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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行政中的技术主义人民对更高政府效率的执着追求，行政技术主义具有效率至上、行政事务的非政治性、技术普适性、工具理性等特性。但行政技术主义并不能完美地解决所有的行政问题。21世纪公共行政的重建需要关注公民民主参与，关注公共行政的公共性。
【关键词】：技术主义;缺陷;替代路径
自公共行政学诞生以来，这一学科研究就被带有浓重的技术主义色彩。实证主义是技术主义的哲学基础，因为实证主义为技术主义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而技术主义是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领域中的具体应用。技术理性在公共行政中长期处于支配地位而成为公共行政的主流范式，受到人们的普遍推崇，其实质是追求公共行政中的效率、经济及效能等价值。行政技术主义贯穿于公共行政实践的全部历程。依据沃尔多的概述，“行政实践是一个技术问题，其关键在于执行中的工作效率”。然而行政技术主义的乌托邦并未降临世间，虽然行政技术越来越先进，但很多复杂的、综合的行政问题未能在技术的实践中予以解决，过度地追求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反而可能导致公共行政身份的合法性危机。
一、对行政技术主义的理解
占据20世纪主流行政学理念的是一种被称为“价值中立”的科学，它受到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强调价值和事实的区别及分离，重点在于“技术的合理性”和“工具的合理性”，在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指导下，视“效率”为公共行政的终极目标和目的，把公共行政简化为一套行政程序和管理技术。这种技术“范式”轻视理论研究而重视技术研究，令这个学科在解决我们面对的很多重大问题时无能为力，使人民逐渐忽视了公共行政作为民主政治的一部分的本质属性，置政府管理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境地。
接着笔者在技术理性的观念下，探讨行政技术主义的特性：
效率至上的原则。行政技术主义的信念就是，提高效率是行政组织的关键所在。而技术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然途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可以保证高效率的实现。随着技术思想的向全社会推广，“在国家行政领域内，我们发现技术和效率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事情”。
行政事务的非政治性。一旦官僚体系被技术理性所束缚，那么政策过程将不再是通过沟通和协商而达成一致的过程，官僚体系将会把决策过程当做解决问题的技术性应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完善技术的追求，将取代人文的和伦理的关怀，技术成为公共决策的运行规则，并因此将行政事务转化为纯粹的技术问题。
技术普适性。“行政技术主要试图将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化为可以操作、控制的技术化手段和方式，不仅将决策问题予以技术化，将问题解决予以技术化，而且力图通过明晰的技术指标实现决策活动效果评价的技术化”。这样，行政技术就被普适化了，它适用于一切组织，任何行政問题都可以从技术中寻求解决方法。从横向的职能领域来讲，行政技术主义又包括行政法律技术、行政组织技术、行政决策技术、行政沟通技术和行政控制技术等。
工具理性。行政技术主义认为技术手段即是科学手段，科学的价值就在于符合理性的要求。随着政策工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政府工具愈将成为理性的模式，通过“建模”来解构行政管理过程。这些模型具有数值化、定量化、规范化、精确化的特定，行政技术将其引入公共行政中，达到行政指标化、可控性、和易操作性。数字性的定量分析，被作为公共行政的因果关系来思考，强化了数学演绎更符合理性。
当代法兰克福学派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将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分为三种：实证性研究、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批判性研究是指通过沟通话语对我们的信念和行为进行反省，以促使达到人类的解放和发展。本文的旨趣，就在于分析行政技术主义的特性和缺陷，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尝试性地探讨其替代路径。
二、影响行政技术主义的关键思想
从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到古典行政学派的发展，然后经由行为主义学派的实证研究的深化，行政技术主义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并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被广泛应用。为明晰行政技术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理论观念，本文将对其产生关键影响作用的主要代表学者的观点进行梳理，以便概括其理论缺陷，进而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并提出行政技术主义的替代路径。
作为行政学的鼻祖，威尔逊在其行政学开山之作《行政学研究》一文中指出，“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是政府的执行、政府的操作，它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这样，威尔逊就将行政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同时也将行政的定义带上了明显的技术主义倾向。
西方行政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教科书《行政学概论》的作者怀特，在其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行政在大体上，仍系一种技术”。怀特认为行政学建立的基本假设就是行政的科学化，他将行政学的研究转向了行政管理的内部，转向技术性的细节;现代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在行政管理中的广泛应用，现代行政管理过程中诸如决策、规划、设计和监督等许多重要工作都需要技术支持，国家行政管理也需要一批专门的科技人才。
