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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五百多年前，《后汉书》就说“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是的，街道是城市的另一条河，其间车水马龙，百舸争流。
到成都生活五年后，有天突然在车如潮涌的街口发现，地铁就像街道之河下隐秘而深长的漩涡，从早到晚，日复一日，一个个陌生男女就悄无声息地被吸了进去，又仿佛传说中的黑洞，只不过，这是可以探观的黑洞。漩涡神秘莫测，没有人会去刻意探寻漩涡的起止，或体验漩涡的力量，谁都难说自己一定会是那个唯一从漩涡中逃出来报信的人。
有次在科技馆参观漩涡生成模拟器，透过一米多高的粗实玻璃管可以观察漩涡的生发消长。快速转动手柄搅动玻璃管底部的叶轮，玻璃中的水开始旋转加速，如同一条不断扭紧的布匹。叶轮继续加速，再加速，旋转的水面凹下去再凹下去，直到在水体中生成一根细长的喇叭形空洞，极像水底升起的龙卷风，又像神话中魔瓶吸收灵魂的气流。放慢手柄，水中那根曲折的管道慢慢变短变粗，最终在水中坍塌下来，水面也恢复往昔，一切都像未曾发生的样子。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不是也与人工模拟的漩涡一模一样呢？沙石泥土构成的河岸无法与玻璃相比，没有谁能清晰目睹河流中漩涡的来龙去脉。被漩涡吞噬的人、兽或者物，往往还会被拆卸肢解后卷出河面，随波沉浮，如同从漩涡的气管呛出的杂物。
与众生一样，我时常被诸如此类的漩涡裹挟，在街头巷尾和网络中隐现沉浮，东飘西荡，像一颗刚刚摆脱巨鳄大嘴的气泡，神魂不定，焦灼恍惚，等待着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无端降临的砰然炸裂。
我家在地铁三号线边上的驷马桥附近，从家到办公室有五站。成都的北门是坊间传说穷乱之地，房价自然上不去。不过这是司马相如当年启程北上之处，这让我对此地心生欢喜。每天中午，我都要坐地铁回家吃顿简单的午饭，然后在床上睡会儿午觉。对于大城市的通勤族来说，这是十分奢侈的生活方式。我落脚成都的前两年，房子归链家，车子是摩拜，一日三餐在美团和小馆，奉行着寄居蟹式的极简主义，仿佛时下备受追捧的北欧风，简单到极致。几年来，与同事们几乎把办公室周边几条街的万千苍蝇馆子踏遍，仍没有发现一家可以长期依赖的所在。成都被称为美食之都，本地人都知道，最具烟火气息、原汁原味的成都味道其实就是路边的小馆小店，俗称“苍蝇馆子”。苍蝇馆子，听起来恶心，但吃起来着实爽口。每天饭点，各栋大厦三三两两下楼男女食客，过街出入一间间小馆，在串串、小面、醪糟、水饺、米线、炒饭、汤锅之间品味职场中的人间百味……几年间，小馆换了一家又一家，街道走了一轮又一轮，美食之都的百味小馆吃得众人口舌木然，味同嚼蜡。饭馆与酒馆不一样，如果这些小饭馆全换成酒馆，成天纵酒谈玄，估计就是神仙都会羡慕的日子了吧。酒换成了面，大街两边的才子佳人们就苦不堪言了。
单位在红星路二段，这条街不长，两边大楼里多是才情双绝声名远播的名记、名家、名编、名嘴，国内诗书画印、吹拉弹唱的掌门人多在此地盘桓。走出这条街，个个都前呼后拥，如日中天，但一回到这里，就返璞归真道法自然。命运之流，把这些人中龙凤带到这里，往往一停就是一生，有的风生水起，有的沉浮不定，也有的不动声色。生活的波浪连绵不绝，推陈出新，正是铁打的街名，流水的名人和世间万物。这些院落、楼宇，是不同于地铁的另一种漩涡，吸附纠缠着各色的艺术家和吃笔墨饭的人。
中午，大家基本上是合衣在办公室沙发上一躺，等待着下午上班。我初到成都时对此极不习惯，也很意外。自古以来，不是都纷纷说此地“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芼羹笋似稽山美，斫脍鱼如笠泽肥”“好购鸾笺临薛井，暂沽郫酿泛酴醾”“酒徒诗社朝暮忙，日月匆匆迭宾送”吗？有次去一位获得众多文学大奖的作家办公室，敲门而入，见他赤足敞襟，躺卧沙发，见人进来而神色自若。后来，我想到坦腹东床的王羲之，也就释然了，在名声之外，人间都是常人。周边的街区一直在不断打围，街面改造、风貌整治、市政施工、地铁修建……路边不少苍蝇馆子与工棚连成一片，看上去的确可称“陋食”，不时与这些名家大咖一起进进出出，才发现生活真实的这一面也就如此简单，于是就習以为常了。虽然不少苍蝇馆子的味道并不咋样，但是大家也只是糊口活命，何必那么认真地去讲究呢？
