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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高人胆大，学富志不群。钱钟书自小就喜欢臧否人物，现在到了清华园，看清了许多学术名流的真面目，就更狂了。在随便的谈话中，他敢于挑剔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学问。更能表现他“狂”的性格的，是他几乎不选修什么必修之外的课程。据说，他只选修过杨树达、蒋廷黻和赵万里三位教师的课。对老师学识的不足，敢于随意挑剔，推及一般普通人，就更瞧不起了。
有一次，年轻气盛、仅有25岁的青年教师赵万里(斐云，1905～1980)，为钱钟书等一班人讲版本目录学，讲到某本书，自负地说：“不是吹牛，这书的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便有两位同学议论开了：“这个版本我也见过，同他讲的就不一样。”这两位同学，一位是钱钟书，一位是吴晗。钱钟书并且说：“这个版本我见过好多次呢！”吴祖缃在旁边听了，便“挑拨”说：“那你们上去讲呀！他那么狂，难道清华无人了？”赵万里后来听说了这件事，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原计划讲十个专题的，却留出七八个专题让两个学生去讲，同学们都挺佩服赵先生富有雅量。对吴祖缃的回忆，钱钟书照例没予完全认同，并私下里写信予以批驳。钱氏孤高自赏，晚年尤不欲别人跟着他沾光，然有时不免英雄欺人，恃其一言九鼎，肆意攻伐，艺术家之本性欤？
按照清华与北大的协议，北大教授到清华兼职，只能做专任讲师，反之亦然。当时的北大教授温源宁(1899～1984)，就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任讲师，对钱钟书格外欣赏，不仅逢人就说钱钟书怎么怎么好，而且在钱钟书刚刚读大学三年级时，就主动介绍他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去教中国语文，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去。钱钟书的旧诗中，有一首《与源宁师夜饮归来，不寐，听雨申旦》，足见二人交情之深。钱钟书也喜爱温氏的文章，认为其格调、修词均饶风趣，曾经多次提及。后来，由于温源宁常在林语堂面前夸奖钱钟书，林氏读过钱钟书的英语文章，虚实对质，知道不虚，也开始叹服钱钟书的才学。
吴祖缃是一位正直、豪爽、心胸开阔而富于幽默感的人。据吴祖缃先生说，钱钟书大学时期最要好的同学是一位学地质的小个子。这位小个子坐在马桶上，两脚够不到地，但与钱钟书要好，二人一起聊天，形影不离。吴祖缃很佩服钱钟书这位“书虫”，有时到钱的宿舍串门，总看到钱钟书的笔记本一摞一摞的，钱钟书眼睛闭着，从里面抽出一本，打开一看，发现记错了，便敲自己的头，又摆进去，另抽一本。后来，《围城》出版，吴祖缃看了更加佩服，给钱钟书许多“奖励”，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围城》是一部杂文式的议论小说。钱钟书1979年访问美国时，则说：“吴祖缃是一位相当谨严的作家，对于写作一事，始终觉得力不从心，所以自从《鸭嘴涝》(后来经老舍先生建议，改名《山洪》)出版后便搁笔了。”又认为现代文学史不应该忽视吴祖缃。解放后，清华大学支撑不下去了，中文系便请了吴祖缃，西语系则请了钱钟书，他们又一起回到清华园。
钱钟书同宿舍有个同学叫常风，别名常镂青、常荪波，也叫常凤，山西榆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些名气。著有《弃余集》、《窥天集》、《尼采的悲剧学说》等著作。那时两人同住一室，半夜三更，凉风瑟瑟，吹动帘帷。常风鼻息微微，睡得又香又甜，而钱钟书偏偏失眠睡不着，看着人家好梦绵绵，真是羡慕得很，便作了一首诗。《不寐示镂青》：“帘帷瑟瑟风初起，鼻息微微梦正酣。良夜羡君能美睡，不眠滋味我深谙。中宵旧恨上心时，此恨故人圣得知。一事无成空抱负，百端难解是愁思。”常风这个人常常不及时给人回信，可大学毕业后的1934年春，却突然从太原给钱钟书来一封信，说自己很不得志，想自杀。