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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公投,脱欧派以不大的优势获胜,这意味着欧盟历史上首次出现成员国主动退出的情况。对脱欧前景及脱欧所造成的连锁反应,全世界都高度关注着。
卡梅伦一手酝酿的脱欧公投
尽管英国长期以来在欧盟内部独树一帜,不太合群,但放出脱欧公投这只“洪水猛兽”的却是首相卡梅伦。耐人寻味的是,卡梅伦长期以来以“留欧派”面目公开出现,且越临近公投,其呼吁留欧的倾向就越明显,一些媒体形容他“给人以声色俱厉、过犹不及之感”。
任何蹊跷当然都是有原因的。
2012年底、2013年初,英国国内政坛风云突变,以法拉奇为首的英国独立党异军突起,打着“反全球化”“反对留在欧盟”的旗号,从保守党手中抢走不少选票,而保守党内部以时任伦敦市长约翰逊、资深议员戈夫为首的一派也对英国在欧盟内“有义务没发言权”表示不满,许多英国民众(尤其中低收入者和老年人)因欧债危机和失业率等问题也对“欧洲大一统”啧有烦言。
由于2015年英国要举行立法选举,当时观察家普遍不看好卡梅伦及其保守党,认为能保住当时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就算不错,弄不好还会输掉选举。情急之下,卡梅伦在2013年1月23日首次发表“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讲话,称只要在大选中获胜,就会在一年内完成脱欧全民公决的一切法律程序,“让人民自己掌握是否留在欧盟的选择权”。
结果,选举过后,卡梅伦不但可以继续执政,还成了单独组阁、掌握议会过半席位的单一执政党。卡梅伦认为“举行脱欧公投”的承诺居功至伟,而此前有惊无险的苏格兰独立公投顺带打击了进退两难的政敌——工党,更让他坚信“公投是个好主意”,为此他当选后第一时间宣布“我会信守承诺”,在2017年内举行脱欧公投。2016年2月20日,卡梅伦宣布提前一年举行公投,并将“正日子”定在6月23日。
由于一手促成公投,并收获了出乎意料的结果,卡梅伦只好在公投结果揭晓后宣布辞职。
脱欧派为何出乎意料获胜
许多观察家指出,是卡梅伦及其“最佳拍档”——财相奥斯本严重错估了形势,导致了“一场失败的豪赌”。
2013年1月,卡梅伦为了选举需要抢先挑起脱欧话题,并发表了“如果欧盟不改革英国保留退出权利”的公开讲话。他不止想借此和政敌法拉奇抢夺国内民意,也有挟民意“敲打”欧盟,以期获得更多“特殊照顾”的用意。其实,他和保守党大多数人属于“有条件留欧派”,即英国应选择继续做欧盟内部的“特殊成员”,“特殊条款”越多对英国越有利。
自2015年底以来,难民问题风波骤起,令英国民众对欧盟的可信任度不断发出质疑,有人指出,颟顸的欧盟决策机制既不能应对欧债危机,也无法对付难民潮,“欧盟内部不设防”导致上述危机不论发生在欧洲何处,都会对整个欧洲产生影响,且各国政府还会因布鲁塞尔的掣肘,难以采取单独措施加以应对。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英国经济恢复情况较好,因此不仅担心欧盟伙伴拖累,也唯恐“大欧洲”的失业大军涌入英国,摊薄福利,抢走就业机会。此外,他们对非民选的欧盟机构凌驾于英国主权之上,一旦犯错自己还无法通过选票赶他们下台这一点,也认为“不公平”。
随着难民危机愈演愈烈,英国国内不满欧盟体制的声音渐长,这让卡梅伦产生一个错觉,认为“时间对脱欧派有利”,必须抢在脱欧派民意支持率彻底立于不败之地前启动公投。公投日期决定后,卡梅伦再次犯下了“精英主义”错误,沉浸于“大多数精英支持留欧”带来的“十拿九稳”心态中。
事实证明,这一切判断都离题万里:投票前民调显示,越年轻的选民越支持留在欧盟,因为他们已习惯并享受在“大欧洲”无拘无束的旅行,相反年纪越大的就越沉浸在对“大英国”的回忆中而倾向脱欧。但公投结果和分析表明,英国是老年社会,且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更珍惜自己的投票机会,历次投票,投票率都和年龄成反比,“许多年轻人是网评的巨人,投票的矮子”,在这种情况下,脱欧派小胜自在情理中。
公投后又再次联署:还能反悔么?
