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夏衍与 《新民晚报》 复刊

　　1994年秋天，我去北京组稿，第一个访问对象便是夏衍。
　　夏衍生于1900年，当时已94岁，请94岁的老人写文章，恐怕不行。但我去访问夏公，当时心存三个想法。第一，夏衍是中国电影界的掌门人，又是民国时著名的剧作家，《上海屋檐下》 《法西斯细菌》 以及他改编的 《祝福》 《林家铺子》 《狂流》 《春蚕》 与报告文学 《包身工》 都曾让我在写作中受益匪浅，今日有机会去他寓所拜访，实在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第二，夏衍一直非常关心和支持 《新民晚报》，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吴祖光在 《新民报》 主编副刊“夜光杯”时，夏衍就用“朱儒”之名，为报纸开了一个“桅灯录”的专栏。我在采访吴祖光、新凤霞时，听吴祖光也说过，他还说夏公在1946年5月写过一篇 《捧 〈新民报〉》的短文，称赞新民晚报的办报编辑艺术之精湛。《新民晚报》 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停办，“四人帮”粉碎后，上海市民强烈要求复刊，支持的声音虽多，但 《新民晚报》 却迟迟不能与盼望已久的上海市民见面。后来 《新民晚报》 复刊，据说与夏衍有关。因此，我很想听夏公讲述内情。第三，夏衍原是我恩师冯英子的老上级，上世纪40年代末，冯英子在香港 《文汇报》 与 《周末报》 任总编辑，是夏衍让他辞职，回到上海听命。冯英子接受命令，辞去两个报社的职务，于上世纪50年代初返回上海，但后来与夏衍失去联系，冯英子曾告我：“我一连写了三四封信给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他只回过一个电话，说自己正忙于各种事务，后来就杳无音讯了。”我恩师冯英子只能从报社基层编辑工作干起，十年以后才任 《新民晚报》 编委。对于这件事，冯英子一直不理解，幸亏他性格乐观而坚强，但从他的谈话中，我发现他怨气未消。
　　鉴于以上三个原因，我在赴京前，先联系了《新民晚报》 在京的一位老作家凤子女士，由她代为预约后，我便兴冲冲赶到夏公寓所。
　　记得夏公坐在客厅内接待了我，他清癯而瘦削，说话声音很低，他旁边坐的是凤子女士。凤子，原名封凤壬，笔名凤子。她早年从影，是曹禺四大名剧 《雷雨》 《日出》 《原野》 《北京人》 中女主角的首席扮演者，在中国话剧史上曾留下光辉一页。她同时又是名作家、名编辑，著有 《失声的歌女》 《废墟上的花朵》 《台上台下》 等散文小说集，还担任过 《新民晚报》 重庆版的特约撰稿人，上海《人世间》 月刊主编。我在1988年赴京组稿时，拜访了冯亦代先生，由冯亦代先生介绍我与凤子老师相识，我后来几次赴京组稿，都承她支持与鼓励。凤子生于1912年，当时也已82岁了。
　　关于夏衍为 《新民报》 写稿一事，年事已高的夏公也记不大清楚了，但为 《新民晚报》1982年复刊一事，他还清晰记得，他当时笑了笑说：“当时原晚报编辑记者要求 《新民晚报》 复刊，我记得有那么回事，大概是1978年吧，当时是你们报社的唐大郎 （唐云旌） 写了一封信给我，请我转给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我想，《新民晚报》 是一份很受读者欢迎的报纸，应该让她早一点复刊，便写了一个条子，转给了胡耀邦同志。”
　　这件事，我1981年考入 《新民晚报》 后也听老同志说过，听说赵有余、钱章标、赵在谟、李为华一些四十多岁的记者以晚报职工的名义写了一封要求晚报复刊的信件，本想通过当时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的赵在谟直接向中央反映，但赵在谟觉得这样做，有点“开后门”之嫌，便想通过老晚报人与夏衍的私交，请原副刊主编唐云旌（笔名唐大郎） 转寄给夏公，夏公一定有办法请胡耀邦同志阅处。
　　我考进 《新民晚报》 后，分配在政法组部跑“社会新闻”，当时政法组组长正是赵在谟，我也听他说起过，唐大郎是 《新民晚报》 出名的才子，曾在小报上开过一个“唐诗三百首”的专栏，署名高唐。所写诗文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在当时被誉为“江南第一支笔”与“小报状元”。赵在谟说，唐大郎性情率真，当时已七十多岁，他接信后一口允应，又笑笑说：“今后晚报复刊了，你们要给我在办公室放张桌子，我有空要来坐坐。”
　　夏衍说：“我接到唐大郎的信后不久，又收到了老晚报人周光楣的一封信，讲的内容大致一样，我将两封信一起转给了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很快在两封信上作了阅处，他在第一封信上作了圈阅，在第二封信上作了批示。” 夏公顿一顿，喝了一口茶又说：“我与赵超构先生是老朋友了，为《新民晚报》 及早复刊，转转信，也是应该的。”
　　

