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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字的演变经历了清末的“切音文字”，民国的“注音字母”，无政府主义的“废除汉字”到解放后的“汉语拼音方案”等阶段，这场持续性的西化争论最终催生了汉字简化字的出现。现在看来，汉字西化大可不必，汉字本身的包容性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使汉字原本难写难认的缺点已不再是缺点。
关键词：汉字；拼音文字；拼音化；简化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89-02
汉字比较难写难认，最早提倡对汉语进行改革可以追溯到清末年间。当一连串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一大批国人决定出去看看，为何泱泱中华大国竟会如此惨败。于是他们带回了一大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宋恕，俞樾的学生，与章太炎同学，到过日本后感叹道：“白种之国，男女识字者，多乃过十分之九，少亦几十之二。黄种之民，识字者日本最多。而中国呢？计今之识字者，男约百之一，女约四万得一”。和宋恕一样，有一批文人已经意识到中国方言歧异，文字繁难，知识难以普及于普通民众，因此加深了中国的落后状态。由于海禁打开，中国知识分子有了对于西方富强文明的直观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语言文字改革也为中国的趋新士人提供了反观中国文字以期变革的灵感。
“为了普及文化，可学日本造切音文字，以便幼学”，宋恕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切音文字”之人。1895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描绘了世界语言文字大同的美好景象。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甚至还从“文质”的角度体悟到另创拼音文字的重要性，他认为汉字是“美观而不适用”的“文”，把拼音文字看做是“适用而不美观”的“质”。1896年，谭嗣同进一步主张“尽改象形字为谐声”。象形字为方块汉字，谐声指拼音文字，谭嗣同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之人。还有卢戆章、王照等人身体力行地设计切音方案，清末切音字运动是中西两种文化相比较的结果。
1894年的那场黄海之战，让中国人扼腕喟叹，信心崩溃，对于本民族的一切无不产生怀疑和否定。这种怀疑和否定日益弥漫于各种问题当中，也自然影响对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字的思考。为了像日本一样快速觉醒，要首推教育，需文字先行，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字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若推行简字，亦谓识汉字识简字可以各行其是，可以并行不悖，可以使简字与汉文相因相成而不刺谬，非谓人人学汉字直可以废汉文也”。他们既羡慕西方文字，又不愿意舍弃汉字，这种矛盾心理使他们对汉字所持的改良主张比起后来的废除汉字的主张显然是非常温和的。
就在晚清士人主张并实践着“切音运动”的时候，远在西方的无政府主义者正积极倡导“废除汉字”、“径用万国新语”的激进主张，希望以此达到人类之间的平等、自由、博爱和正义，实现世界大同。“万国新语”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L.L.Zamenhof）在1887年创造的“世界语”（Esperanto）。这种语言的词汇材料主要取材拉丁语言，语法规则十六条，没有例外。整个方案备有词典、语法和范文。“世界语”毕竟是一种人造的语言，它不能代替自然语言作为人们的母语或第一语言。“……虽天然言语，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不齐，故语言文字亦有不齐”，章太炎的这一观念与他注重文化的民族性，表现出深刻的历史洞见。与章太炎政治上持相反意见的梁启超也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字凝结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习惯等等。换句话说，语言文字是区别于其他民族而使其成为独立民族的象征，这种可以做凝结作用的文字的废除，必定带来纷争、瓦解。周作人清醒的见解更是发人深省，他认为“一民族之运用其国语以表现情思，不仅是文字上的便利，还有思想上的便利：我们不但以汉语说话作文，并且以汉语思想，所以便用这言语去发表这思想，较为自然而且充分”。世界语未能推广的另一个原因，是世界语取材于拉丁语系，这让懂得欧洲语言的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不难掌握，但对于属汉－藏语系的中国人来说，仍是一种陌生的难以掌握的语言工具，因此，推广起来很困难。“五四”以后，激进如钱玄同者很快放弃了“世界语”的主张。
