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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17日，毛泽东参观延安美协举办的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位漫画家的“讽刺画展”。不久，毛泽东就邀请他们三人到住处进行了一次谈话。
毛泽东说：“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
这幅漫画是华君武所作，发表在1941年8月19日《解放日报》上。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华君武回答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后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
毛泽东回答了华君武的问题，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这次谈话对华君武后来的漫画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多年以后他专门写了一篇缅怀文章，题目叫《1942年毛主席和我们的谈话》，其中披露了特别珍贵的谈话细节。比如，毛泽东与他们三人谈话时所展现的那种特殊魅力，他仅仅通过讲一段“张天师的笑话”，就快速地打消了几位漫画家见他时的拘束感和紧张感，“使人很自然地向他讲话”。再比如，华君武还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参加抗日要我去打仗，我敢冲上去，但是如果被敌人抓住，对我用酷刑我怎么办？毛泽东回答简洁而直白：“你要想到为人民”，在送华君武时又重复了这句话。
毛泽东与华君武等人的这次谈话发生在延安整风时期。从谈话内容中可见毛泽东对华君武等漫画家的关心和爱护，同时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一个核心理念“为人民”。对漫画家来说，漫画是他们手中用来批评不良社会风气和丑恶现象的尖锐武器，但是毛泽东提醒他们在使用这个武器时不能不分场合，不辨对象，特别是对于“人民的缺点”，不能老是“讽刺”“冷嘲”，也不要“冷眼旁观”，而要“鼓励”，要“热讽”。这种理念和态度，对于那个时期奔向延安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种必要的思想启蒙。华君武后来曾说：关于1942年的讽刺画展，我后来逐渐认识，由于思想没有得到改造，许多漫画没有后来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所论述的，对敌友我三种不同态度的讽刺，这些漫画带了很大的片面性，也不是与人为善的；当时又是民族矛盾处于严重关头，举行这种展览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而要‘热讽’。”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贯彻“为人民”核心理念的具体要求。毛泽东提出这个要求，不仅是针对漫画家等文艺工作者的，也是针对党报等在内的所有掌握“笔杆子”的文化大军的。大约在与华君武等人谈话同一时期，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问题的会议上又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党的文化工作和新聞舆论工作的具体内容已与民主革命时期大不相同，但是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的理念和“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要‘热讽’”的要求没有过时。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强调：“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发表批评性报道、进行舆论监督依然是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但是在复杂多变的舆论生态中如何正确认识和摆正“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的关系呢？这既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毛泽东与华君武的这次谈话对于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仍有深刻的现实启示：新闻媒体工作者在直面问题和丑恶现象时，心中只要有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而要‘热讽’”这根弦，就能让舆论监督避免成为“销蚀剂”，从而发挥“激浊扬清、针砭时弊”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说：“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
这幅漫画是华君武所作，发表在1941年8月19日《解放日报》上。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华君武回答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后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
毛泽东回答了华君武的问题，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这次谈话对华君武后来的漫画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多年以后他专门写了一篇缅怀文章，题目叫《1942年毛主席和我们的谈话》，其中披露了特别珍贵的谈话细节。比如，毛泽东与他们三人谈话时所展现的那种特殊魅力，他仅仅通过讲一段“张天师的笑话”，就快速地打消了几位漫画家见他时的拘束感和紧张感，“使人很自然地向他讲话”。再比如，华君武还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参加抗日要我去打仗，我敢冲上去，但是如果被敌人抓住，对我用酷刑我怎么办？毛泽东回答简洁而直白：“你要想到为人民”，在送华君武时又重复了这句话。
毛泽东与华君武等人的这次谈话发生在延安整风时期。从谈话内容中可见毛泽东对华君武等漫画家的关心和爱护，同时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一个核心理念“为人民”。对漫画家来说，漫画是他们手中用来批评不良社会风气和丑恶现象的尖锐武器，但是毛泽东提醒他们在使用这个武器时不能不分场合，不辨对象，特别是对于“人民的缺点”，不能老是“讽刺”“冷嘲”，也不要“冷眼旁观”，而要“鼓励”，要“热讽”。这种理念和态度，对于那个时期奔向延安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种必要的思想启蒙。华君武后来曾说：关于1942年的讽刺画展，我后来逐渐认识，由于思想没有得到改造，许多漫画没有后来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所论述的，对敌友我三种不同态度的讽刺，这些漫画带了很大的片面性，也不是与人为善的；当时又是民族矛盾处于严重关头，举行这种展览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而要‘热讽’。”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贯彻“为人民”核心理念的具体要求。毛泽东提出这个要求，不仅是针对漫画家等文艺工作者的，也是针对党报等在内的所有掌握“笔杆子”的文化大军的。大约在与华君武等人谈话同一时期，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问题的会议上又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党的文化工作和新聞舆论工作的具体内容已与民主革命时期大不相同，但是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的理念和“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要‘热讽’”的要求没有过时。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强调：“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发表批评性报道、进行舆论监督依然是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但是在复杂多变的舆论生态中如何正确认识和摆正“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的关系呢？这既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毛泽东与华君武的这次谈话对于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仍有深刻的现实启示：新闻媒体工作者在直面问题和丑恶现象时，心中只要有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而要‘热讽’”这根弦，就能让舆论监督避免成为“销蚀剂”，从而发挥“激浊扬清、针砭时弊”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