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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两宋理学的社会生成机制，以其对今天我们进行的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有所借鉴。
【关键词】两宋理学；社会生成机制；哲学转换
两宋理学虽然已成为昔日黄花，沉淀在历史文化中，但是，以它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民族文化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来说，两宋理学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最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的完成，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政治指导思想。
理学在宋代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北宋、南宋两个时期。北宋时期，一些理学的基本概念，如太极、性命、天理、人欲、存理灭欲、理一分殊等相继提出，出现了濂学、关学、洛学等学派，理学思想体系初具规模。南宋是理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思想体系趋于完备。这一时期理学的发展有三大特点：一是出现了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以朱熹的闽学为代表。二是理学思潮向着纵深发展，出现了陆九渊的心学派，并成为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三是这一时期理学大师辈出，学派甚多，还时有交流和讨论。①两宋理学家人数众多，学说各有特色，其中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成就最高。在市场经济狂飙突进的当下，分析两宋理学的社会生成机制，无论从政治哲学转换的角度，还是从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角度，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一、两宋理学生成的政治基础：统治者所采取的较为宽松的政策
唐末至五代的常年动乱，使封建统治阶级赖以生存的伦纪纲常遭到很大的冲击和破坏。特别是五代时期，士风日下，士人多谋官利，不讲名节。五代的权力更迭更是以臣弑君。这些政治行为严重地背离了儒家“君君、臣臣”的训典，重振纲纪就成为大宋王朝谋求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一些关心时政的士人，深为宋王朝的命运担忧。他们从研习学术的角度出发，试图建立一种较之汉唐儒学更为完善的政治学说，为君主政治的永久运转建立永恒法则。
与此相呼应，统治者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也是相对松弛的。从当时的背景分析，主要是宋初以赵匡胤为首的几位帝王为巩固其统治，其最大的注意力是如何消除存在于各地的割据势力，集中于如何禁止文武百官凭籍种种因缘结党营私、对专制权威构成威胁，集中于抵制辽和西夏的侵扰，因而无暇顾及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此外，宋太宗因为要消除皇位继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宋真宗的平庸也企图以文治加以粉饰。这样一来，“他们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艺术领域的各个学派，也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②。这些便在客观上为宋代思想界的活跃，为理学的高度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产生于隋唐的科举制度在这时也越发完备，为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智力支撑。隋唐时期，科举制度逐渐改变着统治集团的内部构成，并成为统治阶级扩大统治基础的重要途径。降至宋代，经过长期的战乱和走马灯似的王朝更替，科举制度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制度与其他因素产生综合作用，是士族门阀阶层推出了历史舞台。这个时期的开科取士不问门第出身，而且从宋太宗起，取士的名额大大增加，大批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的士人通过科举跻身统治集团。在科场考试中，考官命题的范围和儒生的答卷也并不局限于儒家思想。这些都为士人阶层的壮大和理学的繁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两宋理学生成的社会基础：书院教育的发达
自孔子开办私学以来，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到两宋时期，学校教育形式，除官办的小学、县学、州学和太学外，士人阶层的私人办学空前发达。因“前代痒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③。在封建朝廷的支持下，一个个书院雨后春笋般分布在全国各地。
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宋儒创办书院时也效仿佛教，选择远辟尘嚣的山水间创建书院。儒者隐居山水，在山水中静思、熟虑、著书、讲学。如周敦颐在庐山创办了濂溪书院，吕祖谦兄弟在明招山建丽泽书院，陆九渊在贵溪应天山修建精舍，朱熹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两宋时期的书院到底有多少，笔者未见到精确的数字，这里仅以九华山为例，据新修《九华山志》④所计，自唐以来的书堂、精舍一类的书院有24所，且多为两宋时兴办的。据此，我们可以想象全国的书院规模。两宋书院的佼佼者，尤以嵩阳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为最，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