二、批 《武訓传》，夏公始料不及

　　我请教夏公的前两个问题，已经大致清楚了，便想就恩师冯英子一事，请他释疑，但又觉得这样问，有点唐突，想了想后，便说：“夏公，我是1981年考入 《新民晚报》 社当记者的，后来认了一位老师，是冯英子先生。恩师冯英子今已79岁了，他让我向您问好！”
　　夏衍想了一想，说：“冯英子曾跟过我，他现在身体好吗？”
　　我回答：“冯英子老师身体很好，还在上海报坛上写写文章，他现在是民盟上海市委的老领导，上海政协常委。”我见夏公没有回音，继续说：“听说您让他从香港返回上海的？”
　　夏衍好像点了一下头，又说：“我当时在上海事情多，也没有与他多联系。”他顿了顿又说：“那一年不是出了 《武训传》 事件吗？”
　　这一说，顿时气氛有点沉重了。
　　幸亏凤子女士在旁插话：“我记得夏公您当时率团去苏联了？”
　　夏衍说：“我当时率中苏友好艺术代表团返京第二天，周扬给我打电话，要我立即去他家，有要事商谈。我原以为是问访苏情况，不料他一见面就说‘毛主席批 《武训传》，让你赶快回上海写检查。’”
　　据夏衍回忆，《武训传》 这个电影不是他授意拍的，拍 《武训传》 最早是胡乔木提议拍的，夏衍因为觉得上海缺少资金，后来商定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贷款，才解决了费用。《武训传》 公映后，胡乔木曾组织人写文章大加赞扬，夏衍并没有参与。但周扬对夏衍说：“你是中国电影界领导，《武训传》 是上海电影界拍的，你又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听说，《武训传》 的编导演员孙瑜、赵丹，又都是你夏衍的爱将，你怎么会没责任？” 　　这件事处理的结果，夏衍在周扬敦促下，不得不及时返回上海，违心地写了书面检查，他写的 《从〈武训传〉 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后经毛主席修改后，也被刊登在1951年8月26日的 《人民日报》 上。
　　夏衍检讨之后，调华东局任宣传部副部长。在1952年5月开始的文艺整风中，一向潇洒自如的夏衍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不仅事无巨细向周扬汇报，而且根据亲身经历接自身感受，在发言时多次强调要“和风细雨，与人为善”，同志间不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受到上海文艺界、电影界同志的赞扬。
　　夏公当时身体也很虚弱，说话也很慢，我的提问，大都由夏公点头或摇手表示，我们只谈了十几分钟，便匆匆告辞了。
　　翌日，我与凤子女士又通了电话，她说：“夏公回忆往事，很伤感，他对你老师冯英子也许照顾不周，但当时那个政治形势，他自己也自顾不暇，中央批判 《武训传》，批孙瑜、赵丹，他以为矛头是针对他夏衍的，他当时作检查，少会客，因此有些事他是很无奈的。”
　　我不知凤子讲的是否是夏衍原话，但设身处地为夏公想一想，也是对的，是符合当时实情的。后来我返回上海，向冯英子先生作了汇报，天性坦荡而乐观的冯先生只一笑：“有些事，大家都想不到的，夏衍在电影界做惯了老大，他哪里知道他这个老大，在政坛只是小老九。”
　　

