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每个时代的诗歌都有属于自己的新原质。诗歌新原质是凝聚了时代精神并在诗化后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诗歌意象。梅、窗和书a是宋诗新原质的典型代表。它们在宋代文化背景中产生，同时又在与文化的不断对话中开掘出广阔的意蕴，以鲜明的人文品格成为宋诗内在特质的形象写照。
关键词：宋诗；诗歌新原质；梅；窗；书
“诗歌新原质”是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每个时代的人们，基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心理，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事物或新的观照角度，并从中产生新的感情，而这些带着新角度新感情的事物集中出现在诗中，便成为这一时代诗歌的新原质{1}。尽管林先生没有给出“诗歌新原质”的详细定义，但提示了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在古典诗词研究中，意象研究是颇为常见的一种思路，通过对意象的考察进而把握诗词的艺术特色。不过，并非每一种新事物都能进入诗歌成为具有诗意的意象，也并非每一种意象都能代表这一时代诗歌的独特风貌。而“新原质”的角度，其所关注的不仅是诗中的意象内容，而且试图把握意象的内涵及其背后的时代精神。因此，“诗歌新原质”可以说是凝聚了时代精神并在诗化后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诗歌意象；其所蕴含的内涵深厚而复杂，在诗中呈现出来的形象却简练而明朗，并且能给读者带来具有时代特色的丰富美感。
林先生在文章中着重介绍的是唐诗的新原质，并且认为唐人发现得太多，宋人吃了唐人的亏，施展不开{2}。事实上与唐诗并峙的宋诗，自有一系列新原质。梅、窗和书，就是宋诗新原质中富于典型性的三种，不但拥有丰富多彩的审美形象，而且集中体现着宋代文化的精神。
一、“梅”：外在世界的人文化
梅花在宋代受到了人们空前的喜爱。尽管梅早在《诗经》时代就已出现在诗中，不过多指梅实；南北朝诗歌和唐诗中虽有不少咏梅花的作品，也开始关注梅花凌寒开放的特点，但梅花的形象仍然不突出。到了宋代，人们对于梅花的审美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其清雅疏淡的风神之美得到了充分的发现和欣赏，而宋代也成为梅题材文学的创作繁盛期、甚至鼎盛期。据程杰《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中的统计，《全宋诗》收诗25万首，咏梅之作（含梅画及梅花林景题咏）有4700多首；而在唐前诗歌总集《诗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以及《全唐诗补编》一共近7万首诗中，咏梅诗也不过百余首{1}。宋代咏梅诗不仅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长，而且留下众多名篇；不但使独具一格的梅花之美得到凸显，而且将梅花凌寒开放的品格升华为士大夫精神的标识，使“梅”成为了具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新原质。
林逋《山园小梅》大概是咏梅最有名的诗作之一：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2}
尤其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深刻影响了后来诗人欣赏梅花的眼光。两句诗营造了一个月下水边的环境，朦胧月色映照着梅花。“影”抽取掉了梅花原有的色泽，以形体的线条出现在明暗不甚分明的氛围里，其姿态又是“疏”的、“横斜”的，流露出极萧疏清淡的意味。在这明暗不甚分明的夜色里，梅花的香味自然也是“暗”的，视觉的“暗”移用到嗅觉，恰好吻合了梅花香味幽淡的特点。而溶溶月色里景物朦胧，光影的细微变换带来流动的视觉效果，香味的若有似无，仿佛随光影而“浮动”。这两句诗写月色中的梅花，既抓住了梅花形体与香味两方面特点，又在月色的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凸显了这两个特点。林逋这两句诗很可能是从五代江为“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两句点化而来。不过林逋的改动使得两句集中于咏梅，又替换了“疏”、“暗”两个最关键的字眼，从而达到了前人咏梅未曾有过的境界。宋人称“自有渊明方有菊，若无和靖即无梅”③。“和靖”即林逋，宋人喜好梅花，林逋有着开风气的意义。“疏影”、“暗香”的意境与神韵，引导了众多宋代诗人的审美取向，后来的咏梅诗词，总是反复提到“疏影横斜”与“暗香浮动”。姜夔的两首自度曲《疏影》、《暗香》，就将这两个最动人的意象加以分别渲染，足见宋代文人在欣赏梅花时最看重的两端。
随着诗人对梅的吟咏和欣赏，“梅”所凝聚的审美意味和精神品格也越来越丰富。林逋诗中的梅花象征的是隐士的志趣，而贬谪岭南的苏轼吟咏的红梅，则寄托了士大夫的孤傲高洁。《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长条半落荔支浦，卧树独秀桄榔园。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4}
