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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从1967年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到1971年9月殒命于异国荒漠，短短几年，由一呼百应，到猝然去势，变故之快，落差之大，让人错愕不已。其间隐藏着什么内幕？毛泽东与林彪是怎样由亲密合作走向彻底决裂的？林彪与江青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靠制造个人崇拜上位
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林彪的政治生涯来说意义非凡。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满座惊愕中，林彪站出来，顺着毛泽东的意思，一口气给彭德怀扣上5顶帽子——“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彭德怀被打倒，林彪接任其国防部长之职，并兼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自此，长期蛰居养病的林彪正式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面对风云诡谲的政坛局势，林彪首先摆出“紧跟”毛泽东的姿态，不遗余力地制造个人崇拜。
主持军委工作不久，林彪便几次独出心裁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将此提议以“决议”形式下发全军贯彻。结果很快由部队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1960年代中期，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和著作的一些讲话，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捷径论”（学毛著“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最高指示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以及“天天读、天天用”、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等等。《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就出自林彪的提议。《毛主席语录》印数超过当时的《圣经》也离不开林彪的推波助澜。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讲话，再一次博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当时“大跃进”恶果显现，全国各地出现饥荒，党内上下意见纷纷。刘少奇在报告中暗示要重新考虑当时的治国方针：“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们现在都不取消……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甚至明确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暗含着毛泽东作为中央最高决策者应负责任的意味。
刘少奇的讲话在与会者心里激起强烈共鸣。有国家主席出头，会议讨论中反对“大跃进”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这时，林彪再一次站了出来。他把当时困难的后果归结为“三年自然灾害”，并认为：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很多”。林彪发言条理清晰，字字句句说到毛泽东的心坎儿上。毛泽东立即带头鼓掌。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林彪在陈伯达、康生创作的基础上，为毛泽东创造出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简称“四个伟大”）的头衔。
9月18日，林彪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12月16日，林彪又发表了由人代笔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载有这个《再版前言》，当时被称为红宝书的语录本，在中国至少人手一册。每逢集会就万众齐挥动，在领头者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三呼“万寿无疆”，在领头者高呼“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后三呼“永远健康”。
至此，一整套宗教化的个人崇拜氛围很快弥漫全军并遍布了神州大地，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太阳万寿无疆”，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扭“忠字舞”。而林彪本人更是在各种公开场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以他特有的嗓音高呼“四个伟大”、“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高举”、“紧跟”、“照办”。
这个方式一方面让毛泽东在孤独中获得支持的力量，进而判定林彪是忠于他的思想路线的“亲密战友”；另一方面，也使得林彪在公众眼中一步步地塑造起了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形象，并借此扶摇直上。
但是，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林彪大肆制造个人崇拜有时也是迫于大局。如七千人大会之后，林彪曾平静地对别人说：“我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就要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
果真是出于大局考虑，还是为满足个人私欲，不得而知。但林彪私下对种种个人崇拜仪式不屑一顾似是确有其事。据称，林彪的居处毛家湾的食堂是不挂毛泽东像的，也没有标语，饭前不用掏出小红书敬祝，每天也不用“早请示晚汇报”。
登上权力巅峰
1963年11月，毛泽东表示：“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三八作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将之概括为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林彪把它概括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翌年2月又提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接着毛泽东又说：“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这些话似隐约暗示，毛泽东此时已经选定林彪为接班人。
这一信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得到确认。1966年8月1日，宣告“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其问，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
刘少奇离开领导岗位后，由谁接替他？毛泽东想到了林彪。
林彪因战时负伤，身体一直不好，当时正像往常一样请假在大连养病。毛泽东几次打电话催林彪回京，但林彪推辞再三，并写了书面请假报告。8月4日下午，毛泽东再次让秘书打电话给林彪，林彪还是推却。毛泽东十分不悦。8月6日，在周恩来的一再劝说之下，林彪终于决定返京参会。据吴法宪回忆，接林彪的专机抵达机场后，周恩来立即登机与林彪会谈，汪东兴代表毛泽东也赶到机场。三人在机舱内谈了半个多小时。林彪出来时表情严肃。 在这届全会上，毛泽东开列的党中央副主席、常委名单上，副主席有两个：林彪、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谦虚，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林彪作为副统帅，紧靠其旁。而此时军队各个要害部门都由林彪的亲信把持：黄永胜任总参谋长，邱会作任总后勤部部长，李作鹏主掌海军，吴法宪控制空军，再加上叶群从中串连，林彪的“小集团”已然成势。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被写入党章，攀上了其一生中的权力巅峰。