书院里的学生有的多达数百人，超过官办学校。讲学是书院最主要的活动，其讲学又称“讲会”，自由讲学是书院的突出特点。这里学术气氛宽松，可以自由争辩。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发生于江西鹅湖寺的“鹅湖之会”，争辩的双方代表，一方是程朱“理学”的朱熹，另一方是陆王“心学”的陆九渊，更是千古文化盛事。可以想象，正是在这种自由争辩的学术氛围中，两宋理学才达到了它应有的水平。在学术霸权愈演愈烈的今天，这种自由争辩的精神仍有倡导的必要。
三、两宋理学生成的思想文化基础：佛、老之学为理学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助缘
两宋理学之所以不同于汉唐经学，根本之点就在于它建立了能融合三教的概念体系。在儒、道、佛三教中，“天”、“无”、“空”被分别作为最根本、最玄妙的范畴。在统一三者的过程中，周敦颐、邵雍试用“太极”去作为统一三者的基础，后来遭到张载的批判。张载的气一元论又被后人发展。二程提出在“气”之上还有一个“理”在支配其运行变化，而朱熹赋予“理”以最高本体、本原的意义，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⑤至于“太极”，也只是个极好极善的“道理”。后来理学家进一步论证了“天”、“无”、“空”是一致的，“无”就是“空”，“空”就是“天”，“道理”为“天地之本”，它存在于“心”中，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的是“天理”或“條理”，存在于人“心”中的是“良心”或“道心”，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是“人伦物理”或“至理”。理学家在思想理论层面完成了整合儒、佛、道三教的任务。
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在他的《通书》中大力提倡“主静”说等，十分明显地是受佛教影响的结果。周子曾求教于多为禅师学佛。他的著名散文《爱莲说》，盛赞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本洁之性。莲花是代表佛教的象征物，莲花在中国佛教，几乎代表了佛教教义的全部。今天，在我国许多寺庙中，还可以看到如来佛祖金身下的莲花宝座。周敦颐作《爱莲说》，随着以濂溪、太极、爱莲、宗濂等为名的书院遍布全国，莲花亦散布在儒者的心中。
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也弛心佛教多年，对佛学体味甚深。从他遗存在泉州安海的山石上的手书“泉南佛国”，遗存于武夷山的墨迹“静我神”及石刻拓片“静心养气”，与他以后的“持敬”的治学思想结合起来，可以知道朱熹的体认论是吸收了佛教的禅定思想的。以上可以看出，理学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大都是先入于佛而后才求之于六经的。他们的思想观点多来源于佛教，或是受了佛学的影响而形成的。当时的社会，士人较普遍地读儒经、佛经、道经，参加三教会讲，并将三教集于一身。牟宗三先生认为：道家之“玄理”、佛家之“空理”、儒家之“性理”，当属于道德宗教者。宋明儒所讲者即性理之学也。此亦道德亦宗教，即道德即宗教，道德宗教通而一之者也。⑥他所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四、两宋理学生成机制也包括理学家的勇于怀疑、批判和创新的精神
两宋理学的创始人大都置汉唐以来的各种“传”、“注”于不顾，而是直接把目光转向了先秦的典籍，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春秋》、《尚书》等。他们通过注释这些典籍来阐述其思想。所以，“舍传求经”阶段又称“我注六经”阶段。然而，不管怎样回到先秦典籍，一千多年前的理论却难以回答现实的社会实践问题。于是，理学就转入到“疑经改经”阶段。
在这一阶段，理学家首先怀疑流传下来的先秦典籍是否是先秦人的原创。例如，欧阳修否认《十翼》出自孔子手笔，司马光怀疑《孟子》，苏轼讥讽《尚书》，朱熹认为“诗序”非圣人之言，他作的《诗集传》尽删《小序》。尽管先秦的典籍记载着古人的智慧，但毕竟散发着陈腐的霉味。因此，便出现了修改经典的现象。随着理论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双重需要，由“疑经改经”就进入到“六经注我”的新阶段。
在这一阶段，理学宗师们进行独立的思考，自己写语录、讲义，著书立说来阐述其思想。存在者是自己，过去的经典已成了自己观点的论据。所以，此阶段又称为“六经注我”阶段。在这个阶段，理学家们表现出勇于怀疑、批判和创新的精神，两宋理学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流传下来的典籍是大师们的学术精华，也最具有研究价值。例如《朱子语类》、《传习录》、《玉山讲义》、《严陵讲义》、《朱文公集》等。正是有了此阶段的理论创作，理学才成为成熟的理论。
一般说来，人类文明的每段发展都伴随着认识上的飞跃，而认识的更新则需要以否定成说和固有观念为起点。⑦宋明理学以上的发展阶段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思想发展史的长河中，只有对理论持既批判又继承，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扬弃”的态度，同时根据理论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需要进行开创性研究，才能为理论发展增添新的内容，从而推动它的发展。两宋理学这一发展规律对于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进行中国哲学创新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410页。
［2］．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从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69页
［3］．《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衡州石鼓书院记》[M]
［4］．《九华山志》[M] 黄山书社 1990年版
［5］．《朱子语类》卷一[M]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6］．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 台北正中书局 1968年版，此据1981年版，第一册，第一部《综论》，第4页
［7］．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第302頁