由于加班，我每天晚上走得极晚，时常发现一辆辆三轮车趁黑过来拉走小饭馆一大桶一大桶的潲水。有几家小店，我看招牌上的照片色香味美，去吃过几次，饭后将就在办公室的椅子或者沙发上草草睡个把小时后醒来，肚子就开始隐隐作痛，有两次想坚持着看能否扛过，结果是通过输液才得以缓解。想到那一桶桶饭后残余，谁敢保证它们不会去经历提炼后又重新归来呢？我以小人之腹猜测，那些餐馆或许就是地沟油的原料供应站吧。于是，我坚持少在外面吃饭，但隔三岔五又想念街边辛辣的味道。三天不吃“地沟油”，就口干舌燥，但只要一沾，肚子却会准时作痛。口舌与肠胃，真是一对冤家，如果不顾及对方，转眼就会滋生纠纷。几年以后，我才发现，初到成都时的游湖浪荡或许已为其后的痼疾埋下了伏笔。
每天早上八点半左右我要赶到地铁口，然后努力挤进从北边过来的地铁。三号线二期工程完工，人流转眼猛涨，仿佛终于接通了上游的水源，整个河道一下子就饱满了。黑压压的面目呼啸而过，与小时候露天电影中的战争画面一样。这一车车的男男女女在眼前闪过，都在一刻不停地奔赴人生的战场。
站在离办公室不远的春熙路口，顺着高楼间的空隙向正北望过去，就能看到我家对面的高楼。但是，我从来没有走一走的想法，即便是摩拜兴起的时候，我也只骑过一次单车上班，好像要花去半小时。地铁没有通的那会儿，我还没有把家搬过去。地铁通了后，乘坐公交或者的士的时候就很少了。我从家所在的楼顶也可以看到办公室附近的高楼和猛追湾的电视塔，但是从办公室窗户向北望，眼前的高楼就挡住了我的目光，不过我仍能够想象几年来每天的行程：早上从昭觉寺南路地铁口顺着人流消失，二十分钟后，又从市二医院地铁站口冒出来，如同河流中的潜游者，憋一口气，一个猛子扎进水里，然后在数米外伸出头来。在地下，虽然有地铁高速运送，但是男男女女仍然不停奔跑，似乎都想尽早离开此地，或许也是憋着一口气，憋久了也会呛水。据地铁公司统计，成都地铁日运载量达五百万人次，我不知道，让这五百万人同时站在一个平坝里，会是什么景象。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盛况有人目睹，但是成都地铁每天百万人在地下行军的场景，我们也只能想象或者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在地铁的河道里潜行，看到人头攒动的车厢和挪动的人流，作为五百万分之一，其实我很少会想到，这就是千军万马的分进合击。 很多时候，我想慢慢走下扶梯，再信步走入车厢，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是不由自主地进入了地铁口，被人流推搡着前进，然后被推进车厢，再推出地铁。这如同接近巨大的漩涡，不需要做什么努力，你只会顺流而下，经过一段激流，然后在某段平缓的河面出现，看上去毫发无伤。经历漩涡洗礼，谁能最后笑傲江湖呢？答案是难说的，因为生活的主战场并不在这里。
责任编辑：田静
我回到曾经生活过的陶街，原来住过的那幢小洋楼，被改动拆卸得面目全非，除了地上的花街砖没有被挖掉，其他门窗和建筑构件都不翼而飞。这幢洋楼建于民国时期，颇具西洋建筑的风格。提起广府的建筑，大多想到的是西关大屋，如陈家祠，青色砖墙，飞檐斗拱，丰富多彩的浮雕灰塑，大门上的门神武将，非常抢眼。而在城郊外我也有座祖屋，是青砖瓦房，它的布局，除了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天井外，影墙上少不了镶嵌着一块“天官赐福”的匾额。通常的大户人家，都有比屋脊更高的巨耳般的山墙顶，我们都叫它镬耳房。炊烟在乌黑的瓦顶升起，炉灶跳动的火苗，堆在锅灶边的柴火，屋外的田塍和果林，回想起来都免不了带我走进童年的梦乡。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在陶街住过的这座小洋楼，若干年后写东西，心中浮现出一座挥之不去的洋楼的影子，包裹着自己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和幽深。