英国以外一些分析家认为,“公投结果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如果英国议会不表决批准则脱欧仍不可能”,相信“还有一番博弈”。6月25日,一份认为“应举行第二次公投”的请愿书在短短一天内征集到超过300万个签名,更让“二次公投说”“反悔说”一时间沸沸扬扬。
公投结果揭晓之初,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吕特便立即发表联合声明,敦促英国“尽快办理脱欧手续”,“长痛不如短痛”,随后欧盟6个创始会员国、IMF总裁拉加德,甚至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相继表示了类似态度。但英国外相哈蒙德却公开回应“不着急”,稍后法国外长埃劳等也放出“应该和英国认真谈谈”的风声,这也被坚信“还有后悔药可吃”者认定是“和解妥协的信号”。
但后悔药可没那么容易吃。
所谓“公投是一种咨询形式而不应具有约束力”的说法,来自工党资深国会议员大卫·拉米,但英国是惯例法国家,既然公投业已被政府和国会当作“具有约束力”的形式,用于解决诸如“苏格兰独立”等棘手问题,且这种授权来自民选的立法机构国会,和全部由国会多数党议员组成的行政机构内阁,“不具备效力”的说法显然苍白无力。至于“投票率不足60%、支持率不足75%的公投结果无效”的要求则更荒唐——规则的制订和修改需在执行前,既然已投票,就表明各方接受规则,倘这也能“说了不算”,那么包括苏格兰独立公投在内的一系列先例,岂不都要一概推翻重来?
如前所述,公投是卡梅伦一手促成的,他自信公投会心想事成,实现留欧派险胜,更自信这一过程和结果不仅能增强自身政治资本,更可增加自己向欧盟讨价还价,索要更多特殊待遇的筹码。当一切事与愿违,他当然不可能、也不敢就此恼羞成怒地推翻公投结果——那等于挑战民意,也显然违反《大宪章》以来英国悠久的代议制传统,与政治自杀无异。正因为意识到这点,既不敢负“亲手启动脱欧程序的留欧派首相”责任,又不敢自食其言的卡梅伦才匆匆辞职。 必须看到,欧盟早已对英国这个既不用欧元、又不入申根,处处搞特殊的“另类成员”颇有怨言,此次公投结果甫一出台,布鲁塞尔便摆出“好走不送”的姿态。即便是留欧派,所想的其实也并非“真心留欧”,而只是希望在欧盟内“继续特殊”“更加特殊”,在这种情况下,伦敦和布鲁塞尔很难再“擦出火花”。
当然,英国仍是欧洲第二大、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地位举足轻重,英欧双方为“止损”计,也势必要协商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且可将损失缩到最小的新方案、新框架,这才是今后两年双方沟通的重点。
英国脱欧,没有真正的赢家
6月27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取消了英国维持了半个世纪的AAA评级,惠誉则将AA+评级的展望调整为负面,这些都符合人们的普遍预期。但人们未必料到的是,公投后英国经济、金融市场似乎表现出远比欧洲更强的抗冲击能力,反而是欧洲其它主要市场受到较大冲击。此后几天内,英国股指几乎收复了公投当天的“失地”,而欧陆主要股指的表现则疲软得多。这一方面表明,英国选民、政治家和投资市场对脱欧的投票结果较欧盟其它国家人士更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表明,对于脱欧的经济冲击效应,欧盟国家的担忧其实比英国更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就英国而言,长期以来就扮演着和欧陆若即若离的角色,二战后对加入欧盟也是吞吞吐吐,姗姗来迟,勉强加入后又处处“搞特殊”,脱欧的结果无非是将这种“特殊化”彻底放上台面;而对于欧盟而言,自成立以来首次有成员国公投要求退出,无疑是对“欧洲一体化”这个曾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理念的根本性冲击,并势必加剧欧洲内外对既非选举产生又不能用选票更换,效率低下却无所不管的欧盟决策机构的治理能力表现出更多质疑,倘这种怀疑蔓延,将对欧盟本身的存在价值构成致命挑战。