钱钟书看后大吃一惊，危心酸鼻，很替同学担心。他说：“有希望，死不得，而无希望，又活不得”，怎么办呢？只能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且复忍须臾。”为此，他特意给常风寄去一首诗：“惯迟作答忽书来，怀抱奇愁郁莫开。赴死不甘心尚热，偷生无所念还灰。升沉未定休忧命，忧乐遍经足养才。埋骨难求干净土，且容蛰伏待风雷。”全诗层层递进，引出的结论是：死也是白死，连块干干净净埋死尸的地方都没有，倒不如将苦难当做一笔财富，暂时委屈忍耐，以待时来运转。后来，常风从消沉的情绪中走了出来，于1935年初又给钱钟书寄来一封信，钱钟书很高兴，还是复诗一首：“朔雪燕云我亦思，输君先辨草堂资。何年灯烛光能共，满地江湖会少期。世态重轻凭得失，天心颠倒看成亏。哀情吉语真堪味，好梦无多说未痴。”显然，有许多同学佩服钱钟书，也不免有几分害怕。据1932年《清华年刊》记载：“钱君钟书更以中西文学兼优，荣膺英国伦敦大学文学讲师焉。”这即便在当时的清华，也是很荣光的。1930年11月4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通过出版科职员名单，钱钟书与曹禺同被选为《清华周刊》编辑。这份编辑名单曾经有过多次变动，其中一份注明钱钟书是英文副刊主任，总编辑是刘丙庐，言论栏主任潘如树，学术栏主任吴晗，文艺栏主任吴祖襄(祖缃)，杂俎栏主任张文华，校闻栏主任夏勤铎。编辑包括孙毓棠、林庚、李嘉言、孙增爵、许振德、梁方仲等人。据说，当时钱钟书与曹禺、颜毓蘅三人曾经被比拟为北洋军阀中的“龙虎狗三杰”。“龙”就是钱钟书，相当于袁世凯手下的王士珍。上世纪50年代，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的颜毓蘅教授去世，时人曾感叹说：“狗”尚如此，何论“龙”“虎”？不过，钱钟书似乎不喜欢这个雅谑，曾经在一封信中说：“‘龙虎狗’一节，是现代神话。颜君的英语很好，万君(曹禺本名万家宝)别擅才华，当时尚未露头角呢。”
这里显然牵扯到钱钟书与老同学曹禺的关系。钱钟书与曹禺两人也都几乎没有提到过这层关系。上世纪80年代，钱钟书与曹禺先后访问美国，夏志清都做了长文予以报道。记钱钟书的一篇赞美无异词，记曹禺的一篇则好话无多。
小说《围城》中也有对曹禺的暗讽：三闾大学的范小姐向赵辛楣问曹禺如何，赵辛楣一无所知，就瞎猜道：“我认为他是最—呃—最伟大的戏剧家。”范小姐以为找到了知音，快乐地拍手掌道：“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你觉得他什么戏最好？”赵辛楣回答不上来，脑子里影影绰绰浮起一出叫做《这不过是春天》的剧目，似乎是曹禺创作的(实际是李健吾剧本)，便冒失地说：“他是不是写过一本—呃—‘这不过是’—”范小姐见他连这么有名的大剧作家写过什么剧本都不知道，居然还是留美回来的大学教授，不免非常惊骇，赵辛楣也只好承认无知胡说。这里的讽刺挖苦可以说非常厉害。范小姐作为一个庸俗鄙陋的“女生指导”，是作者笔下的“反派人物”，毫无文化涵养可言，却偏偏崇拜曹禺。赵辛楣是作者偏爱的人物，身为留洋的大学教授，却偏偏对曹禺一无所知。作者的底蕴是说：曹禺的剧本只配范小姐那样的人喜欢，像赵辛楣那样有眼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七缀集》中还有一段话说：“桑塔亚那旅游伦敦，到处碰上一些半老不老的单身女士，有一位和他同席，向他大讲郎费罗的诗在英国受人热爱，‘家喻户晓’，正不亚于在美国。这两节不大有人注意的掌故都流露出对郎费罗的轻蔑，然而也恰恰证明他真说得上名扬外国、妇稚皆知。”郎费罗的诗歌艺术并不怎么样，但他的名声偏偏比许多优秀的诗人既大且广，这或许不公平，但到了内行人眼里，就只有“轻蔑”了。所以，衡量文艺作品的好坏不是看其名声，或公众接受的程度，而是看其艺术水平高低。文艺评论不是政治家拉选票，得票越多艺术越好。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呢？天下毕竟俗人多。