我认识好几位生活在这种老洋楼的主人和他们的后代，我把他们视为世家子弟，他们祖上家道都比较殷实，后来不同的命运遭际，又让他们身上带上不一样的气质，有了各自的待人处事的方式。
小时候的一位朋友，我们戏称他为“秋官”，大家聚在一起，总爱用一句典型的粤语“官仔骨骨”来形容他，不懂粤语的朋友念起来比较拗口，但用来形容我这位朋友，再贴切不过。他是那种从西关大宅出来，有比较良好教养的人。一家人都是老西关，听说他住过的那座老宅，亭台楼阁，曲径通幽。不过在“文革”期间，老宅被侵占，他们一家人只能龟缩在很狭窄的角落里起居生活。他不像街上的孩子那么野，时不时爆一两句脏话，他与任何人接触都显出教养和礼貌，对谁都很客气，穿戴不华贵，却整洁清爽。不过，不管是长期相处，还是萍水相逢，你都会察觉他有意无意地与人保持着一种距离，这种距离很多时候是含蓄地隐藏在温文的笑意中的，说话的声调不高，而且话总是不多。后来环境有所改变，他家不再受到排挤，很快凭借海外关系举家移民。他身上有着家族所遗传的基因，那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只要有适合的土壤，他沉睡中的神经突触就能在一夜间苏醒，找到往上攀登的途径。他到美国读书，攻读建筑设计。现在满世界跑，观光、考察，研究各个国家不同的建筑风格。
当然，也不是所有世家子弟都能够在压抑中爆发，也有比较低迷的，或是持着另一种人生态度。我的另一位朋友苏哥，也是一位典型的西关少爷。他祖上留下一座非常漂亮的西洋老宅，这座老宅现在还耸立在恩宁路，成了网红打卡地。苏哥的父亲几兄弟分家后，苏哥依靠祖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最喜欢的就是吃，嘴吃得很刁。他父亲是霍元甲上海精武体操会的弟子，打得一手好螳螂拳，在西关设立武馆开班授徒，又教习欲出国留学的学生英语，兴致来时，英语先不教了，搂着女学生在宽敞的客厅跳上一支华尔兹。闲来抚琴、喝茶。有时回到乡下，专挑雨天，跑到田地里的茅坑，担着一把伞，随手砍下香蕉叶子，挡在头上，咬着一根烟管，蹲在茅坑上，美其名曰：“雨打芭蕉。”
最令我难忘的还是我去国怀乡的何老师。他是我的邻居，我有时会到他家里帮忙，他就教我写字，现在家里藏着的一大箱字帖，都是何老师买给我指导我临帖用的。他身上有一种悲情色彩。他与马思聪是好友，家中藏有一把价值不菲的小提琴名琴，我怀疑是斯特拉迪瓦里级别的，现在不知遗落何处。由于他曾供职于国民政府，1949年后只能在街道干砸石子的工作，他的要求進步的姊妹都纷纷与他划清界限。他很孤单地与女儿厮守，后移民随嫁到美国的女儿一起生活。有一年，他寄来一首《鹧鸪天》：“鹧鸪何事惹人愁，声声唤到望乡楼，旅居异国情何缱，一缕幽思梦广州。”词写在一张宣纸上，钤上印章让我存念，随信寄来的明信片上写着：“最忆是广州。”我仿佛看到何老师脸上的忧愁，不知他在美国生活得怎么样。他生前历时数年编选了一册《历代女词人诗钞》，用工整的小楷誊写，嘱托我帮他出版，很遗憾到现在我也没有能力和机会实现他这个遗愿。
这次到陶街，我是去探望舅妈，隔着一扇破旧的蝴蝶门，透过趟栊望进去，里头是一道幽深的长廊，我与舅妈的眼神相遇，就像看无声的电影，舅妈脸面没有任何表情，两颗混浊的黑核子，似乎滞黏在灰色的眼白上。她动也不动地望着门外，目光中已经失却了交流的欲望和可能，我不忍心多看，想迅速逃离。身后的陶街静得让我错以为舅妈成了一尊木偶。我仿佛感到距离另外那个世界，仅一步之遥。周围是沉寂的，似乎听不到任何声响。
没多久，舅妈就被送进精神康复中心，我到专门收治精神障碍病人的医院探望她。她住在三楼，医院的护工问明了要探望哪一位病者，“哗啦啦”几声，紧锁的铁门打开了马上又锁上。那情形就好像铁屑扎进眼中晶状的球体，仿佛被推上手术台，接受一场外科手术的洗礼，所要举行的仪式，是把你与外面的世界切割开来。每间病房里简单得除了天花板和四周刷白的墙壁，只有每天更换一到两次的输液吊瓶，此外再没有什么图景会刺激到患者的中枢神经，让他们产生不必要的亢奋。病床上有些病者剩下一副掏空了水分和脂肪的骨架，鼻子牵挂着氧气管。他们唯一的肢体运动，就是被护工有些粗鲁地搬弄和擦洗他们起皱的身体。
