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无论是人工智能开始取代人力，或是利用大数据获取更大商业价值，技术的实现深刻地改變了人们生活、娱乐、社交、工作的方式，科技的发展依旧方兴未艾，许多想象变为现实，技术的未来和人类生活将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
由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主办的2019 0CT-LOFT创意节于2019年12月7日在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北区开幕，此次创意节由奇异的果担任策划团队，丁博作为策展人，展览以“欢乐宫殿”为题，内容聚焦于我们当下的技术生活及其与社会、身份、地方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FA：你曾供职于新媒体艺术机构，也一直关注这一领域在国内的发展。此次项目与你之前接触的项目和参与的工作相比，有哪些发展和变化？
丁：“欢乐宫殿”这个项目大致可以被归为“艺术与技术”的范畴，而依据艺术与技术之间关系的不同，这一领域在实践中又可能被称作“数字艺术”、“科技艺术”以及国内最常用的“新媒体艺术”等。对国内不少的新媒体艺术家来说，技术可能只是一种新的媒介，和画家的颜料、雕塑家的青铜一样，是用来创造（新的）形式的。但其实艺术与技术的关系还有更多可能，而技术本身作为一个研究与实践的领域，其丰富性与批判性也远不止于此。
当然，在这一方向上的探索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而我在“欢乐宫殿”这个项目里比较关注的是伦理问题。保罗·古德曼就曾经说过，“无论技术是否利用新近的科学研究，它总是道德哲学的分支，而不是科学的分支。”伦理学是一门讨论好坏善恶的学问，它关注的是价值。通过伦理的视角，我们也许更容易去分析、评价技术与人的关系以及技术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同时，在计算机发展的过程中，人类自己的心智也部分地与计算机的“心智”融合到了一起。因此。机器也可以说是人类的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自己。而这也是讨论技术伦理的另一个有趣之处。
FA：“欢乐宫殿”是你第一次作为独立策展人完成的项目，除了展览之外还有大量的公共项目板块，可否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内容。
丁：我一直觉得公共项目很多时候要比展览更加有机、也更能展开一些展览难以去表达的内容，所以我希望公共项目能产生更多直接的交流。这次的公共项目主要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在展览里开辟了一块阅览区，供感兴趣的观众去阅读我们准备的一些与这次展览主题相关的文献。同时，我还特别联系了互联网上一些优秀的科普视频作者，并把获得授权的视频放在平板电脑上，供观众观看。对我来说，它们是另一种作品。第二个是邀请了不同的实践者来分享技术背后的思考，或者教授一些参与者可以自己操作的技术。通过这些活动，我希望可以让技术变得没有那么深不可测，让大家可以更舒服地去关注比技术本身更重要的问题。我把第三个部分叫做“无定游乐场”，这是一个开放空间，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免费使用我们在展览里的一块空间，用来展示他们的项目。我们对申请者的背景或者项目形式没有任何要求，但是希望呈现的项目是以交流为主要目的，最好能引入一些新的视角，并激发一定范围的对话。
FA：听说这次你是以中标的方式被主办方选中的，这在深圳之外还挺难遇到。过程复杂吗？相比较而言，这种操作方法是否会更公平？尤其对于年轻一代策展人而言。
丁：过程并不复杂，也就是一般提案、评标、最后定标的过程。近年来，针对青年策展人的公开选拔其实也越来越多，只是我们常常关注到的都是一些美术馆组织的选拔。但现在很多传统上属于商业领域的组织也开始做展览等与艺术相关的活动了，虽然他们的工作模式和思路与美术馆有比较大的区别，会有新的挑战，但也能带来新的机会。这次的经验让我想去进一步实践的是，如何能在不同的情境下找到自己工作的空间与独立性，同时去体谅和关照所有相关方的诉求。
FA：这次展览从日常大家都会说的或会听到的大白话开始引入关于技术伦理的讨论，什么“你睡觉怎么可以关手机”，“扫脸支付专享半价优惠”等等，将这些问题带入语境唤醒观众面对这些被忽略的现实情境，从微观处入手引发对技术伦理的思考，这与你积攒的大量戏剧工作经验及社会参与实践有关吗？