但将林彪推上如此高位，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对林彪百分百信任？似乎并非如此。
其实早在“文革”初期，对于林彪个人崇拜的那一套，毛泽东就在给江青的信中表达了忧心：“他（林彪）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甚至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1967年年底，毛泽东在对“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的批示中提到：“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可见，毛泽东对林彪的某些过分吹捧是反感的，但他最需要的却又是林彪的这套吹捧。
到1970年，毛泽东在南巡时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这个“他”就是指林彪。而此时的毛泽东对林彪已是彻底不信任了。
林彪与江青的恩恩怨怨
现在，人们习惯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合称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其实他们之间除了合作，也是有分歧斗争的，甚至最后还出现了决裂。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相互“勾结”，关系较为紧密。那时林彪急需江青作为毛泽东夫人、“文化大革命旗手”的特殊身份为自己谋求政治资本，而江青也需要林彪其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的特殊地位为自己的“文革事业”保驾护航。此外，林、江也都是为毛泽东推进“文革”的得力助手。
但随着“文革”动乱的扩大，军队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加上对苏备战的客观形势，使当时的大部分权力集中于军队（九大代表、政治局委员中军人都超过半数）。那时江青一心想将权力的触角伸向军队，而林彪对江青插手军队极为不悦。
1967年1月14日，“文革”喊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军队各个部门都受到造反派冲击，工作停顿，一时陷入乱局。作为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林彪必须力保军队不乱。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鼓动造反派揪斗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彻底激怒了林彪。林彪把江青找到自己的住处毛家湾，发泄对江青等人行为的不满：“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
当时军队还设了一个“全军文革小组”。这个机构名义上是领导军队的“文革”运动，实际上是江青在军内的代言人。林彪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机构的存在。1967年8月，林彪促成“军委办事组”，“全军文革”也就慢慢销声匿迹了。
此后，“文革”高层逐渐形成两大阵营：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为主的中央文革小组），以林彪为首的军队派（林彪、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主的军委办事组）。
军委办事组成立后，杨成武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江青对其积极笼络。1968年3月，解放军总参谋长改由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之首黄永胜接替。黄永胜丝毫不买江青的账。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的矛盾更加激化。
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这让江青极为不满。她曾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和吴法宪，并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黄、吴二人写检讨。但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以致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都受到江青的阻挠，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才使黄永胜成行。周恩来关照陈伯达去机场为黄永胜一行送行，回国时也去迎接，但由于江青的反对，陈伯达竟然不敢赴机场迎送。
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李必达事件。李必达原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的秘书，后给黄永胜当秘书。由于军委办事组的人厌恶江青，难免自己内部议论甚至贬损江青等人。李必达作为黄的秘书，却悄悄记录下黄等人的言论，写成小报告，通过温玉成送给江青，以证明黄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的小集团”。江青将此小报告转交毛泽东，毛泽东将其转给林彪，林彪又转给了黄永胜。李必达想通过卖主求荣的方式得到江青的赏识，也反映出了林、江两集团之间矛盾的加深。
还有一个尴尬的人物——陈伯达。陈伯达当时名义上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实际上“徒有虚名”，江青等人对他时常排挤责骂打击。林彪这边则对他极力拉拢。陈伯达曾几次流露出不想再干这个“组长”的念头，都被林彪劝止。林彪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处于困境中的陈伯达逐渐同林彪集团靠近。
九大上的明争暗斗
中共九大可以说既是林彪登上权力顶峰的开始，也是林彪滑落深渊的开端。
首先是起草“政治报告”的问题。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亲自指定由林彪作九大政治报告。会后，林彪便考虑组织他的秘书构思报告的初稿。后来毛泽东又认为，这个报告非常重要，要很好地总结出“文化大革命”各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又指定陈伯达来协助起草。陈伯达领命后，马上去同林彪商量。林彪提出了“克己复礼”、恢复秩序，注重生产、发展经济的思路。当时全国上上下下搞夺权、搞武斗、搞派性，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经济形势日下，如此情势下明确提出这样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初稿的第一部分很快就出来了。标题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这部分里，陈伯达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这部分初稿拿到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时候，遭到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大肆批判，说这是“唯生产力论”。毛泽东也认为稿子过分强调生产，没有突出革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用。毛泽东自称其一生做过两件大事，其一是夺取全国政权，其二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乱”局还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怎能草草收场？而林彪作为接班人，对“文革”的不支持态度难免让毛泽东心生不快。
