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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东北抗日联军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孤军周旋于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即使是在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东北抗日联军的意志也没有被打垮，他们及时将部队缩编，开展小型游击战争，保存了一部分精华和骨干力量，而且还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开办了自己的红色军校，为抗日斗争培训了部队急需的军政人才。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是当年东北抗联培养干部的第一所正规学校，这个位于小兴安岭密林深处的简陋军校，成为培养北满抗日将领的摇篮。
起步较高的办学方针
1935年冬季，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在黑龙江省巴彦、木兰等地取得重大胜利，队伍迅速扩大，于是以收编的于九江等部义勇军为主成立了第七师，新改编的部队急需补充大量干部以加强军政工作。鉴于此，三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金策等领导决定在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中开设联军训练班（也曾被称为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政治军事学校、北满政治军官学校、东北抗日联军军政干校等，当年11月被定名为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主要目的是以速成的方式培养军事政治工作人才，以充实包括三军在内的抗联各部队干部队伍。由于没有任何办学经验和教学基础，所以先是于1936年四五月间开设了一期实验班，由从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来的黑龙江省委特派员张德、知识分子出身的雷炎（曾任抗联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在军校里负责俱乐部等政治工作，1939年2月在战斗中牺牲）为主负责教学工作。在取得初步经验后，1936年9月10日，以校长赵尚志、副校长李华堂（时任抗联九军军长）、代理教育长侯启刚（曾任抗联两个军的政治部主任，是军校的具体负责者）等人的名义，发表了军校临时简章草案，确定了办校宗旨、組织机构、教员人选、课程设置及招生办法等，招生对象主要是抗联各军及其他独立部队、抗日救国军中的指战员。军校的早期规划和建设还是比较正规的，设有政治主任教官一名，政治教官若干名；军事主任教官一名，军事教官若干名，还分别设立了政治和军事教育委员会。军校也编有总务等后勤保障部门，设有总务主任和秘书、会计、管理员若干人，并组织总务委员会，从事校内教学以外的管理保障等各项工作。在学员班设立上，原定分设军官班和学生班两种学员班，军官班拟每期招收学员100～200名，学生班每期招收100名学员。此外，从现存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简章》《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则草案》等珍贵历史资料看，学校还对学员的入学资格、学习费用、管理纪律和毕业分配等问题，都进行了明确规定。
因陋就简的教学条件
在实际办学过程中，由于当时抗联部队的战斗环境非常艰苦，学校的规模不宜也不可能较大，加上其他一些客观因素影响，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每期招收的学员数量都不满百人，而且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军校从1936年春季在小兴安岭内的伊春河畔创建到1937年秋在翠峦河畔解散，总共也只开办了3期，合计参训学员人数有250人左右。即便如此，学校还是为抗联三、四、五、六、九、十一军和部分独立师培训了部分连以上干部，特别是第三、六军的师团级领导干部基本都在军校学习过，而抗联十一军军长祁致中也曾经在该校学习过3个月，成为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培训过的最高级别的学员。
受客观原因影响，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在教学科目设置上，也是充分体现了简练、实用、速成等特点，主要设置了常识、政治、军事等学习科目，常识课以学习国际国内时事、政治经济学、革命战略与战术为主要内容，重点讲授了鸦片战争和九一八事变等帝国主义侵华史，介绍了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和世界形势，也宣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前景和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北上抗日等情况，常识课主要由冯治纲（曾任东北抗联三路军龙江北部指挥，1940年2月在战斗中牺牲）等担任教官；政治课由侯启刚亲自负责。作为抗联中非常少见的政治理论型干部，侯启刚自己动手编写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研究》《东北抗日队伍的分析及义勇军改造策略》等教材，以供学员学习使用；军事课除教授军事知识以外，重点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问题，以及射击要领、利用地形地物、识图用图等军事技能，使用的教学地图等教具，则是从日军手里缴获来的军用地图，主要由张德负责。军校的课程虽然简单、初级，却让学员们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让许多常年凭借经验钻山沟的指战员学会了使用地图作战，短时间内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军事素养。
