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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的建立不能没有传说。普拉托市中心的大教堂广场上耸立着两座传说。
其一是附着在大教堂外壁右侧的一个全景阳台。1141年，圣母玛利亚的神圣腰带被托付给一位商人。商人把腰带从神圣之地带回这片被托斯卡纳群山环绕的平原，并将其命名为普拉托。在意大利语里，“普拉托”的意思就是“草坪”。
在商人临死的病榻上，这条腰带被转交给普拉托天主教堂的主教。主教们认为，每一个聚集在广场上的信众都有看到这个圣物的权利，于是他们建了这个被钟乳石形状的大理石簇拥的阳台。在过去的近一千年中，主教们每年5次身着红衣站在阳台上，把玛利亚的腰带示众。教堂背后的夜空里升起焰火，照亮阳台下情不自禁地画着十字的人们。
这个城市的第二个传说是广场南边的巴蒂斯塔·马佐尼塑像。他画不了十字，但作为这个仪式的观众没有人比他更一场不落，而作为普拉托的市民没有人比他对这个城市贡献更大。1820年，马佐尼把他在法国学到的纺织业机械技术带回普拉托，设立了第一个机械化纺织作坊。二战以后，从中世纪起便存在于普拉托的布料纺织业达至顶峰：和平年代里，从战场上退役的大批军服被普拉托男女老少的双手撕碎、洗涤、重新染色，变成崭新的布料销往世界各地。
若不是为了见闺蜜，莎拉·托卡芳蒂绝不会在周四晚上进城。“我讨厌人群，”她裹紧自己的浅色牛仔外套，甩了甩她黑白相间的短发，“可是他们需要人群。”
为了让这座托斯卡纳地区第二大城市恢复作为一个历史中心的活力，政府规定，今年夏天每个周四的晚上，商店和博物馆将营业至午夜。大教堂广场的空地上将搭起T台，附近服装学校的学生将在T台上展示他们的作品，伴着在美国公告牌榜上有名的舞曲。人群将填满广场，并且涌入普拉托的大街小巷。
普拉托的大街小巷一如它的中世纪环城城墙一样被保存至今，然而走在中世纪石砖上的人却不再只是普拉托人。二战后，普拉托在高级定制时装工业化这一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对纺织业劳动力的需求。托斯卡納山区的农民们下山进城，而意大利南部的农民们则弃地北上。他们是普拉托的第一批外来移民。普拉托原本8万的人口在1970年代中期几乎翻倍。
普拉托的第二批外来移民让这个城市的人口达到了19万。1990年，普拉托只有169个中国人。现在保守估计，这个数字达到了4万，而且随着第二代的迁入和出生可能会继续增加。在这个仲夏夜周四的晚上，涌进大教堂广场的人群里，每5辆婴儿车就有两辆装着一个牙牙学语的中国婴儿。他们和意大利婴儿叼着一样的奶嘴，意大利制造。
“以前那些小巧的意大利商店都被取代了，”莎拉在一家施华洛世奇水晶店门口和她的朋友碰了头。两天前，这家门脸儿里还横七竖八地堆着有待组装的展柜。“意大利人为了赚钱，把他们的房子出租给了‘陌生人’”——意大利语里的“外地人”被她翻译成了英语里的“陌生人”——“尤其是中国人，像那几家店”，莎拉指着大教堂广场西南边的一条街说，“都是同一个中国老板的。他得多有钱。”
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和意大利人谁更爱钱，但他们都在普拉托找到了赚钱的方法。中国人需要做工的场地，而意大利人无法抗拒现金。起先，意大利人把自家的车库租给中国人，莎拉的父母也不例外。莎拉的童年里有一群看不见的中国人。他们一天在她的房子里工作24小时。他们存在的惟一痕迹只是24小时持续不断的缝纫机的噪音。
“但是，在圣诞节那天，他们来敲了我家的门。”莎拉说，侧身让过走过她身旁的一群中国女人，她们一手挽着朋友，一手挽着购物袋儿。“她们来给我们圣诞节礼物，一些罐装的糖果。真的，我们一家都觉得挺惊讶。”
租金贵，又能马上付现钱，这两个特质让中国人变成了倍受青睐的房客。意大利人索性把整个楼房租给中国人，也把自己在工业区的仓库租给中国人。给中国人的酬金低，中国人也肯吃苦，这两个特质又让中国人变成了倍受青睐的转承包商。意大利老板开始把最后的成衣加工步骤承包给中国人，中国人在住宅楼房和仓库里的生意越做越大，从成衣加工到布料裁剪公司，从原料进口再到整合整个生产线。意大利老板的生意没了，便索性把自己的工厂也租给了中国人。