陈伯达的报告被“枪毙”后，起草事务落到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身上。张春桥、姚文元似乎早有准备，很快，重新起草的稿子就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这篇稿子突出了继续革命的思想，毛泽东很是满意，亲自做过修改后予以采纳。
此后，林彪对报告之事就保持沉默了，不参与也不合作，稿子送到他那里，他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动过。报告正式发表前，张春桥想请林彪签字，但被拒绝。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林彪的签字。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会上，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与其说是作报告，不如说是念稿子，而且念得极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应付差事。事后林彪说：“我就是要念得磕磕巴巴的。”
在九大选举问题上，林、江两派也进行了一番明争暗斗。当时候选名单上，军队占的比例较高，江青一派对此非常有意见，声称要把“文革”进行到底，必须由造反派当权，咄咄逼人地要求多安排一些地方造反派。而林彪则针锋相对，授意亲信在九届一中全会选政治局委员时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票压下来，使江青的票数远远落后，当众出丑。
后来江青在康生的帮助下暗中查选票，虽没抓到什么把柄，但她很清楚是谁在背后捣鬼，因而更加对林彪咬牙切齿，甚至处处提防——先是怀疑他们在她钓鱼台的住地安装了窃听器，翻腾个够后，索性搬了家。随后又交代秘书把和毛家湾之间来往的文件和电话记录统统保存下来，说：“叶群这个人怪点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不多长几个心眼，弄不好就被她给绕进去了。”
这以后，林、江两集团之间的成见日深，双方都不掩饰对对方的戒备和轻蔑，张春桥公开讥讽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黄则指张不过是个“小记者”、“小毛猴子”。
缔造者和指挥者
中共九大后，江青处心积虑报选举的一箭之仇。首先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翻旧账，公开讨伐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在那次讲话中，林彪把“文革”与历史上的三次所谓的“文化革命”——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作了比较，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要远远超过这三次。而江青却批判说，林彪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革命同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相提并论是不适当的。并借口批判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周扬的“反动文艺思想”，意图影射批判林彪，但遭到周恩来、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的反对。最后毛泽东也觉得江青闹得太不像话了，出面干预，江青才未能得逞。
恰巧不久又发生了一个“一号命令”风波。
1969年，中苏关系交恶加剧，双方剑拔弩张。中央估计，苏方可能会以谈判为借口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这就是林彪“一号命令”出台的背景。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据毛泽东警卫陈长江回忆，10月19日，在北京的林彪以电话记录的方式向毛泽东做工作报告，说为了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而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被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编为“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以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名义下达全军贯彻执行。
“第一个号令”的标题深深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凌驾于自己之上下达命令，尤其是直接对军队下命令，也让毛泽东十分不满。所以他拿到这一号令的急件后，当即说：“烧掉！”
一向老成谨慎的林彪怎会出此一举？究竟是想借此试探毛泽东的态度，还是部下不懂政治或一时疏忽，而陷林彪于反动与越权？
此后又发生了关于军队“领导权”的纷争。1970年7月，“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43周年所写的社论第一句话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走过了四十三年英勇战斗的历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时，陈伯达主张改回到“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即将“直接指挥”前面的“毛主席和”4个字去掉。康生附和，张春桥反对。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后来在南巡时多次谈到这次争论，并一针见血地说：“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在政治上军事上大有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开始一步步削弱林彪的权势。
鉴于林彪在鼓吹个人崇拜上的影响，毛泽东首先有意识地在个人崇拜问题上降温。比如时常抱怨“四个伟大”讨嫌，甚至还发文件指示：“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中共九大后，毛泽东又交待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毛泽东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
毛泽东还刻意扶植张春桥，造成在政治上与林彪争锋的态势。中共九大后，一向很少看望下属的毛泽东竟然特意带张春桥专程到苏州看望林彪。谈话中毛泽东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又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泽东又追问：“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林彪一时语塞。
此时的林彪已明显感到毛泽东对他成见日深。据说，他和叶群两人在苏州时，曾为此关起门来相对落泪。 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公开化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第三次庐山会议）在庐山召开，这场会议上，林彪和毛泽东的矛盾彻底公开化。