韦伯在其理想的官僚体制中，通过对公共官僚制度的考察，描述了技术理性的运作，韦伯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指出，“官僚制”是效率最高的组织形式，政府、军队、宗教及早期的企业都是这种组织形态。“官僚制”的本质特性就是理性化，追求组织的效率和理性，它具有高度理性化，是组织机构的“理想类型”，这类组织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进行“非人格化”的管理，在组织专业性、连续性和可预测性等方面明显优越于其他组织。在这类组织中有一系列设计好的的规则和程序，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组织中担负一定的职务的组织成员则必须依据相应的规则和程序去行动。
行为主义代表学者西蒙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指出了行为主义行政学理论，严格区分“价值”与“事实”，试图建立一门严格奉行价值中立的、“数理模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行政科学”。西蒙在其行政决策理论及实际决策技术（包括计算机科学）的研究中，不断地提出新的概念工具，认为行政行为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分析和实验得出，其有限理性决策理论是基于理性概念发展起来的，其观点是通过客观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有限理性——“行政人”假设的对比来描述的，这是早期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理性概念，西蒙将理性阐释为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利益。在这一系列观念体系下，具有专门技术知识的行政人员可以通过精密的理性计算技术，来形成达到目标的最佳手段。 20实际80年代西方世界兴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无论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还是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对效率和技术理性的追求是不变的，由于他们主张效法企业，将市场机制和私人部门管理技术引入公共部门，新公共管理又被称为“新泰勒主义”。它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化、私有化和企业化的价值取向，以绩效管理、契约合同技术来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政府管理技术系统，在实践中主张用成本核算、结果控制、绩效评估等有形的标准来实现效率的有效测量。
三、对行政技术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公共行政学的技术定位及其特质反映了工业社会以来对科学技术、知识、效率的崇尚，是人类寻求良好政府治理的努力和对高效率政府的合理期待，然而技术的兴盛并不能涵盖公共行政的复杂性，其负面影响日益严重。我们有必要对行政技术主义做出批判性反思，正如盖伊·亚当斯与丹尼·巴尔弗在《揭开行政的罪恶》一书中阐述公共行政潜在的恶果——行政罪恶（即行政技术导致人类社会犯下严重错误），从根本上反思公共行政对技术理性的依赖。
（一）对人性认识的偏颇和思维的禁锢
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中的技术主义还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他们对人性的假设都是认为：（1）理性行动者具有利己心;（2）理性行为者是客观理性、冷漠的与追求私利并行;（3）理性行为者无被信任的基础。这种假设一方面忽视了历史文化对人性的影响，人们不仅只是关心个人和只是注重追求物质利益，历史文化会使人们互信、具有同胞情、体谅、利他等情感因素;另一方面，人性是复杂的，人们也追求良好的道德，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倫理。
行政技术主义强调官僚体系这架机器，也导致了对人的思维的禁锢，行政人员以技术官僚的面目出现，是官僚体系这架机器的齿轮，是无意识的“行政人”，在整个公共行政的领域及其权力运行机制中，排除了人的价值和人的行为主体意义，人不自觉地按照技术程序去行动，思维的禁锢使行政人员就如一条流水生产线一样，重复着机械的动作，无力反思其行为的道德和伦理。
（二）对科学技术地位和效率原则的质疑
工业革命以来的所有技术在发挥其功能的时候都需要在一定环境中下进行，人们有普适性的理论，却没有普适性的技术，唐斯指出，“技术局限起源于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局限性”，获取技术无限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使技术的应用也是乏力的，同时技术主义无法提供公共行政中的伦理空间，科学技术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的陈述，它无法代替伦理道德的地位。
在公共发展历程中，充斥着对效率的追求，对政治民主的要求却被遗忘，效率原则已经取代了政治民主成为公共行政的主导价值取向。围绕效率原则的价值取向，行政技术研究成为公共行政研究的基本准则和解释框架，倡导技术方法的普适性，抹去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的区别，将私人管理的技术、方法和价值全方位引入，以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混淆私人和公共的区别使公共行政研究忽略了研究目标的多元性，使公共行政研究处于较低层次的技术和操作层面上，缺乏多元价值关怀。
（三）将技术目标与价值目标倒置
公共行政追求的价值是公共利益，然而技术主义却舍本逐末，重视技术程序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公共行政无力反省其根本价值和目的。公共行政变为执行和管理的工具，逐渐远离了民主政治价值。
实证主义方法论强调定量化指标作为公共行政权威性手段，力求科学客观真实，想法设法效仿科学技术的研究方式，过度依赖自然科学手段乃是本末倒置。
