin）一九三二年的作品。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雷克斯纳（Abraham Flexner）要求院徽避免大学校徽盾形纹章的老套，突出“真”和“美”两个字。图林创作的这个圆形院徽，中心的抽象派浮雕，是果树下的两个女性，裸体为“真”，着装成“美”，果树出于图林的创意，象征知识。外圈的文字是“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FOUNDED一九三○”，圈内在裸女旁刻着“TRUTH”，在淑女旁刻着“BEAUTY”。
中国人习惯一开口就是说“真善美”，高等研究院这个箴言，却少了一个“善”字。我们有时候真的该给“善”字打一个问号。你可能善良地觉得因为它最有用，所以应该最值钱，从而相信价格机制的使用价值论；或者善良地因为觉得它最难被做出来，所以应该最值钱，从而相信价格机制的劳动价值论。结果都远离真理。或者你更善良，知道我们是教授，就以为我们讲的写的一定都对，其实常常不是那么一回事。
姚洋教授的《科学主义》在最后点出了美的追求。但是，学者们对于美有非常不一样的期盼。认为经济学正发展为科学的人多半觉得，命题和理论之“真”，应该是“美”的前提，而认为经济学“是历史学之一种”的学者可能会觉得，美体现在形式的艺术表现。
记得二○○五年初夏，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林毅夫老师对话》系列开始出版，引起我兴趣的是对话之首篇林毅夫著《论经济学方法》（以下简称《方法》，页数均指该书页数）。笔者赞赏《方法》的许多观点，例如对于经济学关于人是理性的假设的认同（9页），对于经济学是关于人的选择的科学的认同（28页），关于现代经济学是在放弃一些不合实际的、暗含的基本假设而不断发展起来的概括（169页）。《方法》引述佛经，告诫不要把帮助观月的指月之手当作月亮本身（36页），也寓意颇深。
但是毅夫认为经济学不会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方法》总序，6页），这个论断就可以斟酌。老百姓说的“物以稀为贵”，以及与此相容的现代经济学关于商品“供不应求则均衡价格上升、供大于求则均衡价格下降”的归纳，难道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吗？或者配合姚洋教授的语境，我们想问，“经济学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的说法，是不是一个可以证明的命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更多的人，而不是毅夫，他们强调不会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的真实思想，并不在乎一些具体理论是否真的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而在于渲染所谓“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的正统地位，渲染海外学成归来的博士不经过他们的“再教育”就不可以上讲台、不可以在重要部门工作这样的人事措施。
另外一些命题，恐怕也难以证明。例如关于“人类社会可以描述的感情是有限的”这样的论断（13页），虽然这个论断看来与经济学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又比如关于理论模型只能告诉我们因果变动是正还是负而不能告诉我们大小和快慢的说法（53页），特别是如果我们还知道一点计量经济学的话。《方法》总序首页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在培养学生上有两个不太为外人熟知的传统，其中之二，是要求外国学生将本国的经济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应该还可以商量。当年邹至庄先生作为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研究的是“美国汽车需求”，并且因此一举成名。“美国汽车需求”，并不是邹至庄先生这个芝加哥大学的“外国学生”的“本国问题”。
在《方法》第八十四页，毅夫写道：“我把经济学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经济学教授’，第二层次是‘经济学家’，第三层次是‘经济学大师’。”笔者大体同意毅夫的这个划分。
方法论真是太重要了。“拳练千遍，其理自现”，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可惜在这个急匆匆的年代，难免未能与时俱进之嫌。这样一来，论述经济学方法的著作面世，应该是学子的福音。但是在笔者看来，只有称得上经济学大师的学者，才有资格布道“经济学方法论”。毅夫已经是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但是距离经济学大师，恐怕还有相当距离。
紧接着上引那句话，毅夫写道：“一位好的经济学教授必须对现有的理论、文献非常熟悉，能做很好的归纳、总结，并能够很好地讲解。……”我也非常同意。笔者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位大体称职的经济学教师，力所能及地致力于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工作，但是还算不上一位好的经济学教授，主要就是痛感自己对于现有的理论和文献还远非熟悉。清醒自己知道和掌握的东西不多，笔者只是努力把自己知道和掌握的那点东西告诉学生，和他们切磋探讨，以期教学相长，增加常识判断的能力。