1918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了注音字母方案。注音字母获得了法定地位，成为全国通行的拼音字母。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注音，是用来标识读音而非造字，但由于注音字母不完全是音素字母，注音不够准确，书写也不够方便，虽然在四十年的时间里，注音字母具有法定地位，但它始终没有机会进入小学，在社会上也步履维艰，在1958年最终被《汉语拼音方案》所取代。
此时，另一种拼音文字正悄然兴起，这就是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它没有声调，可以拼写地方方言，而注音字母仅能拼写北平话。因此，“北拉”受到热烈拥护和广泛认同。对于“北拉”鲁迅先生就认为“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之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注音字母和“北拉”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对语言统一的看法上。注音字母希望以北平方言为基础建立全民族共同语言，而“北拉”则主张发展各个方言，在方言融合的基础上实现民族语言的统一。统一的方式不同，然而殊途同归。
事实上不管是注音字母还是“北拉”都只是标识文字读音的一种辅助工具。然而汉字的繁难又使得很多诸如瞿秋白、鲁迅等人不遗余力地推行这种拼音文字，并力图废除汉字，以实现“将文字交给大众”的愿望。于是，30年代的“北拉”运动不再仅仅是语言的革命，而充斥着强烈的政治气味：“无产阶级”、“大众化”、“赤化”……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使得这场革命变成一场纷繁复杂的政治运动。
风雨动荡的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语言文字革命最终以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获得成功。拼音化之路虽然不成，但不能因为有了照相机就否认油画存在的意义，尽管汉字改革并不适用于这个比喻。
在当时，固然有一种说法认为拼音文字是最先进的文字，但汉字是不是真得就比拼音文字落后，至今也说法不一。在那个年代，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的主张，他与那些激进者的主张不同，他并不希望中国语言文字采用世界语或者是拼音文字。他撰文谈到：“汉字改革的具体的方法，在保存汉字形体的条件下，所能做到的只有减省笔画的一件事”。实质上，20世纪轰轰烈烈的废除汉字的这场运动，最终也就是获得了汉字笔画的减省、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以帮助识字的成功罢了。然而在西化的过程中，虽然字母最终未能取汉字而代之，但西方词汇却大量融入汉语。如王力先生所说：“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尽量利用意译；第二个特点是尽量利用日本译名。”由此可见，外来词对汉语的词汇面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试举些例子：思想、具体、资本、政治、演绎、政府、侵略、劳动、理性、想象、现象、垄断、悲观、乐观、储蓄、节约、自由、警察、选举、民法、间谍、交涉、列车、理论、助教、学士、硕士、博士、卫生、封建、战线、领土、汽船、地质、分子、原子、反应、纤维……这些词全都来自日语，可我们今天听起来，已经丝毫感觉不到它是外来词汇了。王力说：“拿现代书报上的文章用语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文章用语相比较，外来的词恐怕占一半以上；和‘五四’时代的文章用语相比较，外来的词恐怕占四分之一以上。谁还能觉察到呢？它们和汉语原有的词汇已经水乳交融了。”不仅仅是词汇的批量进入，西方的语法、句式也大量融入汉语，然而这并没有使汉语变得不纯正，变成“非驴子非马的骡子文”，反而克服了鲁迅先生曾说的汉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义的笼统和“法子实在太不精密”的语法上的缺点。因此当任何外来的词汇进入汉语词汇之后，都必须遵守中国人的说话习惯，改造成为中国式的词。
汉语，不仅是汉语，所有成熟的语言都有如此的包容性。汉语中原有的缺陷是可以消除的，但当时激进的文人们并没有时间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随着教育的普及，汉字的繁难似乎也不构成民众学习、掌握汉字的一个因素。鲁迅所说的“将汉字交给一切人”也在今天几乎成为现实。不仅是识字，在今天的“博客”时代，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一个“作家”，而在过去，那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识字的普及，当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相关，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救国的文人们那焦灼的心怎么能预见到中国未来的状况呢？回首过去，汉字的废除和实现拼音化实在大可不必，但也正是这种激进使繁难的汉字一步步简化取得了现在书写的便利。汉字发展到现代，我们并不能说可以一劳永逸了。汉语中出现的大量拉丁字母，外来词的翻译等都还有待规范，以便更符合中国人的用语习惯。
参考文献：
［1］[ZK(#]周士琦．汉语词汇的西化之风［J］.寻根，2004，（02）.