作者简介：王常勋，男，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2006级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
【关键词】两宋理学；社会生成机制；哲学转换
两宋理学虽然已成为昔日黄花，沉淀在历史文化中，但是，以它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民族文化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来说，两宋理学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最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的完成，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政治指导思想。
理学在宋代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北宋、南宋两个时期。北宋时期，一些理学的基本概念，如太极、性命、天理、人欲、存理灭欲、理一分殊等相继提出，出现了濂学、关学、洛学等学派，理学思想体系初具规模。南宋是理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思想体系趋于完备。这一时期理学的发展有三大特点：一是出现了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以朱熹的闽学为代表。二是理学思潮向着纵深发展，出现了陆九渊的心学派，并成为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三是这一时期理学大师辈出，学派甚多，还时有交流和讨论。①两宋理学家人数众多，学说各有特色，其中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成就最高。在市场经济狂飙突进的当下，分析两宋理学的社会生成机制，无论从政治哲学转换的角度，还是从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角度，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一、两宋理学生成的政治基础：统治者所采取的较为宽松的政策
唐末至五代的常年动乱，使封建统治阶级赖以生存的伦纪纲常遭到很大的冲击和破坏。特别是五代时期，士风日下，士人多谋官利，不讲名节。五代的权力更迭更是以臣弑君。这些政治行为严重地背离了儒家“君君、臣臣”的训典，重振纲纪就成为大宋王朝谋求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一些关心时政的士人，深为宋王朝的命运担忧。他们从研习学术的角度出发，试图建立一种较之汉唐儒学更为完善的政治学说，为君主政治的永久运转建立永恒法则。
与此相呼应，统治者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也是相对松弛的。从当时的背景分析，主要是宋初以赵匡胤为首的几位帝王为巩固其统治，其最大的注意力是如何消除存在于各地的割据势力，集中于如何禁止文武百官凭籍种种因缘结党营私、对专制权威构成威胁，集中于抵制辽和西夏的侵扰，因而无暇顾及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此外，宋太宗因为要消除皇位继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宋真宗的平庸也企图以文治加以粉饰。这样一来，“他们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艺术领域的各个学派，也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②。这些便在客观上为宋代思想界的活跃，为理学的高度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产生于隋唐的科举制度在这时也越发完备，为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智力支撑。隋唐时期，科举制度逐渐改变着统治集团的内部构成，并成为统治阶级扩大统治基础的重要途径。降至宋代，经过长期的战乱和走马灯似的王朝更替，科举制度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制度与其他因素产生综合作用，是士族门阀阶层推出了历史舞台。这个时期的开科取士不问门第出身，而且从宋太宗起，取士的名额大大增加，大批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的士人通过科举跻身统治集团。在科场考试中，考官命题的范围和儒生的答卷也并不局限于儒家思想。这些都为士人阶层的壮大和理学的繁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两宋理学生成的社会基础：书院教育的发达
自孔子开办私学以来，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到两宋时期，学校教育形式，除官办的小学、县学、州学和太学外，士人阶层的私人办学空前发达。因“前代痒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③。在封建朝廷的支持下，一个个书院雨后春笋般分布在全国各地。
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宋儒创办书院时也效仿佛教，选择远辟尘嚣的山水间创建书院。儒者隐居山水，在山水中静思、熟虑、著书、讲学。如周敦颐在庐山创办了濂溪书院，吕祖谦兄弟在明招山建丽泽书院，陆九渊在贵溪应天山修建精舍，朱熹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两宋时期的书院到底有多少，笔者未见到精确的数字，这里仅以九华山为例，据新修《九华山志》④所计，自唐以来的书堂、精舍一类的书院有24所，且多为两宋时兴办的。据此，我们可以想象全国的书院规模。两宋书院的佼佼者，尤以嵩阳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为最，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
书院里的学生有的多达数百人，超过官办学校。讲学是书院最主要的活动，其讲学又称“讲会”，自由讲学是书院的突出特点。这里学术气氛宽松，可以自由争辩。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发生于江西鹅湖寺的“鹅湖之会”，争辩的双方代表，一方是程朱“理学”的朱熹，另一方是陆王“心学”的陆九渊，更是千古文化盛事。可以想象，正是在这种自由争辩的学术氛围中，两宋理学才达到了它应有的水平。在学术霸权愈演愈烈的今天，这种自由争辩的精神仍有倡导的必要。