艰苦朴素的学习生活
除了教学条件简陋，军校的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所谓的学校，就设在群山环绕、密林簇拥的小兴安岭深处，搭建在伊春河汇入汤旺河口不远处的一个废弃的、木工休息用的大工棚里，棚子以木棱为墙、树皮遮顶、木板做门。这个大木棚既是学员们的教室，又是宿舍，也是俱乐部；在大木棚与森林之间有一大块空地，就是学校的操场，学员就在这个空地上练习队列、射击、刺杀和格斗。建校之初，学校不仅没有教材和课本，连黑板和粉笔等基本教学工具也极度匮乏。他们就把大木板刨光，摆在大木棚的一端当黑板，教官找来木炭在上面写字、画图，写满了抬到河边刷洗晾干再用，几块木板轮换着用倒也方便；学员们开始用不上纸和笔，只能用木炭当笔、桦树皮当纸，或者干脆用小木棍在沙滩上练习。后来抗联六军军长夏云杰搞到不少纸和笔，几次亲自送到军校，支持教学工作，学员们才有了学习用品。还有的部队送来了缴获自敌人的《步兵八书》，这本正规的步兵操典也成为教官们宝贵的教学参考资料。至于生活保障上就更加艰苦了，深山老林中给养供应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每天只吃一顿饭是常事，野菜、野果和树皮更是成为学员们的家常便饭，偶尔得到些野味，就算打了“牙祭”，大家都高兴得如同过年一般。
就是在这般艰苦困顿的情况下，大部分没有什么文化基础的学员们都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勤奋努力学习，加之他们大多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所以进步都非常明显，教学效果很好。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军校的物质生活条件极其艰难，但师生们的精神状态却始终高昂振奋。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大家经常欢聚一堂，有时唱歌，有时讲故事，还自编自演了《抗战一定胜利》等抗战戏剧；不知道什么人从哪里弄来一只足球，所以在业余时间，那个空地上经常拥挤着一堆年轻人乱踢一气，欢歌笑语响彻在深山老林的上空。
在那段极其艰苦的岁月中，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为东北抗联培养和输送了250余名优秀的政治和军事干部，这些白山黑水中的精英分子在这里迅速提高了自身政治觉悟，掌握了正规军事知识，成为抗联部队的重要骨干力量。作为抗联的第一所正规军校，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既是抗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日联军的伟大创举，切实增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力，有效保证了军队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领导，使这支长期处于艰苦环境中的人民军队始终能够沿着正确路线和方向前进，为抗联官兵坚持战斗，直至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责任编辑：张文军）
起步较高的办学方针
1935年冬季，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在黑龙江省巴彦、木兰等地取得重大胜利，队伍迅速扩大，于是以收编的于九江等部义勇军为主成立了第七师，新改编的部队急需补充大量干部以加强军政工作。鉴于此，三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金策等领导决定在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中开设联军训练班（也曾被称为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政治军事学校、北满政治军官学校、东北抗日联军军政干校等，当年11月被定名为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主要目的是以速成的方式培养军事政治工作人才，以充实包括三军在内的抗联各部队干部队伍。由于没有任何办学经验和教学基础，所以先是于1936年四五月间开设了一期实验班，由从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来的黑龙江省委特派员张德、知识分子出身的雷炎（曾任抗联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在军校里负责俱乐部等政治工作，1939年2月在战斗中牺牲）为主负责教学工作。在取得初步经验后，1936年9月10日，以校长赵尚志、副校长李华堂（时任抗联九军军长）、代理教育长侯启刚（曾任抗联两个军的政治部主任，是军校的具体负责者）等人的名义，发表了军校临时简章草案，确定了办校宗旨、組织机构、教员人选、课程设置及招生办法等，招生对象主要是抗联各军及其他独立部队、抗日救国军中的指战员。军校的早期规划和建设还是比较正规的，设有政治主任教官一名，政治教官若干名；军事主任教官一名，军事教官若干名，还分别设立了政治和军事教育委员会。军校也编有总务等后勤保障部门，设有总务主任和秘书、会计、管理员若干人，并组织总务委员会，从事校内教学以外的管理保障等各项工作。在学员班设立上，原定分设军官班和学生班两种学员班，军官班拟每期招收学员100～200名，学生班每期招收100名学员。此外，从现存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简章》《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则草案》等珍贵历史资料看，学校还对学员的入学资格、学习费用、管理纪律和毕业分配等问题，都进行了明确规定。