丁：之所以从这些日常可见的问题开始，是因为我知道展览所涉及话题离大家的生活并不遥远，它们就出现在你的枕头边、手头上、社区里。虽然我们有时会被所谓的“知识”所累，但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常常更来自对生活的敏感与思维的逻辑。我想，把问题具体化也许更能唤起切身的经验，而共识与共情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不知道这和我之前的剧场与社会实践经验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背后的理念确实是相通的。
FA：请谈谈在你与艺术家的合作交流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关于艺术家创作，我们看到了16件的作品来自不同国家地区，你觉得新媒体艺术家与技术的关系是怎样的？
丁：接着上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不把技术仅仅当作另一种创造形式的媒介，那么我们该如何在作品中展开关于技术及其所带来的问题的讨论呢？艺术如何转化这些内容，又该如何呈现？如果我们把艺术家的作品视作关于上述问题的一种评述和表达的话，它如何生效？我们期待这种表达既区别于一篇文章，又能不云山雾罩。我们该如何解决那种“我有很多话想说，但却不知道怎么在作品里说”的困境？
这些都是我和艺术家们经常聊到的问题，但我不认为这是从事技术相关的艺术家所特有的问题。实际上，类似的问题也会在许多社会参与式艺术中出现。在展览的语境中，我们如何可以不过分依赖档案文献与背景资料，而以作品本身去回应关注的社会议题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总是期待通过议题本身来为作品提供合理性。一个关于“中国农村的跨性别男同性恋逃难到欧洲”的作品并不应该天然地成为一件“好”作品，这对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弱智之处”的作品来说也是一样。
FA：那你在展览中想实现的是什么？
丁：“技术乐观主义者”常常喜欢强调技术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却忽视了技术本身可能带来的问题。对此，我一直存疑。因此从很多意义上讲，这个项目要做的就是提出这些问题：它希望去提问技术可能造成的“外部性”影响，并后退一步，从伦理学的角度为这种讨论提供框架、从技术背后的运行逻辑入手为这种提问铺设基础。 学者秦晖曾在谈到真假问题的时候，引用了“皇帝的新衣”作為例子：如果我们不先辨明皇帝是否穿着衣服，那么关于皇帝之衣如何华美的讨论，便注定会是假问题。类似地，如果我们不先对技术的伦理进行辨析，那么关于技术如何进步的颂赞便是没有意义的。但目前的挑战在于，如果我们不深入技术的基底、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概念体系与语境，就很难有效地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所以我会觉得，先学习、尝试提问似乎在当下比提供一个无法展开、似是而非的答案要更有意义。
FA：在“欢乐宫殿”中，你是否有意想要传达一种技术观，可以展开说说么？
丁：我也许可以简单地谈谈有关技术的两个现实。一是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发生的，这种发展一直是不平均、不平衡的。根本不存在那种百舸争流、齐头并进的场景，我们总是疯狂地涌向那些时髦的技术概念，并在资本、学术与大众合力下，投入大量资源，而把那些同样（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冷门”领域束之高阁。我们可能会以为在登月成功50年后的今天，我们对太空的探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没有了冷战的刺激、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太空事业的发展其实极度缓慢。而当2003年SARS疫情过后，如果我们能够继续积极推动针对冠状病毒（特别是相应疫苗）的研究（即使它们不如石墨烯那么“性感”），那么也许当我们再次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就不至于如此狼狈。
二是技术并不会天然地向前进步。从金字塔到山文甲，人类已经遗忘了太多杰出的技术，而这在当代也并不鲜见。就拿我们现在最熟悉的软件技术来说，虽然编程语言已经变得越来越高级和抽象（也因此更加“聪明”和“高效”），但越是这样，人们就越容易失去理解底层框架的能力。许多年轻的程序员已经不会再去学习、更不会懂得更底层的机器语言或者汇编语言了。可底层一旦出现问题，后果将是崩盘式的。再比如，机器学习似乎在这几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出现了很多像Wekinator、MindsBD这样的工具让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应用机器学习，但如果我们沉迷于换脸和人工秘书，而不去理解机器学习背后的逻辑，那么我们能得到的其实只是故事，而不是能力。我们是在赌博，而系统性的崩溃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觉得这两点对我去理解技术是挺有帮助的。