首先是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自1966年刘少奇在国家主席位上被打倒后，国家主席一职就处于空缺状态。九大后，毛泽东一再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并称“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林彪知道后，马上诚惶诚恐向毛泽东建议，为了维护国家体制，国家主席还是要设，并由毛主席担任，这样契合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关于副主席，设或不设，多设少设问题都不大，而他认为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毛泽东当时没置可否，只是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但在九届二中全会前一天晚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向来深思熟虑的林彪仍然重申了要设国家主席的观点，并得到了常委会其他成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的一致支持。毛泽东大为意外，尤其是他甚为倚重的康生也持此论调。他生气抛下话说：“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我就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职务”。还警告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同毛泽东的分歧。
而后，一种说法开始在党内蔓延：林彪有野心，想当国家主席。
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的礼堂里隆重开幕。在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康生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后，毛泽东问：谁讲话？林彪说，他想讲几句。毛泽东说：好，请林彪同志讲话。
在发言中，林彪说：“宪法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林彪还提到，“我觉得这个东西（老三篇）还是起作用。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的这段话明显地是冲着江青等人来的，因为康生曾反对学习“老三篇”，而张春桥提出，要把宪法讨论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等词句删掉，公然驳斥林彪的“发明”，动摇他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资本。
林彪的突然讲话让与会人员颇感意外。后来，毛泽东南巡谈到九届二中全会，说林彪那个讲话，事先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有打。但据吴法宪回忆，全会开幕前，毛泽东和林彪关上门说了半个多小时，以至会议推迟了45分钟。叶群在门口“警卫”，防止江青闯进去。林彪问毛泽东，可不可以讲（张春桥）？毛泽东说，可以讲，但不要点名。不知孰是孰非。
林彪讲完之后，大家纷纷鼓掌，场面非常热烈。第二天，在吴法宪的提议下，全会打乱原定进程，改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并分组进行了激烈讨论。叶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分别在所在的小组发言，大力鼓吹“天才”问题。陈伯达还在林彪的授意下弄出了一个“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同时他们暗示党内目前有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风，中央有人想把这股风往下吹，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翻历史的案。
其中闹得最凶的是华北组，本来就与张春桥结怨甚深的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口讲指划，猛烈攻击。同组的汪东兴也提出“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由于陈是中央常委，而汪是毛泽东身边的人，这种特殊身份使人们更加相信“有人反对毛主席”的说法大有来头。于是，与会者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揪出“党内的大坏蛋”。
8月25日，华北组第六号简报印发全会，提出对“党内坏蛋”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份简报不胫而走，在全会点了一把火，群情激愤，与会者纷纷仿效华北组，或联名写信，或通过决议，要求揪出“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一时间，整个会议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口诛笔伐愈演愈烈。林彪的气场之足、呼声之高、煽动性之强可见一斑。
这让张春桥惊恐不已。25日上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突然闯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痛哭。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
毛泽东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接下来便形势急转。25日下午，毛泽东指示：立即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彪的讲话。紧接着便开始了对“天才理论家”陈伯达大肆挞伐。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紧接着在党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陈整风”运动，名为批陈，实为倒林。
拒不检讨，折戟沉沙
这次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的猜忌愈来愈重，并不顾病重之躯，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削弱林彪势力和影响的行动。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抛石头”——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向下发批示、批语，砸向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掺沙子”——重新布局中央组织，向林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里安排自己人；“挖墙脚”——改组毛泽东认为是林彪集团势力范围的北京军区。
削弱林彪势力的同时，毛泽东对林彪集团的几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了穷追猛打。首先是不止一次地点名批评黄永胜所主持的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接着又责令黄、吴、叶、李、邱等人检讨。但让毛泽东恼火的是，黄、吴、叶、李、邱等人私下里订立攻守同盟，在检讨揭发中口径一致，把所有的责任都往陈伯达身上推或往自己身上揽，而绝口不提林彪。毛泽东不肯罢休，非逼林彪本人出来检讨承担责任不可。但林彪却始终不检讨，因为他认为，一旦他公开认错，就会被抓住不放，结果自然就是步刘少奇的后尘。
个性倔强的林彪尽管摆出了顽抗到底的架式，但心里还是没有放弃与毛泽东缓和关系的努力。他曾几次要造访毛泽东，叶群也曾出面打电话与毛泽东约谈，但毛泽东却有意避而不见，甚至求助江青帮忙也无济于事。
林彪在连吃闭门羹后，心知大势已去。7月，林彪携叶群前往北戴河，而毛泽东则不顾酷暑，开始了秘密南巡。途中，毛泽东多次召见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声称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责难林彪“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林彪获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后，一度摆出一副坐等挨整的架势，什么也不做，哪里也不去。他对叶群、林立果说：“不想活了。”叶群则整日哭求林彪带着全家躲到国外去。