［2］[ZK(#]王有亮.论汉语精神与“西化”问题［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1）.
［3］[ZK(#]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4］[ZK(#]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关键词：汉字；拼音文字；拼音化；简化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89-02
汉字比较难写难认，最早提倡对汉语进行改革可以追溯到清末年间。当一连串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一大批国人决定出去看看，为何泱泱中华大国竟会如此惨败。于是他们带回了一大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宋恕，俞樾的学生，与章太炎同学，到过日本后感叹道：“白种之国，男女识字者，多乃过十分之九，少亦几十之二。黄种之民，识字者日本最多。而中国呢？计今之识字者，男约百之一，女约四万得一”。和宋恕一样，有一批文人已经意识到中国方言歧异，文字繁难，知识难以普及于普通民众，因此加深了中国的落后状态。由于海禁打开，中国知识分子有了对于西方富强文明的直观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语言文字改革也为中国的趋新士人提供了反观中国文字以期变革的灵感。
“为了普及文化，可学日本造切音文字，以便幼学”，宋恕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切音文字”之人。1895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描绘了世界语言文字大同的美好景象。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甚至还从“文质”的角度体悟到另创拼音文字的重要性，他认为汉字是“美观而不适用”的“文”，把拼音文字看做是“适用而不美观”的“质”。1896年，谭嗣同进一步主张“尽改象形字为谐声”。象形字为方块汉字，谐声指拼音文字，谭嗣同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之人。还有卢戆章、王照等人身体力行地设计切音方案，清末切音字运动是中西两种文化相比较的结果。
1894年的那场黄海之战，让中国人扼腕喟叹，信心崩溃，对于本民族的一切无不产生怀疑和否定。这种怀疑和否定日益弥漫于各种问题当中，也自然影响对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字的思考。为了像日本一样快速觉醒，要首推教育，需文字先行，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字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若推行简字，亦谓识汉字识简字可以各行其是，可以并行不悖，可以使简字与汉文相因相成而不刺谬，非谓人人学汉字直可以废汉文也”。他们既羡慕西方文字，又不愿意舍弃汉字，这种矛盾心理使他们对汉字所持的改良主张比起后来的废除汉字的主张显然是非常温和的。
就在晚清士人主张并实践着“切音运动”的时候，远在西方的无政府主义者正积极倡导“废除汉字”、“径用万国新语”的激进主张，希望以此达到人类之间的平等、自由、博爱和正义，实现世界大同。“万国新语”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L.L.Zamenhof）在1887年创造的“世界语”（Esperanto）。这种语言的词汇材料主要取材拉丁语言，语法规则十六条，没有例外。整个方案备有词典、语法和范文。“世界语”毕竟是一种人造的语言，它不能代替自然语言作为人们的母语或第一语言。“……虽天然言语，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不齐，故语言文字亦有不齐”，章太炎的这一观念与他注重文化的民族性，表现出深刻的历史洞见。与章太炎政治上持相反意见的梁启超也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字凝结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习惯等等。换句话说，语言文字是区别于其他民族而使其成为独立民族的象征，这种可以做凝结作用的文字的废除，必定带来纷争、瓦解。周作人清醒的见解更是发人深省，他认为“一民族之运用其国语以表现情思，不仅是文字上的便利，还有思想上的便利：我们不但以汉语说话作文，并且以汉语思想，所以便用这言语去发表这思想，较为自然而且充分”。世界语未能推广的另一个原因，是世界语取材于拉丁语系，这让懂得欧洲语言的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不难掌握，但对于属汉－藏语系的中国人来说，仍是一种陌生的难以掌握的语言工具，因此，推广起来很困难。“五四”以后，激进如钱玄同者很快放弃了“世界语”的主张。
1918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了注音字母方案。注音字母获得了法定地位，成为全国通行的拼音字母。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注音，是用来标识读音而非造字，但由于注音字母不完全是音素字母，注音不够准确，书写也不够方便，虽然在四十年的时间里，注音字母具有法定地位，但它始终没有机会进入小学，在社会上也步履维艰，在1958年最终被《汉语拼音方案》所取代。