中国人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在普拉托纺织业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快速时尚产业。中国人在普拉托制造的廉价时装走遍了欧洲的大街小巷，而普拉托的大街小巷，却让生长在这里的人觉得陌生了。
穿过普拉托最大的大教堂广场时，莎拉只瞥了一眼马佐尼脚下那场喧闹的走秀。“这种短暂的辉煌只是一晚上的事儿。”她选择主动走出这个夜晚，带着她的朋友一家穿过人群，钻进了一间酒吧。酒吧里的摆设都是旧货：哑了光的自行车停在橱窗里，形态各异的古董椅等待年轻人入座。“这是我最喜欢的酒吧。”离开了人群，莎拉紧绷的脸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他们穿过走廊进入酒吧的后院儿，院子里只有一小块儿天空，天空下把酒谈笑的，都是意大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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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普拉托省消防队离普拉托工业区只有10分钟车程，这群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意大利小伙子还是没能挽救那7个中国工人的性命。2013年12月1日早晨9点，当他们抵达位于托斯卡纳大街上的一家华人裁剪厂时，最大的难题已不是扑灭大火，而是从大火燃烧过后的灰烬里勉强勾勒出7具人形。 从普拉托历史城区向南，弯曲的中世纪街道被拉直、拓宽，狭长的厂房整齐地分割着每一个街区。这就是随着普拉托纺织业的发展形成的普拉托工业区，并且仍将随着华人服装产业的壮大而改变。如今，工业区总占地面积60万平方米，4500家华人企业逐渐取代了以往的5000家意大利工厂。
随着华人公司数量的增加，普拉托消防队意识到，从他们的控制台望出去，这片青山衬着厂房、烟囱吐着烟圈的祥和景色下，处处隐藏着一点就着的隐患。“我们会对防火器材进行年检，并且也会要求注册公司派责任人参加防火知识培训。一旦我们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这两项没有达标，我们就要查封公司。” 在普拉托消防队队长温琴佐·贝纳多4年的任期里，2013年华人工厂火灾是惟一一次死了人的。
包头人王宝华的丈夫弗兰是消防队长的老朋友。夫妻俩整合各自的社会关系，曾试图把优质的防火器材介绍给华人老板们，一个工厂下来大概要三四千欧元。这些工厂生产的服饰每件利润不超过1欧元，省下的这三四千欧元就是一个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所以，王宝华的好心屡屡受挫：“现在好多卖假防火器材的，给中国人，都没有国家考证。而且中国人不想把责任放在某个人身上，不想参与培训，就说自己不懂意大利语。其实转脸儿跟意大利人打电话做生意，什么都懂！”
华人肯冒生命危险，却不肯冒生意风险。普拉托的工业区街道是老城区两倍宽，可是走在上面的人寥寥无几，成片的工厂都紧锁着大门。普拉托消防队的小伙子们都知道，去执行任务绝对不能穿着制服。就是穿了便衣，中国人从门缝儿里看见了他们的意大利脸，也会悄无声息地把他们拒之门外。门再度被打开的时候，7个工人已经用自己的命为他们的老板交了罚单。
2013年12月1日那天清晨，工人们之前做晚饭用的煤气炉没有被关严，未熄的火苗点燃了工厂里堆积如山的面料。大火静静地爬向工厂老板在窗户走廊前私自竖起的墙。墙后的空间被老板隔成了两层，火顺着墙上的楼梯和走道钻进了墙后拥挤的房间。工人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工厂的门照例被老板反锁了。其中一人情急之下从“二楼”的窗口跳了下来。他们无一生还。