1971年9月13日零时，林彪及妻儿强行登机，秘密北飞苏联。
是叛逃？是流亡？是被“挟持”？官方民间各有说辞。
唯一能确定的是，凌晨3时，在途经蒙古温都尔汗时，飞机失事，机毁人亡。
（责任编辑/叶筱）
靠制造个人崇拜上位
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林彪的政治生涯来说意义非凡。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满座惊愕中，林彪站出来，顺着毛泽东的意思，一口气给彭德怀扣上5顶帽子——“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彭德怀被打倒，林彪接任其国防部长之职，并兼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自此，长期蛰居养病的林彪正式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面对风云诡谲的政坛局势，林彪首先摆出“紧跟”毛泽东的姿态，不遗余力地制造个人崇拜。
主持军委工作不久，林彪便几次独出心裁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将此提议以“决议”形式下发全军贯彻。结果很快由部队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1960年代中期，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和著作的一些讲话，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捷径论”（学毛著“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最高指示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以及“天天读、天天用”、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等等。《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就出自林彪的提议。《毛主席语录》印数超过当时的《圣经》也离不开林彪的推波助澜。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讲话，再一次博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当时“大跃进”恶果显现，全国各地出现饥荒，党内上下意见纷纷。刘少奇在报告中暗示要重新考虑当时的治国方针：“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们现在都不取消……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甚至明确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暗含着毛泽东作为中央最高决策者应负责任的意味。
刘少奇的讲话在与会者心里激起强烈共鸣。有国家主席出头，会议讨论中反对“大跃进”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这时，林彪再一次站了出来。他把当时困难的后果归结为“三年自然灾害”，并认为：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很多”。林彪发言条理清晰，字字句句说到毛泽东的心坎儿上。毛泽东立即带头鼓掌。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林彪在陈伯达、康生创作的基础上，为毛泽东创造出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简称“四个伟大”）的头衔。
9月18日，林彪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12月16日，林彪又发表了由人代笔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载有这个《再版前言》，当时被称为红宝书的语录本，在中国至少人手一册。每逢集会就万众齐挥动，在领头者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三呼“万寿无疆”，在领头者高呼“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后三呼“永远健康”。
至此，一整套宗教化的个人崇拜氛围很快弥漫全军并遍布了神州大地，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太阳万寿无疆”，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扭“忠字舞”。而林彪本人更是在各种公开场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以他特有的嗓音高呼“四个伟大”、“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高举”、“紧跟”、“照办”。
这个方式一方面让毛泽东在孤独中获得支持的力量，进而判定林彪是忠于他的思想路线的“亲密战友”；另一方面，也使得林彪在公众眼中一步步地塑造起了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形象，并借此扶摇直上。
但是，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林彪大肆制造个人崇拜有时也是迫于大局。如七千人大会之后，林彪曾平静地对别人说：“我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就要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
果真是出于大局考虑，还是为满足个人私欲，不得而知。但林彪私下对种种个人崇拜仪式不屑一顾似是确有其事。据称，林彪的居处毛家湾的食堂是不挂毛泽东像的，也没有标语，饭前不用掏出小红书敬祝，每天也不用“早请示晚汇报”。
登上权力巅峰
1963年11月，毛泽东表示：“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三八作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将之概括为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林彪把它概括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翌年2月又提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接着毛泽东又说：“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这些话似隐约暗示，毛泽东此时已经选定林彪为接班人。
这一信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得到确认。1966年8月1日，宣告“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其问，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
刘少奇离开领导岗位后，由谁接替他？毛泽东想到了林彪。
林彪因战时负伤，身体一直不好，当时正像往常一样请假在大连养病。毛泽东几次打电话催林彪回京，但林彪推辞再三，并写了书面请假报告。8月4日下午，毛泽东再次让秘书打电话给林彪，林彪还是推却。毛泽东十分不悦。8月6日，在周恩来的一再劝说之下，林彪终于决定返京参会。据吴法宪回忆，接林彪的专机抵达机场后，周恩来立即登机与林彪会谈，汪东兴代表毛泽东也赶到机场。三人在机舱内谈了半个多小时。林彪出来时表情严肃。 在这届全会上，毛泽东开列的党中央副主席、常委名单上，副主席有两个：林彪、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谦虚，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林彪作为副统帅，紧靠其旁。而此时军队各个要害部门都由林彪的亲信把持：黄永胜任总参谋长，邱会作任总后勤部部长，李作鹏主掌海军，吴法宪控制空军，再加上叶群从中串连，林彪的“小集团”已然成势。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被写入党章，攀上了其一生中的权力巅峰。
