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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9日，当代著名作家、作家出版社原社长从维熙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从维熙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14卷总计540万字的《从维熙文集》中，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从维熙生前最念念不忘的是巴金的知遇之恩。
从维熙22岁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本该在文坛大展身手的他，却在24岁时因言获罪，命运的轨迹从此改道。他被送进了密布电网的大墙之内，成为一名文化之囚，20年的劳改生涯开始了。从维熙形容他是“从九霄云天折到社会谷底”。
“文革”结束后，从维熙从大墙里走了出来，栖身于山西临汾文联，重拾创作。他以真实生活为镜，创作出反映监狱生活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并斗胆投稿上海《收获》杂志。从维熙何以选择《收获》，源于他对巴金的崇拜。当时他耳闻巴老将主持复刊《收获》的主编工作。从维熙早就熟读过巴老的作品，他感到巴老不是作家中的追风之柳絮，而是一棵有文胆良知又端庄的梧桐。当时中国还没有一部描写“文革”年代监狱生活的小说，他的作品寄出之前，有人善意地提醒他：“血色监狱故事太扎眼了，劝你不要寄给文学杂志为好，以免招来是非。”但从维熙还是毅然投稿。
寄出之后，从维熙忐忑不安了好些日子，担心会被杂志社搁置或丢弃。然而他的担心是多余的，《收获》主编巴金看了小说后很赞赏，大胆拍板，决定作为头条刊发在《收获》杂志1979年第二期上。收到杂志社刊用的来信后，从维熙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让儿子买来一瓶二锅头，一醉方休。自此，从维熙开始了和巴金的交往。
后来《文艺报》举行小说评奖，《大墙下的红玉兰》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从维熙凭此參加作代会，在会上第一次见到巴金，并到巴老下榻的饭店去看望，以表达内心深处的谢意。巴老对他说：“你要珍惜你的苦难生活，因为这不是中国文人都了解的独特生活领地。你不是挖过煤吗，就像你开矿时那样，深挖你独特的生活矿藏。”几句话让从维熙铭记一生。从维熙说：“巴老的话，是文学箴言。与胡耀邦同志信中给我写的‘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异曲同工。”
紧接着，从维熙又写出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北京一家期刊的编辑读后感动得连声喝彩，就推荐给主编刊发。然而，主编从题材到故事给予了全盘否定，并让编辑转告从维熙一句话：“今后不要在粪土中寻找黄金了。”这刺痛心脉的话，让从维熙冷静地把小说重新自读了一遍。他最后确认小说没问题，那位主编之言绝对谬误，于是为小说另找婆家。天意使然，当时，从维熙突然接到巴老女儿李小林打来的电话，李小林告诉他巴老刚从法国国际笔会归来，路过北京，下榻于阜成门外的燕京饭店，并询问他近日有没有新作。当晚，从维熙即去巴老住处，探视巴老和小林。巴老鼓励他说：“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读过你们这一代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为之感慨。你平反回来以后迈出的步子不错，一定要坚持下去。”从维熙随即将自己的新作遭到封杀一事，原原本本告诉了巴老。巴老听后只是笑了笑，并没询问是哪位主编，只是问是否把小说带来了。从维熙马上把长约6万字的手稿拿出来交给了李小林。当夜，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匆匆翻看了小说，第二天在返回上海飞机上，又进行了认真复读。不久，从维熙接到李小林的电话，巴老的结论是：“小说不仅展示了历史的严酷，更展现了底层人苦难生活中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是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决定明年年初发表此作。”从维熙对李小林说：“6万字的小说，让老人审读我心非常不安。如果没有《收获》的人文关爱，这只‘帆’也许下不了文海，就死在码头了，请代我向巴老的人文良知致敬！”1982年《收获》第一期在显著位置刊载了这篇差点胎死腹中的小说。到了年底，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评奖时，《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额的选票获得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
1983年，巴老因腿骨折伤住院。从维熙专门派儿子从众去上海华东医院探望，从众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系，从维熙还征得巴老和李小林同意，让儿子为巴老塑一尊头像，以留作纪念。后来，巴老的这一头像被翻制成铜雕，陈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内。当时，从众完成雕塑离别上海前，巴老把他刚刚出版的1至4卷《随想录》题赠给了从众，并特意叮咛他，其中第三卷《真话集》是赠送给你父亲的。从维熙全然明白巴老的用意，让自己在作品和人文行为中，都要以真为镜，以说真话为标尺。从维熙一直把巴老的雕像和赠书《真话集》置于书房案头，每天与巴老进行心灵对话，自审自励，走好自己的文学之路。
晚年的从维熙到上海参观巴金故居，睹物思人，当场大哭。李小林安慰他：“维熙，你看我都不哭，人生总有生离死别的时刻……”从维熙压抑着内心的感伤说：“如果中国文坛的文人，都能以巴老为镜，自视其形，自正其影，中国文学就大有希望了。”
2019年9月下旬，卧病在床的从维熙自感时日不多，委托文坛好友李辉，将自己珍藏至今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捐赠给上海巴金故居。从维熙泪眼婆娑地说：“巴老是我的伯乐，我无法忘却在历史新时期之初的巴老和《收获》，对我文学生命的厚爱。在那‘黎明前五更寒天’之际，巴老何以敢于拍板让《大墙下的红玉兰》和《远去的白帆》在《收获》上问世，我从巴老《真话集》的心灵自白中，看到了《收获》在为文学表现历史真实而鸣锣开道，这在当时中国文坛众多期刊中，怕也是仅此一家而别无分号了。”巴金故居拿到手稿后立即投入编印手稿本的工作，不料刚刚定稿，准备开印之际，传来从先生远行的噩耗。在世界的另一边，从维熙与巴金两代文坛大家终于相聚，可以秉烛夜谈了。