FA：让我们回到展览，有好几件作品直接涉及了关于技术生产背后的道德讨论，比如Rizaldi的作品《锡石》，从AI娜塔莎的身世展开进而追踪了锡的物质性的一系列变化，以及这种矿产这块土地与劳动力变迁及当今科技的复杂纠葛这件作品的展陈也挺有意思，好像是还原了一个露天影院？
丁：对，这件作品是Rizaldi到印度尼西亚邦卡岛实拍的，那里锡产量占到了世界锡供应的三分之一。你提到的展陈，其灵感来自于邦卡岛上矿工们平时的公共娱乐场所——露天电影院。在展映区域的角落，还放置了两台iphone，其中循环播放着两条时长不一的录像，这一时长也有其现实意义：它们分别对应了机器与矿工开采出生产一台iphone所需的锡的劳动时间。
FA：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今天如此热衷并迷恋技术？
丁：我总觉得，人类与技术的关系，与当下的现实是分不开的。在这个短视、碎片化、反智、成瘾的社会里，我们几乎不需要挣扎，便可以舒服地陷入技术的神话之中。技术是二十一世纪的鸦片，它既让我们兴奋，又让我们赢弱。而我们迷恋技术，正如我们迷恋伟大，因为它是疼痛的快感、令人窒息的高潮。
FA：这类讨论让我想到最新一届Beazley年度设计大奖得主Kate Crawford与VladanJoler运用信息图表讨论技术生产伦理的作品《Anatomy of an Al System》（解剖一套AI系统）。最后，让我们聊聊展览的名字吧：欢乐宫殿，是因为要和华侨城的欢乐海岸、欢乐谷形成系列吗哈哈哈？
丁：哈哈，当然是没有关系啦。“欢乐宫殿”是对“Fun Palace”的翻译，也是先锋建筑师Cedric Price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的一个从未实现的项目。这里的“欢乐”不单纯是一种情绪，而是提示了一种关系，一种新的自由。我想借用他在当时就提出的技术反思视角：如果技术是答案，那么问题是什么？我希望能有一个像欢乐宫殿这样的框架或空间，来容纳这些问题。技术的未来，也许并不是一个产品，而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以及一种人与技术的关系。
技术是二十一世纪的鸦片，它既让我们兴奋，又让我们赢弱。而我们迷恋技术，正如我们迷恋伟大，因为它是疼痛的快感、令人窒息的高潮。
无处安放一中国共享单车坟场奇观photograph 2018-2019@吴国勇
2019 OCT-LOFT创意节开幕式现场表演
由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主办的2019 0CT-LOFT创意节于2019年12月7日在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北区开幕，此次创意节由奇异的果担任策划团队，丁博作为策展人，展览以“欢乐宫殿”为题，内容聚焦于我们当下的技术生活及其与社会、身份、地方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FA：你曾供职于新媒体艺术机构，也一直关注这一领域在国内的发展。此次项目与你之前接触的项目和参与的工作相比，有哪些发展和变化？
丁：“欢乐宫殿”这个项目大致可以被归为“艺术与技术”的范畴，而依据艺术与技术之间关系的不同，这一领域在实践中又可能被称作“数字艺术”、“科技艺术”以及国内最常用的“新媒体艺术”等。对国内不少的新媒体艺术家来说，技术可能只是一种新的媒介，和画家的颜料、雕塑家的青铜一样，是用来创造（新的）形式的。但其实艺术与技术的关系还有更多可能，而技术本身作为一个研究与实践的领域，其丰富性与批判性也远不止于此。
当然，在这一方向上的探索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而我在“欢乐宫殿”这个项目里比较关注的是伦理问题。保罗·古德曼就曾经说过，“无论技术是否利用新近的科学研究，它总是道德哲学的分支，而不是科学的分支。”伦理学是一门讨论好坏善恶的学问，它关注的是价值。通过伦理的视角，我们也许更容易去分析、评价技术与人的关系以及技术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同时，在计算机发展的过程中，人类自己的心智也部分地与计算机的“心智”融合到了一起。因此。机器也可以说是人类的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自己。而这也是讨论技术伦理的另一个有趣之处。
FA：“欢乐宫殿”是你第一次作为独立策展人完成的项目，除了展览之外还有大量的公共项目板块，可否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内容。