三、两宋理学生成的思想文化基础：佛、老之学为理学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助缘
两宋理学之所以不同于汉唐经学，根本之点就在于它建立了能融合三教的概念体系。在儒、道、佛三教中，“天”、“无”、“空”被分别作为最根本、最玄妙的范畴。在统一三者的过程中，周敦颐、邵雍试用“太极”去作为统一三者的基础，后来遭到张载的批判。张载的气一元论又被后人发展。二程提出在“气”之上还有一个“理”在支配其运行变化，而朱熹赋予“理”以最高本体、本原的意义，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⑤至于“太极”，也只是个极好极善的“道理”。后来理学家进一步论证了“天”、“无”、“空”是一致的，“无”就是“空”，“空”就是“天”，“道理”为“天地之本”，它存在于“心”中，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的是“天理”或“條理”，存在于人“心”中的是“良心”或“道心”，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是“人伦物理”或“至理”。理学家在思想理论层面完成了整合儒、佛、道三教的任务。
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在他的《通书》中大力提倡“主静”说等，十分明显地是受佛教影响的结果。周子曾求教于多为禅师学佛。他的著名散文《爱莲说》，盛赞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本洁之性。莲花是代表佛教的象征物，莲花在中国佛教，几乎代表了佛教教义的全部。今天，在我国许多寺庙中，还可以看到如来佛祖金身下的莲花宝座。周敦颐作《爱莲说》，随着以濂溪、太极、爱莲、宗濂等为名的书院遍布全国，莲花亦散布在儒者的心中。
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也弛心佛教多年，对佛学体味甚深。从他遗存在泉州安海的山石上的手书“泉南佛国”，遗存于武夷山的墨迹“静我神”及石刻拓片“静心养气”，与他以后的“持敬”的治学思想结合起来，可以知道朱熹的体认论是吸收了佛教的禅定思想的。以上可以看出，理学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大都是先入于佛而后才求之于六经的。他们的思想观点多来源于佛教，或是受了佛学的影响而形成的。当时的社会，士人较普遍地读儒经、佛经、道经，参加三教会讲，并将三教集于一身。牟宗三先生认为：道家之“玄理”、佛家之“空理”、儒家之“性理”，当属于道德宗教者。宋明儒所讲者即性理之学也。此亦道德亦宗教，即道德即宗教，道德宗教通而一之者也。⑥他所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四、两宋理学生成机制也包括理学家的勇于怀疑、批判和创新的精神
两宋理学的创始人大都置汉唐以来的各种“传”、“注”于不顾，而是直接把目光转向了先秦的典籍，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春秋》、《尚书》等。他们通过注释这些典籍来阐述其思想。所以，“舍传求经”阶段又称“我注六经”阶段。然而，不管怎样回到先秦典籍，一千多年前的理论却难以回答现实的社会实践问题。于是，理学就转入到“疑经改经”阶段。
在这一阶段，理学家首先怀疑流传下来的先秦典籍是否是先秦人的原创。例如，欧阳修否认《十翼》出自孔子手笔，司马光怀疑《孟子》，苏轼讥讽《尚书》，朱熹认为“诗序”非圣人之言，他作的《诗集传》尽删《小序》。尽管先秦的典籍记载着古人的智慧，但毕竟散发着陈腐的霉味。因此，便出现了修改经典的现象。随着理论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双重需要，由“疑经改经”就进入到“六经注我”的新阶段。
在这一阶段，理学宗师们进行独立的思考，自己写语录、讲义，著书立说来阐述其思想。存在者是自己，过去的经典已成了自己观点的论据。所以，此阶段又称为“六经注我”阶段。在这个阶段，理学家们表现出勇于怀疑、批判和创新的精神，两宋理学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流传下来的典籍是大师们的学术精华，也最具有研究价值。例如《朱子语类》、《传习录》、《玉山讲义》、《严陵讲义》、《朱文公集》等。正是有了此阶段的理论创作，理学才成为成熟的理论。
一般说来，人类文明的每段发展都伴随着认识上的飞跃，而认识的更新则需要以否定成说和固有观念为起点。⑦宋明理学以上的发展阶段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思想发展史的长河中，只有对理论持既批判又继承，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扬弃”的态度，同时根据理论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需要进行开创性研究，才能为理论发展增添新的内容，从而推动它的发展。两宋理学这一发展规律对于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进行中国哲学创新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410页。
［2］．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从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69页
［3］．《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衡州石鼓书院记》[M]
［4］．《九华山志》[M] 黄山书社 1990年版
［5］．《朱子语类》卷一[M]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6］．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 台北正中书局 1968年版，此据1981年版，第一册，第一部《综论》，第4页
［7］．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第302頁
作者简介：王常勋，男，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2006级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