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话和争论机制不合理的地方，主流话语的换位就会充满暴力。
　　
　　茅于轼又挨骂了。这一次，他关于“大学应该提高学费”的主张再一次让网民板砖横飞、唾沫四溅。不知道这位年逾七旬、自称虽然上网但很少关心别人评论的老者，是否真的能做到“充耳不闻天下骂”。
　　说起来，在咱们这么一个发明过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礼仪套路的国家，骂人历来是不为社会主流所提倡的。可是，凡事皆有例外，骂人虽在大多数地方不被提倡，但总有几个地方容得下骂人，甚至恶语相加也不在话下。从前，被皇帝所抛弃的臣子，总是会招来一片骂声。朝廷深知掌握主流话语权的重要性。贬斥一个人，仅仅剥夺职务和荣誉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要把他塑造成主流话语的对立面。所以，中国历史上常见不世忠臣和乱臣贼子集于一人之身，前一天还是主流话语的制造者，后一天就被主流话语所唾弃。典型者如明朝名臣张居正，生前被万历皇帝尊为相父，万人敬仰，身后被掘墓鞭尸，举国上下，也只有向来不怕死的李贽和邹元标替他说过几句公道话。
　　同样一句话，可能彼时是主流，此时就变成了主流的对立面。茅于轼——还不只是茅于轼——的不幸，十之八九即源于此。一套理论不加包装地说了30年，终于遭遇了“彼时主流，此时非主流”的尴尬。这两年名声不佳的“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流话语变迁中的命运沉浮，着实值得玩味。
　　
　　主流之前的“主流”
　　
　　主流不是正确的代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前，“主流经济学”不是今天各个大学经济系所教授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那时候被称作“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着重批判的对象。蔚为主流者，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实是斯大林时代苏联的两本官方性质的经济学教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即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斯氏经济学通俗易懂，在略去了马克思艰深的抽象哲学思维之后，将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成五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其实马克思从没有这种观点)。据斯氏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这样一个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如果想尽快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农业就要搞集体化，废除包括集体承包在内的任何非公有产权。不仅如此，还要通过计划经济的价格控制手段，压低农业收入，借以补贴工业建设。在这么一幅伟大的经济改革蓝图下，我们的父辈开始了过上了“大跃进”、“吃大锅饭”的日子，没几天，集体食堂吃垮了，大炼钢铁炼废了，吃不饱饭的日子也随之而来了。
　　尽管斯氏经济学在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方面别有一功，但最大的坏处是普通社会成员吃不饱肚子。吃不饱肚子不仅没有力气搞革命，时间长了还会有牢骚，牢骚多了，主流话语就有变质的可能。斯氏“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雄霸中国数十年，“得益”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主流话语服人以力，而不是服人以理。30年前，与主流话语对抗的成本是很高的，甚至高到与张居正的年代相类，有掉脑袋的可能。
　　
　　深得人心的“主流”
　　
　　
　　据杜润生老先生回忆，中国农民对“土地承包制”的内心渴望和私下里的尝试，在建国以后从未放弃，尤其是在饿肚子的时候，总会有脑子活络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偷偷地搞搞“土地承包”，以多种点粮食避免挨饿。杜老先生是建国以后中国最有经验的农村经济专家。而那时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敢提“土地承包”这几个字，因为这跟“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是完全对立的。不要用茅老今天的遭遇来想象当年的形势——直到1978年，小岗村的村民们签下了“分地承包”的生死文书时，抱着的仍是宁可杀头不愿饿死的决心。人被主流话语逼到这个份上，才调转枪口，开始了中国改革的“承包革命”。
　　这场革命也是对占据主流话语权威地位的斯氏经济学的革命。看似颠扑不破的“集体化、公有制、经济经济”，开始受到了挑战。说来有趣，正是在1979年，茅于轼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择优分配理论》。那时，主流经济学还是斯氏经济学，不过，以前那些被当作“内部读物，供批判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准备挑战和清算“主流”，进而取主流而代之了。茅于轼的书，无疑属于后者。
　　也许是在物质极大短缺的日子里，对理想生活的等待时间太长了。人们对斯氏经济学勾勒的计划经济美好蓝图显得越来越不信任。在有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尚方宝剑之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摇身一变，成为“西方经济学”，甚至堂而皇之地成了教材。“私有产权”、“效率至上”、“自由竞争”，开始从象牙塔向外扩散。尽管经历了多次冲撞，“西方经济学”所具有的强大的实践意义和其背后的自由主义实质，使之很快成为改革力量最熟悉的理论话语。
　　其实，在改革的激荡岁月中，改革的社会实践话语与“西方经济学”理论话语的合流远比人们今天所知的更早。1982年，时任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书记的袁庚，就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牌子，树到了自己办公室的门前。彼时，中国人压抑不住的改变自身命运、追求个人财富的冲动，恰好被袁庚的这句标语所定格。而“西方经济学
　　”的核心命题，就是在有限的资源下，最有效率地进行生产和分配。但这还远不是两种话语合流的根本。只有当“西方经济学”从个人主义出发的方法论原则，与改革年代中国人所迸发出来的空前的个人热情碰撞到一起的时候，理论与实践的话语，才真正伴随着改革带来的巨变一同深入人心。“西方经济学”也终于才能夺下“主流经济学”的桂冠。
　　
　　从效率到公平
　　
　　“主流”多倾向“保守”。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剧烈转型的社会中，主流经济学从“革命”滑向“保守”，也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速度之快让人为之目眩。
　　茅于轼们的主流话语，曾几何时开一时风气之先，深得人心。而今同样一番话，待遇却大相径庭。若是撇开此间不入流的诛心之论，似乎只能得出下述结论：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对改革过程中社会变化的洞察力过于不敏感，以至于没有意识到，眼下这个个人暴富神话辈出，利益集团各居一隅的社会，不再对效率表示漠视了。被漠视的另有其他东西。
　　30年前，阶级斗争理论把中国人分为三六九等，这种政治上的不公平是一种起点上的不公平，这也正是整个社会效率低下的深层根源。而今，时势兜了一个圈子，主流话语重归“公平”，再次向30年来高居主流地位的效率话语索要被漠视的公平，尤其是分配的公平。所以，当“主流经济学家”继续鼓吹效率的时候，已经不再主流，甚至与索要公平的主流话语相矛盾了。
　　在对话和争论机制不合理的地方，主流话语的换位往往存在语言暴力。茅老与“主流经济学家”挨骂，已经将话语转换时的“暴力气氛”彰显无遗。但这种气氛与当年小岗村的农民签订生死文书时候的紧张，毕竟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时代的进步，这些进步与“主流经济学”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一些挨骂的“主流经济学家”如茅于轼，30年来倡导主流话语应该宽容和理性，这些工作毕竟没有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