2014年5月，最后一具遇难工人的遗体才被运回中国。一年以后，工厂的3个中国厂长面临纵火、谋杀等指控，而厂房的两个意大利所有人因为隐瞒对厂房的违规改造也被起诉。判决结果仍然悬在空中，托斯卡纳大街63号5门上这扇墨绿色的工厂大门仍然紧锁，门后暂时还没有机器运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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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管普拉托工业区叫“马柯老道”。这个名字让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区听起来倒像个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文物。从马柯老道工业区坐天蓝色巴士就能进城。普拉托老城是一个略不规则的圆形，一横一竖两条主路把这个圆形分成4瓣。天蓝色公交线沿着城南边的罗马大道一路北上，在城东南的老城堡下车。那辆巴士将继续行驶，和其他颜色的巴士在城东的圣马可广场汇成一道彩虹——因为广场的环岛上有一尊用白色大理石做成的抽象雕塑，中国人叫它白石头广场——最终抵达与城隔河相望的火车站。同时，又有车不断从火车站发出。从老城堡坐上深蓝色巴士横穿老城，从西边出城，就能被带到城西的皮斯托亚大街。
这一浅一深两条蓝色公交线串起了中国人在普拉托生活的两个部分。在城南方的工厂区，他们只是工作着的人。高强度的工作量和公司运作过程中有可能存在的非法操作让他们整日藏在工厂紧锁的门后。在城西的皮斯托亚大街，他们是生活着的人。他们坐在小林超市前的长椅上打发时间，不用继续躲藏。
皮斯托亚大街的人行道窄得只容一人通过，两人就得侧身。而当一群人冷不丁从一家店里谈笑着涌出时，只能原地等待这群人汇入一人宽的前行列队。皮斯托亚大街楼房临街的那层都被用作门脸儿。小的店占一个门牌号，“时尚巴黎”、“满嘴香烧烤”、“喜临门婚纱摄影”。大的店多占一两个门牌号，用一个做门，余下的拿来当展示橱窗，“双龙数码城”、“中国金行”。
如今，皮斯托亚大街二百多个商号中，只有不到10家的招牌上没有中文。它们集中在与老城门相对的街东口儿。皮斯托亚大街15号的洗衣店里，有两个在这里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太太。她们穿着碎花棉绸长裙，一个坐在熨衣板后不慌不忙地熨衬衫，另一个倚在门邊的阴影里，看着店门前来来去去的中国人。“这已经不是什么皮斯托亚大街了，”她看了眼隔壁的意大利小卖部，又看了眼马路对面的意大利餐馆，“这是中国街！”
对于普拉托人来说，这或许只是条中国街。而对于背井离乡的中国人来说，这条中国街就像一条船。它载着中国人驶过大半个地球，在普拉托皮斯托亚大街抛下了船锚。中国人下船打拼，船上留着所有从家乡带来的供给，从最开始的食品到现在的廉价服装、小商品和手机。中国人开的店挤满了临街的门脸儿，皮斯托亚大街每天都人流不断。而从下午开始，放了学的华人小孩打闹着钻进奶茶店，站在主广场上的人隔着街招呼如约而至的朋友，这条街将热闹到天黑。在熟悉氛围的烘托下，华人总算可以按自己的习惯行走、吃喝、玩乐。
“但这是个问题。”莎拉供职的社会服务组织工作侧重点之一就是促进普拉托的多民族融合。她的办公地点就在第一现场——皮斯托亚大街的西口儿上。“我们在每个标语下都贴上了中文翻译，可是没有用，中国人还是会‘咳-吐’，当着标语的面儿。”