但将林彪推上如此高位，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对林彪百分百信任？似乎并非如此。
其实早在“文革”初期，对于林彪个人崇拜的那一套，毛泽东就在给江青的信中表达了忧心：“他（林彪）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甚至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1967年年底，毛泽东在对“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的批示中提到：“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可见，毛泽东对林彪的某些过分吹捧是反感的，但他最需要的却又是林彪的这套吹捧。
到1970年，毛泽东在南巡时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这个“他”就是指林彪。而此时的毛泽东对林彪已是彻底不信任了。
林彪与江青的恩恩怨怨
现在，人们习惯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合称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其实他们之间除了合作，也是有分歧斗争的，甚至最后还出现了决裂。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相互“勾结”，关系较为紧密。那时林彪急需江青作为毛泽东夫人、“文化大革命旗手”的特殊身份为自己谋求政治资本，而江青也需要林彪其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的特殊地位为自己的“文革事业”保驾护航。此外，林、江也都是为毛泽东推进“文革”的得力助手。
但随着“文革”动乱的扩大，军队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加上对苏备战的客观形势，使当时的大部分权力集中于军队（九大代表、政治局委员中军人都超过半数）。那时江青一心想将权力的触角伸向军队，而林彪对江青插手军队极为不悦。
1967年1月14日，“文革”喊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军队各个部门都受到造反派冲击，工作停顿，一时陷入乱局。作为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林彪必须力保军队不乱。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鼓动造反派揪斗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彻底激怒了林彪。林彪把江青找到自己的住处毛家湾，发泄对江青等人行为的不满：“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
当时军队还设了一个“全军文革小组”。这个机构名义上是领导军队的“文革”运动，实际上是江青在军内的代言人。林彪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机构的存在。1967年8月，林彪促成“军委办事组”，“全军文革”也就慢慢销声匿迹了。
此后，“文革”高层逐渐形成两大阵营：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为主的中央文革小组），以林彪为首的军队派（林彪、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主的军委办事组）。
军委办事组成立后，杨成武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江青对其积极笼络。1968年3月，解放军总参谋长改由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之首黄永胜接替。黄永胜丝毫不买江青的账。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的矛盾更加激化。
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这让江青极为不满。她曾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和吴法宪，并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黄、吴二人写检讨。但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以致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都受到江青的阻挠，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才使黄永胜成行。周恩来关照陈伯达去机场为黄永胜一行送行，回国时也去迎接，但由于江青的反对，陈伯达竟然不敢赴机场迎送。
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李必达事件。李必达原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的秘书，后给黄永胜当秘书。由于军委办事组的人厌恶江青，难免自己内部议论甚至贬损江青等人。李必达作为黄的秘书，却悄悄记录下黄等人的言论，写成小报告，通过温玉成送给江青，以证明黄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的小集团”。江青将此小报告转交毛泽东，毛泽东将其转给林彪，林彪又转给了黄永胜。李必达想通过卖主求荣的方式得到江青的赏识，也反映出了林、江两集团之间矛盾的加深。
还有一个尴尬的人物——陈伯达。陈伯达当时名义上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实际上“徒有虚名”，江青等人对他时常排挤责骂打击。林彪这边则对他极力拉拢。陈伯达曾几次流露出不想再干这个“组长”的念头，都被林彪劝止。林彪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处于困境中的陈伯达逐渐同林彪集团靠近。
九大上的明争暗斗
中共九大可以说既是林彪登上权力顶峰的开始，也是林彪滑落深渊的开端。
首先是起草“政治报告”的问题。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亲自指定由林彪作九大政治报告。会后，林彪便考虑组织他的秘书构思报告的初稿。后来毛泽东又认为，这个报告非常重要，要很好地总结出“文化大革命”各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又指定陈伯达来协助起草。陈伯达领命后，马上去同林彪商量。林彪提出了“克己复礼”、恢复秩序，注重生产、发展经济的思路。当时全国上上下下搞夺权、搞武斗、搞派性，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经济形势日下，如此情势下明确提出这样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初稿的第一部分很快就出来了。标题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这部分里，陈伯达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这部分初稿拿到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时候，遭到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大肆批判，说这是“唯生产力论”。毛泽东也认为稿子过分强调生产，没有突出革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用。毛泽东自称其一生做过两件大事，其一是夺取全国政权，其二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乱”局还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怎能草草收场？而林彪作为接班人，对“文革”的不支持态度难免让毛泽东心生不快。