脱欧令英欧关系不得不重新界定,并影响方方面面的经济利益。
英国房地产分析师认为,脱欧会导致英国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跌,因为移民人数会下降,唯恐脱欧动摇英国经济,央行可能被迫进一步降息。金融专家认为公投结果会令未来几个月内英镑走势疲软,而欧盟游客的减少也会打击英国旅游业,美国可能取代法国成为英国最大外国游客来源地——当然,现在还不清楚脱欧会否令英国人进入申根区变得更麻烦。
各方民调表明,英国大学是支持留欧的大本营,这并非偶然:英国大学协会报告称,因为欧盟学生享受国内生待遇,12.5万欧盟学生在2013年至2014年间就读英国大学,占当年英国招生总额5%,每年为英国带来37亿欧元收入,支持3.4万个就业机会,而英国学生则每年有1.5万人根据伊拉斯谟计划前往欧洲做交换生,脱欧后这一切都成了未知数。
此外,欧盟公民和英国公民今后能否在对方领土上合法居住,劳工自由流动能否继续,都充满不确定性,英国或许不得不为此修改移民政策。脱欧还将令前往欧洲享受退休生活的英国公民进退两难,因为今后欧盟可能不再承认英国医保卡的有效性。
体育界同样会受到冲击。英国脱欧后,英超中的欧盟球员、欧洲其它几大联赛中的英国球员,一下从不受限制的“准本国球员”变成了需要占名额的“外援”,这一变化若处理不当,甚至可能改写整个欧洲职业足球版图。
不过,对脱欧的经济影响力没有必要想象得过于可怕,所谓“入欧”和“脱欧”派,在英国的分野并未如所想得那般大:“入欧”不过想着在欧盟内当一个比现在更“特殊”的“VIP成员”,“脱欧”则不过是在欧盟之外做一个“不在欧盟的欧洲国家”,继续和欧陆市场若即若离、眉来眼去(6月24日的一项英国民调结果显示,约50%的受访者称,即便欧盟对英国做出更多让步以挽留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内,公投结果也必须受到尊重,39%的受访者认同举行二次公投,但“前提是欧盟对英国作出令人满意的新让步”)。
对于脱欧公投后英国和欧洲这种看似尴尬的“新关系”,其实不论英国人或欧洲人都不会真的陌生,因为自1966年以来这样的戏码一次又一次上演。双方吵归吵,分家归分家,气话说完后还是会心平气和下来,该谈什么谈什么,在不改变脱欧大格局前提下,尽可能通过一系列新的约定,将脱欧所造成的经济冲击,尽可能减小到可以忍受的程度。
倒是脱欧的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觑——尤其对于欧盟一方。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维普罗茨6月29日指出,欧盟共同市场理念在运作中凸显了一些知名的弊端,而不期而遇的难民潮,则让欧洲各国中产阶级痛切地感到,自己为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付出了过于惨痛的代价。针对英国公投脱欧后,布鲁塞尔部分欧陆政治家所表现出的激动,他认为不应用诸如“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等大帽子去试图压服民众,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民众永远是对的,虽然精英经常质疑乃至忘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英国对开放边界、共同市场等的担忧并非孤立的,欧盟必须认识到目前的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模式存在的许多弊端,“必须认识到欧盟几十年来努力实现并做到的一些事,如今并不为许多欧洲人所欣赏”。
