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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2008～2013年我国43家商业银行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影响决定因素。在总体样本研究的基础上，文章还按照银行类型进一步对比分析了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收入影响因素的异同点。总体样本实证回归结果显示资产规模、资产回报率和营业费用率与非利息收入占比正相关，净利息收益率与非利息收入占比负相关。分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银行决定因素有一定的差别，股份制银行可以依靠扩大规模来推动非利息收入业务的发展，高综合资产回报率的国有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更高一些，而外资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基本不受基准贷款利率变动的影响。
关键词：商业银行 非利息收入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4-090-05
一、引言
非利息收入是指商业银行除去利息收入以外的营业收入，主要包括中间业务收入以及咨询、投资等活动产生的收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创新、信息技术进步以及信贷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当前利率的完全市场化等因素不断冲击着银行传统信贷业务的利润水平。作为现代银行经营中主要的新盈利增长点，非利息业务越来越受到各类型商业银行的重视。与传统的利息收入相比，非利息收入具有资本占用率低、收益高、不受限于利率波动和经济周期等优势，因此越来越受到商业银行的青睐。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的发展，中国银行业向着商业化、市场化的方向不断迈进，实现了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接轨。中国银行业平均非利息收入占比持续上升，并于近几年稳定在20%的水平上。由于近年来银行业总收入不断上升，因此非利息收入也随之不断增加，且增幅要大于净利息收入。
虽然近年来，关于非利息收入是否会提高银行的风险这一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议，如张羽、李黎认为我国银行业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具有风险分散化效应，但随着非利息收入比重的增加，这一效应将逐渐从正向转为反向。但是，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还很低，目前国际主要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一般在40%以上，而且很多国际先进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超过50%，超过利息收入成为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因此，中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空间仍然巨大。我们选择了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等43家商业银行为样本，实证分析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决定因素，以期为我国商业银行改善收入结构、提高盈利能力的相关渠道和对策的制订提供经验支持。
国内已有对于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多是选用上市商业银行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对象相对单一和集中，能够反映的事实相对较少，匹配的对策建议涵盖的意义也较窄。我们第一节创新性的加入外资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并采用分组的方法探究了影响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的因素有何异同，拓展了研究的方式，也丰富了研究的结果；第二节为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第三节为本研究模型的建立、变量的选择和数据描述；第四节为实证回归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关于对非利息收入的研究，国外学者很多将焦点集中在它的收益和风险上。早期的经验研究侧重于非利息收入的积极作用，Eisemann认为，不同于净利息收入高度受制于经济周期和存贷款利率，非利息收入多元化的特点使其能更稳定的带给银行收益。Saunders和Walters则指出，非利息业务同时降低了银行风险。同样观点的还有Avery和Berger，他们更精细的对非利息收入的种类进行了区分，认为之所以银行风险降低，是因为非利息收入是以更稳定的费用为基础的。Gallo以加拿大银行为例，证实了加大非利息业务的份额提高会导致银行盈利能力的提高和风险的降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对非利息收入是否一定能降低银行风险产生了质疑，但不少经济学家仍然坚持非利息收入带来的影响利大于弊。Rogers和Evanoff均认为，只要银行能够将风险水平控制在合理的程度，非利息收入可以成为新的收入来源。Kwast利用1976-1985年间的美国银行业数据，算出了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的最优组合比例，以使风险最小化。Valverde和Fernandez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即银行业务多样化会增强银行的市场支配力。Rogers和Sinkey在对非利息收入的研究模型中添加了银行特征。