钱钟书的同学饶馀威曾经说，他们一批同学中，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也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此君手笔。”许多同学乐于向钱钟书请教学问，而钱钟书在对同学的一次次帮助中也得以更加出色地表演他的才学。学生时代念的西洋文学通常选本里的名句，像“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雪莱《致云雀》，凯尔纳《诗》，缪塞《五月之夜》)等等，他张嘴就来。所以，不仅当时在校的同学佩服他，就是比他晚许多届的清华学生也都佩服他。1946年，英若诚考入清华外文系，发现图书馆一本书的卡片上，借阅者只有两人，一位是万家宝，一位是钱钟书。从此，对钱先生大加佩服，对他“照相式的记忆能力”更是感叹不已。后来，英若诚成了著名话剧演员，并在电视连续剧《围城》中扮演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
当然，也有同学对钱钟书的才学产生了妒忌，感觉很不服气。例如同学许振德(大千)，就因为钱钟书夺去他的班上第一名，很想凭自己“山东大汉”的一把子力气揍钱钟书一顿出气。钱钟书也颇有对付办法。许振德上课时常溜眼注意一位女同学，被钱钟书发现，便拿出小时候临摹《芥子园画谱》的本领，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广为流传。后来，许振德偶然有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钱钟书帮助解决，二人才化干戈为玉帛，成为要好朋友。大陆政权更迭后，许振德移居美国，1988年回国探亲，钱钟书作有七律《大千枉存话旧即送返美》相赠：“廖天瀛海渺相望，灯烛今宵共此光。十日从来九风雨，一生数去几沧桑。许身落落终无合，投老栖栖有底忙。行止归心分(悬)两地，常看异域是家乡。”许氏称赞：“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
就这样，钱钟书结束了在清华的学业。功课考试，曾经两个学年得到甲上，一个学年得到超等的破记录成绩。最后一年无记录，因为临毕业时华北局势动荡，学生纷纷离校，俱未参加考试。尽管如此，同学们还是搞了毕业纪念册，钱钟书为毕业册写了英文后记。毕业册上有各位同学的照片，看上去个个都挺精神。钱钟书与乔冠华的毕业照印在同一页，后者解放后成了中共方面英文讲得很好的外交官，而大学时期钱钟书给乔冠华的印象则是：终日看书，不问政治，也不信奉马列。
有一次，年轻气盛、仅有25岁的青年教师赵万里(斐云，1905～1980)，为钱钟书等一班人讲版本目录学，讲到某本书，自负地说：“不是吹牛，这书的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便有两位同学议论开了：“这个版本我也见过，同他讲的就不一样。”这两位同学，一位是钱钟书，一位是吴晗。钱钟书并且说：“这个版本我见过好多次呢！”吴祖缃在旁边听了，便“挑拨”说：“那你们上去讲呀！他那么狂，难道清华无人了？”赵万里后来听说了这件事，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原计划讲十个专题的，却留出七八个专题让两个学生去讲，同学们都挺佩服赵先生富有雅量。对吴祖缃的回忆，钱钟书照例没予完全认同，并私下里写信予以批驳。钱氏孤高自赏，晚年尤不欲别人跟着他沾光，然有时不免英雄欺人，恃其一言九鼎，肆意攻伐，艺术家之本性欤？
按照清华与北大的协议，北大教授到清华兼职，只能做专任讲师，反之亦然。当时的北大教授温源宁(1899～1984)，就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任讲师，对钱钟书格外欣赏，不仅逢人就说钱钟书怎么怎么好，而且在钱钟书刚刚读大学三年级时，就主动介绍他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去教中国语文，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去。钱钟书的旧诗中，有一首《与源宁师夜饮归来，不寐，听雨申旦》，足见二人交情之深。钱钟书也喜爱温氏的文章，认为其格调、修词均饶风趣，曾经多次提及。后来，由于温源宁常在林语堂面前夸奖钱钟书，林氏读过钱钟书的英语文章，虚实对质，知道不虚，也开始叹服钱钟书的才学。
