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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在传统出版领域数一数二的大型出版社，中信在数字阅读方面的尝试早在近十年前就已开始，但经过多种尝试后，为电子出版平台做内容供应商重新被提出来。这样生产出来的内容与中信传统强势的内容不同，它的目的是与视频、微博、微信等所有能够占领用户移动终端时间的应用竞争。
对用户的需求判断，很大程度会影响业务的发展方向，而中信数字出版对用户需求的判断便是，未来，用户的注意力会从“切水果”和“愤怒的小鸟”回归到阅读。
但在过去很长时间，在手机上流行的阅读内容，均是以盛大文学为主的网络文学。可是中信出版社数字出版总编辑黄一琨说：“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读网络原创文学，这是会有问题的。”
随着人成长的阶段不同，比如进入职场，或者建立家庭之后，就会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家庭、理财方面的需求，阅读兴趣就会产生变化”。盛大文学几次上市受挫，多少能从侧面反映出网络文学的生命力在减弱。
可是从时点上来讲，由App进入市场已经不是最好的选择。中信有一款名为“中信飞书”的App，在苹果应用商店当中，已经累积了相当规模的用户，可是，想要在全部的100多万个App当中脱颖而出，为中信数字出版的内容做支撑，并不容易。因此，他们选择的方向是做适合碎片化阅读，做分众市场。
适合碎片化阅读的内容，首先将篇幅限制在了一万到五万字的区间。中信数字出版也计划在满足这样条件的同时，建立品牌形象。他们选定了一个名为“中国故事”的系列，主打非虚构类的作品。
“中国有大量现实题材的故事，但缺少很好的讲述者。”黄一琨说。从中信出版社的统计数据也可看出，自2009年开始，中信出版社传统强势的商业、经管类书销量趋于平缓，社科类在增长。
从全球范围来看，经济可能会持续低迷，人类的微创新不断，集中在科技商业领域，社会领域却太久没有真正革命性的想法。“在社会所处的阶段，该读什么样的内容，应该是做内容的人考虑的问题。”黄一琨说。
相对于中信出版社的传统出版而言，“中国故事”系列诞生的整个过程更像媒体的操作过程，首先要确定选题，找到合适的内容，选择的核心原则，就是站在读者的角度上反推，现在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等产品上线之后，再利用社会化媒体的营销和话题，将前面问题的答案告诉读者。
“中国故事”的系列当中，有一位来自问答网站知乎的作者。他原来在云南边境做缉毒警察，现在是安徽合肥一个超市的保安。中信数字阅读的编辑发现他在知乎分享的一些做缉毒警察期间有趣的故事，就劝他将那段经历中写成长篇的作品。非虚构的作者来源大多如此，虽然搜寻起来难度不小，但黄一琨觉得还算“取法其内，得乎其中。”
除了“中国故事”这样规划当中的拳头产品，中信也有其它更有趣的尝试。比如一万字左右，只需要一块钱，就可以读的小专题。这些，大多是相关领域当中的专家贡献出的内容。比如，中国公安大学的教授李玫瑾会解释很多匪夷所思的案件背后的逻辑；来自北京三甲医院的专科医生会讲手术后应该怎样恢复的实用知识。这样的作品大概有上千本。
这类产品的思路与诸多互联网的自媒体作者不同，建立在“获取信息的成本并不为零”的基础之上。中信数字出版团队认为，虽然普通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找到解决某些问题所需要的零散信息，但是这个过程本身耗费时间，将它整合又需要一个过程。假设用户花十分钟找到的内容是中信数字出版团队整合好、排版好，并且验证过来源的信息，一块钱就相当于是用户买了十分钟的时间。
“数字阅读这样的做法注定会有一个长尾效应，它的量可能很快会上千、上万，比传统的出版速度快得多。但我们会时刻关注读者的反应，而不是往渠道一扔就结束了。”因此，在中信数字出版部门当中，不少人都来自于传统媒体。
中信数字阅读团队仍然在探求一切可能的方向。“用户的需求是一座山，我们要找到的是挖掘这座山的路径，而不是盲目地探讨这座山是否存在、或者这座山是不是已经被搬走了。”黄一琨说。
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电子阅读仍处于市场的初级阶段，中信数字出版团队当前现金上最大的压力仍是版税支出。在新的环境当中，传统出版业的版税制度，他们还无法完全应用于数字出版，因此，内容来源的主流，仍是媒体和博客内容的重新整合、重新包装、重新编辑。与《纽约时报》、《纽约客》等国外知名杂志的合作便就此展开。
与《人物》杂志的合作便是基于这样的思路。与多看不同，中信会将《人物》杂志中的故事重新拿出来，放在“中国故事”的大类当中，要求作者重新写作。但即便是像豆瓣阅读的平台与作者实行三七分成，只为电子书写作的作者也寥寥无几，如果未来几年市场的成长速度够快，作者能够得到满意的回报，可能会出现专门为电子书写作的作者。
中信数字出版可以感受到的变化是，单单整个6月，与亚马逊一家的合作，就有超过一万元的进账，按照这样的速度推算，到明年，月收入达到十万元的规模也完全不令人惊奇。
真正从事数字出版行业刚刚三个月的时间里，对黄一琨触动最大的事，是这一批将数字阅读作为敲门砖的公司，比纸媒对用户的理解深刻得多。他们会尊重人、研究人、苛求内容质量，思考在手机上那么多的App为什么用户要点开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他们对内容的信心和对内容的期待远超过纸媒。
“大多数的人阅读习惯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是很多纸媒和出版商还没意识到阅读是个大市场，是所有人都可以从事和投身去做的。只要中国人的阅读时间增加，每个人在这个市场当中都会有机会，”黄一琨说，“做内容也是这样的逻辑，做好标题，写好每个开头，画好每个插话，做好产品，让读者建立起认知，才能发现更大的市场。”