诗中没有对梅的形貌作细致的描写，而将梅的形态美和品格美先抽象提炼出来，绾结在一起，再形象化为“月下缟衣”的仙子。被贬的诗人，与在穷乡僻壤遇见的梅花，有着同样流落天涯的命运。冷艳的梅花仿佛出尘的仙子，慰藉了诗人的迁客之愁。梅花幽寂清冷，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孤高，恰是苏轼内在人格的写照。这一冰清玉洁、空灵幽独的梅花形象，既流露了士大夫身处逆境的寂寞忧伤，又象征着士大夫对自身品格的坚持。在林逋“暗香疏影”的基础上，再融入诗人内心的主观投射。“梅”的风神与士大夫精神自此水乳交融，难解难分。
梅花在宋代所拥有的影响力，其全面性恐怕是其他任何一种植物都难以比肩的。牡丹徒有外表的美艳，缺少了一点内在的精神品格；竹自是清雅高洁，但却少了梅花的香色之美；菊因陶渊明的诗句而被视为隐逸之花，虽有品格的寄托，但只限于隐逸，不如梅所代表的整体士大夫精神。范成大《梅谱前序》说到：“梅，天下之尤物。无问智愚贤不肖，莫敢有异议。”{5}梅花形体香味所带来的风神之美，代表了宋代文人平淡清雅的审美趣味；梅花品格的孤高执著，汇聚了宋代士人的精神追求。枝条的疏瘦怪奇，“影”的褪去繁华，“香”的幽约淡雅，品格的孤高清洁，正是宋代士人所追求的“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1}的境界。
二、“窗”：通往内在的人文空间 在宋代咏梅的作品中，除了梅，另有一件事物常常出现，那就是“窗”。在宋人对梅花的欣赏中，“窗”是最具画境与诗意的视角之一。姜夔的《疏影》咏梅，不忘提到窗的存在：“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还有曾几的“横斜便欲映窗来”（《诸人见和返魂梅再次韵》）、陆游的“一枝梅影向窗横”（《雪后寻梅偶得绝句十首》其五）、赵葵的“夜深梅印横窗月，纸帐魂清梦亦香”（《梅花》）、易士达的“莫把枯梢容易折，留看笑影上窗来”（《梅花》）……将“窗”与“梅”相结合，这样的作品不胜枚举。“窗”仿佛一个画框，人在窗内，梅在窗外，窗外的梅花如同一幅天然的画。
“窗”虽然并非宋诗中大幅增多的意象，却以新的情感、新的视角成为了宋诗中的另一个新原质。就“窗”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而言，唐宋诗的差距并不明显{2}。但唐诗更关注外在自然景物，窗的意象虽有，却不突出。而且唐宋诗中的“窗”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唐诗中的“窗”带有较为鲜明的女性色彩，如“绿窗”、“绮窗”、“纱窗”、“玉窗”等，多是与女子闺房相关的形态；而宋诗中的“窗”则偏重于士人趣味，“书窗”、“北窗”、“南窗”、“西窗”一类的表达明显增多③。“书窗”自不必说，与读书人直接相关。“南窗”典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北窗”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其中包含的都是一种士人式情感。宋诗中的“窗”大多属于这类，带有文人、士人或隐者气味。而“绮窗”、“绿窗”一类与女性、闺情相联系的词组，则转移到了宋词的领域，在诗中所占比例显著减少。作为士人日常居处的“窗”日益进入到宋诗里，与士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有窗则有人，有人则有书。看窗外景、听窗外雨、于窗内挑灯读书——窗在诗中的存在，不但建构了一个内外分隔的界线，而且暗示着诗人内外有别的观照视角。窗外是风景、是花草、是自然化的世界，窗内则是居所、是书房、是人文化的空间。与窗外风景相比，宋代诗人更重视窗内的世界。窗内的立足点，折射着宋人崇尚思理、趋于内敛的文化心态。对窗内世界的审美发现，是宋诗的一个重要收获。
由于窗是室内采光的重要途径，各种室内生活都离不开从窗中进入的光亮，于是“窗”在许多诗中成为了室内的标识，窗下便是诗人进行诸多室内活动的处所。试墨、写字自然要“明窗”：“快日明窗闲试墨”（陆游《幽事》）、“故作明窗书小字”（苏轼《南堂五首》其二）；弹琴下棋也往往选在了窗下：“一琴牢落倚松窗”（林逋《赠胡明府》）、“风窗花落夜棋灯”（林逋《村居书事兼简陈贤良》）；又或是在窗下饮茶，细品闲适雅致的滋味：“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苏轼《越州张中舍寿乐堂》），“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还有图画的创作、古玩的鉴赏等等。陆游善于写窗，约有近百首以窗为题的诗作。虽说以窗为题，描写的往往不限于窗本身，而是由“窗”带出窗下的各种生活。《西窗》一首几乎囊括了士人窗下种种雅事趣事：
西窗偏受夕阳明，好事能来慰此情。看画客无寒具手，论书僧有折钗评。姜宜山茗留闲啜，豉下湖莼喜共烹。酒炙朱门非我事，诸君小住听松声。{1}
前两句描写西窗夕阳的明亮营造了温暖惬意的情境。三四句描写主客一同欣赏书画，客人都是高雅之士，手清洁干净，绝不会污染了画幅（寒具是一种油炸食物）；而欣赏到佳处时，还会有精妙绝伦的评论。五六句则写饮食，添加生姜熬成的茶、放入豆豉调味的莼羹，芳香味美，教人食指大动。最末两句排斥了朱门酒肉的糜烂庸俗生活，更邀请客人听窗外的松声，一种静谧的感受油然而生。在这首诗中，心灵的隐逸结合了身边琐事的闲适，简单的日常生活融入高雅的情趣，可以说是宋代士人生活的一幅速写。