因陋就简的教学条件
在实际办学过程中，由于当时抗联部队的战斗环境非常艰苦，学校的规模不宜也不可能较大，加上其他一些客观因素影响，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每期招收的学员数量都不满百人，而且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军校从1936年春季在小兴安岭内的伊春河畔创建到1937年秋在翠峦河畔解散，总共也只开办了3期，合计参训学员人数有250人左右。即便如此，学校还是为抗联三、四、五、六、九、十一军和部分独立师培训了部分连以上干部，特别是第三、六军的师团级领导干部基本都在军校学习过，而抗联十一军军长祁致中也曾经在该校学习过3个月，成为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培训过的最高级别的学员。
受客观原因影响，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在教学科目设置上，也是充分体现了简练、实用、速成等特点，主要设置了常识、政治、军事等学习科目，常识课以学习国际国内时事、政治经济学、革命战略与战术为主要内容，重点讲授了鸦片战争和九一八事变等帝国主义侵华史，介绍了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和世界形势，也宣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前景和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北上抗日等情况，常识课主要由冯治纲（曾任东北抗联三路军龙江北部指挥，1940年2月在战斗中牺牲）等担任教官；政治课由侯启刚亲自负责。作为抗联中非常少见的政治理论型干部，侯启刚自己动手编写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研究》《东北抗日队伍的分析及义勇军改造策略》等教材，以供学员学习使用；军事课除教授军事知识以外，重点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问题，以及射击要领、利用地形地物、识图用图等军事技能，使用的教学地图等教具，则是从日军手里缴获来的军用地图，主要由张德负责。军校的课程虽然简单、初级，却让学员们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让许多常年凭借经验钻山沟的指战员学会了使用地图作战，短时间内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军事素养。
艰苦朴素的学习生活
除了教学条件简陋，军校的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所谓的学校，就设在群山环绕、密林簇拥的小兴安岭深处，搭建在伊春河汇入汤旺河口不远处的一个废弃的、木工休息用的大工棚里，棚子以木棱为墙、树皮遮顶、木板做门。这个大木棚既是学员们的教室，又是宿舍，也是俱乐部；在大木棚与森林之间有一大块空地，就是学校的操场，学员就在这个空地上练习队列、射击、刺杀和格斗。建校之初，学校不仅没有教材和课本，连黑板和粉笔等基本教学工具也极度匮乏。他们就把大木板刨光，摆在大木棚的一端当黑板，教官找来木炭在上面写字、画图，写满了抬到河边刷洗晾干再用，几块木板轮换着用倒也方便；学员们开始用不上纸和笔，只能用木炭当笔、桦树皮当纸，或者干脆用小木棍在沙滩上练习。后来抗联六军军长夏云杰搞到不少纸和笔，几次亲自送到军校，支持教学工作，学员们才有了学习用品。还有的部队送来了缴获自敌人的《步兵八书》，这本正规的步兵操典也成为教官们宝贵的教学参考资料。至于生活保障上就更加艰苦了，深山老林中给养供应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每天只吃一顿饭是常事，野菜、野果和树皮更是成为学员们的家常便饭，偶尔得到些野味，就算打了“牙祭”，大家都高兴得如同过年一般。
就是在这般艰苦困顿的情况下，大部分没有什么文化基础的学员们都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勤奋努力学习，加之他们大多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所以进步都非常明显，教学效果很好。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军校的物质生活条件极其艰难，但师生们的精神状态却始终高昂振奋。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大家经常欢聚一堂，有时唱歌，有时讲故事，还自编自演了《抗战一定胜利》等抗战戏剧；不知道什么人从哪里弄来一只足球，所以在业余时间，那个空地上经常拥挤着一堆年轻人乱踢一气，欢歌笑语响彻在深山老林的上空。
在那段极其艰苦的岁月中，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为东北抗联培养和输送了250余名优秀的政治和军事干部，这些白山黑水中的精英分子在这里迅速提高了自身政治觉悟，掌握了正规军事知识，成为抗联部队的重要骨干力量。作为抗联的第一所正规军校，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既是抗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日联军的伟大创举，切实增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力，有效保证了军队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领导，使这支长期处于艰苦环境中的人民军队始终能够沿着正确路线和方向前进，为抗联官兵坚持战斗，直至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