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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孕育了中华文明。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但长期以来，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在经济发展中遭到破坏，保护黄河刻不容缓。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流域各省份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走绿色发展道路。
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如何协同共进？流域各省份的产业结构、布局如何调整优化？就相关问题，《民生周刊》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民生周刊：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协同共进，但在实施过程中，它们还是会出现一些矛盾，您怎么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李佐军
李佐军：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在实际中确实存在一些矛盾，中央就是想在黄河流域探索一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的发展道路。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他也强调，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黄河流域就明确地提出这二者的关系，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绿色发展或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一脉相承。只不过，相对于长江流域来说，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矛盾更为突出，协同难度更大，挑战更大。
所以，在黄河流域，如果把二者的关系处理好，也能为长江流域或者其他地方形成典型示范效应。因为，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更为脆弱，经济发展压力更大，二者的矛盾更尖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选择黄河流域作为这种新模式的探索，有独特意义和价值。
民生周刊：根据您的判断，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难度更大，那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
李佐军：现在就需要我们积极地从各个层面去探索。中央进行战略规划，比如“十四五”规划就要在这方面做出一些重大谋划，也要从顶层政策、制度设计等方面做出相应安排或支持。
从地方来说，需要黄河流域省份积极地根据各自的特点进行探索，形成典型经验，逐步向更多地方推广。需要企业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黄河流域发展难度更大，挑战性更大，显然不是单方面力量能做好的，需要整合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探索。
这里没有捷径能够一下子解决问题，黄河流域各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工业化阶段不同，在探索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都可能有独特的做法和模式。
總之，既然中央已经提出这样的大政方针，就要鼓励各个层面去探索、努力，然后找到一条适合各地的最佳道路。
民生周刊：黄河流域现有产业结构存在什么问题？需要怎么优化？
李佐军：产业结构要想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对原来的低端产业进行调整，优化或者淘汰不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
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对来说知识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同时又能够发挥黄河流域各个地方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才能够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民生周刊：要适应新的发展模式，黄河流域的产业布局应该如何调整？
李佐军：从产业布局来看，最主要的还是要因地制宜，黄河流域各个省份从自然条件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不一样，布局一定要因地制宜，各得其所。
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两个要求的产业，根据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优化布局到相应区域，同时还要强调这些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形成一种分工协作体系，避免产业恶性竞争，避免搞重复建设。
根据这些要求，黄河流域各个地方一定要重点发展它们的特色优势产业，并形成市场竞争优势。
民生周刊：具体来说，您对黄河上、中、下游地区的发展分别有什么建议？
李佐军：上游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这些地方属于黄河源头，总体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所以它们承担的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最大。这些地区本身经济基础比较差，产业体系不完整，生态环境保护任务比较重，所以它们适合发展的还是农牧业、绿色加工业、旅游业，还有新能源业，比如风能、太阳能等。
对于中游来说，内蒙古、陕西、山西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能源密集，尤其是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在这一带比较丰富，重化工业的比重也较高。今后，还是要发挥他们资源能源相对密集的优势，但又要符合绿色发展要求，对原来的重化工业要进行绿色化、低碳化改造，让它们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另外，像西安还有一些独特优势，如科技、人才、教育方面的优势，因此还可以发展高端产业。
对于下游来说，河南和山东产业比较丰富，尤其是山东的工业比较发达，农业等其他方面也较发达，今后还是按照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去发展。
民生周刊：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涉及好几个部门，这些部门怎样才能形成合力？
李佐军：这是体制改革的问题。事实上，这几年中央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改革，比如成立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另外，针对黄河流域有些特定的情况，为解决一些焦点的重大难点问题，还可以设立一些跨区域或者省内的独特机构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流域各省份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走绿色发展道路。
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如何协同共进？流域各省份的产业结构、布局如何调整优化？就相关问题，《民生周刊》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民生周刊：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协同共进，但在实施过程中，它们还是会出现一些矛盾，您怎么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李佐军：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在实际中确实存在一些矛盾，中央就是想在黄河流域探索一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的发展道路。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他也强调，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黄河流域就明确地提出这二者的关系，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绿色发展或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一脉相承。只不过，相对于长江流域来说，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矛盾更为突出，协同难度更大，挑战更大。
所以，在黄河流域，如果把二者的关系处理好，也能为长江流域或者其他地方形成典型示范效应。因为，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更为脆弱，经济发展压力更大，二者的矛盾更尖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选择黄河流域作为这种新模式的探索，有独特意义和价值。
民生周刊：根据您的判断，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难度更大，那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
李佐军：现在就需要我们积极地从各个层面去探索。中央进行战略规划，比如“十四五”规划就要在这方面做出一些重大谋划，也要从顶层政策、制度设计等方面做出相应安排或支持。
从地方来说，需要黄河流域省份积极地根据各自的特点进行探索，形成典型经验，逐步向更多地方推广。需要企业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黄河流域发展难度更大，挑战性更大，显然不是单方面力量能做好的，需要整合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探索。
这里没有捷径能够一下子解决问题，黄河流域各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工业化阶段不同，在探索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都可能有独特的做法和模式。
總之，既然中央已经提出这样的大政方针，就要鼓励各个层面去探索、努力，然后找到一条适合各地的最佳道路。
民生周刊：黄河流域现有产业结构存在什么问题？需要怎么优化？
李佐军：产业结构要想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对原来的低端产业进行调整，优化或者淘汰不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
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对来说知识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同时又能够发挥黄河流域各个地方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才能够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民生周刊：要适应新的发展模式，黄河流域的产业布局应该如何调整？
李佐军：从产业布局来看，最主要的还是要因地制宜，黄河流域各个省份从自然条件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不一样，布局一定要因地制宜，各得其所。
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两个要求的产业，根据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优化布局到相应区域，同时还要强调这些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形成一种分工协作体系，避免产业恶性竞争，避免搞重复建设。
根据这些要求，黄河流域各个地方一定要重点发展它们的特色优势产业，并形成市场竞争优势。
民生周刊：具体来说，您对黄河上、中、下游地区的发展分别有什么建议？
李佐军：上游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这些地方属于黄河源头，总体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所以它们承担的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最大。这些地区本身经济基础比较差，产业体系不完整，生态环境保护任务比较重，所以它们适合发展的还是农牧业、绿色加工业、旅游业，还有新能源业，比如风能、太阳能等。
对于中游来说，内蒙古、陕西、山西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能源密集，尤其是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在这一带比较丰富，重化工业的比重也较高。今后，还是要发挥他们资源能源相对密集的优势，但又要符合绿色发展要求，对原来的重化工业要进行绿色化、低碳化改造，让它们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另外，像西安还有一些独特优势，如科技、人才、教育方面的优势，因此还可以发展高端产业。
对于下游来说，河南和山东产业比较丰富，尤其是山东的工业比较发达，农业等其他方面也较发达，今后还是按照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去发展。
民生周刊：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涉及好几个部门，这些部门怎样才能形成合力？
李佐军：这是体制改革的问题。事实上，这几年中央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改革，比如成立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另外，针对黄河流域有些特定的情况，为解决一些焦点的重大难点问题，还可以设立一些跨区域或者省内的独特机构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