陈伯达的报告被“枪毙”后，起草事务落到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身上。张春桥、姚文元似乎早有准备，很快，重新起草的稿子就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这篇稿子突出了继续革命的思想，毛泽东很是满意，亲自做过修改后予以采纳。
此后，林彪对报告之事就保持沉默了，不参与也不合作，稿子送到他那里，他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动过。报告正式发表前，张春桥想请林彪签字，但被拒绝。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林彪的签字。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会上，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与其说是作报告，不如说是念稿子，而且念得极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应付差事。事后林彪说：“我就是要念得磕磕巴巴的。”
在九大选举问题上，林、江两派也进行了一番明争暗斗。当时候选名单上，军队占的比例较高，江青一派对此非常有意见，声称要把“文革”进行到底，必须由造反派当权，咄咄逼人地要求多安排一些地方造反派。而林彪则针锋相对，授意亲信在九届一中全会选政治局委员时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票压下来，使江青的票数远远落后，当众出丑。
后来江青在康生的帮助下暗中查选票，虽没抓到什么把柄，但她很清楚是谁在背后捣鬼，因而更加对林彪咬牙切齿，甚至处处提防——先是怀疑他们在她钓鱼台的住地安装了窃听器，翻腾个够后，索性搬了家。随后又交代秘书把和毛家湾之间来往的文件和电话记录统统保存下来，说：“叶群这个人怪点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不多长几个心眼，弄不好就被她给绕进去了。”
这以后，林、江两集团之间的成见日深，双方都不掩饰对对方的戒备和轻蔑，张春桥公开讥讽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黄则指张不过是个“小记者”、“小毛猴子”。
缔造者和指挥者
中共九大后，江青处心积虑报选举的一箭之仇。首先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翻旧账，公开讨伐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在那次讲话中，林彪把“文革”与历史上的三次所谓的“文化革命”——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作了比较，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要远远超过这三次。而江青却批判说，林彪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革命同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相提并论是不适当的。并借口批判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周扬的“反动文艺思想”，意图影射批判林彪，但遭到周恩来、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的反对。最后毛泽东也觉得江青闹得太不像话了，出面干预，江青才未能得逞。
恰巧不久又发生了一个“一号命令”风波。
1969年，中苏关系交恶加剧，双方剑拔弩张。中央估计，苏方可能会以谈判为借口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这就是林彪“一号命令”出台的背景。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据毛泽东警卫陈长江回忆，10月19日，在北京的林彪以电话记录的方式向毛泽东做工作报告，说为了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而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被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编为“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以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名义下达全军贯彻执行。
“第一个号令”的标题深深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凌驾于自己之上下达命令，尤其是直接对军队下命令，也让毛泽东十分不满。所以他拿到这一号令的急件后，当即说：“烧掉！”
一向老成谨慎的林彪怎会出此一举？究竟是想借此试探毛泽东的态度，还是部下不懂政治或一时疏忽，而陷林彪于反动与越权？
此后又发生了关于军队“领导权”的纷争。1970年7月，“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43周年所写的社论第一句话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走过了四十三年英勇战斗的历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时，陈伯达主张改回到“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即将“直接指挥”前面的“毛主席和”4个字去掉。康生附和，张春桥反对。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后来在南巡时多次谈到这次争论，并一针见血地说：“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在政治上军事上大有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开始一步步削弱林彪的权势。
鉴于林彪在鼓吹个人崇拜上的影响，毛泽东首先有意识地在个人崇拜问题上降温。比如时常抱怨“四个伟大”讨嫌，甚至还发文件指示：“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中共九大后，毛泽东又交待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毛泽东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
毛泽东还刻意扶植张春桥，造成在政治上与林彪争锋的态势。中共九大后，一向很少看望下属的毛泽东竟然特意带张春桥专程到苏州看望林彪。谈话中毛泽东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又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泽东又追问：“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林彪一时语塞。
此时的林彪已明显感到毛泽东对他成见日深。据说，他和叶群两人在苏州时，曾为此关起门来相对落泪。 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公开化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第三次庐山会议）在庐山召开，这场会议上，林彪和毛泽东的矛盾彻底公开化。