他们利用美国1989-1993年的银行业相关数据，得出以下结论：银行的资产规模与非利息业务规模呈正相关，传统业务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与风险与非利息业务规模呈负相关。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非利息收入带来的影响弊大于利。Boyd和Graham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政府金融监管政策相对宽松的时期的银行特征并得出结论：非传统银行业务的扩张增加了银行破产的风险。Stiroh和Rumble认为美国银行向非传统金融业务的拓展虽然增加了多样化收益，但非利息收入的风险可能会高过收益，造成收入更大的波动性，从而抵消了多样化收益。De Young和Roland认为非利息收入和银行的规模呈正相关，但增长的边际效应却是递减的，并且风险加倍增长。De young和Rice进一步检验了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的经营战略、市场环境、技术变化和经营绩效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拥有以下特性之一的商业银行更依赖于非利息收入：管理不佳、规模较大、关系型银行、较强的市场势力以及坐落于经济发达地区。另外，技术进步对非利息收入的增加有双重作用。Beale和Calmes分别用欧洲银行和加拿大银行实证证明了上述结论。Laeven和Levine将银行风险的增加归咎于代理成本。Lepitit则认为佣金和手续费才是造成非利息收入和风险呈正相关的罪魁祸首。而Behr和Mercieca甚至认为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的业绩存在负面影响。
国内对非利息收入的研究主要如下：一是定性研究以及策略建议，如赫国胜、邹江、王勇等都通过对比分析中外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差异，指出了现阶段国内非利息业务存在的问题，如种类单一、深度不够、收入有限等，并提出调整业务结构、以客户为导向、提升从业人员素质、改善金融环境等措施。二是对非利息收入的收益和风险的探究，如：迟国泰、孙秀峰、郑杏果利用随机前沿法和数据包络法，证实了中国14家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对总收入综合效率的负向影响。王菁和周好文研究认为，非利息收入由于受到波动性、成本因素和自身内部结构的限制，从而消极影响了银行的收益性。相反，赫国胜、徐洁利用中国10家上市银行2005-2009年的数据，证实了非利息收入与商业银行盈利具有正相关性。张羽、李黎则是利用中国银行业1986-2008年的数据，证实了非利息收入增长对我国银行业具有一定的风险分散化效应。三是探寻非利息收入的影响因素，国内已有的文献结论差异不大，区别主要在于数据和自变量的选择：郑荣年、牛慕鸿选取总资产、净利息收益率、资本比率、存贷比率、贷款损失准备比率及人员规模作为自变量，进行了回归。朱宏泉、周丽、余江剔除了资本比率但添加了所处时段的国民经济状况作为时间效应。段军山、苏国强选取的自变量侧重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证指数、银行间国债指数和M2等。张丽娜加入了国内生产总值，孙秀峰、丛金萍考虑到了金融业内竞争，因此加入了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总额。朱卫东、陈龙还加入了管理费用以及贷款损失准备金。 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决定非利息收入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同时非利息收入对银行收益和风险的影响也是多种复杂结果的累加。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针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影响非利息收入的因素存在哪些异同点。
三、模型与数据
1.假设与模型。关于银行特征及宏观经济环境对非利息收入影响决定因素研究很多，虽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但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思路和方法。我们在已有研究和上文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银行业的特征进行分析，我们的研究假设阐述与设定如下：
一般来说大银行比小银行有更多的机会发展非利息收入，因为大银行拥有更多的客户、较强的市场势力，成本更低，也更有可能受益于技术进步。因此，银行规模越大，非利息业务发展越充分，非利息收入越高。
假设1：银行规模与非利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资产回报率是衡量银行营业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资产回报率越高，说明银行利用资产增加收入、节约成本的能力越强。我们认为，高资产回报率实际上暗示着银行进一步增加利息收入的潜力已经不大，因此有着高资产回报率的银行更有动力去发展收益空间更大的非利息业务。
假设2：资产回报率与非利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贷存比刻画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贷存比越大，理论上银行的盈利能力会越强，但同时抗风险能力会越弱。由于非利息收入主要是提供金融服务产生的手续费与佣金费用，与市场利率的波动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增加非利息收入的比例就可以抵消部分流动性风险。
假设3：贷存比与非利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净利息收益率衡量了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盈利水平。如果传统业务的盈利水平较高，在市场上与同业机构相比具有较大的竞争力，银行就会注重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传统利差收入业务。相反，如果传统业务盈利水平在同行业中不具有优势，为弥补传统利差收入的不足，该银行必须拓宽自己的收入来源，因此会具有更大的动力发展非利息业务。