躺在病床上的舅妈瘦得无法支撑着坐起来。她一眼就认出了我，以至我产生怀疑，她是否还是那位逐渐丧失了时空概念的老年痴呆症患者。
我告诉她，舅走了，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这位不断丢失记忆的病人，她眼中渗出了泪水，含混地说：“这么可怜，这么可怜！”
我买来的苹果，她大口地啃着。
我问护工：“她情况怎么样了？”
护工慵懒地坐在一边，随意打发了我一句：“好多了。” 她好像很饿，大口地吃了好几口苹果。
我说：“舅妈，苹果有的是，慢慢吃，不用急，你饭吃了吗？”
“我还没吃。”
护工马上辩解说：“她刚吃了饭。她常这样，吃了又说没吃。”
苹果吃了一半，她咬着它，望着天花板。她的头顶悬空挂着一台电视，画面播放着活色生香的世界，护工眼眨都不眨地盯着电视。我真想冲进医生办公室质问，为什么要将舅妈安排到这种病房，安装电视是给谁看的呢？
我要走了，握着舅妈枯柴般的手，说：“我会再来看你的。”
走出病房时，护工问她：“谁来探望你了？”
她两眼直盯着天花板，说：“没有人来看我。”
我下楼梯时，铁门“咣当”关上了，依然那么尖锐、冷漠，虽然听不到坠落的声音，但我感到那就像是往最深的深渊坠下的一种自由落体，坚硬，决绝，没有回旋的余地。
这种垂直的运动，直接将我的视线与另外一位親人的目光对接了起来。
我到现在仍不敢回想姑父的眼神。那天，我表哥从荔湾医院接姑父出院，他不是第一次住院，我也不是第一次协助表哥带他回家休养，我明白，医院只能减缓他老年痴呆的速度而已。
从环市路拐向同德围，的士并不好打。那时滴滴打车还没有出现，我在马路对面跑来跑去拦截的士，几次眼巴巴地望着的士屁股冒烟开走。无意中，我望见坐在医院门口的姑父，他坐在轮椅上，侧着脑袋，也许这个角度看过去，他的目光更像是在睥睨着周围的行人，但这又是让人无法准确把握的目光。阳光灿烂，过往的行人是那么健康，而生活正常得能够无视任何人的任何异常。
我无法把诸如绝望、无奈、不解，甚至怨愤等臆测，随意地强加到姑父被时间处置过后的眼神上，毕竟，他心灵的这扇窗户损坏了。
不过，我相信，那是一种失去意志后，潜意识里出于防范而表现出的质疑的本能，他在燃烧生命的最后的烛火，求得一丝体面和尊严。
姑父原来住在西关的时候，风雨不改地去荔湾湖公园打拳练剑，但自从姑妈走后，他的家从老西关迁到鹅掌坦，他开始逐渐变得沉默。他是个承受力很强的人，有什么心事从不表露，为人宽厚，但当身边另一半走后，他彻底沉默了。谁都不知道他沉默后的世界，似乎也没人有耐心倾听他的故事。
当我们想重新进入他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和他之间已经无法交流了。他常常在睡梦中喊着自己的女儿，有时他在幻觉中，告诉身边的人，他正在抗战的列车上，逃离战火。虽然姑父一直处于这种近乎失重的状态，但我仍感到他是在以沉默的方式，抵御着时间的遗忘。
这既不是妥协，也不是绝望，无论仍在时间的序列，还是被时间遗弃，他们都在忍耐，都在承受。
走进这些老宅，重新想起这些故去的亲人，他们大多已消逝于风中，有的没有能够躲过时代变迁的碾压。亲友间曾津津乐道的位于光孝路的刘家大院，占地几百平方米，鱼池、鸟笼、假山、盆景、花园、满洲窗，现在都只能在记忆中回想它昔日的光景了。他们和它们就像一只从身边溜走的猫，再无法透过抚摸它的绒毛，感受它的体温和柔软的感觉，而我总想拥有那么一段时间，去细细回味那种颤动和暖意。小时候经常从抽屉里拿出旧照翻看，照片上那些耸立在田野和池塘边、像碉堡似的建筑，让我着迷并产生疑问，母亲告诉我，这是碉楼。当时的开平碉楼，还没有受到世人瞩目，但这种迥异于一般民居的建筑，仍深深地刻在了我脑海里。直到有一天，在一片初秋的稻田上，夕阳的余晖中，我仰望着一座高耸的欧洲古堡式的建筑，楼顶“六也居庐”四个字尤其让我迷醉。它出自曾外祖父之手，这座杂糅了西洋建筑风格的双子楼也由他出资兴建。这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到，一根神秘的绳索，已经把我与祖先的灵魂牵系在了一起。