首先是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自1966年刘少奇在国家主席位上被打倒后，国家主席一职就处于空缺状态。九大后，毛泽东一再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并称“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林彪知道后，马上诚惶诚恐向毛泽东建议，为了维护国家体制，国家主席还是要设，并由毛主席担任，这样契合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关于副主席，设或不设，多设少设问题都不大，而他认为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毛泽东当时没置可否，只是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但在九届二中全会前一天晚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向来深思熟虑的林彪仍然重申了要设国家主席的观点，并得到了常委会其他成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的一致支持。毛泽东大为意外，尤其是他甚为倚重的康生也持此论调。他生气抛下话说：“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我就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职务”。还警告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同毛泽东的分歧。
而后，一种说法开始在党内蔓延：林彪有野心，想当国家主席。
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的礼堂里隆重开幕。在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康生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后，毛泽东问：谁讲话？林彪说，他想讲几句。毛泽东说：好，请林彪同志讲话。
在发言中，林彪说：“宪法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林彪还提到，“我觉得这个东西（老三篇）还是起作用。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的这段话明显地是冲着江青等人来的，因为康生曾反对学习“老三篇”，而张春桥提出，要把宪法讨论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等词句删掉，公然驳斥林彪的“发明”，动摇他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资本。
林彪的突然讲话让与会人员颇感意外。后来，毛泽东南巡谈到九届二中全会，说林彪那个讲话，事先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有打。但据吴法宪回忆，全会开幕前，毛泽东和林彪关上门说了半个多小时，以至会议推迟了45分钟。叶群在门口“警卫”，防止江青闯进去。林彪问毛泽东，可不可以讲（张春桥）？毛泽东说，可以讲，但不要点名。不知孰是孰非。
林彪讲完之后，大家纷纷鼓掌，场面非常热烈。第二天，在吴法宪的提议下，全会打乱原定进程，改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并分组进行了激烈讨论。叶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分别在所在的小组发言，大力鼓吹“天才”问题。陈伯达还在林彪的授意下弄出了一个“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同时他们暗示党内目前有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风，中央有人想把这股风往下吹，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翻历史的案。
其中闹得最凶的是华北组，本来就与张春桥结怨甚深的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口讲指划，猛烈攻击。同组的汪东兴也提出“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由于陈是中央常委，而汪是毛泽东身边的人，这种特殊身份使人们更加相信“有人反对毛主席”的说法大有来头。于是，与会者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揪出“党内的大坏蛋”。
8月25日，华北组第六号简报印发全会，提出对“党内坏蛋”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份简报不胫而走，在全会点了一把火，群情激愤，与会者纷纷仿效华北组，或联名写信，或通过决议，要求揪出“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一时间，整个会议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口诛笔伐愈演愈烈。林彪的气场之足、呼声之高、煽动性之强可见一斑。
这让张春桥惊恐不已。25日上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突然闯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痛哭。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
毛泽东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接下来便形势急转。25日下午，毛泽东指示：立即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彪的讲话。紧接着便开始了对“天才理论家”陈伯达大肆挞伐。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紧接着在党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陈整风”运动，名为批陈，实为倒林。
拒不检讨，折戟沉沙
这次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的猜忌愈来愈重，并不顾病重之躯，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削弱林彪势力和影响的行动。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抛石头”——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向下发批示、批语，砸向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掺沙子”——重新布局中央组织，向林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里安排自己人；“挖墙脚”——改组毛泽东认为是林彪集团势力范围的北京军区。
削弱林彪势力的同时，毛泽东对林彪集团的几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了穷追猛打。首先是不止一次地点名批评黄永胜所主持的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接着又责令黄、吴、叶、李、邱等人检讨。但让毛泽东恼火的是，黄、吴、叶、李、邱等人私下里订立攻守同盟，在检讨揭发中口径一致，把所有的责任都往陈伯达身上推或往自己身上揽，而绝口不提林彪。毛泽东不肯罢休，非逼林彪本人出来检讨承担责任不可。但林彪却始终不检讨，因为他认为，一旦他公开认错，就会被抓住不放，结果自然就是步刘少奇的后尘。
个性倔强的林彪尽管摆出了顽抗到底的架式，但心里还是没有放弃与毛泽东缓和关系的努力。他曾几次要造访毛泽东，叶群也曾出面打电话与毛泽东约谈，但毛泽东却有意避而不见，甚至求助江青帮忙也无济于事。
林彪在连吃闭门羹后，心知大势已去。7月，林彪携叶群前往北戴河，而毛泽东则不顾酷暑，开始了秘密南巡。途中，毛泽东多次召见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声称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责难林彪“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林彪获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后，一度摆出一副坐等挨整的架势，什么也不做，哪里也不去。他对叶群、林立果说：“不想活了。”叶群则整日哭求林彪带着全家躲到国外去。
1971年9月13日零时，林彪及妻儿强行登机，秘密北飞苏联。
是叛逃？是流亡？是被“挟持”？官方民间各有说辞。
唯一能确定的是，凌晨3时，在途经蒙古温都尔汗时，飞机失事，机毁人亡。
（责任编辑/叶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