丁：我一直觉得公共项目很多时候要比展览更加有机、也更能展开一些展览难以去表达的内容，所以我希望公共项目能产生更多直接的交流。这次的公共项目主要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在展览里开辟了一块阅览区，供感兴趣的观众去阅读我们准备的一些与这次展览主题相关的文献。同时，我还特别联系了互联网上一些优秀的科普视频作者，并把获得授权的视频放在平板电脑上，供观众观看。对我来说，它们是另一种作品。第二个是邀请了不同的实践者来分享技术背后的思考，或者教授一些参与者可以自己操作的技术。通过这些活动，我希望可以让技术变得没有那么深不可测，让大家可以更舒服地去关注比技术本身更重要的问题。我把第三个部分叫做“无定游乐场”，这是一个开放空间，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免费使用我们在展览里的一块空间，用来展示他们的项目。我们对申请者的背景或者项目形式没有任何要求，但是希望呈现的项目是以交流为主要目的，最好能引入一些新的视角，并激发一定范围的对话。
FA：听说这次你是以中标的方式被主办方选中的，这在深圳之外还挺难遇到。过程复杂吗？相比较而言，这种操作方法是否会更公平？尤其对于年轻一代策展人而言。
丁：过程并不复杂，也就是一般提案、评标、最后定标的过程。近年来，针对青年策展人的公开选拔其实也越来越多，只是我们常常关注到的都是一些美术馆组织的选拔。但现在很多传统上属于商业领域的组织也开始做展览等与艺术相关的活动了，虽然他们的工作模式和思路与美术馆有比较大的区别，会有新的挑战，但也能带来新的机会。这次的经验让我想去进一步实践的是，如何能在不同的情境下找到自己工作的空间与独立性，同时去体谅和关照所有相关方的诉求。
FA：这次展览从日常大家都会说的或会听到的大白话开始引入关于技术伦理的讨论，什么“你睡觉怎么可以关手机”，“扫脸支付专享半价优惠”等等，将这些问题带入语境唤醒观众面对这些被忽略的现实情境，从微观处入手引发对技术伦理的思考，这与你积攒的大量戏剧工作经验及社会参与实践有关吗？
丁：之所以从这些日常可见的问题开始，是因为我知道展览所涉及话题离大家的生活并不遥远，它们就出现在你的枕头边、手头上、社区里。虽然我们有时会被所谓的“知识”所累，但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常常更来自对生活的敏感与思维的逻辑。我想，把问题具体化也许更能唤起切身的经验，而共识与共情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不知道这和我之前的剧场与社会实践经验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背后的理念确实是相通的。
FA：请谈谈在你与艺术家的合作交流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关于艺术家创作，我们看到了16件的作品来自不同国家地区，你觉得新媒体艺术家与技术的关系是怎样的？
丁：接着上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不把技术仅仅当作另一种创造形式的媒介，那么我们该如何在作品中展开关于技术及其所带来的问题的讨论呢？艺术如何转化这些内容，又该如何呈现？如果我们把艺术家的作品视作关于上述问题的一种评述和表达的话，它如何生效？我们期待这种表达既区别于一篇文章，又能不云山雾罩。我们该如何解决那种“我有很多话想说，但却不知道怎么在作品里说”的困境？
这些都是我和艺术家们经常聊到的问题，但我不认为这是从事技术相关的艺术家所特有的问题。实际上，类似的问题也会在许多社会参与式艺术中出现。在展览的语境中，我们如何可以不过分依赖档案文献与背景资料，而以作品本身去回应关注的社会议题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总是期待通过议题本身来为作品提供合理性。一个关于“中国农村的跨性别男同性恋逃难到欧洲”的作品并不应该天然地成为一件“好”作品，这对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弱智之处”的作品来说也是一样。
FA：那你在展览中想实现的是什么？
丁：“技术乐观主义者”常常喜欢强调技术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却忽视了技术本身可能带来的问题。对此，我一直存疑。因此从很多意义上讲，这个项目要做的就是提出这些问题：它希望去提问技术可能造成的“外部性”影响，并后退一步，从伦理学的角度为这种讨论提供框架、从技术背后的运行逻辑入手为这种提问铺设基础。 学者秦晖曾在谈到真假问题的时候，引用了“皇帝的新衣”作為例子：如果我们不先辨明皇帝是否穿着衣服，那么关于皇帝之衣如何华美的讨论，便注定会是假问题。类似地，如果我们不先对技术的伦理进行辨析，那么关于技术如何进步的颂赞便是没有意义的。但目前的挑战在于，如果我们不深入技术的基底、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概念体系与语境，就很难有效地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所以我会觉得，先学习、尝试提问似乎在当下比提供一个无法展开、似是而非的答案要更有意义。