此时，另一种拼音文字正悄然兴起，这就是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它没有声调，可以拼写地方方言，而注音字母仅能拼写北平话。因此，“北拉”受到热烈拥护和广泛认同。对于“北拉”鲁迅先生就认为“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之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注音字母和“北拉”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对语言统一的看法上。注音字母希望以北平方言为基础建立全民族共同语言，而“北拉”则主张发展各个方言，在方言融合的基础上实现民族语言的统一。统一的方式不同，然而殊途同归。
事实上不管是注音字母还是“北拉”都只是标识文字读音的一种辅助工具。然而汉字的繁难又使得很多诸如瞿秋白、鲁迅等人不遗余力地推行这种拼音文字，并力图废除汉字，以实现“将文字交给大众”的愿望。于是，30年代的“北拉”运动不再仅仅是语言的革命，而充斥着强烈的政治气味：“无产阶级”、“大众化”、“赤化”……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使得这场革命变成一场纷繁复杂的政治运动。
风雨动荡的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语言文字革命最终以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获得成功。拼音化之路虽然不成，但不能因为有了照相机就否认油画存在的意义，尽管汉字改革并不适用于这个比喻。
在当时，固然有一种说法认为拼音文字是最先进的文字，但汉字是不是真得就比拼音文字落后，至今也说法不一。在那个年代，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的主张，他与那些激进者的主张不同，他并不希望中国语言文字采用世界语或者是拼音文字。他撰文谈到：“汉字改革的具体的方法，在保存汉字形体的条件下，所能做到的只有减省笔画的一件事”。实质上，20世纪轰轰烈烈的废除汉字的这场运动，最终也就是获得了汉字笔画的减省、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以帮助识字的成功罢了。然而在西化的过程中，虽然字母最终未能取汉字而代之，但西方词汇却大量融入汉语。如王力先生所说：“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尽量利用意译；第二个特点是尽量利用日本译名。”由此可见，外来词对汉语的词汇面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试举些例子：思想、具体、资本、政治、演绎、政府、侵略、劳动、理性、想象、现象、垄断、悲观、乐观、储蓄、节约、自由、警察、选举、民法、间谍、交涉、列车、理论、助教、学士、硕士、博士、卫生、封建、战线、领土、汽船、地质、分子、原子、反应、纤维……这些词全都来自日语，可我们今天听起来，已经丝毫感觉不到它是外来词汇了。王力说：“拿现代书报上的文章用语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文章用语相比较，外来的词恐怕占一半以上；和‘五四’时代的文章用语相比较，外来的词恐怕占四分之一以上。谁还能觉察到呢？它们和汉语原有的词汇已经水乳交融了。”不仅仅是词汇的批量进入，西方的语法、句式也大量融入汉语，然而这并没有使汉语变得不纯正，变成“非驴子非马的骡子文”，反而克服了鲁迅先生曾说的汉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义的笼统和“法子实在太不精密”的语法上的缺点。因此当任何外来的词汇进入汉语词汇之后，都必须遵守中国人的说话习惯，改造成为中国式的词。
汉语，不仅是汉语，所有成熟的语言都有如此的包容性。汉语中原有的缺陷是可以消除的，但当时激进的文人们并没有时间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随着教育的普及，汉字的繁难似乎也不构成民众学习、掌握汉字的一个因素。鲁迅所说的“将汉字交给一切人”也在今天几乎成为现实。不仅是识字，在今天的“博客”时代，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一个“作家”，而在过去，那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识字的普及，当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相关，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救国的文人们那焦灼的心怎么能预见到中国未来的状况呢？回首过去，汉字的废除和实现拼音化实在大可不必，但也正是这种激进使繁难的汉字一步步简化取得了现在书写的便利。汉字发展到现代，我们并不能说可以一劳永逸了。汉语中出现的大量拉丁字母，外来词的翻译等都还有待规范，以便更符合中国人的用语习惯。
参考文献：
［1］[ZK(#]周士琦．汉语词汇的西化之风［J］.寻根，2004，（02）.
［2］[ZK(#]王有亮.论汉语精神与“西化”问题［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1）.
［3］[ZK(#]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4］[ZK(#]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