责任编辑：田静
到成都生活五年后，有天突然在车如潮涌的街口发现，地铁就像街道之河下隐秘而深长的漩涡，从早到晚，日复一日，一个个陌生男女就悄无声息地被吸了进去，又仿佛传说中的黑洞，只不过，这是可以探观的黑洞。漩涡神秘莫测，没有人会去刻意探寻漩涡的起止，或体验漩涡的力量，谁都难说自己一定会是那个唯一从漩涡中逃出来报信的人。
有次在科技馆参观漩涡生成模拟器，透过一米多高的粗实玻璃管可以观察漩涡的生发消长。快速转动手柄搅动玻璃管底部的叶轮，玻璃中的水开始旋转加速，如同一条不断扭紧的布匹。叶轮继续加速，再加速，旋转的水面凹下去再凹下去，直到在水体中生成一根细长的喇叭形空洞，极像水底升起的龙卷风，又像神话中魔瓶吸收灵魂的气流。放慢手柄，水中那根曲折的管道慢慢变短变粗，最终在水中坍塌下来，水面也恢复往昔，一切都像未曾发生的样子。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不是也与人工模拟的漩涡一模一样呢？沙石泥土构成的河岸无法与玻璃相比，没有谁能清晰目睹河流中漩涡的来龙去脉。被漩涡吞噬的人、兽或者物，往往还会被拆卸肢解后卷出河面，随波沉浮，如同从漩涡的气管呛出的杂物。
与众生一样，我时常被诸如此类的漩涡裹挟，在街头巷尾和网络中隐现沉浮，东飘西荡，像一颗刚刚摆脱巨鳄大嘴的气泡，神魂不定，焦灼恍惚，等待着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无端降临的砰然炸裂。
我家在地铁三号线边上的驷马桥附近，从家到办公室有五站。成都的北门是坊间传说穷乱之地，房价自然上不去。不过这是司马相如当年启程北上之处，这让我对此地心生欢喜。每天中午，我都要坐地铁回家吃顿简单的午饭，然后在床上睡会儿午觉。对于大城市的通勤族来说，这是十分奢侈的生活方式。我落脚成都的前两年，房子归链家，车子是摩拜，一日三餐在美团和小馆，奉行着寄居蟹式的极简主义，仿佛时下备受追捧的北欧风，简单到极致。几年来，与同事们几乎把办公室周边几条街的万千苍蝇馆子踏遍，仍没有发现一家可以长期依赖的所在。成都被称为美食之都，本地人都知道，最具烟火气息、原汁原味的成都味道其实就是路边的小馆小店，俗称“苍蝇馆子”。苍蝇馆子，听起来恶心，但吃起来着实爽口。每天饭点，各栋大厦三三两两下楼男女食客，过街出入一间间小馆，在串串、小面、醪糟、水饺、米线、炒饭、汤锅之间品味职场中的人间百味……几年间，小馆换了一家又一家，街道走了一轮又一轮，美食之都的百味小馆吃得众人口舌木然，味同嚼蜡。饭馆与酒馆不一样，如果这些小饭馆全换成酒馆，成天纵酒谈玄，估计就是神仙都会羡慕的日子了吧。酒换成了面，大街两边的才子佳人们就苦不堪言了。
单位在红星路二段，这条街不长，两边大楼里多是才情双绝声名远播的名记、名家、名编、名嘴，国内诗书画印、吹拉弹唱的掌门人多在此地盘桓。走出这条街，个个都前呼后拥，如日中天，但一回到这里，就返璞归真道法自然。命运之流，把这些人中龙凤带到这里，往往一停就是一生，有的风生水起，有的沉浮不定，也有的不动声色。生活的波浪连绵不绝，推陈出新，正是铁打的街名，流水的名人和世间万物。这些院落、楼宇，是不同于地铁的另一种漩涡，吸附纠缠着各色的艺术家和吃笔墨饭的人。
中午，大家基本上是合衣在办公室沙发上一躺，等待着下午上班。我初到成都时对此极不习惯，也很意外。自古以来，不是都纷纷说此地“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芼羹笋似稽山美，斫脍鱼如笠泽肥”“好购鸾笺临薛井，暂沽郫酿泛酴醾”“酒徒诗社朝暮忙，日月匆匆迭宾送”吗？有次去一位获得众多文学大奖的作家办公室，敲门而入，见他赤足敞襟，躺卧沙发，见人进来而神色自若。后来，我想到坦腹东床的王羲之，也就释然了，在名声之外，人间都是常人。周边的街区一直在不断打围，街面改造、风貌整治、市政施工、地铁修建……路边不少苍蝇馆子与工棚连成一片，看上去的确可称“陋食”，不时与这些名家大咖一起进进出出，才发现生活真实的这一面也就如此简单，于是就習以为常了。虽然不少苍蝇馆子的味道并不咋样，但是大家也只是糊口活命，何必那么认真地去讲究呢？
