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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召开的“十八大”开启了新政治周期。和新政治周期相适应的新经济周期的突破口在哪儿？我认为是新型城镇化。刚才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高峰讲到，我们的股市需要“阳光”，这个“阳光”，我觉得就是新型城镇化。
李克强副总理在“十八大”后讲过两句非常值得投资界关注的话。第一句话，“城镇化是最大的潜力”，所以他调研的第一站就是江西九江，调研的对象是农民工；第二句话，“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如何把城镇化这一“最大的潜力”变为经济发展的现实动力，就要通过改革。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城镇化新政，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提出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各国复苏最需要的资源是市场需求，在外需减弱的形势下，最重要的是转向内需。内需最大的潜力在哪？在城镇化。
二是提出要提高质量趋利避害，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三是提出要科学布局大中小城市和城市群，构建合理的城市格局。
四是提出要坚持“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八字方针。城镇化要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因此，智慧城市的建设成为投资界关注的重点。
五是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解决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推进和谐城镇化。这是新城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农民工市民化对投资和消费都会产生很大影响。
目前城镇化已经成为很多券商全年布局的一个主线，也有专家估计是城镇化带来大盘年底强拉15%。
事实上，与城镇化相关的产业非常广泛，有地产、建筑、建材、机械、环保、汽车、医疗、电气设备等等，城镇化新政给这些产业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利好消息。凤凰网最近有一个调查，2013年的热点是什么？51%的人认为是城镇化概念。我就这个城镇化红利问题讲五个观点。
城镇化是发展新红利
应该讲，我们过去30年的辉煌主要是依靠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人口数量红利”、“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要素条件改变，这种要素红利驱动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
过度依赖“人口数量红利”的城镇化导致面大量广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代价。我们现在有2.5亿农民工，伴随于此的是几千万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此外，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地价过高推动房价居高不下。2011年我国土地出让金达到3万多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86%。这种过度依赖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2009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到中国来，他调研发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美国的4%。现在有法国机构预测，4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会赶上美国。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相信这种预测，但是中国劳动力不再便宜已经成为事实，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靠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城镇化红利”来替代“人口数量红利”。城镇化必须由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要素驱动”和大量投资形成的“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向“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转变，实现从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转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以创新形成的“城镇化红利”取代以往的“人口红利”。
城镇化是增长新引擎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需要的是市场需求，而最大的潜在内需来自于城镇化，城镇化会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数以千万的人进城，对应的是十年几十万亿元的投资和几十万亿元的消费。
有专家预测，未来5年的消费需求会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升到2016年的30万亿元。还有专家认为，未来10年居民消费需求有望达到45万亿元以上。发改委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城镇化规划刚刚发布，认为未来10年城镇化会拉动40万亿元的投资。
城镇化是平等新理念
我们现在的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据官方统计，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1%，但是如果扣除农民工的话只有大约35%，也就是说，有近2亿的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但是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
很多农民工出现“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曾有研究表明，附在户口本上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的待遇。所以城镇化新政提出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非常关键的是要实现农民和市民的平等。
在海南的演讲中，有人问我“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时间表是怎么样的？”我认为这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有2亿人已经进城，每年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要进城，面大量广使得这一进程具有长期性。并且，农民工市民化还是一项高成本的改革，农民工要穿上市民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五件衣服”，需要大量公共投入。
有研究表明，一个进城人口的市民化，高的需要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也有人估计认为，仅市政公用设施的配套，小城市要2万元，特大城市要10万元。还有人说，农民工市民化大约要10万元，带动的投资要50万元。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问题，这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实现的。
城镇化是改革新起点
如果说30年前小平的改革使一小部分农村青年通过高考跳出“农门”，今天要通过户籍改革使大量农民工市民化；30年前小平的改革是从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从农民开始，今天的改革要从城镇化开始，从农民工开始。
20年前小平的南巡引发下海创业潮，当时媒体报道有10万人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下海创业；如今领导人的南巡需要引发新一轮创业潮，带动农民工创业、就业，使草根经济大发展。20年前小平南巡催生了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今天领导人的南巡会推动中等收入阶层壮大。