(作者系旅加学者)
卡梅伦一手酝酿的脱欧公投
尽管英国长期以来在欧盟内部独树一帜,不太合群,但放出脱欧公投这只“洪水猛兽”的却是首相卡梅伦。耐人寻味的是,卡梅伦长期以来以“留欧派”面目公开出现,且越临近公投,其呼吁留欧的倾向就越明显,一些媒体形容他“给人以声色俱厉、过犹不及之感”。
任何蹊跷当然都是有原因的。
2012年底、2013年初,英国国内政坛风云突变,以法拉奇为首的英国独立党异军突起,打着“反全球化”“反对留在欧盟”的旗号,从保守党手中抢走不少选票,而保守党内部以时任伦敦市长约翰逊、资深议员戈夫为首的一派也对英国在欧盟内“有义务没发言权”表示不满,许多英国民众(尤其中低收入者和老年人)因欧债危机和失业率等问题也对“欧洲大一统”啧有烦言。
由于2015年英国要举行立法选举,当时观察家普遍不看好卡梅伦及其保守党,认为能保住当时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就算不错,弄不好还会输掉选举。情急之下,卡梅伦在2013年1月23日首次发表“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讲话,称只要在大选中获胜,就会在一年内完成脱欧全民公决的一切法律程序,“让人民自己掌握是否留在欧盟的选择权”。
结果,选举过后,卡梅伦不但可以继续执政,还成了单独组阁、掌握议会过半席位的单一执政党。卡梅伦认为“举行脱欧公投”的承诺居功至伟,而此前有惊无险的苏格兰独立公投顺带打击了进退两难的政敌——工党,更让他坚信“公投是个好主意”,为此他当选后第一时间宣布“我会信守承诺”,在2017年内举行脱欧公投。2016年2月20日,卡梅伦宣布提前一年举行公投,并将“正日子”定在6月23日。
由于一手促成公投,并收获了出乎意料的结果,卡梅伦只好在公投结果揭晓后宣布辞职。
脱欧派为何出乎意料获胜
许多观察家指出,是卡梅伦及其“最佳拍档”——财相奥斯本严重错估了形势,导致了“一场失败的豪赌”。
2013年1月,卡梅伦为了选举需要抢先挑起脱欧话题,并发表了“如果欧盟不改革英国保留退出权利”的公开讲话。他不止想借此和政敌法拉奇抢夺国内民意,也有挟民意“敲打”欧盟,以期获得更多“特殊照顾”的用意。其实,他和保守党大多数人属于“有条件留欧派”,即英国应选择继续做欧盟内部的“特殊成员”,“特殊条款”越多对英国越有利。
自2015年底以来,难民问题风波骤起,令英国民众对欧盟的可信任度不断发出质疑,有人指出,颟顸的欧盟决策机制既不能应对欧债危机,也无法对付难民潮,“欧盟内部不设防”导致上述危机不论发生在欧洲何处,都会对整个欧洲产生影响,且各国政府还会因布鲁塞尔的掣肘,难以采取单独措施加以应对。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英国经济恢复情况较好,因此不仅担心欧盟伙伴拖累,也唯恐“大欧洲”的失业大军涌入英国,摊薄福利,抢走就业机会。此外,他们对非民选的欧盟机构凌驾于英国主权之上,一旦犯错自己还无法通过选票赶他们下台这一点,也认为“不公平”。
随着难民危机愈演愈烈,英国国内不满欧盟体制的声音渐长,这让卡梅伦产生一个错觉,认为“时间对脱欧派有利”,必须抢在脱欧派民意支持率彻底立于不败之地前启动公投。公投日期决定后,卡梅伦再次犯下了“精英主义”错误,沉浸于“大多数精英支持留欧”带来的“十拿九稳”心态中。
事实证明,这一切判断都离题万里:投票前民调显示,越年轻的选民越支持留在欧盟,因为他们已习惯并享受在“大欧洲”无拘无束的旅行,相反年纪越大的就越沉浸在对“大英国”的回忆中而倾向脱欧。但公投结果和分析表明,英国是老年社会,且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更珍惜自己的投票机会,历次投票,投票率都和年龄成反比,“许多年轻人是网评的巨人,投票的矮子”,在这种情况下,脱欧派小胜自在情理中。
公投后又再次联署:还能反悔么?
