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乔姆·巴赫季亚罗夫，二等兵
　　奥列格·列昂季耶维奇·维洛比，清理人
　　瓦西里·约瑟福维奇·古希诺维奇，司机兼侦察员
　　根纳季·维克托罗维奇·德门耶夫，警官
　　维塔利·鲍里索维奇·卡博维奇，清理人
　　瓦连京·古考夫，司机兼二等兵
　　爱德华·鲍里索维奇·科罗特科夫，直升机飞行员
　　伊戈尔·利特温，清理人
　　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卢卡舒克，二等兵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米哈列维奇，盖格计数器操作员
　　奥列格·列昂诺维奇·帕夫洛夫少校，直升机飞行员
　　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雷巴克，警卫团指挥官
　　维克托·桑科，二等兵
　　格里戈里·尼古拉耶维奇·赫沃罗斯特，清理人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申克维奇，警官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施韦德，上尉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亚新斯基，警官
　　我们的军团收到紧急通知。可是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罗斯火车站，他们才告诉我们目的地。其中一个家伙─好像是列宁格勒来的─出声抗议，他们说要把他拖去军事法庭。指挥官当着所有人的面对他说：“你不是去坐牢就是被枪毙。”
　　我的反应和那个家伙完全相反，我想成为英雄。也许这样很孩子气，但我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我们来自苏联各地：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不知道为什么，我既觉得害怕，又觉得有趣。
　　他们直接把我们带到核电厂，给我们白袍、帽子和纱布口罩。我们负责清理，一天清下面，一天清上面，最后是反应炉的屋顶。我们拿铁锹工作，我们都说到屋顶清理的家伙是“鹳” 。机器人无法运作，都出故障了，但我们还可以工作，这点让我们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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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车进去，看到一面写着“隔离区”的牌子。我从来没打过仗，但是我觉得很熟悉，不知道在哪里看过……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那让我联想到死亡。
　　我们在路上看到发狂的狗和猫，它们的行为怪异，看到我们就跑走，好像认不出我们是人类。我不明白它们为什么那样，直到他们命令我们射杀它们……所有房屋都被查封，农业机械四处弃置。那是很奇妙的景象，没有别人，只剩我们和负责巡逻的警察。你走进屋子，看到墙上挂着照片，但是一个人也没有，共青团的证件、身份证、奖状四处散落。我们“暂时借用”了一台电视，但是我没看到有人把东西带回家，因为你总觉得这些人随时会回来，而且这里和死亡有某种联结。
　　有些人开车到反应炉附近，想照相给家人朋友看。他们既害怕又好奇，想知道反应炉究竟是什么。我没去，我的妻子还很年轻，我不想冒这个险，但是有人喝了几杯就去了，所以……（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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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间小路、田地、公路都空无一人，还有废弃的公路，电线杆上也挂着废弃的电线。起初还有几间房子的灯亮着，后来都熄灭了。我们开车到处逛，看到野猪和兔子跳出校舍，到处都是动物，住宅、学校和党部会所都看不到人。墙壁上贴着海报─“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全人类之幸福”“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终将胜利”“列宁的思想永垂不朽”，感觉好像回到过去。集体农场的办公室有红旗，全新的头巾，还有排列整齐的横幅介绍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墙上挂着领导人的画像，办公桌上是他们的半身像。战争纪念馆，教堂旁的墓园，匆忙时关上门的屋子，水泥砌成的灰色牛棚，牵引机修理厂，公墓和烈士。仿佛交战中的部落仓促离开营地，藏匿起来。
　　我们互问：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吗？我们第一次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觉得很震撼，好像脑袋被重重敲了一下……有一个笑话很好笑：基辅蛋糕的半衰期是36小时，所以……那我呢？我是3年，3年后我交出党证，我的小红书。我在隔离区获得自由，切尔诺贝利撼动了我，也释放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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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受征召，任务是不让居民回疏散的村子。我们架路障，盖观察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我们“游击队”。那段时期很和平，我们却穿着军服站在那里，农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例如：他们为什么不能从自己的院子拿水桶、陶罐、锯子、斧头？为什么不能收作物？