假设4：净利息收益率与非利息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营业费用率衡量了商业银行的成本费用控制能力。由于非利息业务的开展更依赖于人力资本，因此对于非利息收入较高的银行，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更高昂的设计成本、管理费用、营销费用等营业费用。但同时，营业费用率的居高不下，将会成为非利息收入发展的制约和阻碍。
假设5：营业费用率与非利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我们参考前人研究的做法，从银行内部特征和宏观经济环境两个方面分别选取了代表性的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并考虑到银行所有制和规模等不同将样本中商业银行分类为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银行中非利息收入决定因素的异同。根据已有研究的建模思路，我们实证分析模型构造如下：
NIIRt，i=Ciβ11n（ASSETSt，i）+β2ROAt，i+β3LDRt，i+β4NIMt，i+
β5COSTt，i+β6ALRt+β7GGDPt+εt，i
上式中非利息收入占比（NIIR）作为一个相对量指标，可以使不同规模银行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选择非利息收入占比（NIIR）作为因变量衡量各银行非利息业务的发展规模。在自变量的选择上，我们认为银行特征和外部环境均有可能影响到非利息业务的发展。银行特征方面，我们选取以下指标来度量：银行规模、资产回报率、存贷比、净利息收益率以及营业费用率。外部环境方面，我们则选用贷款基准利率和GDP增量来控制宏观经济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误差项。变量定义详见下表。
2.数据。
我们选用的数据来自Bankscope数据库中43家银行2008年至2013年的数据，并按照银行所有制的不同，将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农、工、建、交5家国有银行，第二类是中信、光大、华夏等12家股份制银行，第三类是汇丰、渣打、东亚等26家外资银行。
原数据中存在一部分非利息收入占比小于0的数据，且全部是外资银行。考虑到这些负值的绝对值很大，因此可以推断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为负的原因可能不是因为非利息业务的成本费用大于收入，而是外资银行在与其母公司进行业务时，会计上将收益计入母公司而将成本计入了在华子公司。这样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显然不能真实反映出这些银行的真实非利息业务发展水平，因此我们将非利息收入占比为负的数据全部舍弃，最终获得240个有效研究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
从非利息收入占比（NIIR）项可以看出，由于剔除了全部非利息收入为负的数据，外资银行的非利息占比最高，均值为23.94%，但组内分化严重，可能存在极端数据。国有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其次，均值为20.96%，且标准差最小。股份制银行占比最小，仅16.06%。以上数据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外资银行存在境外母公司，非利息收入计算口径和国内银行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我国的商业银行缺乏差异化发展，经营模式趋同。从银行规模项可以看出，三类银行的资产规模相差很大，因为历史原因，国有银行规模明显大于其它类型的银行。而外资银行因进入市场较晚，早年因政策约束过多，发展受阻，只能在中资银行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从贷存比项可以看出三类，银行的贷存比差距也很大，其中以外资银行最高，标准差也最大。这是由于我国对于商业银行存贷比有着严格的限制，但2006年12月才正式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外资银行享有5年的过渡期。至2011年12月，外资银行必须达到存贷比不高于75%的法定监管指标。自此，中外资银行在同一条监管起跑线上展开竞争。由于外资银行的吸储能力明显逊于中资银行，因此资产回报率、净利息收益率和营业费用率等指标都不敌中资银行。在中资银行中，国有银行的指标要优于股份制银行。这说明银行业存在着明显的规模经济。
由上表可以看出，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在0.75以下，相关性较弱，可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由于在本模型中，这对变量所衡量的银行特征含义不同，因此虽然这两组变量拥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并不会对模型产生很大的影响。 四、回归结果分析
我们采用Stata 12.0，第（1）-（3）栏分别是用混合截面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全样本进行了估计。F检验的结果是显著的，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截面估计模型。Hausman检验p值大于显著性水平，接受原假设，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FE模型。综合这些检验结果，RE模型为最佳模型， 所以我们主要解释这个模型估计的结果。
从总体样本回归的结果来看，非利息收入占比与银行规模、资产回报率、营业费用率和贷款利准利率呈显著正相关，与净利息收益率呈显著负相关，与存贷比和gdp增量不相关。
以下分别对国有银行样本、股份制银行样本和外资银行样本进行了回归，检验结果显示随机效应模型效果最好，为更清晰地进行分析，下表仅列出了RE模型的回归结果：
在整体组和股份制银行组中，资产规模和非利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且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与假设1吻合，说明非利息收入存在规模效应。在外资银行组，系数明显小于中资银行且仅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外资银行的银行规模与非利息收入关系较弱。而在国有银行组，资产规模和非利息收入不相关。我们认为，这一现象表明国有银行之间有着很强的同质性和可替代性，因此国有银行的银行规模不是区分客户的主要原因。