英国以外一些分析家认为,“公投结果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如果英国议会不表决批准则脱欧仍不可能”,相信“还有一番博弈”。6月25日,一份认为“应举行第二次公投”的请愿书在短短一天内征集到超过300万个签名,更让“二次公投说”“反悔说”一时间沸沸扬扬。
公投结果揭晓之初,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吕特便立即发表联合声明,敦促英国“尽快办理脱欧手续”,“长痛不如短痛”,随后欧盟6个创始会员国、IMF总裁拉加德,甚至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相继表示了类似态度。但英国外相哈蒙德却公开回应“不着急”,稍后法国外长埃劳等也放出“应该和英国认真谈谈”的风声,这也被坚信“还有后悔药可吃”者认定是“和解妥协的信号”。
但后悔药可没那么容易吃。
所谓“公投是一种咨询形式而不应具有约束力”的说法,来自工党资深国会议员大卫·拉米,但英国是惯例法国家,既然公投业已被政府和国会当作“具有约束力”的形式,用于解决诸如“苏格兰独立”等棘手问题,且这种授权来自民选的立法机构国会,和全部由国会多数党议员组成的行政机构内阁,“不具备效力”的说法显然苍白无力。至于“投票率不足60%、支持率不足75%的公投结果无效”的要求则更荒唐——规则的制订和修改需在执行前,既然已投票,就表明各方接受规则,倘这也能“说了不算”,那么包括苏格兰独立公投在内的一系列先例,岂不都要一概推翻重来?
如前所述,公投是卡梅伦一手促成的,他自信公投会心想事成,实现留欧派险胜,更自信这一过程和结果不仅能增强自身政治资本,更可增加自己向欧盟讨价还价,索要更多特殊待遇的筹码。当一切事与愿违,他当然不可能、也不敢就此恼羞成怒地推翻公投结果——那等于挑战民意,也显然违反《大宪章》以来英国悠久的代议制传统,与政治自杀无异。正因为意识到这点,既不敢负“亲手启动脱欧程序的留欧派首相”责任,又不敢自食其言的卡梅伦才匆匆辞职。 必须看到,欧盟早已对英国这个既不用欧元、又不入申根,处处搞特殊的“另类成员”颇有怨言,此次公投结果甫一出台,布鲁塞尔便摆出“好走不送”的姿态。即便是留欧派,所想的其实也并非“真心留欧”,而只是希望在欧盟内“继续特殊”“更加特殊”,在这种情况下,伦敦和布鲁塞尔很难再“擦出火花”。
当然,英国仍是欧洲第二大、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地位举足轻重,英欧双方为“止损”计,也势必要协商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且可将损失缩到最小的新方案、新框架,这才是今后两年双方沟通的重点。
英国脱欧,没有真正的赢家
6月27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取消了英国维持了半个世纪的AAA评级,惠誉则将AA+评级的展望调整为负面,这些都符合人们的普遍预期。但人们未必料到的是,公投后英国经济、金融市场似乎表现出远比欧洲更强的抗冲击能力,反而是欧洲其它主要市场受到较大冲击。此后几天内,英国股指几乎收复了公投当天的“失地”,而欧陆主要股指的表现则疲软得多。这一方面表明,英国选民、政治家和投资市场对脱欧的投票结果较欧盟其它国家人士更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表明,对于脱欧的经济冲击效应,欧盟国家的担忧其实比英国更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就英国而言,长期以来就扮演着和欧陆若即若离的角色,二战后对加入欧盟也是吞吞吐吐,姗姗来迟,勉强加入后又处处“搞特殊”,脱欧的结果无非是将这种“特殊化”彻底放上台面;而对于欧盟而言,自成立以来首次有成员国公投要求退出,无疑是对“欧洲一体化”这个曾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理念的根本性冲击,并势必加剧欧洲内外对既非选举产生又不能用选票更换,效率低下却无所不管的欧盟决策机构的治理能力表现出更多质疑,倘这种怀疑蔓延,将对欧盟本身的存在价值构成致命挑战。