这些生活中的小事，经由诗人的观照和提炼，成为具有诗意的细节，如同展开一幅生动的诗人日常生活画卷，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另一方面，写字、读书、弹琴、下棋、饮茶这些极具文人气息的生活，又体现着诗人的精神享受和追求，是诗人身上文化品格的浓缩，它们带给诗人的心灵愉悦和思维乐趣，已远远超越屋内的物理空间。“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叶采《暮春即事》)，于窗内读书，几乎让诗人忘记了窗外季节的变换。“窗”在诗中，暗示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广阔天地及其对诗人的巨大吸引力。窗下的种种活动以及诗人自得其乐的惬意，充分表明了这一内在世界的自足性。宋诗中频繁出现的窗意象，体现着宋代诗人对日常生活的诗意体悟和向内在精神世界的拓展，以一种清雅而内敛的审美意味，成为宋诗的新原质。
三、“书”：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宋诗人在窗内的种种活动中，又以读书出现得最为频繁，而读书也恰是拓展内在精神世界的首要表现。“北窗枕上春风暖，漫读毗耶数卷书”（王安石《北窗》）、“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苏轼《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其二）、“清江濯足窗下坐，燕子日长宜读书”（黄庭坚《侄随知命舟行》）、“西窗斜日在，且复勘残书”（陆游《寒食》）……于窗下读书的诗句，数不胜数。宋代以前也有许多关于读书的诗，陶渊明的《读山海经》、韩愈《符读书城南》等都是名作，但从未像宋代这样广泛存在，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尚，并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反反复复写入诗中，贯注了有宋一代诗人的浓烈情感，成为宋诗又一项具有代表意义的新原质。
宋代尚文，科举制的发展促使士人投入到读书中去，书籍印刷技术的进步也为传播提供了巨大的便利。随着书籍文化的浸润，士人不再把读书只视为取得仕途的工具，而越来越把读书作为精神的享受，从阅读与治学中获得愉悦。不仅如此，读书在宋代又被看做是心性修养的重要手段。正如黄庭坚所说：“治经之法，不独玩其文章，谈说义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养心治性。”{2}读书和心性修养合一，方能到达文章的最高境界。因此黄庭坚在评苏轼词时就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③唯有从书卷中涵养出来的人格，才能如苏轼诗中描述的那样，“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4}，由内而外地透露出不凡的气质。 对于诗歌而言，“书”或许算不上多么新鲜的意象，然而其蕴含的时代精神，却为诗中出现的“书”带来了新鲜的情感、新鲜的表现力和新鲜的意境。宋人在书本中获得了无尽的乐趣，以非功利的心态，将读书纳入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譬如陆游，“饮食起居，疾疴呻吟，未尝不与书俱”：
每至欲起，书围绕左右，如积槁枝，至不得行。时引客观之，客不能入；既入不能出。相与大笑，遂名曰书巢。{5}
由书筑造的巢，便是士人的安乐窝。诗人离不开书，如同鱼离不开水。而若缺了书，不但缺了重要的生活，而且还缺了士人的精神。黄庭坚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1}不读书便如同失去自我，面目可憎。书已不单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读书治学与人格修养水乳交融，并全方位地渗入宋代士人的生命轨迹，这便是作为宋诗新原质的“书”所凝聚的深层内涵。
书是诗人亲密无间的朋友，诗人对书的感情丰富而细腻，而在与书交流过程中的诗人形象，同样生动立体。欧阳修对书的喜爱表达得直接而热烈，“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读书》），以读书为人生第一乐事。无独有偶，同样热爱读书的陆游，夜里睡不着觉时重又起床读书，“愁极不成寐，起开窗下书。似囚逢纵释，如痒得爬梳”（《夜分复起读书》），沉浸在读书的乐趣里，一身畅快，浑然忘我。与享受型读者有所不同，黄庭坚偏向于自我砥砺、并砥砺他人的读者类型。“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寄黄几复》），这是黄庭坚对黄几复在困境中执著读书的赞美。而黄庭坚自己也求知若渴，“身入群经作蠹鱼，断编残简伴闲居”（《读书呈几复》），埋头钻入书海中，希望能像汉代号称天下无双的黄香一样，“得读人间未见书”（《次韵元翁从王夔玉借书》）。晁补之对书的热爱则以洒脱出之，“扫地开窗置书几，此生随处便为家”（《题谷熟驿舍二首》其二），但凡能读书处便可为家，于无牵挂中有牵挂，于洒脱中有坚持，既包含看淡命运的达观，又维持了自我人格的独立——诗人作为宋代一名典型士大夫的形象，通过爱书的情感从侧面得到了呈现。
作为宋诗新原质的“窗”提示了内在精神空间的存在，而“书”则是打开内在精神世界的钥匙。内在精神世界虽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却同外界世界一样无限广大，其中有天地四方、古往今来，涵盖所有人类的心智活动。书是人类心智活动的重要结晶，是人文精神的重要成果。宋人爱读书并把“书”时时写入诗中，集中体现了诗人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和对心智活动的重视。沉浸在书海里的宋人的诗，在唐诗的基础上，向内开拓出一个富于智性色彩和书卷气息的诗歌境界。