三、重新评定 《武训传》

　　关于 《武训传》 开拍、批判与最后评定，我事后了解到全过程是这样的：
　　《武训传》 的编导是中国电影界前辈孙瑜先生，孙瑜是一位慧眼识珠的名导，他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挖掘了阮玲玉、王人美、黎莉莉、金焰、郑君里、陈燕燕等众多电影明星，自1928年創作了处女作 《潇湘泪》 开始，一生拍摄了25部影片，自编自导6部，代表作是 《大路》 与 《武训传》。他深为武训“行乞兴学”的行为所感动，写成剧本后先后交阳翰笙、蔡楚生、沈浮、赵丹等艺术家提意见，得到阳翰笙大力支持，后来又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召开会议时，请示了周恩来总理。1951年，孙瑜又将拍 《武训传》 的报告转呈周恩来。影片拍成后，周恩来与朱德在北京亲自接见了孙瑜等 《武训传》 主要拍摄人员，在当场观看这部影片时，周恩来让孙瑜坐在自己身边，在放映过程中，周恩来看得聚精会神，朱德总司令则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夏衍与茅盾、陈荒煤、蔡楚生也在场观看。电影放映结束后，朱德还走过去与孙瑜热情握手，表示祝贺：“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总理肯定了武训办学的意义，茅盾也从艺术上对孙瑜执导的这部影片给予肯定与高度评价。
　　我想，或许正因为此，后来发动轰轰烈烈的批判 《武训传》 政治运动，不仅孙瑜始料不及，夏衍也是大吃一惊。
　　影片公映后，好评如潮。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洪深还准备借 《武训传》 这股东风掀起新中国电影创作高潮，上海电影界从业人员皆欢声雷动，但五月中旬，上海市电影局局长于伶首先向孙瑜透露：“《武训传》 要受到上面发动大规模的批判。”这话虽说得语气温和，但孙瑜已感到五雷轰顶之灾即将到来。果然，五月号 《文艺报》 率先发表 《不足为训的武训》，《人民日报》当即转载，并在5月20日推出社论 《应当重视对电影 〈武训传〉 的讨论》，当时，电影艺术家蔡楚生、袁牧之都大吃一惊。
　　这股批 《武训传》 之风，由江青、袁水拍等人执笔写成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调查记把武训丑化成一个流浪起家，遵从封建统治的奴才，声势浩大的大批判政治运动从此拉开序幕，导演孙瑜、主角赵丹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整个电影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
　　幸亏1953年春天，周恩来总理飞抵上海，他专门召开了一个四五十人的小型茶话会，在商讨名单时，周恩来亲自点名，要孙瑜、赵丹出席，这让于伶等上海电影局领导又惊又喜。
　　当周恩来走进会场，与郑君里、白杨、秦怡、张瑞芳、黄宗英、王丹凤、上官云珠等电影演员握手后，又主动走上前与站在一角的孙瑜、赵丹热情握手。周总理还亲切地询问他们：“你们是否听过我在北京对 《武训传》 所作的检讨？”在会上，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并说孙瑜、赵丹是做具体工作的，不应承担主要责任，孙瑜、赵丹是中国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希望他们今后拍出更多好影片。会场一时掌声雷动，孙瑜、赵丹掩面而泣。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 刊登新华社电讯稿：
　　对电影 《武训传》 的批判曾涉及许多人，在今天召开的“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对这场批判作了否定的评价。”
　　也许，这个结论，夏公早已知晓，他与周恩来总理的检查也是不必要的，是非曲直，历史自有公论。
　　（选自《文化名宿访谈录》/曹正文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