净资本回报率在国有银行样本和外资银行样本中与非利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与假设2吻合。但股份制银行的净资本回报率与非利息收入不相关。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净资本回报率越高，企业的资产利用效益越好，盈利能力越强，经营管理水平越高。对三类银行的该指标进行衡量，国有银行要显著优于另两类，这也与国内银行业的现状也基本吻合。因此基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与Deyoung和Rice相左的观点：管理好的银行比管理差的银行更依赖非利息收入。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三类样本中净资本回报率最低的外资银行组的回归结果也是显著的，同时外资银行组净资本回报率的系数基本与国有银行组持平且远大于不显著的股份制银行组，这说明在同样提高一个单位的净资本回报率时，外资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会比股份制银行多增长16.369%。这从侧面反映了外资银行作为中国银行业的新进入者所面临的进入壁垒。因为吸储能力不足，外资银行的利息收入一直是一个短板，因此要想提高净资本回报率，外资银行只能避开短板，更多的去发展非利息业务。三类样本中，唯有股份制银行组的系数不显著，郑玉华指出，这一结果说明股份制银行选择非利息收入业务模式更多的是根据银行规模和市场定位。
在三类银行样本中，贷存比与非利息收入的系数均不显著，可以认为贷存比不是影响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主要因素，这与假设3相悖。为防范流动性风险，国家一直将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严格控制在75%以下（外资银行从2012年开始实施之一规定）。但由于贷存比直接决定了银行的盈利收入，即贷存比越高，银行盈利能力越强，因此绝大多数银行的贷存比都接近75%这条监管红线，贷存比这一指标并不能很好的刻画银行特征。净利息收益率在三类样本中均与非利息收入呈负相关关系，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与假设4相吻合。营业费用率在三类样本中均与非利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与假设5相吻合。
从外部环境来看，贷款基准利率与非利息收入呈正相关。但通过分组后的结果可以看出，这一结论仅针对中资银行样本组。而GDP增量只和国有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相关。这说明三类银行对于经济环境的敏感程度不一，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国有银行承担着国家经济发展的任务，因此非利息业务更多的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贷款基准利率升高说明货币政策可能由宽松走向紧张，流动性收紧。在这种情况下，靠放贷赚取利息的传统利息业务就会受到抑制，非利息业务因此有了发展的动机。GDP增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状况重要指标。在中国，由于GDP常年处于增长势头，因此GDP增量更好的刻画了实际的经济状况。若GDP增量小于长期均值，说明经济下行压力大，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自然难逃危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们利用我国43家可全国经营的商业银行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影响决定因素。实证研究发现：资产规模、资产回报率和营业费用率与非利息收入占比正相关，净利息收益率与非利息收入占比负相关。另外，不同类型银行决定因素间存在一定的差别，股份制银行可以依靠扩大规模来推动非利息收入业务的发展，高综合资产回报率的国有银行有着更高一些的非利息收入，而外资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基本不受基准贷款利率变动的影响。
国有银行虽然在资产规模、净利息收益率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效率低下、缺乏灵活性等国有企业的通病已经成为其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反观股份制银行，扬长避短，凭借出色的管理和人才优势，虽然非利息收入占比不如国有银行，但是充分利用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中资银行发展的风生水起的今天，外资银行在各方面皆都处于绝对弱势，不少外资银行只能依仗母公司的资产靠大规模放贷维持收入。入世过渡期后，外资银行中资银行享有同等国民待遇，监管存在的一些弊病逐渐暴露出来。我们认为，中国银行业要想与国际接轨，引导外资银行良性发展势在必行。外资银行也应该吸取经验，实施差异化经营，打造特色优势。
2015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超过75%的规定，将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监测指标。该指标的取消有利于提升我国银行业放贷能力，但面对当前银行业的资金来源和资产形态多元化，未来如何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将是重大挑战。银行在将取消75%红线所释放出的资金转化为信贷投放时，需要根据自身经营情况进一步考量。如何充分利用非利息收入对冲流动性风险将成为不少银行在未来需要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发展。日渐兴起的各类“宝宝”大力推行着零手续费的口号，这势必会对商业银行相关业务产生冲击。我们认为，传统商业银行应该扬长避短，充分利用长期以来积攒的信誉以及对金融风控能力可控的丰富经验，打响互联网金融的逆袭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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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1189）