四、宋诗新原质的融会与衍生
诗歌新原质的形成，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即便成型之后，诗歌新原质也并不是孤立的、凝固不变的，而是开放的、融通的。诗歌新原质与整个时代文化有着互动的关系。它们的生成有赖于时代文化的刺激，而在生成之后又会作为时代文化的一部分参与到文化的发展中去，并在与文化的互动中不断丰富新原质的内涵，甚至产生其他的新原质。
诗歌新原质的发现，在最初可能只是偶然，是诗人无意间获得的妙句，但却吻合了当代文化的审美需求，获得了广泛的回应，从而在时代精神的推动下脱颖而出。以“梅”为例，“疏影”、“暗香”成为梅花形象的典型，原本只是林逋的妙手偶得，而其他诗人的赞美，共同激发了诗句内在的意蕴。司马光曾称赞这两句“曲尽梅之体态”{2}。苏轼也说此乃诗人“写物之功”，将其视为梅花所独有的传神写照③。据《王直方诗话》记载，王诜曾对苏轼论及这两句诗，说：“咏杏与桃李皆可用也。”苏轼则说：“可则可，但恐杏李花不敢承当。”{4}将梅的风味神韵置于桃杏李之上。《梁溪漫志》的记载更加生动：
陈辅之云：“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殆似野蔷薇。”是未为知诗者。予尝踏月水边，见梅影在地，疏瘦清绝，熟味此诗，真能与梅传神也。野蔷薇丛生，初无疏影，花阴散漫，乌得横斜也哉。{5}
可见，在宋人眼里，“疏影”、“暗香”是梅花独有的风神。与“繁秾”、“花阴散漫”的桃李蔷薇相比，他们更喜欢梅花“疏瘦清绝”的韵味。朱熹也曾论及这两句诗：“这十四个字，谁人不晓得·然而前辈直恁地称叹，说他形容得好，是如何·这个便是难说。”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这两句诗如此神妙·这是不容易解释清楚的问题。不过朱熹同时又给出了一个说法：“须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须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1}也就是说，要读诗者理解到了内在的意思，仿佛触摸到活泼生动的事物本身，才能领略到前人诗文的妙处。宋人之所以不断称赞“疏影”二句，恰是因为他们能够理解这“意思”的“好处”。也就是说，林逋的发现代表着宋人对梅花的新体悟，反映着宋代文化的审美取向，这是梅在宋代成为诗歌新原质的重要原因。
在经过诗人的层层积累、凝聚了丰厚的意蕴与情感之后，诗歌新原质得以形成，而形成的诗歌新原质仍然充满活力，不但持续着自我更新，并且能够激发其他诗歌新原质的出现。仍以“梅”为例，在梅的经典形象确立起来之后，便成为宋代文化的一部分，渗入方方面面。对“疏影横斜”喜好催生了墨梅这一画类。据记载，墨梅始自北宋释仲仁：
（仲仁）偶月夜未寝，见窗间疏影横斜，萧然可爱，遂以笔规其状。凌晨视之，殊有月下之思。因此好写，得其三昧，标名于世。{2}
这个情境几乎就是“疏影”二句的再现。后人的记载或多或少掺杂了想象的成分，然而却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两句诗深刻的影响力。仲仁也许正是在欣赏窗外月下梅花的过程中偶然触发了灵感，于是以水墨来摹画朦胧月色下梅花的疏影。在宋代，以水墨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绘画已经逐渐发展起来。大约比仲仁稍前的文同，就以画墨竹著称。而墨梅也在仲仁之后逐渐成为一个画类。宋代是文人画逐渐兴盛的时代，“疏影横斜”的由诗到画，浸润着浓厚的文人气息。
随着“疏影横斜”进入画图，墨梅也进入诗歌题咏的范围，成为又一项诗歌新原质。与仲仁同时的华镇就有《南岳僧仲仁墨画梅花》诗，“世人画梅赋丹粉，山僧画梅匀水墨”。陈与义《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是咏墨梅的名作，《其四》云“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提炼出以墨画梅的创作旨趣，即求神似而不求颜色之似；《其五》的“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及《次何文缜题颜持约画水墨梅花韵》中的“夺得斜枝不放归，倚窗承月看熹微”，在吟咏墨梅时加上窗与影的描写，与描写真实的梅花如出一辙，说明诗人在观察梅花与欣赏墨梅时采取着相类的视角，都陶醉于“疏影横斜”的韵味。
与“梅”相似，作为宋诗新原质的“书”同样在与时代精神的互动中激发了宋诗的活力。“书”所带来的智性色彩和书卷气息，不仅表现在描写读书生活的诗中，而且广泛影响到诗歌表现的方方面面。宋代众多读书诗、咏史诗等，以另一种方式将“书”纳入诗的领域。书的世界本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世界，读书的感觉更是抽象而又难以言明，宋人却擅长把握和描述这一抽象的心理。朱熹的《观书有感》写的是读书的心理过程：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③
即便抛开诗题，这也是首形象分明的好诗。而若与诗题并读，更能发觉诗意的巧妙，借助方塘的形象来写读书为心智注入的活力，心胸如有源之水般流动明澈。短短四句，却将一般人读书时一种心里感觉得到、口里却说不出来的好处蓦然挑明。读书这项不易把握的智力活动，在诗人深细的体悟中得以呈现，并以丰富的想象和细腻入微的表达将读书的心理过程充分诗意化。在这类诗中，“书”更多以变形的方式出现，以另一种途径呈现宋诗对于“书”的审美体悟和欣赏趣味。