吴祖缃是一位正直、豪爽、心胸开阔而富于幽默感的人。据吴祖缃先生说，钱钟书大学时期最要好的同学是一位学地质的小个子。这位小个子坐在马桶上，两脚够不到地，但与钱钟书要好，二人一起聊天，形影不离。吴祖缃很佩服钱钟书这位“书虫”，有时到钱的宿舍串门，总看到钱钟书的笔记本一摞一摞的，钱钟书眼睛闭着，从里面抽出一本，打开一看，发现记错了，便敲自己的头，又摆进去，另抽一本。后来，《围城》出版，吴祖缃看了更加佩服，给钱钟书许多“奖励”，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围城》是一部杂文式的议论小说。钱钟书1979年访问美国时，则说：“吴祖缃是一位相当谨严的作家，对于写作一事，始终觉得力不从心，所以自从《鸭嘴涝》(后来经老舍先生建议，改名《山洪》)出版后便搁笔了。”又认为现代文学史不应该忽视吴祖缃。解放后，清华大学支撑不下去了，中文系便请了吴祖缃，西语系则请了钱钟书，他们又一起回到清华园。
钱钟书同宿舍有个同学叫常风，别名常镂青、常荪波，也叫常凤，山西榆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些名气。著有《弃余集》、《窥天集》、《尼采的悲剧学说》等著作。那时两人同住一室，半夜三更，凉风瑟瑟，吹动帘帷。常风鼻息微微，睡得又香又甜，而钱钟书偏偏失眠睡不着，看着人家好梦绵绵，真是羡慕得很，便作了一首诗。《不寐示镂青》：“帘帷瑟瑟风初起，鼻息微微梦正酣。良夜羡君能美睡，不眠滋味我深谙。中宵旧恨上心时，此恨故人圣得知。一事无成空抱负，百端难解是愁思。”常风这个人常常不及时给人回信，可大学毕业后的1934年春，却突然从太原给钱钟书来一封信，说自己很不得志，想自杀。钱钟书看后大吃一惊，危心酸鼻，很替同学担心。他说：“有希望，死不得，而无希望，又活不得”，怎么办呢？只能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且复忍须臾。”为此，他特意给常风寄去一首诗：“惯迟作答忽书来，怀抱奇愁郁莫开。赴死不甘心尚热，偷生无所念还灰。升沉未定休忧命，忧乐遍经足养才。埋骨难求干净土，且容蛰伏待风雷。”全诗层层递进，引出的结论是：死也是白死，连块干干净净埋死尸的地方都没有，倒不如将苦难当做一笔财富，暂时委屈忍耐，以待时来运转。后来，常风从消沉的情绪中走了出来，于1935年初又给钱钟书寄来一封信，钱钟书很高兴，还是复诗一首：“朔雪燕云我亦思，输君先辨草堂资。何年灯烛光能共，满地江湖会少期。世态重轻凭得失，天心颠倒看成亏。哀情吉语真堪味，好梦无多说未痴。”显然，有许多同学佩服钱钟书，也不免有几分害怕。据1932年《清华年刊》记载：“钱君钟书更以中西文学兼优，荣膺英国伦敦大学文学讲师焉。”这即便在当时的清华，也是很荣光的。1930年11月4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通过出版科职员名单，钱钟书与曹禺同被选为《清华周刊》编辑。这份编辑名单曾经有过多次变动，其中一份注明钱钟书是英文副刊主任，总编辑是刘丙庐，言论栏主任潘如树，学术栏主任吴晗，文艺栏主任吴祖襄(祖缃)，杂俎栏主任张文华，校闻栏主任夏勤铎。编辑包括孙毓棠、林庚、李嘉言、孙增爵、许振德、梁方仲等人。据说，当时钱钟书与曹禺、颜毓蘅三人曾经被比拟为北洋军阀中的“龙虎狗三杰”。“龙”就是钱钟书，相当于袁世凯手下的王士珍。上世纪50年代，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的颜毓蘅教授去世，时人曾感叹说：“狗”尚如此，何论“龙”“虎”？不过，钱钟书似乎不喜欢这个雅谑，曾经在一封信中说：“‘龙虎狗’一节，是现代神话。颜君的英语很好，万君(曹禺本名万家宝)别擅才华，当时尚未露头角呢。”
这里显然牵扯到钱钟书与老同学曹禺的关系。钱钟书与曹禺两人也都几乎没有提到过这层关系。上世纪80年代，钱钟书与曹禺先后访问美国，夏志清都做了长文予以报道。记钱钟书的一篇赞美无异词，记曹禺的一篇则好话无多。