FA：在“欢乐宫殿”中，你是否有意想要传达一种技术观，可以展开说说么？
丁：我也许可以简单地谈谈有关技术的两个现实。一是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发生的，这种发展一直是不平均、不平衡的。根本不存在那种百舸争流、齐头并进的场景，我们总是疯狂地涌向那些时髦的技术概念，并在资本、学术与大众合力下，投入大量资源，而把那些同样（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冷门”领域束之高阁。我们可能会以为在登月成功50年后的今天，我们对太空的探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没有了冷战的刺激、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太空事业的发展其实极度缓慢。而当2003年SARS疫情过后，如果我们能够继续积极推动针对冠状病毒（特别是相应疫苗）的研究（即使它们不如石墨烯那么“性感”），那么也许当我们再次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就不至于如此狼狈。
二是技术并不会天然地向前进步。从金字塔到山文甲，人类已经遗忘了太多杰出的技术，而这在当代也并不鲜见。就拿我们现在最熟悉的软件技术来说，虽然编程语言已经变得越来越高级和抽象（也因此更加“聪明”和“高效”），但越是这样，人们就越容易失去理解底层框架的能力。许多年轻的程序员已经不会再去学习、更不会懂得更底层的机器语言或者汇编语言了。可底层一旦出现问题，后果将是崩盘式的。再比如，机器学习似乎在这几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出现了很多像Wekinator、MindsBD这样的工具让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应用机器学习，但如果我们沉迷于换脸和人工秘书，而不去理解机器学习背后的逻辑，那么我们能得到的其实只是故事，而不是能力。我们是在赌博，而系统性的崩溃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觉得这两点对我去理解技术是挺有帮助的。
FA：让我们回到展览，有好几件作品直接涉及了关于技术生产背后的道德讨论，比如Rizaldi的作品《锡石》，从AI娜塔莎的身世展开进而追踪了锡的物质性的一系列变化，以及这种矿产这块土地与劳动力变迁及当今科技的复杂纠葛这件作品的展陈也挺有意思，好像是还原了一个露天影院？
丁：对，这件作品是Rizaldi到印度尼西亚邦卡岛实拍的，那里锡产量占到了世界锡供应的三分之一。你提到的展陈，其灵感来自于邦卡岛上矿工们平时的公共娱乐场所——露天电影院。在展映区域的角落，还放置了两台iphone，其中循环播放着两条时长不一的录像，这一时长也有其现实意义：它们分别对应了机器与矿工开采出生产一台iphone所需的锡的劳动时间。
FA：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今天如此热衷并迷恋技术？
丁：我总觉得，人类与技术的关系，与当下的现实是分不开的。在这个短视、碎片化、反智、成瘾的社会里，我们几乎不需要挣扎，便可以舒服地陷入技术的神话之中。技术是二十一世纪的鸦片，它既让我们兴奋，又让我们赢弱。而我们迷恋技术，正如我们迷恋伟大，因为它是疼痛的快感、令人窒息的高潮。
FA：这类讨论让我想到最新一届Beazley年度设计大奖得主Kate Crawford与VladanJoler运用信息图表讨论技术生产伦理的作品《Anatomy of an Al System》（解剖一套AI系统）。最后，让我们聊聊展览的名字吧：欢乐宫殿，是因为要和华侨城的欢乐海岸、欢乐谷形成系列吗哈哈哈？
丁：哈哈，当然是没有关系啦。“欢乐宫殿”是对“Fun Palace”的翻译，也是先锋建筑师Cedric Price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的一个从未实现的项目。这里的“欢乐”不单纯是一种情绪，而是提示了一种关系，一种新的自由。我想借用他在当时就提出的技术反思视角：如果技术是答案，那么问题是什么？我希望能有一个像欢乐宫殿这样的框架或空间，来容纳这些问题。技术的未来，也许并不是一个产品，而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以及一种人与技术的关系。
技术是二十一世纪的鸦片，它既让我们兴奋，又让我们赢弱。而我们迷恋技术，正如我们迷恋伟大，因为它是疼痛的快感、令人窒息的高潮。
无处安放一中国共享单车坟场奇观photograph 2018-2019@吴国勇
2019 OCT-LOFT创意节开幕式现场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