由于加班，我每天晚上走得极晚，时常发现一辆辆三轮车趁黑过来拉走小饭馆一大桶一大桶的潲水。有几家小店，我看招牌上的照片色香味美，去吃过几次，饭后将就在办公室的椅子或者沙发上草草睡个把小时后醒来，肚子就开始隐隐作痛，有两次想坚持着看能否扛过，结果是通过输液才得以缓解。想到那一桶桶饭后残余，谁敢保证它们不会去经历提炼后又重新归来呢？我以小人之腹猜测，那些餐馆或许就是地沟油的原料供应站吧。于是，我坚持少在外面吃饭，但隔三岔五又想念街边辛辣的味道。三天不吃“地沟油”，就口干舌燥，但只要一沾，肚子却会准时作痛。口舌与肠胃，真是一对冤家，如果不顾及对方，转眼就会滋生纠纷。几年以后，我才发现，初到成都时的游湖浪荡或许已为其后的痼疾埋下了伏笔。
每天早上八点半左右我要赶到地铁口，然后努力挤进从北边过来的地铁。三号线二期工程完工，人流转眼猛涨，仿佛终于接通了上游的水源，整个河道一下子就饱满了。黑压压的面目呼啸而过，与小时候露天电影中的战争画面一样。这一车车的男男女女在眼前闪过，都在一刻不停地奔赴人生的战场。
站在离办公室不远的春熙路口，顺着高楼间的空隙向正北望过去，就能看到我家对面的高楼。但是，我从来没有走一走的想法，即便是摩拜兴起的时候，我也只骑过一次单车上班，好像要花去半小时。地铁没有通的那会儿，我还没有把家搬过去。地铁通了后，乘坐公交或者的士的时候就很少了。我从家所在的楼顶也可以看到办公室附近的高楼和猛追湾的电视塔，但是从办公室窗户向北望，眼前的高楼就挡住了我的目光，不过我仍能够想象几年来每天的行程：早上从昭觉寺南路地铁口顺着人流消失，二十分钟后，又从市二医院地铁站口冒出来，如同河流中的潜游者，憋一口气，一个猛子扎进水里，然后在数米外伸出头来。在地下，虽然有地铁高速运送，但是男男女女仍然不停奔跑，似乎都想尽早离开此地，或许也是憋着一口气，憋久了也会呛水。据地铁公司统计，成都地铁日运载量达五百万人次，我不知道，让这五百万人同时站在一个平坝里，会是什么景象。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盛况有人目睹，但是成都地铁每天百万人在地下行军的场景，我们也只能想象或者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在地铁的河道里潜行，看到人头攒动的车厢和挪动的人流，作为五百万分之一，其实我很少会想到，这就是千军万马的分进合击。 很多时候，我想慢慢走下扶梯，再信步走入车厢，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是不由自主地进入了地铁口，被人流推搡着前进，然后被推进车厢，再推出地铁。这如同接近巨大的漩涡，不需要做什么努力，你只会顺流而下，经过一段激流，然后在某段平缓的河面出现，看上去毫发无伤。经历漩涡洗礼，谁能最后笑傲江湖呢？答案是难说的，因为生活的主战场并不在这里。
责任编辑：田静
我回到曾经生活过的陶街，原来住过的那幢小洋楼，被改动拆卸得面目全非，除了地上的花街砖没有被挖掉，其他门窗和建筑构件都不翼而飞。这幢洋楼建于民国时期，颇具西洋建筑的风格。提起广府的建筑，大多想到的是西关大屋，如陈家祠，青色砖墙，飞檐斗拱，丰富多彩的浮雕灰塑，大门上的门神武将，非常抢眼。而在城郊外我也有座祖屋，是青砖瓦房，它的布局，除了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天井外，影墙上少不了镶嵌着一块“天官赐福”的匾额。通常的大户人家，都有比屋脊更高的巨耳般的山墙顶，我们都叫它镬耳房。炊烟在乌黑的瓦顶升起，炉灶跳动的火苗，堆在锅灶边的柴火，屋外的田塍和果林，回想起来都免不了带我走进童年的梦乡。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在陶街住过的这座小洋楼，若干年后写东西，心中浮现出一座挥之不去的洋楼的影子，包裹着自己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和幽深。