宋诗新原质与宋代文化的互动，促使宋诗进一步将诗意的触手探入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处，开拓了诗歌在智性思维和人文文化方面的表达方式和审美价值，从而使宋诗从表现内容到内在精神都有了独特的资源。
【责任编辑 王宏林】
关键词：宋诗；诗歌新原质；梅；窗；书
“诗歌新原质”是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每个时代的人们，基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心理，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事物或新的观照角度，并从中产生新的感情，而这些带着新角度新感情的事物集中出现在诗中，便成为这一时代诗歌的新原质{1}。尽管林先生没有给出“诗歌新原质”的详细定义，但提示了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在古典诗词研究中，意象研究是颇为常见的一种思路，通过对意象的考察进而把握诗词的艺术特色。不过，并非每一种新事物都能进入诗歌成为具有诗意的意象，也并非每一种意象都能代表这一时代诗歌的独特风貌。而“新原质”的角度，其所关注的不仅是诗中的意象内容，而且试图把握意象的内涵及其背后的时代精神。因此，“诗歌新原质”可以说是凝聚了时代精神并在诗化后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诗歌意象；其所蕴含的内涵深厚而复杂，在诗中呈现出来的形象却简练而明朗，并且能给读者带来具有时代特色的丰富美感。
林先生在文章中着重介绍的是唐诗的新原质，并且认为唐人发现得太多，宋人吃了唐人的亏，施展不开{2}。事实上与唐诗并峙的宋诗，自有一系列新原质。梅、窗和书，就是宋诗新原质中富于典型性的三种，不但拥有丰富多彩的审美形象，而且集中体现着宋代文化的精神。
一、“梅”：外在世界的人文化
梅花在宋代受到了人们空前的喜爱。尽管梅早在《诗经》时代就已出现在诗中，不过多指梅实；南北朝诗歌和唐诗中虽有不少咏梅花的作品，也开始关注梅花凌寒开放的特点，但梅花的形象仍然不突出。到了宋代，人们对于梅花的审美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其清雅疏淡的风神之美得到了充分的发现和欣赏，而宋代也成为梅题材文学的创作繁盛期、甚至鼎盛期。据程杰《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中的统计，《全宋诗》收诗25万首，咏梅之作（含梅画及梅花林景题咏）有4700多首；而在唐前诗歌总集《诗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以及《全唐诗补编》一共近7万首诗中，咏梅诗也不过百余首{1}。宋代咏梅诗不仅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长，而且留下众多名篇；不但使独具一格的梅花之美得到凸显，而且将梅花凌寒开放的品格升华为士大夫精神的标识，使“梅”成为了具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新原质。
林逋《山园小梅》大概是咏梅最有名的诗作之一：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2}
尤其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深刻影响了后来诗人欣赏梅花的眼光。两句诗营造了一个月下水边的环境，朦胧月色映照着梅花。“影”抽取掉了梅花原有的色泽，以形体的线条出现在明暗不甚分明的氛围里，其姿态又是“疏”的、“横斜”的，流露出极萧疏清淡的意味。在这明暗不甚分明的夜色里，梅花的香味自然也是“暗”的，视觉的“暗”移用到嗅觉，恰好吻合了梅花香味幽淡的特点。而溶溶月色里景物朦胧，光影的细微变换带来流动的视觉效果，香味的若有似无，仿佛随光影而“浮动”。这两句诗写月色中的梅花，既抓住了梅花形体与香味两方面特点，又在月色的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凸显了这两个特点。林逋这两句诗很可能是从五代江为“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两句点化而来。不过林逋的改动使得两句集中于咏梅，又替换了“疏”、“暗”两个最关键的字眼，从而达到了前人咏梅未曾有过的境界。宋人称“自有渊明方有菊，若无和靖即无梅”③。“和靖”即林逋，宋人喜好梅花，林逋有着开风气的意义。“疏影”、“暗香”的意境与神韵，引导了众多宋代诗人的审美取向，后来的咏梅诗词，总是反复提到“疏影横斜”与“暗香浮动”。姜夔的两首自度曲《疏影》、《暗香》，就将这两个最动人的意象加以分别渲染，足见宋代文人在欣赏梅花时最看重的两端。
随着诗人对梅的吟咏和欣赏，“梅”所凝聚的审美意味和精神品格也越来越丰富。林逋诗中的梅花象征的是隐士的志趣，而贬谪岭南的苏轼吟咏的红梅，则寄托了士大夫的孤傲高洁。《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长条半落荔支浦，卧树独秀桄榔园。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4}
诗中没有对梅的形貌作细致的描写，而将梅的形态美和品格美先抽象提炼出来，绾结在一起，再形象化为“月下缟衣”的仙子。被贬的诗人，与在穷乡僻壤遇见的梅花，有着同样流落天涯的命运。冷艳的梅花仿佛出尘的仙子，慰藉了诗人的迁客之愁。梅花幽寂清冷，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孤高，恰是苏轼内在人格的写照。这一冰清玉洁、空灵幽独的梅花形象，既流露了士大夫身处逆境的寂寞忧伤，又象征着士大夫对自身品格的坚持。在林逋“暗香疏影”的基础上，再融入诗人内心的主观投射。“梅”的风神与士大夫精神自此水乳交融，难解难分。