（责编：吕尚）
关键词：商业银行 非利息收入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4-0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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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利息收入是指商业银行除去利息收入以外的营业收入，主要包括中间业务收入以及咨询、投资等活动产生的收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创新、信息技术进步以及信贷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当前利率的完全市场化等因素不断冲击着银行传统信贷业务的利润水平。作为现代银行经营中主要的新盈利增长点，非利息业务越来越受到各类型商业银行的重视。与传统的利息收入相比，非利息收入具有资本占用率低、收益高、不受限于利率波动和经济周期等优势，因此越来越受到商业银行的青睐。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的发展，中国银行业向着商业化、市场化的方向不断迈进，实现了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接轨。中国银行业平均非利息收入占比持续上升，并于近几年稳定在20%的水平上。由于近年来银行业总收入不断上升，因此非利息收入也随之不断增加，且增幅要大于净利息收入。
虽然近年来，关于非利息收入是否会提高银行的风险这一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议，如张羽、李黎认为我国银行业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具有风险分散化效应，但随着非利息收入比重的增加，这一效应将逐渐从正向转为反向。但是，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还很低，目前国际主要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一般在40%以上，而且很多国际先进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超过50%，超过利息收入成为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因此，中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空间仍然巨大。我们选择了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等43家商业银行为样本，实证分析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决定因素，以期为我国商业银行改善收入结构、提高盈利能力的相关渠道和对策的制订提供经验支持。
国内已有对于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多是选用上市商业银行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对象相对单一和集中，能够反映的事实相对较少，匹配的对策建议涵盖的意义也较窄。我们第一节创新性的加入外资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并采用分组的方法探究了影响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的因素有何异同，拓展了研究的方式，也丰富了研究的结果；第二节为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第三节为本研究模型的建立、变量的选择和数据描述；第四节为实证回归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关于对非利息收入的研究，国外学者很多将焦点集中在它的收益和风险上。早期的经验研究侧重于非利息收入的积极作用，Eisemann认为，不同于净利息收入高度受制于经济周期和存贷款利率，非利息收入多元化的特点使其能更稳定的带给银行收益。Saunders和Walters则指出，非利息业务同时降低了银行风险。同样观点的还有Avery和Berger，他们更精细的对非利息收入的种类进行了区分，认为之所以银行风险降低，是因为非利息收入是以更稳定的费用为基础的。Gallo以加拿大银行为例，证实了加大非利息业务的份额提高会导致银行盈利能力的提高和风险的降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对非利息收入是否一定能降低银行风险产生了质疑，但不少经济学家仍然坚持非利息收入带来的影响利大于弊。Rogers和Evanoff均认为，只要银行能够将风险水平控制在合理的程度，非利息收入可以成为新的收入来源。Kwast利用1976-1985年间的美国银行业数据，算出了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的最优组合比例，以使风险最小化。Valverde和Fernandez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即银行业务多样化会增强银行的市场支配力。Rogers和Sinkey在对非利息收入的研究模型中添加了银行特征。他们利用美国1989-1993年的银行业相关数据，得出以下结论：银行的资产规模与非利息业务规模呈正相关，传统业务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与风险与非利息业务规模呈负相关。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非利息收入带来的影响弊大于利。Boyd和Graham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政府金融监管政策相对宽松的时期的银行特征并得出结论：非传统银行业务的扩张增加了银行破产的风险。