每天早晨9点左右，莎拉开着自己的米黄色菲亚特从城南罗马大道上的住所出发，穿过城西南的工业区抵达皮斯托亚大街，把车停在单位对面的岔路里。政府的清理时间还没有到。过马路的时候，她总能看到，单位门口那3个大型分类垃圾桶四周满是狼藉。在托斯卡纳夏阳的加热下，一股鱼腥味儿漫漫溢出：“垃圾分类也不管用，中国人什么都往里面扔。” 38年前，莎拉出生在即将被卷入全球化的普拉托。小时候她是个听话的天主教徒，去30分钟以外的佛罗伦萨上个大学，她已经十二万分不愿意。她没去看世界，世界却自己涌入普拉托，引发了她心底的好奇。
莎拉的很多工作都与在公共场所提供翻译有关，这也让她能亲眼看到，生活在一个自己不能理解、也不能理解自己的社会里，有多艰难：有病却说不出自己病在哪里，填表时都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不是表头里要求的;独身的男人只能去街上找他们的“梦回温州”、“鼓浪屿一夜”;而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只能把意大利奶粉寄回家，哺育留在中国的婴儿。“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莎拉经常站在二层办公楼临街的楼梯上抽烟，看着为了生存、生计或者梦想来到普拉托的中国人在街上来来往往。
这条普拉托中国街的意大利语名字本义是“皮斯托亚人”。“皮斯托亚人祖辈都做园丁，他们很富，却不露富。可是普拉托人喜欢钱和现金，无可救药！普拉托人没钱，但他们天天炫富。”在这个社会服务组织的工作让莎拉不再能够简单地分辨华人与意大利人的对错，甚至有时，她眼中的意大利人和中国人是一样的。“意大利人说中国人偷税漏税，但这里的意大利人也偷也漏。意大利人说中国人偷走了我们的工作，但不是这样的。是我们为了从中国人那儿拿到现金，把工作拱手相让。”
莎拉的理性能够为中国人辩护，因为“中国人不是普拉托第一个移民浪潮，我们曾经有过意大利移民，后来有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但在感性上通融华人却很难，“我们忘记了以前那些移民，但中国人不像他们。中国人只想赚钱，不想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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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来莎拉所在的社会服务机构学意大利语，章莉都不怎么光顾这条街。在意大利，她端了9年的盘子，几乎端遍了普拉托所有的高档中国酒楼。“端盘子的时候还会说一点儿意大利语，都是些菜名儿，现在全忘了，所以要学，好多事情要用。”
章莉生得一副浙江丽水人的小而白，却有北方姑娘的丰腴和仗义。她上街时总会换上裙子，踩双坡跟凉拖。皮斯托亚大街上迎面而来的熟人让她走不动路。“我这10年还是混得很开的！”朋友说她是名人，她也毫不谦逊。
章莉不想去皮斯托亚大街是因为她觉得那里都是“负能量”：“这几年还好些，以前，中国人都穿睡衣上街的，没日没夜做工，也不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她觉得人应该接受正能量，和能提升自己的人在一起。在普拉托的第10年，章莉在朋友的介绍下进了“超凡”安利团队。作为安利的一员，她不光要卖产品，还要卖一种高品质生活的理念。
微信上有一个叫“严文”的人是她的偶像。她学着严文的“素食素心健康生活群”，也建了自己的“章莉学习群”，群里都是她在普拉托和意大利的朋友。每天早晚，她都会把严文发的“维尼熊正能量”早晚安心语转发到自己的群里，让大家在正能量中睡去，在正能量中醒来。
章莉的家在皮斯托亚大街以南，步行需要10分钟左右。她用窗帘把客厅隔成自己的卧室，剩下的两个房间出租给中国人。她在马桶水箱上贴了直白的告示，“咱们华人要自己给自己争面子，大便完一定要記得冲。”她在厨房里摆了张餐桌，房客要是愿意大家也会一起喝瓶小酒。总之，她努力不想做一个典型的华人房东。
住典型华人房东的房子俗称“搭铺”，这两个字是中国街繁华地段墙上的常客，一般后面还会带一串龙飞凤舞的电话号码，唯恐写得不够大。普拉托右派民间组织成员偶尔会拿油漆去刷墙，但他们只遮写了字儿的地方，久而久之，墙就变花了，当然也就不怕更花。