毅夫崇尚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方法》,5页），《科学主义》一文说明姚洋教授对于这种看法不以为然。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笔者和姚洋教授都表达与毅夫不同的意见。姚洋教授钟情于“产生思想”，因为“思想改变世界”，笔者则珍惜发现的乐趣和心得之喜悦，所谓自得其乐。
看了刘索拉的音乐学院作曲系故事，我们体味“你别无选择”的意境，可是读了姚洋教授的《科学主义》，我们不知道怎么证明或者确认“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这个命题。也许，这恰好证明了我们中科学主义的谬毒太深？
（《与林毅夫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林毅夫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20.00元）
记得三年多以前，杨小凯教授发表对于理性主义崇拜的反思，文章非常深刻，引起笔者许多共鸣。现在姚洋教授又补充了新的资料，提供了新的分析，相当吸引人。不过姚洋教授这篇文章的引子，却有些叫人不得要领。
《科学主义》开篇，作者回忆自己读博士的时候，向一位学数学的同学请教如何证明正在写的论文中的一个命题，这位同学回答说：“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问题是你需要什么样的假设。”这个回答让《科学主义》的作者“茅塞顿开”。
“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之如《科学主义》，仿若“你别无选择”之如刘索拉笔下的音乐学院作曲系故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这样一个断语、这样一个命题呢？
面对这个断语，我们不妨首先从语法上尝试构建一个命题看看，最好看起来多少跟经济学有点关系。“凡女人必比男人有钱”，就可以是这样构建出来的一个命题，这个命题也可以拆成“如果慧芳是女人而大海是男人，那么慧芳比大海有钱”。
问题是，这样的命题可以证明吗？
但是按照“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问题是你需要什么样的假设”这样的说法，似乎可以把“凡女人必比男人有钱”的命题，补充详释为“凡富裕的女人必比穷困的男人有钱”，这里是把一种“你需要的假设”摆上去了。于是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凡女人必比男人有钱”的命题，与“凡富裕的女人必比穷困的男人有钱”的命题，是否可以认为是同一个命题。
记得笔者读初中的时候，平面几何课本上说，一个“命题”包括“假设”与“终结”两个部分。比方说“三角形三条中线交于同一点”这个命题，包括“AB、CD和EF是同一个三角形的三条中线”这个“假设”部分，和“AB、CD和EF通过同一个点”这样一个“终结”部分。课本上的作业范式，相当于
假设：AB、CD和EF是三角形ACE的三条中线
终结：AB、CD和EF通过同一个点
证明：……
这里还有个故事：恰巧在我们学上述平面几何的时候，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教改，其中认为，“假设——终结”的说法太学究，不容易被同学接受，所以老师奉命把“假设——终结——证明”的三段式阿基米得逻辑，改称“已知——求证——证明”。新的范式，要下里巴人的多。但是比起后来的教育革命，这么点教改真是微不足道。
不管怎么说，一个命题，不能只是它的“终结”部分即结论部分吧？把命题原来没有的假设增加或者补充上去以后，恐怕就不再是原来的命题了。
自然，这是阿基米得逻辑的要求。
现在，姚洋教授的文章让读者面临“凡女人必比男人有钱”的命题是否需要证明的困境和是否能够证明的困境，让读者面临“凡女人必比男人有钱”的命题与“凡富裕的女人必比穷困的男人有钱”的命题是否同一个命题的困境。
位于美国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独立的学术机构，爱因斯坦和冯·诺伊曼的后半生都在那里度过。这个学术机构资助的学科很少，仿佛只数学、理论物理、历史学、经济学那么六七个领域，好在经济学和历史学都在其中。去年正值爱因斯坦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我也写了一篇文章，缅怀普林斯顿，那是我在国外居留时间最长的地方。
高等研究院的院徽，是法国艺术家图林（M.Pierre Turin）一九三二年的作品。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雷克斯纳（Abraham Flexner）要求院徽避免大学校徽盾形纹章的老套，突出“真”和“美”两个字。图林创作的这个圆形院徽，中心的抽象派浮雕，是果树下的两个女性，裸体为“真”，着装成“美”，果树出于图林的创意，象征知识。外圈的文字是“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FOUNDED一九三○”，圈内在裸女旁刻着“TRUTH”，在淑女旁刻着“BEAUTY”。
中国人习惯一开口就是说“真善美”，高等研究院这个箴言，却少了一个“善”字。我们有时候真的该给“善”字打一个问号。你可能善良地觉得因为它最有用，所以应该最值钱，从而相信价格机制的使用价值论；或者善良地因为觉得它最难被做出来，所以应该最值钱，从而相信价格机制的劳动价值论。结果都远离真理。或者你更善良，知道我们是教授，就以为我们讲的写的一定都对，其实常常不是那么一回事。