所以有人预计，只要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相关改革能够取得突破，中国的城镇化率不断推进，到2020年将会打造一个6亿人口的中等收入阶层，这会对投资和消费产生重大影响。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辉煌除了得益于要素红利，像人口、土地、资源红利之外，还得益于通过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过去三十年，第一个十年是农村农业的改革所创造的制度红利，第二个十年是国企改革的“黄金十年”推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个十年改革主要是加入WTO以后“开放倒逼改革”的十年。
未来在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消失之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然要靠制度红利，制度红利怎么产生？要靠改革。所以我们需要把城镇化这种最大潜力和改革这个最大的红利结合起来。推动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涉及到户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公共服务改革等等，但是最难的是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
新政要防新误区
城镇化新政提出，要提高城镇化质量，趋利避害，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当前我国城镇化趋利避害要五防。
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不能一哄而起搞运动，一味追求城镇化高速度和规模扩张；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避免城市土地财政，而使高地价推高房价；四要防地方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五要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大中小城市布局失衡，导致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过去10年，中国土地的城镇化速度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城镇常住人口增加28.7%，但是土地的城镇化增长了75%，这是一种粗放型的城镇化，新一轮的城镇化要集约用地，避免农民“被上楼”，防止“造城运动”。
两层面工作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本次“中国投资者大会2012”的主题是“重塑理念、重启股市”。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当前的新行情，关注城镇化，另一方面要强化投资者回报和权益保护，这里的关键是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是股市的基石，资本市场应当建立起一套机制，保证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这其中可以包括两个层面的工作，一个是建立科学的上市退市制度，特别是退市制度，通过市场化培育有竞争力的企业，淘汰效益差的企业；二是完善多层次的“正金字塔式”的资本市场体系，使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互动。
此次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股市跌了65%，美国只有8%，这一差别的重要原因是我们上市公司的质量不高。构建资本市场的退出机制十分重要。美国资本市场保持活力的秘诀是“大进大出”，像纳斯达克每年8%的公司退市，纽交所是6%的退市。1995年至2002年的8年间美国股市共有7000多家上市公司退市，创下股市发展史上退市纪录之最。
此外，一个充满活力的场外交易市场对于健康的股市也非常重要。美国的资本市场，最下层是场外交易市场，有6万多家企业，证券交易数量约占全美证券交易量的3/4，形成“正金字塔”的塔基。美国的场外交易有升板机制，也有降板机制，无形中会形成一种市场压力，促使上市公司更加重视提高业绩和公司价值以回报投资者。这些经验值得思考和借鉴。
我们的资本市场是“倒金字塔式”的，现在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场外交易把这个“倒金字塔”变为“正金字塔”，关键在于拓宽资本市场体系的“塔基”，推进新三板进一步扩容。新三板应该是我们资本市场的后备军和预科班，是上市资源的“孵化器”，信息披露的“研究场”，把场外交易做好，将有利于场内的交易。
（本文根据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1月5日由《投资者报》及CCTV证券资讯频道主办的“中国投资者大会2012”上的演讲内容整理，整理人：邓小波）
李克强副总理在“十八大”后讲过两句非常值得投资界关注的话。第一句话，“城镇化是最大的潜力”，所以他调研的第一站就是江西九江，调研的对象是农民工；第二句话，“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如何把城镇化这一“最大的潜力”变为经济发展的现实动力，就要通过改革。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城镇化新政，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提出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各国复苏最需要的资源是市场需求，在外需减弱的形势下，最重要的是转向内需。内需最大的潜力在哪？在城镇化。
二是提出要提高质量趋利避害，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三是提出要科学布局大中小城市和城市群，构建合理的城市格局。
四是提出要坚持“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八字方针。城镇化要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因此，智慧城市的建设成为投资界关注的重点。
五是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解决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推进和谐城镇化。这是新城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农民工市民化对投资和消费都会产生很大影响。
目前城镇化已经成为很多券商全年布局的一个主线，也有专家估计是城镇化带来大盘年底强拉15%。
事实上，与城镇化相关的产业非常广泛，有地产、建筑、建材、机械、环保、汽车、医疗、电气设备等等，城镇化新政给这些产业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利好消息。凤凰网最近有一个调查，2013年的热点是什么？51%的人认为是城镇化概念。我就这个城镇化红利问题讲五个观点。
城镇化是发展新红利
应该讲，我们过去30年的辉煌主要是依靠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人口数量红利”、“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要素条件改变，这种要素红利驱动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
过度依赖“人口数量红利”的城镇化导致面大量广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代价。我们现在有2.5亿农民工，伴随于此的是几千万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此外，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地价过高推动房价居高不下。2011年我国土地出让金达到3万多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86%。这种过度依赖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2009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到中国来，他调研发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美国的4%。现在有法国机构预测，4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会赶上美国。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相信这种预测，但是中国劳动力不再便宜已经成为事实，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靠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城镇化红利”来替代“人口数量红利”。城镇化必须由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要素驱动”和大量投资形成的“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向“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转变，实现从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转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以创新形成的“城镇化红利”取代以往的“人口红利”。