梅花在宋代所拥有的影响力，其全面性恐怕是其他任何一种植物都难以比肩的。牡丹徒有外表的美艳，缺少了一点内在的精神品格；竹自是清雅高洁，但却少了梅花的香色之美；菊因陶渊明的诗句而被视为隐逸之花，虽有品格的寄托，但只限于隐逸，不如梅所代表的整体士大夫精神。范成大《梅谱前序》说到：“梅，天下之尤物。无问智愚贤不肖，莫敢有异议。”{5}梅花形体香味所带来的风神之美，代表了宋代文人平淡清雅的审美趣味；梅花品格的孤高执著，汇聚了宋代士人的精神追求。枝条的疏瘦怪奇，“影”的褪去繁华，“香”的幽约淡雅，品格的孤高清洁，正是宋代士人所追求的“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1}的境界。
二、“窗”：通往内在的人文空间 在宋代咏梅的作品中，除了梅，另有一件事物常常出现，那就是“窗”。在宋人对梅花的欣赏中，“窗”是最具画境与诗意的视角之一。姜夔的《疏影》咏梅，不忘提到窗的存在：“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还有曾几的“横斜便欲映窗来”（《诸人见和返魂梅再次韵》）、陆游的“一枝梅影向窗横”（《雪后寻梅偶得绝句十首》其五）、赵葵的“夜深梅印横窗月，纸帐魂清梦亦香”（《梅花》）、易士达的“莫把枯梢容易折，留看笑影上窗来”（《梅花》）……将“窗”与“梅”相结合，这样的作品不胜枚举。“窗”仿佛一个画框，人在窗内，梅在窗外，窗外的梅花如同一幅天然的画。
“窗”虽然并非宋诗中大幅增多的意象，却以新的情感、新的视角成为了宋诗中的另一个新原质。就“窗”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而言，唐宋诗的差距并不明显{2}。但唐诗更关注外在自然景物，窗的意象虽有，却不突出。而且唐宋诗中的“窗”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唐诗中的“窗”带有较为鲜明的女性色彩，如“绿窗”、“绮窗”、“纱窗”、“玉窗”等，多是与女子闺房相关的形态；而宋诗中的“窗”则偏重于士人趣味，“书窗”、“北窗”、“南窗”、“西窗”一类的表达明显增多③。“书窗”自不必说，与读书人直接相关。“南窗”典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北窗”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其中包含的都是一种士人式情感。宋诗中的“窗”大多属于这类，带有文人、士人或隐者气味。而“绮窗”、“绿窗”一类与女性、闺情相联系的词组，则转移到了宋词的领域，在诗中所占比例显著减少。作为士人日常居处的“窗”日益进入到宋诗里，与士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有窗则有人，有人则有书。看窗外景、听窗外雨、于窗内挑灯读书——窗在诗中的存在，不但建构了一个内外分隔的界线，而且暗示着诗人内外有别的观照视角。窗外是风景、是花草、是自然化的世界，窗内则是居所、是书房、是人文化的空间。与窗外风景相比，宋代诗人更重视窗内的世界。窗内的立足点，折射着宋人崇尚思理、趋于内敛的文化心态。对窗内世界的审美发现，是宋诗的一个重要收获。
由于窗是室内采光的重要途径，各种室内生活都离不开从窗中进入的光亮，于是“窗”在许多诗中成为了室内的标识，窗下便是诗人进行诸多室内活动的处所。试墨、写字自然要“明窗”：“快日明窗闲试墨”（陆游《幽事》）、“故作明窗书小字”（苏轼《南堂五首》其二）；弹琴下棋也往往选在了窗下：“一琴牢落倚松窗”（林逋《赠胡明府》）、“风窗花落夜棋灯”（林逋《村居书事兼简陈贤良》）；又或是在窗下饮茶，细品闲适雅致的滋味：“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苏轼《越州张中舍寿乐堂》），“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还有图画的创作、古玩的鉴赏等等。陆游善于写窗，约有近百首以窗为题的诗作。虽说以窗为题，描写的往往不限于窗本身，而是由“窗”带出窗下的各种生活。《西窗》一首几乎囊括了士人窗下种种雅事趣事：
西窗偏受夕阳明，好事能来慰此情。看画客无寒具手，论书僧有折钗评。姜宜山茗留闲啜，豉下湖莼喜共烹。酒炙朱门非我事，诸君小住听松声。{1}
前两句描写西窗夕阳的明亮营造了温暖惬意的情境。三四句描写主客一同欣赏书画，客人都是高雅之士，手清洁干净，绝不会污染了画幅（寒具是一种油炸食物）；而欣赏到佳处时，还会有精妙绝伦的评论。五六句则写饮食，添加生姜熬成的茶、放入豆豉调味的莼羹，芳香味美，教人食指大动。最末两句排斥了朱门酒肉的糜烂庸俗生活，更邀请客人听窗外的松声，一种静谧的感受油然而生。在这首诗中，心灵的隐逸结合了身边琐事的闲适，简单的日常生活融入高雅的情趣，可以说是宋代士人生活的一幅速写。
这些生活中的小事，经由诗人的观照和提炼，成为具有诗意的细节，如同展开一幅生动的诗人日常生活画卷，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另一方面，写字、读书、弹琴、下棋、饮茶这些极具文人气息的生活，又体现着诗人的精神享受和追求，是诗人身上文化品格的浓缩，它们带给诗人的心灵愉悦和思维乐趣，已远远超越屋内的物理空间。“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叶采《暮春即事》)，于窗内读书，几乎让诗人忘记了窗外季节的变换。“窗”在诗中，暗示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广阔天地及其对诗人的巨大吸引力。窗下的种种活动以及诗人自得其乐的惬意，充分表明了这一内在世界的自足性。宋诗中频繁出现的窗意象，体现着宋代诗人对日常生活的诗意体悟和向内在精神世界的拓展，以一种清雅而内敛的审美意味，成为宋诗的新原质。