（四）公共价值的偏颇导致公共行政身份性危机
在行政技术主义看来，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就是效率和经济，将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置于民主宪政之上，然而，现代政府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必须奠基于民主政治责任，并以能实践民主社会的价值为前提。
事实上，公共行政具有追求或要求的多元化，它在本质上以宪政民主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平、社会责任等多元化价值，过分偏重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过分追求效率价值观，明显存在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错位。公共行政学研究若将实证主义作为唯一的方法论来源，其结果必然无法承担起诸如民主、正义、宪政等具有深远价值关怀的重任。行政学在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引下淡忘公共行政的根本价值，最终将导致公共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
三、行政技术主义的替代路径
法默尔在《公共行政的语言》中提出“反思性阐释”这一理念，要超越技术主义思路，从根本上寻找行政技术主义的替代路径。“反思性阐释”是一种批判性的艺术，它力图解构公共行政的构成形态，不仅重新定义公共行政的“技术”事实和语言，而且超越公共行政学科的限制，以实现公共行政根本性的解构。
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国家治理，这随着国际形势、经济发展、政治和行政变革的具体阶段而发展，在我国过转型时期，公共行政理论应该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重建和发展，通过对行政技术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笔者试图能够思考出行政技术主义的替代路径，下面这两个方面是笔者基于本文的认识：
1、治理理论下倡导公民参与。多元参与的治理理论给国家官僚体制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针对官僚体制的明确的等级秩序、正式组织结构、压抑创新和变革及严格的服从关系，完成一次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批判研究。国家治理的前景将走向多元参与的合作治理，通过对社会行为主体的多维度视角的分析，提出与官僚管理完全不同的行政哲学：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公民合作协商、自由沟通、互助、创新，广泛的公民参与是被认为是社会需要的而不是对官僚行政的干扰，公民的支持和满意度形成政府的权力，合作治理成为公共行政的新精神。
一方面，公民参与能够减少公共组织谋取私利的机会，优化公共决策和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公民、社会组织及政府相互合作和磋商并达成共识，能达到社会民主治理的承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主张公民高度参与政府活动的古雅典就可以得出，公民参与能够丰富公民的公共生活，形成具有良好的公共意识的公民精神，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基于信任关系，政府倡导和授权公民参与，可以强化公民良好的道德，塑造公民可以信赖的品质，让公民了解和深刻认识社会的各方面建设和文化，比如城市规划和城市形象雕塑，政府可以采纳公民的？。
公民参与的方法有很多种，这样也形成参与的不同程度问题。我国实行的听证会制度和新闻发布会，是公民影响力最小的参与形式。听证会只允许极少部分代表参与政策论证，在政府规定范围内发表建议的意见，新闻发布会仅仅告知公众相关政策，公众对政策实质性地影响是最低程度的。建构正式的对话环境，公民和社会组织对重要政策拥有实质性地决定权，这是公民参与最大化的影响力。当然，在最弱和最强二维之间，还存在着其他许多参与形式，比如政策建议委员会、公民小组会议等等。正像本·巴伯提出的强势民主的概念，公民的主动性越高，公民参与的影响力和公民自治程度越高。
2、改善官僚体制，强化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
尽管官僚体制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西方行政理论也渐进性地对其进行改造和完善，但不得不承认官僚体制的制度框架和组织结构形态依然没有解体，官僚体制并没有得到绝对的超越。鉴于传统官僚行政片面追求机械性效率等缺陷，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官僚体制进行改善，改变其形式的合理，重视社会价值观念，包括公共利益、公民民主、公共自治的公共精神等。
影响公共行政的首要因素就是政治，公共行政也是政治理论的一部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本质，要在行政实践中不断地体现，并构建民主行政和民主政治。依据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政府负有行政公平、公正和平等对待的责任，公共行政要超越狭隘的技术理性和效率的局限，致力于对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等多元公共价值的追求。
参考文献：
[1]戴维·约翰·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谭功荣.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与流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王魏，牛美丽编译.公民参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陶振.公共行政中的技术主义：反思与超越[J]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0（2）
[5]张康之.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技术主义[J].理论与改革，2008（2）
[6]张亲培，刘兆鑫.回归公共行政的本质[J] .长白学刊，2007（2）