对用户的需求判断，很大程度会影响业务的发展方向，而中信数字出版对用户需求的判断便是，未来，用户的注意力会从“切水果”和“愤怒的小鸟”回归到阅读。
但在过去很长时间，在手机上流行的阅读内容，均是以盛大文学为主的网络文学。可是中信出版社数字出版总编辑黄一琨说：“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读网络原创文学，这是会有问题的。”
随着人成长的阶段不同，比如进入职场，或者建立家庭之后，就会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家庭、理财方面的需求，阅读兴趣就会产生变化”。盛大文学几次上市受挫，多少能从侧面反映出网络文学的生命力在减弱。
可是从时点上来讲，由App进入市场已经不是最好的选择。中信有一款名为“中信飞书”的App，在苹果应用商店当中，已经累积了相当规模的用户，可是，想要在全部的100多万个App当中脱颖而出，为中信数字出版的内容做支撑，并不容易。因此，他们选择的方向是做适合碎片化阅读，做分众市场。
适合碎片化阅读的内容，首先将篇幅限制在了一万到五万字的区间。中信数字出版也计划在满足这样条件的同时，建立品牌形象。他们选定了一个名为“中国故事”的系列，主打非虚构类的作品。
“中国有大量现实题材的故事，但缺少很好的讲述者。”黄一琨说。从中信出版社的统计数据也可看出，自2009年开始，中信出版社传统强势的商业、经管类书销量趋于平缓，社科类在增长。
从全球范围来看，经济可能会持续低迷，人类的微创新不断，集中在科技商业领域，社会领域却太久没有真正革命性的想法。“在社会所处的阶段，该读什么样的内容，应该是做内容的人考虑的问题。”黄一琨说。
相对于中信出版社的传统出版而言，“中国故事”系列诞生的整个过程更像媒体的操作过程，首先要确定选题，找到合适的内容，选择的核心原则，就是站在读者的角度上反推，现在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等产品上线之后，再利用社会化媒体的营销和话题，将前面问题的答案告诉读者。
“中国故事”的系列当中，有一位来自问答网站知乎的作者。他原来在云南边境做缉毒警察，现在是安徽合肥一个超市的保安。中信数字阅读的编辑发现他在知乎分享的一些做缉毒警察期间有趣的故事，就劝他将那段经历中写成长篇的作品。非虚构的作者来源大多如此，虽然搜寻起来难度不小，但黄一琨觉得还算“取法其内，得乎其中。”
除了“中国故事”这样规划当中的拳头产品，中信也有其它更有趣的尝试。比如一万字左右，只需要一块钱，就可以读的小专题。这些，大多是相关领域当中的专家贡献出的内容。比如，中国公安大学的教授李玫瑾会解释很多匪夷所思的案件背后的逻辑；来自北京三甲医院的专科医生会讲手术后应该怎样恢复的实用知识。这样的作品大概有上千本。
这类产品的思路与诸多互联网的自媒体作者不同，建立在“获取信息的成本并不为零”的基础之上。中信数字出版团队认为，虽然普通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找到解决某些问题所需要的零散信息，但是这个过程本身耗费时间，将它整合又需要一个过程。假设用户花十分钟找到的内容是中信数字出版团队整合好、排版好，并且验证过来源的信息，一块钱就相当于是用户买了十分钟的时间。
“数字阅读这样的做法注定会有一个长尾效应，它的量可能很快会上千、上万，比传统的出版速度快得多。但我们会时刻关注读者的反应，而不是往渠道一扔就结束了。”因此，在中信数字出版部门当中，不少人都来自于传统媒体。
中信数字阅读团队仍然在探求一切可能的方向。“用户的需求是一座山，我们要找到的是挖掘这座山的路径，而不是盲目地探讨这座山是否存在、或者这座山是不是已经被搬走了。”黄一琨说。
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电子阅读仍处于市场的初级阶段，中信数字出版团队当前现金上最大的压力仍是版税支出。在新的环境当中，传统出版业的版税制度，他们还无法完全应用于数字出版，因此，内容来源的主流，仍是媒体和博客内容的重新整合、重新包装、重新编辑。与《纽约时报》、《纽约客》等国外知名杂志的合作便就此展开。
与《人物》杂志的合作便是基于这样的思路。与多看不同，中信会将《人物》杂志中的故事重新拿出来，放在“中国故事”的大类当中，要求作者重新写作。但即便是像豆瓣阅读的平台与作者实行三七分成，只为电子书写作的作者也寥寥无几，如果未来几年市场的成长速度够快，作者能够得到满意的回报，可能会出现专门为电子书写作的作者。
中信数字出版可以感受到的变化是，单单整个6月，与亚马逊一家的合作，就有超过一万元的进账，按照这样的速度推算，到明年，月收入达到十万元的规模也完全不令人惊奇。
真正从事数字出版行业刚刚三个月的时间里，对黄一琨触动最大的事，是这一批将数字阅读作为敲门砖的公司，比纸媒对用户的理解深刻得多。他们会尊重人、研究人、苛求内容质量，思考在手机上那么多的App为什么用户要点开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他们对内容的信心和对内容的期待远超过纸媒。
“大多数的人阅读习惯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是很多纸媒和出版商还没意识到阅读是个大市场，是所有人都可以从事和投身去做的。只要中国人的阅读时间增加，每个人在这个市场当中都会有机会，”黄一琨说，“做内容也是这样的逻辑，做好标题，写好每个开头，画好每个插话，做好产品，让读者建立起认知，才能发现更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