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义为中心的文化社会学遭遇的关键挑战之一就是不得不面对当代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和物质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发现。其越来越紧迫的任务就是认识并修正曾经由这些学科所确立的语言学／文本框架之解释的局限性。传统结构主义者集中关注各种话语符码，而且，在理解复杂的表象经济的权力，特别是在履行解释其变异性方面，文化符号之任意性的假设显得捉襟见肘。语言和以沟通为中心的框架通常忽视的事实是，被相信具有因果性社会力量的绝大多数能指无可避免地嵌入在开放的但并非无限制的感情与物质性结构之中。因此，行动中需要整合能力更强且维度更多的文化模式。本文主要讨论符像性对发展一个与此相关的整合性视角的重要性，同时并不抛弃语言学转向的一些构成性洞见。我以亚历山大等当代学者的转型性工作和我自己的研究来证实，被如此构想的文化的复合体才是具因果律的社会力。我的目的在于详尽阐述物质性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原则，即不同的符号秩序对于决定性和／或自主性逻辑而言是不同的主题，并且由此对“社会建构”和历史转型的不同模式做出回应。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奥斯汀关于如何以言行事的问题，但是不能重复他的局限，即似乎社会之事发生之际同时并不伴随图像、对象、场所、身体和所有它们的特征以及使用暗含。对社会学想象力的这一扩展予以充实，可以帮助我们激活理解和解释文化这一概念所拥有的充分潜力，并由此坚定地转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