脱欧令英欧关系不得不重新界定,并影响方方面面的经济利益。
英国房地产分析师认为,脱欧会导致英国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跌,因为移民人数会下降,唯恐脱欧动摇英国经济,央行可能被迫进一步降息。金融专家认为公投结果会令未来几个月内英镑走势疲软,而欧盟游客的减少也会打击英国旅游业,美国可能取代法国成为英国最大外国游客来源地——当然,现在还不清楚脱欧会否令英国人进入申根区变得更麻烦。
各方民调表明,英国大学是支持留欧的大本营,这并非偶然:英国大学协会报告称,因为欧盟学生享受国内生待遇,12.5万欧盟学生在2013年至2014年间就读英国大学,占当年英国招生总额5%,每年为英国带来37亿欧元收入,支持3.4万个就业机会,而英国学生则每年有1.5万人根据伊拉斯谟计划前往欧洲做交换生,脱欧后这一切都成了未知数。
此外,欧盟公民和英国公民今后能否在对方领土上合法居住,劳工自由流动能否继续,都充满不确定性,英国或许不得不为此修改移民政策。脱欧还将令前往欧洲享受退休生活的英国公民进退两难,因为今后欧盟可能不再承认英国医保卡的有效性。
体育界同样会受到冲击。英国脱欧后,英超中的欧盟球员、欧洲其它几大联赛中的英国球员,一下从不受限制的“准本国球员”变成了需要占名额的“外援”,这一变化若处理不当,甚至可能改写整个欧洲职业足球版图。
不过,对脱欧的经济影响力没有必要想象得过于可怕,所谓“入欧”和“脱欧”派,在英国的分野并未如所想得那般大:“入欧”不过想着在欧盟内当一个比现在更“特殊”的“VIP成员”,“脱欧”则不过是在欧盟之外做一个“不在欧盟的欧洲国家”,继续和欧陆市场若即若离、眉来眼去(6月24日的一项英国民调结果显示,约50%的受访者称,即便欧盟对英国做出更多让步以挽留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内,公投结果也必须受到尊重,39%的受访者认同举行二次公投,但“前提是欧盟对英国作出令人满意的新让步”)。
对于脱欧公投后英国和欧洲这种看似尴尬的“新关系”,其实不论英国人或欧洲人都不会真的陌生,因为自1966年以来这样的戏码一次又一次上演。双方吵归吵,分家归分家,气话说完后还是会心平气和下来,该谈什么谈什么,在不改变脱欧大格局前提下,尽可能通过一系列新的约定,将脱欧所造成的经济冲击,尽可能减小到可以忍受的程度。
倒是脱欧的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觑——尤其对于欧盟一方。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维普罗茨6月29日指出,欧盟共同市场理念在运作中凸显了一些知名的弊端,而不期而遇的难民潮,则让欧洲各国中产阶级痛切地感到,自己为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付出了过于惨痛的代价。针对英国公投脱欧后,布鲁塞尔部分欧陆政治家所表现出的激动,他认为不应用诸如“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等大帽子去试图压服民众,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民众永远是对的,虽然精英经常质疑乃至忘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英国对开放边界、共同市场等的担忧并非孤立的,欧盟必须认识到目前的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模式存在的许多弊端,“必须认识到欧盟几十年来努力实现并做到的一些事,如今并不为许多欧洲人所欣赏”。
(作者系旅加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