小说《围城》中也有对曹禺的暗讽：三闾大学的范小姐向赵辛楣问曹禺如何，赵辛楣一无所知，就瞎猜道：“我认为他是最—呃—最伟大的戏剧家。”范小姐以为找到了知音，快乐地拍手掌道：“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你觉得他什么戏最好？”赵辛楣回答不上来，脑子里影影绰绰浮起一出叫做《这不过是春天》的剧目，似乎是曹禺创作的(实际是李健吾剧本)，便冒失地说：“他是不是写过一本—呃—‘这不过是’—”范小姐见他连这么有名的大剧作家写过什么剧本都不知道，居然还是留美回来的大学教授，不免非常惊骇，赵辛楣也只好承认无知胡说。这里的讽刺挖苦可以说非常厉害。范小姐作为一个庸俗鄙陋的“女生指导”，是作者笔下的“反派人物”，毫无文化涵养可言，却偏偏崇拜曹禺。赵辛楣是作者偏爱的人物，身为留洋的大学教授，却偏偏对曹禺一无所知。作者的底蕴是说：曹禺的剧本只配范小姐那样的人喜欢，像赵辛楣那样有眼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七缀集》中还有一段话说：“桑塔亚那旅游伦敦，到处碰上一些半老不老的单身女士，有一位和他同席，向他大讲郎费罗的诗在英国受人热爱，‘家喻户晓’，正不亚于在美国。这两节不大有人注意的掌故都流露出对郎费罗的轻蔑，然而也恰恰证明他真说得上名扬外国、妇稚皆知。”郎费罗的诗歌艺术并不怎么样，但他的名声偏偏比许多优秀的诗人既大且广，这或许不公平，但到了内行人眼里，就只有“轻蔑”了。所以，衡量文艺作品的好坏不是看其名声，或公众接受的程度，而是看其艺术水平高低。文艺评论不是政治家拉选票，得票越多艺术越好。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呢？天下毕竟俗人多。
钱钟书的同学饶馀威曾经说，他们一批同学中，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也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此君手笔。”许多同学乐于向钱钟书请教学问，而钱钟书在对同学的一次次帮助中也得以更加出色地表演他的才学。学生时代念的西洋文学通常选本里的名句，像“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雪莱《致云雀》，凯尔纳《诗》，缪塞《五月之夜》)等等，他张嘴就来。所以，不仅当时在校的同学佩服他，就是比他晚许多届的清华学生也都佩服他。1946年，英若诚考入清华外文系，发现图书馆一本书的卡片上，借阅者只有两人，一位是万家宝，一位是钱钟书。从此，对钱先生大加佩服，对他“照相式的记忆能力”更是感叹不已。后来，英若诚成了著名话剧演员，并在电视连续剧《围城》中扮演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
当然，也有同学对钱钟书的才学产生了妒忌，感觉很不服气。例如同学许振德(大千)，就因为钱钟书夺去他的班上第一名，很想凭自己“山东大汉”的一把子力气揍钱钟书一顿出气。钱钟书也颇有对付办法。许振德上课时常溜眼注意一位女同学，被钱钟书发现，便拿出小时候临摹《芥子园画谱》的本领，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广为流传。后来，许振德偶然有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钱钟书帮助解决，二人才化干戈为玉帛，成为要好朋友。大陆政权更迭后，许振德移居美国，1988年回国探亲，钱钟书作有七律《大千枉存话旧即送返美》相赠：“廖天瀛海渺相望，灯烛今宵共此光。十日从来九风雨，一生数去几沧桑。许身落落终无合，投老栖栖有底忙。行止归心分(悬)两地，常看异域是家乡。”许氏称赞：“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
就这样，钱钟书结束了在清华的学业。功课考试，曾经两个学年得到甲上，一个学年得到超等的破记录成绩。最后一年无记录，因为临毕业时华北局势动荡，学生纷纷离校，俱未参加考试。尽管如此，同学们还是搞了毕业纪念册，钱钟书为毕业册写了英文后记。毕业册上有各位同学的照片，看上去个个都挺精神。钱钟书与乔冠华的毕业照印在同一页，后者解放后成了中共方面英文讲得很好的外交官，而大学时期钱钟书给乔冠华的印象则是：终日看书，不问政治，也不信奉马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