三、“书”：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宋诗人在窗内的种种活动中，又以读书出现得最为频繁，而读书也恰是拓展内在精神世界的首要表现。“北窗枕上春风暖，漫读毗耶数卷书”（王安石《北窗》）、“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苏轼《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其二）、“清江濯足窗下坐，燕子日长宜读书”（黄庭坚《侄随知命舟行》）、“西窗斜日在，且复勘残书”（陆游《寒食》）……于窗下读书的诗句，数不胜数。宋代以前也有许多关于读书的诗，陶渊明的《读山海经》、韩愈《符读书城南》等都是名作，但从未像宋代这样广泛存在，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尚，并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反反复复写入诗中，贯注了有宋一代诗人的浓烈情感，成为宋诗又一项具有代表意义的新原质。
宋代尚文，科举制的发展促使士人投入到读书中去，书籍印刷技术的进步也为传播提供了巨大的便利。随着书籍文化的浸润，士人不再把读书只视为取得仕途的工具，而越来越把读书作为精神的享受，从阅读与治学中获得愉悦。不仅如此，读书在宋代又被看做是心性修养的重要手段。正如黄庭坚所说：“治经之法，不独玩其文章，谈说义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养心治性。”{2}读书和心性修养合一，方能到达文章的最高境界。因此黄庭坚在评苏轼词时就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③唯有从书卷中涵养出来的人格，才能如苏轼诗中描述的那样，“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4}，由内而外地透露出不凡的气质。 对于诗歌而言，“书”或许算不上多么新鲜的意象，然而其蕴含的时代精神，却为诗中出现的“书”带来了新鲜的情感、新鲜的表现力和新鲜的意境。宋人在书本中获得了无尽的乐趣，以非功利的心态，将读书纳入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譬如陆游，“饮食起居，疾疴呻吟，未尝不与书俱”：
每至欲起，书围绕左右，如积槁枝，至不得行。时引客观之，客不能入；既入不能出。相与大笑，遂名曰书巢。{5}
由书筑造的巢，便是士人的安乐窝。诗人离不开书，如同鱼离不开水。而若缺了书，不但缺了重要的生活，而且还缺了士人的精神。黄庭坚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1}不读书便如同失去自我，面目可憎。书已不单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读书治学与人格修养水乳交融，并全方位地渗入宋代士人的生命轨迹，这便是作为宋诗新原质的“书”所凝聚的深层内涵。
书是诗人亲密无间的朋友，诗人对书的感情丰富而细腻，而在与书交流过程中的诗人形象，同样生动立体。欧阳修对书的喜爱表达得直接而热烈，“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读书》），以读书为人生第一乐事。无独有偶，同样热爱读书的陆游，夜里睡不着觉时重又起床读书，“愁极不成寐，起开窗下书。似囚逢纵释，如痒得爬梳”（《夜分复起读书》），沉浸在读书的乐趣里，一身畅快，浑然忘我。与享受型读者有所不同，黄庭坚偏向于自我砥砺、并砥砺他人的读者类型。“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寄黄几复》），这是黄庭坚对黄几复在困境中执著读书的赞美。而黄庭坚自己也求知若渴，“身入群经作蠹鱼，断编残简伴闲居”（《读书呈几复》），埋头钻入书海中，希望能像汉代号称天下无双的黄香一样，“得读人间未见书”（《次韵元翁从王夔玉借书》）。晁补之对书的热爱则以洒脱出之，“扫地开窗置书几，此生随处便为家”（《题谷熟驿舍二首》其二），但凡能读书处便可为家，于无牵挂中有牵挂，于洒脱中有坚持，既包含看淡命运的达观，又维持了自我人格的独立——诗人作为宋代一名典型士大夫的形象，通过爱书的情感从侧面得到了呈现。
作为宋诗新原质的“窗”提示了内在精神空间的存在，而“书”则是打开内在精神世界的钥匙。内在精神世界虽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却同外界世界一样无限广大，其中有天地四方、古往今来，涵盖所有人类的心智活动。书是人类心智活动的重要结晶，是人文精神的重要成果。宋人爱读书并把“书”时时写入诗中，集中体现了诗人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和对心智活动的重视。沉浸在书海里的宋人的诗，在唐诗的基础上，向内开拓出一个富于智性色彩和书卷气息的诗歌境界。
四、宋诗新原质的融会与衍生
诗歌新原质的形成，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即便成型之后，诗歌新原质也并不是孤立的、凝固不变的，而是开放的、融通的。诗歌新原质与整个时代文化有着互动的关系。它们的生成有赖于时代文化的刺激，而在生成之后又会作为时代文化的一部分参与到文化的发展中去，并在与文化的互动中不断丰富新原质的内涵，甚至产生其他的新原质。