[7]殷宝良.浅谈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反思与批评[J] .学术理论，2008（4）
【关键词】：技术主义;缺陷;替代路径
自公共行政学诞生以来，这一学科研究就被带有浓重的技术主义色彩。实证主义是技术主义的哲学基础，因为实证主义为技术主义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而技术主义是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领域中的具体应用。技术理性在公共行政中长期处于支配地位而成为公共行政的主流范式，受到人们的普遍推崇，其实质是追求公共行政中的效率、经济及效能等价值。行政技术主义贯穿于公共行政实践的全部历程。依据沃尔多的概述，“行政实践是一个技术问题，其关键在于执行中的工作效率”。然而行政技术主义的乌托邦并未降临世间，虽然行政技术越来越先进，但很多复杂的、综合的行政问题未能在技术的实践中予以解决，过度地追求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反而可能导致公共行政身份的合法性危机。
一、对行政技术主义的理解
占据20世纪主流行政学理念的是一种被称为“价值中立”的科学，它受到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强调价值和事实的区别及分离，重点在于“技术的合理性”和“工具的合理性”，在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指导下，视“效率”为公共行政的终极目标和目的，把公共行政简化为一套行政程序和管理技术。这种技术“范式”轻视理论研究而重视技术研究，令这个学科在解决我们面对的很多重大问题时无能为力，使人民逐渐忽视了公共行政作为民主政治的一部分的本质属性，置政府管理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境地。
接着笔者在技术理性的观念下，探讨行政技术主义的特性：
效率至上的原则。行政技术主义的信念就是，提高效率是行政组织的关键所在。而技术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然途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可以保证高效率的实现。随着技术思想的向全社会推广，“在国家行政领域内，我们发现技术和效率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事情”。
行政事务的非政治性。一旦官僚体系被技术理性所束缚，那么政策过程将不再是通过沟通和协商而达成一致的过程，官僚体系将会把决策过程当做解决问题的技术性应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完善技术的追求，将取代人文的和伦理的关怀，技术成为公共决策的运行规则，并因此将行政事务转化为纯粹的技术问题。
技术普适性。“行政技术主要试图将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化为可以操作、控制的技术化手段和方式，不仅将决策问题予以技术化，将问题解决予以技术化，而且力图通过明晰的技术指标实现决策活动效果评价的技术化”。这样，行政技术就被普适化了，它适用于一切组织，任何行政問题都可以从技术中寻求解决方法。从横向的职能领域来讲，行政技术主义又包括行政法律技术、行政组织技术、行政决策技术、行政沟通技术和行政控制技术等。
工具理性。行政技术主义认为技术手段即是科学手段，科学的价值就在于符合理性的要求。随着政策工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政府工具愈将成为理性的模式，通过“建模”来解构行政管理过程。这些模型具有数值化、定量化、规范化、精确化的特定，行政技术将其引入公共行政中，达到行政指标化、可控性、和易操作性。数字性的定量分析，被作为公共行政的因果关系来思考，强化了数学演绎更符合理性。
当代法兰克福学派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将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分为三种：实证性研究、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批判性研究是指通过沟通话语对我们的信念和行为进行反省，以促使达到人类的解放和发展。本文的旨趣，就在于分析行政技术主义的特性和缺陷，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尝试性地探讨其替代路径。
二、影响行政技术主义的关键思想
从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到古典行政学派的发展，然后经由行为主义学派的实证研究的深化，行政技术主义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并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被广泛应用。为明晰行政技术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理论观念，本文将对其产生关键影响作用的主要代表学者的观点进行梳理，以便概括其理论缺陷，进而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并提出行政技术主义的替代路径。
作为行政学的鼻祖，威尔逊在其行政学开山之作《行政学研究》一文中指出，“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是政府的执行、政府的操作，它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这样，威尔逊就将行政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同时也将行政的定义带上了明显的技术主义倾向。
西方行政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教科书《行政学概论》的作者怀特，在其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行政在大体上，仍系一种技术”。怀特认为行政学建立的基本假设就是行政的科学化，他将行政学的研究转向了行政管理的内部，转向技术性的细节;现代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在行政管理中的广泛应用，现代行政管理过程中诸如决策、规划、设计和监督等许多重要工作都需要技术支持，国家行政管理也需要一批专门的科技人才。