姚洋教授的《科学主义》在最后点出了美的追求。但是，学者们对于美有非常不一样的期盼。认为经济学正发展为科学的人多半觉得，命题和理论之“真”，应该是“美”的前提，而认为经济学“是历史学之一种”的学者可能会觉得，美体现在形式的艺术表现。
记得二○○五年初夏，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林毅夫老师对话》系列开始出版，引起我兴趣的是对话之首篇林毅夫著《论经济学方法》（以下简称《方法》，页数均指该书页数）。笔者赞赏《方法》的许多观点，例如对于经济学关于人是理性的假设的认同（9页），对于经济学是关于人的选择的科学的认同（28页），关于现代经济学是在放弃一些不合实际的、暗含的基本假设而不断发展起来的概括（169页）。《方法》引述佛经，告诫不要把帮助观月的指月之手当作月亮本身（36页），也寓意颇深。
但是毅夫认为经济学不会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方法》总序，6页），这个论断就可以斟酌。老百姓说的“物以稀为贵”，以及与此相容的现代经济学关于商品“供不应求则均衡价格上升、供大于求则均衡价格下降”的归纳，难道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吗？或者配合姚洋教授的语境，我们想问，“经济学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的说法，是不是一个可以证明的命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更多的人，而不是毅夫，他们强调不会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的真实思想，并不在乎一些具体理论是否真的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而在于渲染所谓“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的正统地位，渲染海外学成归来的博士不经过他们的“再教育”就不可以上讲台、不可以在重要部门工作这样的人事措施。
另外一些命题，恐怕也难以证明。例如关于“人类社会可以描述的感情是有限的”这样的论断（13页），虽然这个论断看来与经济学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又比如关于理论模型只能告诉我们因果变动是正还是负而不能告诉我们大小和快慢的说法（53页），特别是如果我们还知道一点计量经济学的话。《方法》总序首页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在培养学生上有两个不太为外人熟知的传统，其中之二，是要求外国学生将本国的经济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应该还可以商量。当年邹至庄先生作为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研究的是“美国汽车需求”，并且因此一举成名。“美国汽车需求”，并不是邹至庄先生这个芝加哥大学的“外国学生”的“本国问题”。
在《方法》第八十四页，毅夫写道：“我把经济学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经济学教授’，第二层次是‘经济学家’，第三层次是‘经济学大师’。”笔者大体同意毅夫的这个划分。
方法论真是太重要了。“拳练千遍，其理自现”，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可惜在这个急匆匆的年代，难免未能与时俱进之嫌。这样一来，论述经济学方法的著作面世，应该是学子的福音。但是在笔者看来，只有称得上经济学大师的学者，才有资格布道“经济学方法论”。毅夫已经是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但是距离经济学大师，恐怕还有相当距离。
紧接着上引那句话，毅夫写道：“一位好的经济学教授必须对现有的理论、文献非常熟悉，能做很好的归纳、总结，并能够很好地讲解。……”我也非常同意。笔者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位大体称职的经济学教师，力所能及地致力于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工作，但是还算不上一位好的经济学教授，主要就是痛感自己对于现有的理论和文献还远非熟悉。清醒自己知道和掌握的东西不多，笔者只是努力把自己知道和掌握的那点东西告诉学生，和他们切磋探讨，以期教学相长，增加常识判断的能力。
毅夫崇尚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方法》,5页），《科学主义》一文说明姚洋教授对于这种看法不以为然。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笔者和姚洋教授都表达与毅夫不同的意见。姚洋教授钟情于“产生思想”，因为“思想改变世界”，笔者则珍惜发现的乐趣和心得之喜悦，所谓自得其乐。
看了刘索拉的音乐学院作曲系故事，我们体味“你别无选择”的意境，可是读了姚洋教授的《科学主义》，我们不知道怎么证明或者确认“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这个命题。也许，这恰好证明了我们中科学主义的谬毒太深？
（《与林毅夫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林毅夫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