我认识好几位生活在这种老洋楼的主人和他们的后代，我把他们视为世家子弟，他们祖上家道都比较殷实，后来不同的命运遭际，又让他们身上带上不一样的气质，有了各自的待人处事的方式。
小时候的一位朋友，我们戏称他为“秋官”，大家聚在一起，总爱用一句典型的粤语“官仔骨骨”来形容他，不懂粤语的朋友念起来比较拗口，但用来形容我这位朋友，再贴切不过。他是那种从西关大宅出来，有比较良好教养的人。一家人都是老西关，听说他住过的那座老宅，亭台楼阁，曲径通幽。不过在“文革”期间，老宅被侵占，他们一家人只能龟缩在很狭窄的角落里起居生活。他不像街上的孩子那么野，时不时爆一两句脏话，他与任何人接触都显出教养和礼貌，对谁都很客气，穿戴不华贵，却整洁清爽。不过，不管是长期相处，还是萍水相逢，你都会察觉他有意无意地与人保持着一种距离，这种距离很多时候是含蓄地隐藏在温文的笑意中的，说话的声调不高，而且话总是不多。后来环境有所改变，他家不再受到排挤，很快凭借海外关系举家移民。他身上有着家族所遗传的基因，那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只要有适合的土壤，他沉睡中的神经突触就能在一夜间苏醒，找到往上攀登的途径。他到美国读书，攻读建筑设计。现在满世界跑，观光、考察，研究各个国家不同的建筑风格。
当然，也不是所有世家子弟都能够在压抑中爆发，也有比较低迷的，或是持着另一种人生态度。我的另一位朋友苏哥，也是一位典型的西关少爷。他祖上留下一座非常漂亮的西洋老宅，这座老宅现在还耸立在恩宁路，成了网红打卡地。苏哥的父亲几兄弟分家后，苏哥依靠祖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最喜欢的就是吃，嘴吃得很刁。他父亲是霍元甲上海精武体操会的弟子，打得一手好螳螂拳，在西关设立武馆开班授徒，又教习欲出国留学的学生英语，兴致来时，英语先不教了，搂着女学生在宽敞的客厅跳上一支华尔兹。闲来抚琴、喝茶。有时回到乡下，专挑雨天，跑到田地里的茅坑，担着一把伞，随手砍下香蕉叶子，挡在头上，咬着一根烟管，蹲在茅坑上，美其名曰：“雨打芭蕉。”
最令我难忘的还是我去国怀乡的何老师。他是我的邻居，我有时会到他家里帮忙，他就教我写字，现在家里藏着的一大箱字帖，都是何老师买给我指导我临帖用的。他身上有一种悲情色彩。他与马思聪是好友，家中藏有一把价值不菲的小提琴名琴，我怀疑是斯特拉迪瓦里级别的，现在不知遗落何处。由于他曾供职于国民政府，1949年后只能在街道干砸石子的工作，他的要求進步的姊妹都纷纷与他划清界限。他很孤单地与女儿厮守，后移民随嫁到美国的女儿一起生活。有一年，他寄来一首《鹧鸪天》：“鹧鸪何事惹人愁，声声唤到望乡楼，旅居异国情何缱，一缕幽思梦广州。”词写在一张宣纸上，钤上印章让我存念，随信寄来的明信片上写着：“最忆是广州。”我仿佛看到何老师脸上的忧愁，不知他在美国生活得怎么样。他生前历时数年编选了一册《历代女词人诗钞》，用工整的小楷誊写，嘱托我帮他出版，很遗憾到现在我也没有能力和机会实现他这个遗愿。
这次到陶街，我是去探望舅妈，隔着一扇破旧的蝴蝶门，透过趟栊望进去，里头是一道幽深的长廊，我与舅妈的眼神相遇，就像看无声的电影，舅妈脸面没有任何表情，两颗混浊的黑核子，似乎滞黏在灰色的眼白上。她动也不动地望着门外，目光中已经失却了交流的欲望和可能，我不忍心多看，想迅速逃离。身后的陶街静得让我错以为舅妈成了一尊木偶。我仿佛感到距离另外那个世界，仅一步之遥。周围是沉寂的，似乎听不到任何声响。
没多久，舅妈就被送进精神康复中心，我到专门收治精神障碍病人的医院探望她。她住在三楼，医院的护工问明了要探望哪一位病者，“哗啦啦”几声，紧锁的铁门打开了马上又锁上。那情形就好像铁屑扎进眼中晶状的球体，仿佛被推上手术台，接受一场外科手术的洗礼，所要举行的仪式，是把你与外面的世界切割开来。每间病房里简单得除了天花板和四周刷白的墙壁，只有每天更换一到两次的输液吊瓶，此外再没有什么图景会刺激到患者的中枢神经，让他们产生不必要的亢奋。病床上有些病者剩下一副掏空了水分和脂肪的骨架，鼻子牵挂着氧气管。他们唯一的肢体运动，就是被护工有些粗鲁地搬弄和擦洗他们起皱的身体。
躺在病床上的舅妈瘦得无法支撑着坐起来。她一眼就认出了我，以至我产生怀疑，她是否还是那位逐渐丧失了时空概念的老年痴呆症患者。