韦伯在其理想的官僚体制中，通过对公共官僚制度的考察，描述了技术理性的运作，韦伯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指出，“官僚制”是效率最高的组织形式，政府、军队、宗教及早期的企业都是这种组织形态。“官僚制”的本质特性就是理性化，追求组织的效率和理性，它具有高度理性化，是组织机构的“理想类型”，这类组织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进行“非人格化”的管理，在组织专业性、连续性和可预测性等方面明显优越于其他组织。在这类组织中有一系列设计好的的规则和程序，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组织中担负一定的职务的组织成员则必须依据相应的规则和程序去行动。
行为主义代表学者西蒙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指出了行为主义行政学理论，严格区分“价值”与“事实”，试图建立一门严格奉行价值中立的、“数理模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行政科学”。西蒙在其行政决策理论及实际决策技术（包括计算机科学）的研究中，不断地提出新的概念工具，认为行政行为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分析和实验得出，其有限理性决策理论是基于理性概念发展起来的，其观点是通过客观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有限理性——“行政人”假设的对比来描述的，这是早期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理性概念，西蒙将理性阐释为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利益。在这一系列观念体系下，具有专门技术知识的行政人员可以通过精密的理性计算技术，来形成达到目标的最佳手段。 20实际80年代西方世界兴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无论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还是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对效率和技术理性的追求是不变的，由于他们主张效法企业，将市场机制和私人部门管理技术引入公共部门，新公共管理又被称为“新泰勒主义”。它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化、私有化和企业化的价值取向，以绩效管理、契约合同技术来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政府管理技术系统，在实践中主张用成本核算、结果控制、绩效评估等有形的标准来实现效率的有效测量。
三、对行政技术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公共行政学的技术定位及其特质反映了工业社会以来对科学技术、知识、效率的崇尚，是人类寻求良好政府治理的努力和对高效率政府的合理期待，然而技术的兴盛并不能涵盖公共行政的复杂性，其负面影响日益严重。我们有必要对行政技术主义做出批判性反思，正如盖伊·亚当斯与丹尼·巴尔弗在《揭开行政的罪恶》一书中阐述公共行政潜在的恶果——行政罪恶（即行政技术导致人类社会犯下严重错误），从根本上反思公共行政对技术理性的依赖。
（一）对人性认识的偏颇和思维的禁锢
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中的技术主义还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他们对人性的假设都是认为：（1）理性行动者具有利己心;（2）理性行为者是客观理性、冷漠的与追求私利并行;（3）理性行为者无被信任的基础。这种假设一方面忽视了历史文化对人性的影响，人们不仅只是关心个人和只是注重追求物质利益，历史文化会使人们互信、具有同胞情、体谅、利他等情感因素;另一方面，人性是复杂的，人们也追求良好的道德，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倫理。
行政技术主义强调官僚体系这架机器，也导致了对人的思维的禁锢，行政人员以技术官僚的面目出现，是官僚体系这架机器的齿轮，是无意识的“行政人”，在整个公共行政的领域及其权力运行机制中，排除了人的价值和人的行为主体意义，人不自觉地按照技术程序去行动，思维的禁锢使行政人员就如一条流水生产线一样，重复着机械的动作，无力反思其行为的道德和伦理。
（二）对科学技术地位和效率原则的质疑
工业革命以来的所有技术在发挥其功能的时候都需要在一定环境中下进行，人们有普适性的理论，却没有普适性的技术，唐斯指出，“技术局限起源于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局限性”，获取技术无限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使技术的应用也是乏力的，同时技术主义无法提供公共行政中的伦理空间，科学技术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的陈述，它无法代替伦理道德的地位。
在公共发展历程中，充斥着对效率的追求，对政治民主的要求却被遗忘，效率原则已经取代了政治民主成为公共行政的主导价值取向。围绕效率原则的价值取向，行政技术研究成为公共行政研究的基本准则和解释框架，倡导技术方法的普适性，抹去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的区别，将私人管理的技术、方法和价值全方位引入，以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混淆私人和公共的区别使公共行政研究忽略了研究目标的多元性，使公共行政研究处于较低层次的技术和操作层面上，缺乏多元价值关怀。
（三）将技术目标与价值目标倒置
公共行政追求的价值是公共利益，然而技术主义却舍本逐末，重视技术程序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公共行政无力反省其根本价值和目的。公共行政变为执行和管理的工具，逐渐远离了民主政治价值。
实证主义方法论强调定量化指标作为公共行政权威性手段，力求科学客观真实，想法设法效仿科学技术的研究方式，过度依赖自然科学手段乃是本末倒置。
（四）公共价值的偏颇导致公共行政身份性危机
在行政技术主义看来，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就是效率和经济，将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置于民主宪政之上，然而，现代政府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必须奠基于民主政治责任，并以能实践民主社会的价值为前提。