Stiroh和Rumble认为美国银行向非传统金融业务的拓展虽然增加了多样化收益，但非利息收入的风险可能会高过收益，造成收入更大的波动性，从而抵消了多样化收益。De Young和Roland认为非利息收入和银行的规模呈正相关，但增长的边际效应却是递减的，并且风险加倍增长。De young和Rice进一步检验了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的经营战略、市场环境、技术变化和经营绩效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拥有以下特性之一的商业银行更依赖于非利息收入：管理不佳、规模较大、关系型银行、较强的市场势力以及坐落于经济发达地区。另外，技术进步对非利息收入的增加有双重作用。Beale和Calmes分别用欧洲银行和加拿大银行实证证明了上述结论。Laeven和Levine将银行风险的增加归咎于代理成本。Lepitit则认为佣金和手续费才是造成非利息收入和风险呈正相关的罪魁祸首。而Behr和Mercieca甚至认为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的业绩存在负面影响。
国内对非利息收入的研究主要如下：一是定性研究以及策略建议，如赫国胜、邹江、王勇等都通过对比分析中外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差异，指出了现阶段国内非利息业务存在的问题，如种类单一、深度不够、收入有限等，并提出调整业务结构、以客户为导向、提升从业人员素质、改善金融环境等措施。二是对非利息收入的收益和风险的探究，如：迟国泰、孙秀峰、郑杏果利用随机前沿法和数据包络法，证实了中国14家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对总收入综合效率的负向影响。王菁和周好文研究认为，非利息收入由于受到波动性、成本因素和自身内部结构的限制，从而消极影响了银行的收益性。相反，赫国胜、徐洁利用中国10家上市银行2005-2009年的数据，证实了非利息收入与商业银行盈利具有正相关性。张羽、李黎则是利用中国银行业1986-2008年的数据，证实了非利息收入增长对我国银行业具有一定的风险分散化效应。三是探寻非利息收入的影响因素，国内已有的文献结论差异不大，区别主要在于数据和自变量的选择：郑荣年、牛慕鸿选取总资产、净利息收益率、资本比率、存贷比率、贷款损失准备比率及人员规模作为自变量，进行了回归。朱宏泉、周丽、余江剔除了资本比率但添加了所处时段的国民经济状况作为时间效应。段军山、苏国强选取的自变量侧重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证指数、银行间国债指数和M2等。张丽娜加入了国内生产总值，孙秀峰、丛金萍考虑到了金融业内竞争，因此加入了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总额。朱卫东、陈龙还加入了管理费用以及贷款损失准备金。 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决定非利息收入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同时非利息收入对银行收益和风险的影响也是多种复杂结果的累加。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针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影响非利息收入的因素存在哪些异同点。
三、模型与数据
1.假设与模型。关于银行特征及宏观经济环境对非利息收入影响决定因素研究很多，虽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但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思路和方法。我们在已有研究和上文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银行业的特征进行分析，我们的研究假设阐述与设定如下：
一般来说大银行比小银行有更多的机会发展非利息收入，因为大银行拥有更多的客户、较强的市场势力，成本更低，也更有可能受益于技术进步。因此，银行规模越大，非利息业务发展越充分，非利息收入越高。
假设1：银行规模与非利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资产回报率是衡量银行营业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资产回报率越高，说明银行利用资产增加收入、节约成本的能力越强。我们认为，高资产回报率实际上暗示着银行进一步增加利息收入的潜力已经不大，因此有着高资产回报率的银行更有动力去发展收益空间更大的非利息业务。
假设2：资产回报率与非利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贷存比刻画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贷存比越大，理论上银行的盈利能力会越强，但同时抗风险能力会越弱。由于非利息收入主要是提供金融服务产生的手续费与佣金费用，与市场利率的波动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增加非利息收入的比例就可以抵消部分流动性风险。
假设3：贷存比与非利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净利息收益率衡量了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盈利水平。如果传统业务的盈利水平较高，在市场上与同业机构相比具有较大的竞争力，银行就会注重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传统利差收入业务。相反，如果传统业务盈利水平在同行业中不具有优势，为弥补传统利差收入的不足，该银行必须拓宽自己的收入来源，因此会具有更大的动力发展非利息业务。
假设4：净利息收益率与非利息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营业费用率衡量了商业银行的成本费用控制能力。由于非利息业务的开展更依赖于人力资本，因此对于非利息收入较高的银行，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更高昂的设计成本、管理费用、营销费用等营业费用。但同时，营业费用率的居高不下，将会成为非利息收入发展的制约和阻碍。