我告诉她，舅走了，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这位不断丢失记忆的病人，她眼中渗出了泪水，含混地说：“这么可怜，这么可怜！”
我买来的苹果，她大口地啃着。
我问护工：“她情况怎么样了？”
护工慵懒地坐在一边，随意打发了我一句：“好多了。” 她好像很饿，大口地吃了好几口苹果。
我说：“舅妈，苹果有的是，慢慢吃，不用急，你饭吃了吗？”
“我还没吃。”
护工马上辩解说：“她刚吃了饭。她常这样，吃了又说没吃。”
苹果吃了一半，她咬着它，望着天花板。她的头顶悬空挂着一台电视，画面播放着活色生香的世界，护工眼眨都不眨地盯着电视。我真想冲进医生办公室质问，为什么要将舅妈安排到这种病房，安装电视是给谁看的呢？
我要走了，握着舅妈枯柴般的手，说：“我会再来看你的。”
走出病房时，护工问她：“谁来探望你了？”
她两眼直盯着天花板，说：“没有人来看我。”
我下楼梯时，铁门“咣当”关上了，依然那么尖锐、冷漠，虽然听不到坠落的声音，但我感到那就像是往最深的深渊坠下的一种自由落体，坚硬，决绝，没有回旋的余地。
这种垂直的运动，直接将我的视线与另外一位親人的目光对接了起来。
我到现在仍不敢回想姑父的眼神。那天，我表哥从荔湾医院接姑父出院，他不是第一次住院，我也不是第一次协助表哥带他回家休养，我明白，医院只能减缓他老年痴呆的速度而已。
从环市路拐向同德围，的士并不好打。那时滴滴打车还没有出现，我在马路对面跑来跑去拦截的士，几次眼巴巴地望着的士屁股冒烟开走。无意中，我望见坐在医院门口的姑父，他坐在轮椅上，侧着脑袋，也许这个角度看过去，他的目光更像是在睥睨着周围的行人，但这又是让人无法准确把握的目光。阳光灿烂，过往的行人是那么健康，而生活正常得能够无视任何人的任何异常。
我无法把诸如绝望、无奈、不解，甚至怨愤等臆测，随意地强加到姑父被时间处置过后的眼神上，毕竟，他心灵的这扇窗户损坏了。
不过，我相信，那是一种失去意志后，潜意识里出于防范而表现出的质疑的本能，他在燃烧生命的最后的烛火，求得一丝体面和尊严。
姑父原来住在西关的时候，风雨不改地去荔湾湖公园打拳练剑，但自从姑妈走后，他的家从老西关迁到鹅掌坦，他开始逐渐变得沉默。他是个承受力很强的人，有什么心事从不表露，为人宽厚，但当身边另一半走后，他彻底沉默了。谁都不知道他沉默后的世界，似乎也没人有耐心倾听他的故事。
当我们想重新进入他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和他之间已经无法交流了。他常常在睡梦中喊着自己的女儿，有时他在幻觉中，告诉身边的人，他正在抗战的列车上，逃离战火。虽然姑父一直处于这种近乎失重的状态，但我仍感到他是在以沉默的方式，抵御着时间的遗忘。
这既不是妥协，也不是绝望，无论仍在时间的序列，还是被时间遗弃，他们都在忍耐，都在承受。
走进这些老宅，重新想起这些故去的亲人，他们大多已消逝于风中，有的没有能够躲过时代变迁的碾压。亲友间曾津津乐道的位于光孝路的刘家大院，占地几百平方米，鱼池、鸟笼、假山、盆景、花园、满洲窗，现在都只能在记忆中回想它昔日的光景了。他们和它们就像一只从身边溜走的猫，再无法透过抚摸它的绒毛，感受它的体温和柔软的感觉，而我总想拥有那么一段时间，去细细回味那种颤动和暖意。小时候经常从抽屉里拿出旧照翻看，照片上那些耸立在田野和池塘边、像碉堡似的建筑，让我着迷并产生疑问，母亲告诉我，这是碉楼。当时的开平碉楼，还没有受到世人瞩目，但这种迥异于一般民居的建筑，仍深深地刻在了我脑海里。直到有一天，在一片初秋的稻田上，夕阳的余晖中，我仰望着一座高耸的欧洲古堡式的建筑，楼顶“六也居庐”四个字尤其让我迷醉。它出自曾外祖父之手，这座杂糅了西洋建筑风格的双子楼也由他出资兴建。这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到，一根神秘的绳索，已经把我与祖先的灵魂牵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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