　　你该怎么跟他们解释？真实的情况是—士兵站在道路的一边，阻止居民进入，另一边却可以看到牛在吃草，收割机嗡嗡作响，卡车运载作物。老妇人哭着说：“年轻人，让我们进去，这是我们的土地和房子。”她们给我们鸡蛋、培根和自制的伏特加，为她们被污染的土地、家具和财产哭泣。
　　那个地方会颠覆你的想法，事情的条理都被打乱。女人挤牛奶，旁边站着一个士兵，确保她挤完后把牛奶倒在地上;老妇人拿着一篮鸡蛋，旁边一名士兵陪着她走，看着她把蛋埋起来。农民悉心呵护他们宝贵的马铃薯，偷偷摸摸收割，其实他们应该把马铃薯埋起来。最糟糕也最令人费解的是，一切都那么美！那是最糟的部分，你放眼望去，一切事物都好美。所有人的表情都很疯狂，包括我们的在内，我再也不会看到那种表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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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军人，军人应该奉命行事，不过我也想展示英勇，那是我们应尽的本分。政治人物发表演说，广播、电视都播送相关新闻。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有些人接受采访，是因为想在电视上露脸，有些人只把它当成工作，然后还有第三种人─我遇到的几乎都是这种，我们想英勇助人。我们的待遇还算优渥，但是钱对我们来说好像完全不重要。我平常的薪水是四百卢布，在那里可以领到一千卢布，后来有人说：“他们领了一大堆钱，现在回来可以买他们的第一辆车和添购家具了。”听到那种话你当然难过，因为我们不是为了钱才去那里。
　　出发之前我很害怕，不过一到那里就不怕了。我们奉命行事，夜以继日地工作和执行任务。我想坐在直升机上观察反应炉，看看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禁止我们这么做。我的医疗卡上注明我接受到的辐射剂量是21伦琴，不过我不确定那是真的。程序很简单：你飞到省会切尔诺贝利—对了，那座城市很小，和我当初想象的不一样。一个人拿辐射探测仪在离核电厂10～15公里外的地方测量背景辐射，然后把测量结果乘上我们每天飞行的时数。但是我要从那里飞到反应炉附近，有些地方是八十伦琴，有些是120伦琴。有几天晚上，我得绕着反应炉飞两小时。我们用红外线拍摄，照片里的石墨碎片看起来就像辐射，不过你白天看不到。
　　我跟一些科学家聊，一个科学家说：“你用舌头舔直升机也不会怎样。”另一个说：“你飞行时没有保护措施，不想活啦？你要把自己包起来！”
　　我们把铅衬在直升机的座位下方，还自己制作铅背心，后来才知道这样能防止一种射线，另一种却不行。我们从早飞到晚，那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努力工作罢了。我们晚上看电视里转播的世界杯，所以聊了很多关于足球的事。
　　大概3年之后，我们才开始思考这件事。其中一个家伙生病了，然后又有一个，有人死了，另一个发疯自杀。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回想这件事的，但是还要等二三十年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对于我来说，阿富汗—我在那里待了两年，还有切尔诺贝利—我在那里待了3个月，都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经历。
　　我没有告诉父母我被派到切尔诺贝利。我的弟弟在《消息报》上看到我的照片，拿去给妈妈看。“你看，”他说，“他是英雄！”我的母亲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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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开车途中，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在微弱的银色光线下，路边散落着像水晶一样的东西，那是……我们当时朝卡林科威契的方向开，经过莫吉尔，就在那里发现闪闪发光的东西，大家都在讨论。我们工作时，注意到叶片上有细细的小洞，尤其是樱桃树。我们摘黄瓜、西红柿，发现叶子上也有这种黑洞，我们边骂脏话边吃。
　　我去了。我不用去，可是我自愿过去。刚开始，你不会看到漠不关心的人，只有到后来，大家都习惯了，你会看到空洞的眼神。我想拿奖牌？想得到好处？狗屁！我什么都不需要。公寓、汽车，还有什么？没错，度假小屋，我都有了。但是去那里服务有一种魅力，那是男子汉才会做的事，其他人大可以躲在女人的裙子里。有些人的妻子怀孕了，有些人的孩子才几个月大，三分之一的人遭到灼伤，大家都咒骂自己，可是他们还是去了。
　　回家之后，我脱掉所有在那里穿过的衣服，丢进垃圾滑运槽。我把帽子送给我的小儿子，因为他真的很想要，他每时每刻都戴着那顶帽子。
　　两年后，他们诊断出他长了脑瘤……剩下的你自己写，我不想讲了。
　　文章摘自《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方祖芳 郭成业译，花城出版社2015年10月版），有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