假设5：营业费用率与非利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我们参考前人研究的做法，从银行内部特征和宏观经济环境两个方面分别选取了代表性的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并考虑到银行所有制和规模等不同将样本中商业银行分类为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银行中非利息收入决定因素的异同。根据已有研究的建模思路，我们实证分析模型构造如下：
NIIRt，i=Ciβ11n（ASSETSt，i）+β2ROAt，i+β3LDRt，i+β4NIMt，i+
β5COSTt，i+β6ALRt+β7GGDPt+εt，i
上式中非利息收入占比（NIIR）作为一个相对量指标，可以使不同规模银行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选择非利息收入占比（NIIR）作为因变量衡量各银行非利息业务的发展规模。在自变量的选择上，我们认为银行特征和外部环境均有可能影响到非利息业务的发展。银行特征方面，我们选取以下指标来度量：银行规模、资产回报率、存贷比、净利息收益率以及营业费用率。外部环境方面，我们则选用贷款基准利率和GDP增量来控制宏观经济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误差项。变量定义详见下表。
2.数据。
我们选用的数据来自Bankscope数据库中43家银行2008年至2013年的数据，并按照银行所有制的不同，将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农、工、建、交5家国有银行，第二类是中信、光大、华夏等12家股份制银行，第三类是汇丰、渣打、东亚等26家外资银行。
原数据中存在一部分非利息收入占比小于0的数据，且全部是外资银行。考虑到这些负值的绝对值很大，因此可以推断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为负的原因可能不是因为非利息业务的成本费用大于收入，而是外资银行在与其母公司进行业务时，会计上将收益计入母公司而将成本计入了在华子公司。这样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显然不能真实反映出这些银行的真实非利息业务发展水平，因此我们将非利息收入占比为负的数据全部舍弃，最终获得240个有效研究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
从非利息收入占比（NIIR）项可以看出，由于剔除了全部非利息收入为负的数据，外资银行的非利息占比最高，均值为23.94%，但组内分化严重，可能存在极端数据。国有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其次，均值为20.96%，且标准差最小。股份制银行占比最小，仅16.06%。以上数据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外资银行存在境外母公司，非利息收入计算口径和国内银行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我国的商业银行缺乏差异化发展，经营模式趋同。从银行规模项可以看出，三类银行的资产规模相差很大，因为历史原因，国有银行规模明显大于其它类型的银行。而外资银行因进入市场较晚，早年因政策约束过多，发展受阻，只能在中资银行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从贷存比项可以看出三类，银行的贷存比差距也很大，其中以外资银行最高，标准差也最大。这是由于我国对于商业银行存贷比有着严格的限制，但2006年12月才正式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外资银行享有5年的过渡期。至2011年12月，外资银行必须达到存贷比不高于75%的法定监管指标。自此，中外资银行在同一条监管起跑线上展开竞争。由于外资银行的吸储能力明显逊于中资银行，因此资产回报率、净利息收益率和营业费用率等指标都不敌中资银行。在中资银行中，国有银行的指标要优于股份制银行。这说明银行业存在着明显的规模经济。
由上表可以看出，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在0.75以下，相关性较弱，可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由于在本模型中，这对变量所衡量的银行特征含义不同，因此虽然这两组变量拥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并不会对模型产生很大的影响。 四、回归结果分析
我们采用Stata 12.0，第（1）-（3）栏分别是用混合截面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全样本进行了估计。F检验的结果是显著的，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截面估计模型。Hausman检验p值大于显著性水平，接受原假设，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FE模型。综合这些检验结果，RE模型为最佳模型， 所以我们主要解释这个模型估计的结果。
从总体样本回归的结果来看，非利息收入占比与银行规模、资产回报率、营业费用率和贷款利准利率呈显著正相关，与净利息收益率呈显著负相关，与存贷比和gdp增量不相关。
以下分别对国有银行样本、股份制银行样本和外资银行样本进行了回归，检验结果显示随机效应模型效果最好，为更清晰地进行分析，下表仅列出了RE模型的回归结果：
在整体组和股份制银行组中，资产规模和非利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且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与假设1吻合，说明非利息收入存在规模效应。在外资银行组，系数明显小于中资银行且仅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外资银行的银行规模与非利息收入关系较弱。而在国有银行组，资产规模和非利息收入不相关。我们认为，这一现象表明国有银行之间有着很强的同质性和可替代性，因此国有银行的银行规模不是区分客户的主要原因。