诗歌新原质的发现，在最初可能只是偶然，是诗人无意间获得的妙句，但却吻合了当代文化的审美需求，获得了广泛的回应，从而在时代精神的推动下脱颖而出。以“梅”为例，“疏影”、“暗香”成为梅花形象的典型，原本只是林逋的妙手偶得，而其他诗人的赞美，共同激发了诗句内在的意蕴。司马光曾称赞这两句“曲尽梅之体态”{2}。苏轼也说此乃诗人“写物之功”，将其视为梅花所独有的传神写照③。据《王直方诗话》记载，王诜曾对苏轼论及这两句诗，说：“咏杏与桃李皆可用也。”苏轼则说：“可则可，但恐杏李花不敢承当。”{4}将梅的风味神韵置于桃杏李之上。《梁溪漫志》的记载更加生动：
陈辅之云：“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殆似野蔷薇。”是未为知诗者。予尝踏月水边，见梅影在地，疏瘦清绝，熟味此诗，真能与梅传神也。野蔷薇丛生，初无疏影，花阴散漫，乌得横斜也哉。{5}
可见，在宋人眼里，“疏影”、“暗香”是梅花独有的风神。与“繁秾”、“花阴散漫”的桃李蔷薇相比，他们更喜欢梅花“疏瘦清绝”的韵味。朱熹也曾论及这两句诗：“这十四个字，谁人不晓得·然而前辈直恁地称叹，说他形容得好，是如何·这个便是难说。”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这两句诗如此神妙·这是不容易解释清楚的问题。不过朱熹同时又给出了一个说法：“须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须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1}也就是说，要读诗者理解到了内在的意思，仿佛触摸到活泼生动的事物本身，才能领略到前人诗文的妙处。宋人之所以不断称赞“疏影”二句，恰是因为他们能够理解这“意思”的“好处”。也就是说，林逋的发现代表着宋人对梅花的新体悟，反映着宋代文化的审美取向，这是梅在宋代成为诗歌新原质的重要原因。
在经过诗人的层层积累、凝聚了丰厚的意蕴与情感之后，诗歌新原质得以形成，而形成的诗歌新原质仍然充满活力，不但持续着自我更新，并且能够激发其他诗歌新原质的出现。仍以“梅”为例，在梅的经典形象确立起来之后，便成为宋代文化的一部分，渗入方方面面。对“疏影横斜”喜好催生了墨梅这一画类。据记载，墨梅始自北宋释仲仁：
（仲仁）偶月夜未寝，见窗间疏影横斜，萧然可爱，遂以笔规其状。凌晨视之，殊有月下之思。因此好写，得其三昧，标名于世。{2}
这个情境几乎就是“疏影”二句的再现。后人的记载或多或少掺杂了想象的成分，然而却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两句诗深刻的影响力。仲仁也许正是在欣赏窗外月下梅花的过程中偶然触发了灵感，于是以水墨来摹画朦胧月色下梅花的疏影。在宋代，以水墨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绘画已经逐渐发展起来。大约比仲仁稍前的文同，就以画墨竹著称。而墨梅也在仲仁之后逐渐成为一个画类。宋代是文人画逐渐兴盛的时代，“疏影横斜”的由诗到画，浸润着浓厚的文人气息。
随着“疏影横斜”进入画图，墨梅也进入诗歌题咏的范围，成为又一项诗歌新原质。与仲仁同时的华镇就有《南岳僧仲仁墨画梅花》诗，“世人画梅赋丹粉，山僧画梅匀水墨”。陈与义《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是咏墨梅的名作，《其四》云“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提炼出以墨画梅的创作旨趣，即求神似而不求颜色之似；《其五》的“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及《次何文缜题颜持约画水墨梅花韵》中的“夺得斜枝不放归，倚窗承月看熹微”，在吟咏墨梅时加上窗与影的描写，与描写真实的梅花如出一辙，说明诗人在观察梅花与欣赏墨梅时采取着相类的视角，都陶醉于“疏影横斜”的韵味。
与“梅”相似，作为宋诗新原质的“书”同样在与时代精神的互动中激发了宋诗的活力。“书”所带来的智性色彩和书卷气息，不仅表现在描写读书生活的诗中，而且广泛影响到诗歌表现的方方面面。宋代众多读书诗、咏史诗等，以另一种方式将“书”纳入诗的领域。书的世界本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世界，读书的感觉更是抽象而又难以言明，宋人却擅长把握和描述这一抽象的心理。朱熹的《观书有感》写的是读书的心理过程：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③
即便抛开诗题，这也是首形象分明的好诗。而若与诗题并读，更能发觉诗意的巧妙，借助方塘的形象来写读书为心智注入的活力，心胸如有源之水般流动明澈。短短四句，却将一般人读书时一种心里感觉得到、口里却说不出来的好处蓦然挑明。读书这项不易把握的智力活动，在诗人深细的体悟中得以呈现，并以丰富的想象和细腻入微的表达将读书的心理过程充分诗意化。在这类诗中，“书”更多以变形的方式出现，以另一种途径呈现宋诗对于“书”的审美体悟和欣赏趣味。
宋诗新原质与宋代文化的互动，促使宋诗进一步将诗意的触手探入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处，开拓了诗歌在智性思维和人文文化方面的表达方式和审美价值，从而使宋诗从表现内容到内在精神都有了独特的资源。
【责任编辑 王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