（编辑/张金余）
从维熙22岁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本该在文坛大展身手的他，却在24岁时因言获罪，命运的轨迹从此改道。他被送进了密布电网的大墙之内，成为一名文化之囚，20年的劳改生涯开始了。从维熙形容他是“从九霄云天折到社会谷底”。
“文革”结束后，从维熙从大墙里走了出来，栖身于山西临汾文联，重拾创作。他以真实生活为镜，创作出反映监狱生活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并斗胆投稿上海《收获》杂志。从维熙何以选择《收获》，源于他对巴金的崇拜。当时他耳闻巴老将主持复刊《收获》的主编工作。从维熙早就熟读过巴老的作品，他感到巴老不是作家中的追风之柳絮，而是一棵有文胆良知又端庄的梧桐。当时中国还没有一部描写“文革”年代监狱生活的小说，他的作品寄出之前，有人善意地提醒他：“血色监狱故事太扎眼了，劝你不要寄给文学杂志为好，以免招来是非。”但从维熙还是毅然投稿。
寄出之后，从维熙忐忑不安了好些日子，担心会被杂志社搁置或丢弃。然而他的担心是多余的，《收获》主编巴金看了小说后很赞赏，大胆拍板，决定作为头条刊发在《收获》杂志1979年第二期上。收到杂志社刊用的来信后，从维熙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让儿子买来一瓶二锅头，一醉方休。自此，从维熙开始了和巴金的交往。
后来《文艺报》举行小说评奖，《大墙下的红玉兰》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从维熙凭此參加作代会，在会上第一次见到巴金，并到巴老下榻的饭店去看望，以表达内心深处的谢意。巴老对他说：“你要珍惜你的苦难生活，因为这不是中国文人都了解的独特生活领地。你不是挖过煤吗，就像你开矿时那样，深挖你独特的生活矿藏。”几句话让从维熙铭记一生。从维熙说：“巴老的话，是文学箴言。与胡耀邦同志信中给我写的‘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异曲同工。”
紧接着，从维熙又写出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北京一家期刊的编辑读后感动得连声喝彩，就推荐给主编刊发。然而，主编从题材到故事给予了全盘否定，并让编辑转告从维熙一句话：“今后不要在粪土中寻找黄金了。”这刺痛心脉的话，让从维熙冷静地把小说重新自读了一遍。他最后确认小说没问题，那位主编之言绝对谬误，于是为小说另找婆家。天意使然，当时，从维熙突然接到巴老女儿李小林打来的电话，李小林告诉他巴老刚从法国国际笔会归来，路过北京，下榻于阜成门外的燕京饭店，并询问他近日有没有新作。当晚，从维熙即去巴老住处，探视巴老和小林。巴老鼓励他说：“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读过你们这一代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为之感慨。你平反回来以后迈出的步子不错，一定要坚持下去。”从维熙随即将自己的新作遭到封杀一事，原原本本告诉了巴老。巴老听后只是笑了笑，并没询问是哪位主编，只是问是否把小说带来了。从维熙马上把长约6万字的手稿拿出来交给了李小林。当夜，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匆匆翻看了小说，第二天在返回上海飞机上，又进行了认真复读。不久，从维熙接到李小林的电话，巴老的结论是：“小说不仅展示了历史的严酷，更展现了底层人苦难生活中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是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决定明年年初发表此作。”从维熙对李小林说：“6万字的小说，让老人审读我心非常不安。如果没有《收获》的人文关爱，这只‘帆’也许下不了文海，就死在码头了，请代我向巴老的人文良知致敬！”1982年《收获》第一期在显著位置刊载了这篇差点胎死腹中的小说。到了年底，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评奖时，《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额的选票获得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
1983年，巴老因腿骨折伤住院。从维熙专门派儿子从众去上海华东医院探望，从众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系，从维熙还征得巴老和李小林同意，让儿子为巴老塑一尊头像，以留作纪念。后来，巴老的这一头像被翻制成铜雕，陈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内。当时，从众完成雕塑离别上海前，巴老把他刚刚出版的1至4卷《随想录》题赠给了从众，并特意叮咛他，其中第三卷《真话集》是赠送给你父亲的。从维熙全然明白巴老的用意，让自己在作品和人文行为中，都要以真为镜，以说真话为标尺。从维熙一直把巴老的雕像和赠书《真话集》置于书房案头，每天与巴老进行心灵对话，自审自励，走好自己的文学之路。
晚年的从维熙到上海参观巴金故居，睹物思人，当场大哭。李小林安慰他：“维熙，你看我都不哭，人生总有生离死别的时刻……”从维熙压抑着内心的感伤说：“如果中国文坛的文人，都能以巴老为镜，自视其形，自正其影，中国文学就大有希望了。”
2019年9月下旬，卧病在床的从维熙自感时日不多，委托文坛好友李辉，将自己珍藏至今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捐赠给上海巴金故居。从维熙泪眼婆娑地说：“巴老是我的伯乐，我无法忘却在历史新时期之初的巴老和《收获》，对我文学生命的厚爱。在那‘黎明前五更寒天’之际，巴老何以敢于拍板让《大墙下的红玉兰》和《远去的白帆》在《收获》上问世，我从巴老《真话集》的心灵自白中，看到了《收获》在为文学表现历史真实而鸣锣开道，这在当时中国文坛众多期刊中，怕也是仅此一家而别无分号了。”巴金故居拿到手稿后立即投入编印手稿本的工作，不料刚刚定稿，准备开印之际，传来从先生远行的噩耗。在世界的另一边，从维熙与巴金两代文坛大家终于相聚，可以秉烛夜谈了。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