净资本回报率在国有银行样本和外资银行样本中与非利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与假设2吻合。但股份制银行的净资本回报率与非利息收入不相关。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净资本回报率越高，企业的资产利用效益越好，盈利能力越强，经营管理水平越高。对三类银行的该指标进行衡量，国有银行要显著优于另两类，这也与国内银行业的现状也基本吻合。因此基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与Deyoung和Rice相左的观点：管理好的银行比管理差的银行更依赖非利息收入。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三类样本中净资本回报率最低的外资银行组的回归结果也是显著的，同时外资银行组净资本回报率的系数基本与国有银行组持平且远大于不显著的股份制银行组，这说明在同样提高一个单位的净资本回报率时，外资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会比股份制银行多增长16.369%。这从侧面反映了外资银行作为中国银行业的新进入者所面临的进入壁垒。因为吸储能力不足，外资银行的利息收入一直是一个短板，因此要想提高净资本回报率，外资银行只能避开短板，更多的去发展非利息业务。三类样本中，唯有股份制银行组的系数不显著，郑玉华指出，这一结果说明股份制银行选择非利息收入业务模式更多的是根据银行规模和市场定位。
在三类银行样本中，贷存比与非利息收入的系数均不显著，可以认为贷存比不是影响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主要因素，这与假设3相悖。为防范流动性风险，国家一直将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严格控制在75%以下（外资银行从2012年开始实施之一规定）。但由于贷存比直接决定了银行的盈利收入，即贷存比越高，银行盈利能力越强，因此绝大多数银行的贷存比都接近75%这条监管红线，贷存比这一指标并不能很好的刻画银行特征。净利息收益率在三类样本中均与非利息收入呈负相关关系，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与假设4相吻合。营业费用率在三类样本中均与非利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与假设5相吻合。
从外部环境来看，贷款基准利率与非利息收入呈正相关。但通过分组后的结果可以看出，这一结论仅针对中资银行样本组。而GDP增量只和国有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相关。这说明三类银行对于经济环境的敏感程度不一，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国有银行承担着国家经济发展的任务，因此非利息业务更多的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贷款基准利率升高说明货币政策可能由宽松走向紧张，流动性收紧。在这种情况下，靠放贷赚取利息的传统利息业务就会受到抑制，非利息业务因此有了发展的动机。GDP增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状况重要指标。在中国，由于GDP常年处于增长势头，因此GDP增量更好的刻画了实际的经济状况。若GDP增量小于长期均值，说明经济下行压力大，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自然难逃危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们利用我国43家可全国经营的商业银行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影响决定因素。实证研究发现：资产规模、资产回报率和营业费用率与非利息收入占比正相关，净利息收益率与非利息收入占比负相关。另外，不同类型银行决定因素间存在一定的差别，股份制银行可以依靠扩大规模来推动非利息收入业务的发展，高综合资产回报率的国有银行有着更高一些的非利息收入，而外资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基本不受基准贷款利率变动的影响。
国有银行虽然在资产规模、净利息收益率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效率低下、缺乏灵活性等国有企业的通病已经成为其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反观股份制银行，扬长避短，凭借出色的管理和人才优势，虽然非利息收入占比不如国有银行，但是充分利用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中资银行发展的风生水起的今天，外资银行在各方面皆都处于绝对弱势，不少外资银行只能依仗母公司的资产靠大规模放贷维持收入。入世过渡期后，外资银行中资银行享有同等国民待遇，监管存在的一些弊病逐渐暴露出来。我们认为，中国银行业要想与国际接轨，引导外资银行良性发展势在必行。外资银行也应该吸取经验，实施差异化经营，打造特色优势。
2015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超过75%的规定，将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监测指标。该指标的取消有利于提升我国银行业放贷能力，但面对当前银行业的资金来源和资产形态多元化，未来如何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将是重大挑战。银行在将取消75%红线所释放出的资金转化为信贷投放时，需要根据自身经营情况进一步考量。如何充分利用非利息收入对冲流动性风险将成为不少银行在未来需要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发展。日渐兴起的各类“宝宝”大力推行着零手续费的口号，这势必会对商业银行相关业务产生冲击。我们认为，传统商业银行应该扬长避短，充分利用长期以来积攒的信誉以及对金融风控能力可控的丰富经验，打响互联网金融的逆袭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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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1189）
（责编：吕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