事实上，公共行政具有追求或要求的多元化，它在本质上以宪政民主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平、社会责任等多元化价值，过分偏重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过分追求效率价值观，明显存在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错位。公共行政学研究若将实证主义作为唯一的方法论来源，其结果必然无法承担起诸如民主、正义、宪政等具有深远价值关怀的重任。行政学在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引下淡忘公共行政的根本价值，最终将导致公共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
三、行政技术主义的替代路径
法默尔在《公共行政的语言》中提出“反思性阐释”这一理念，要超越技术主义思路，从根本上寻找行政技术主义的替代路径。“反思性阐释”是一种批判性的艺术，它力图解构公共行政的构成形态，不仅重新定义公共行政的“技术”事实和语言，而且超越公共行政学科的限制，以实现公共行政根本性的解构。
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国家治理，这随着国际形势、经济发展、政治和行政变革的具体阶段而发展，在我国过转型时期，公共行政理论应该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重建和发展，通过对行政技术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笔者试图能够思考出行政技术主义的替代路径，下面这两个方面是笔者基于本文的认识：
1、治理理论下倡导公民参与。多元参与的治理理论给国家官僚体制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针对官僚体制的明确的等级秩序、正式组织结构、压抑创新和变革及严格的服从关系，完成一次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批判研究。国家治理的前景将走向多元参与的合作治理，通过对社会行为主体的多维度视角的分析，提出与官僚管理完全不同的行政哲学：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公民合作协商、自由沟通、互助、创新，广泛的公民参与是被认为是社会需要的而不是对官僚行政的干扰，公民的支持和满意度形成政府的权力，合作治理成为公共行政的新精神。
一方面，公民参与能够减少公共组织谋取私利的机会，优化公共决策和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公民、社会组织及政府相互合作和磋商并达成共识，能达到社会民主治理的承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主张公民高度参与政府活动的古雅典就可以得出，公民参与能够丰富公民的公共生活，形成具有良好的公共意识的公民精神，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基于信任关系，政府倡导和授权公民参与，可以强化公民良好的道德，塑造公民可以信赖的品质，让公民了解和深刻认识社会的各方面建设和文化，比如城市规划和城市形象雕塑，政府可以采纳公民的？。
公民参与的方法有很多种，这样也形成参与的不同程度问题。我国实行的听证会制度和新闻发布会，是公民影响力最小的参与形式。听证会只允许极少部分代表参与政策论证，在政府规定范围内发表建议的意见，新闻发布会仅仅告知公众相关政策，公众对政策实质性地影响是最低程度的。建构正式的对话环境，公民和社会组织对重要政策拥有实质性地决定权，这是公民参与最大化的影响力。当然，在最弱和最强二维之间，还存在着其他许多参与形式，比如政策建议委员会、公民小组会议等等。正像本·巴伯提出的强势民主的概念，公民的主动性越高，公民参与的影响力和公民自治程度越高。
2、改善官僚体制，强化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
尽管官僚体制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西方行政理论也渐进性地对其进行改造和完善，但不得不承认官僚体制的制度框架和组织结构形态依然没有解体，官僚体制并没有得到绝对的超越。鉴于传统官僚行政片面追求机械性效率等缺陷，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官僚体制进行改善，改变其形式的合理，重视社会价值观念，包括公共利益、公民民主、公共自治的公共精神等。
影响公共行政的首要因素就是政治，公共行政也是政治理论的一部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本质，要在行政实践中不断地体现，并构建民主行政和民主政治。依据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政府负有行政公平、公正和平等对待的责任，公共行政要超越狭隘的技术理性和效率的局限，致力于对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等多元公共价值的追求。
参考文献：
[1]戴维·约翰·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谭功荣.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与流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王魏，牛美丽编译.公民参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陶振.公共行政中的技术主义：反思与超越[J]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0（2）
[5]张康之.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技术主义[J].理论与改革，2008（2）
[6]张亲培，刘兆鑫.回归公共行政的本质[J] .长白学刊，2007（2）
[7]殷宝良.浅谈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反思与批评[J] .学术理论，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