城镇化是增长新引擎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需要的是市场需求，而最大的潜在内需来自于城镇化，城镇化会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数以千万的人进城，对应的是十年几十万亿元的投资和几十万亿元的消费。
有专家预测，未来5年的消费需求会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升到2016年的30万亿元。还有专家认为，未来10年居民消费需求有望达到45万亿元以上。发改委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城镇化规划刚刚发布，认为未来10年城镇化会拉动40万亿元的投资。
城镇化是平等新理念
我们现在的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据官方统计，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1%，但是如果扣除农民工的话只有大约35%，也就是说，有近2亿的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但是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
很多农民工出现“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曾有研究表明，附在户口本上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的待遇。所以城镇化新政提出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非常关键的是要实现农民和市民的平等。
在海南的演讲中，有人问我“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时间表是怎么样的？”我认为这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有2亿人已经进城，每年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要进城，面大量广使得这一进程具有长期性。并且，农民工市民化还是一项高成本的改革，农民工要穿上市民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五件衣服”，需要大量公共投入。
有研究表明，一个进城人口的市民化，高的需要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也有人估计认为，仅市政公用设施的配套，小城市要2万元，特大城市要10万元。还有人说，农民工市民化大约要10万元，带动的投资要50万元。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问题，这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实现的。
城镇化是改革新起点
如果说30年前小平的改革使一小部分农村青年通过高考跳出“农门”，今天要通过户籍改革使大量农民工市民化；30年前小平的改革是从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从农民开始，今天的改革要从城镇化开始，从农民工开始。
20年前小平的南巡引发下海创业潮，当时媒体报道有10万人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下海创业；如今领导人的南巡需要引发新一轮创业潮，带动农民工创业、就业，使草根经济大发展。20年前小平南巡催生了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今天领导人的南巡会推动中等收入阶层壮大。
所以有人预计，只要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相关改革能够取得突破，中国的城镇化率不断推进，到2020年将会打造一个6亿人口的中等收入阶层，这会对投资和消费产生重大影响。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辉煌除了得益于要素红利，像人口、土地、资源红利之外，还得益于通过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过去三十年，第一个十年是农村农业的改革所创造的制度红利，第二个十年是国企改革的“黄金十年”推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个十年改革主要是加入WTO以后“开放倒逼改革”的十年。
未来在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消失之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然要靠制度红利，制度红利怎么产生？要靠改革。所以我们需要把城镇化这种最大潜力和改革这个最大的红利结合起来。推动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涉及到户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公共服务改革等等，但是最难的是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
新政要防新误区
城镇化新政提出，要提高城镇化质量，趋利避害，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当前我国城镇化趋利避害要五防。
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不能一哄而起搞运动，一味追求城镇化高速度和规模扩张；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避免城市土地财政，而使高地价推高房价；四要防地方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五要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大中小城市布局失衡，导致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过去10年，中国土地的城镇化速度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城镇常住人口增加28.7%，但是土地的城镇化增长了75%，这是一种粗放型的城镇化，新一轮的城镇化要集约用地，避免农民“被上楼”，防止“造城运动”。
两层面工作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本次“中国投资者大会2012”的主题是“重塑理念、重启股市”。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当前的新行情，关注城镇化，另一方面要强化投资者回报和权益保护，这里的关键是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是股市的基石，资本市场应当建立起一套机制，保证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这其中可以包括两个层面的工作，一个是建立科学的上市退市制度，特别是退市制度，通过市场化培育有竞争力的企业，淘汰效益差的企业；二是完善多层次的“正金字塔式”的资本市场体系，使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互动。
此次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股市跌了65%，美国只有8%，这一差别的重要原因是我们上市公司的质量不高。构建资本市场的退出机制十分重要。美国资本市场保持活力的秘诀是“大进大出”，像纳斯达克每年8%的公司退市，纽交所是6%的退市。1995年至2002年的8年间美国股市共有7000多家上市公司退市，创下股市发展史上退市纪录之最。
此外，一个充满活力的场外交易市场对于健康的股市也非常重要。美国的资本市场，最下层是场外交易市场，有6万多家企业，证券交易数量约占全美证券交易量的3/4，形成“正金字塔”的塔基。美国的场外交易有升板机制，也有降板机制，无形中会形成一种市场压力，促使上市公司更加重视提高业绩和公司价值以回报投资者。这些经验值得思考和借鉴。
我们的资本市场是“倒金字塔式”的，现在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场外交易把这个“倒金字塔”变为“正金字塔”，关键在于拓宽资本市场体系的“塔基”，推进新三板进一步扩容。新三板应该是我们资本市场的后备军和预科班，是上市资源的“孵化器”，信息披露的“研究场”，把场外交易做好，将有利于场内的交易。
（本文根据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1月5日由《投资者报》及CCTV证券资讯频道主办的“中国投资者大会2012”上的演讲内容整理，整理人：邓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