右派市民的漆不仅不能终结中国人乱写小广告的行为，更无法阻止这些华人房东以5欧元一天包三餐的低价接待源源不断涌入普拉托的中国移民——合法或非法，但都刚刚落脚、尚未立足。王宝华和弗兰现在住的小区就曾有过一间“搭铺”。当时，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里足足塞了40个中国人。
这就是以做工为生的中国移民在普拉托的普遍生存状态：用制造低廉服装获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着低质量的生活。这种“三低”已经成为中国人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利基特点，继而限定了大部分中国人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方式。从广东东莞到意大利普拉托，这与中国人打工的工厂在哪里无关。
中国出口的廉价劳动力解放了普拉托的意大利人，让他们从以做工为生的工人变成了以收租为生的地主;同时，这也大大降低了“意大利制造”这个标签后面的成本。在普拉托以南佛罗伦萨以北的地区，散落着许多华人皮具工厂。工厂里的华人领着和意大利工厂的工人一样的工资，却能在一天里做出两倍甚至三倍数量的皮包，而最后这些皮包都以同样的品牌出售：Prada，或是Gucci。
华人劳动力减少了意大利人立足于全球化市场所需的妥协，让意大利的精细手工艺品顺利转型为可批量生产的高端时尚设计。华人已成为意大利接入全球化生产链上的可靠劳动力。然而悖论就在于，华人和意大利人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不能缓和华人劳动力对于当地生活的“入侵”。普拉托人可以忘记40年前第一批北上的南方移民，却没办法再一次忽视逐渐成型的华人群体。在中国人身上，普拉托人看到了自己那日夜劳作、吃住在工厂的过去，看到了过去自己不惜代价的对钱的需要。经历过那个阶段的普拉托人害怕那种状态重新笼罩这个城市，也害怕那种状态停滞在这个城市。所以跨过了那个阶段的普拉托人批判尚处于那个阶段的华人，和他们与意大利人之间的摩擦。
这是发生在习以为常的生活观念，和每时每刻的生活细节上的摩擦。在普拉托，中国人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工作，因为不再有一个意大利人愿意在餐前鸡尾酒时刻到来后留在岗位上。但在普拉托，中国人却没有办法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因为他们和意大利人太不一样;意大利人丢了工作，怎么肯再丢了定义生活、定义自己城市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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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晨6点05，在自己的群里发送完早安心语和晨跑打卡后，章莉连续第7天在阳光还没给这座城市染上托斯卡纳明黄时出门晨跑。而张雪琴则破例在周日早起，搭天蓝线转橙红线到城北的普华寺。七月十五是佛教的盂兰盆节，普拉托普华寺照例要举行法会，大开寺门，欢迎普拉托的信众们前来上香、诵经、吃素宴。作为佛堂二十多名义工之一，张雪琴今天不知会在佛堂里穿梭多少个来回。
长条形的佛堂由一个仓库改建，走过靠近门口的办公室，依次是观音殿、大殿、财神殿、土地公殿和斋堂。居士们多是女人。一到9点半，她们相继披上深棕色的长袍，遮住自己精心的打扮，只问佛法，只闻佛念。她们一人一个莲花跪垫，闭上双眼，在师父的带领下开始诵经。
诵经声和蜡烟在佛堂里挥之不去，前来上香的信众进进出出，张雪琴和其他的义工们在斋堂里忙活。佛堂找来了25套柚木圆桌，只能立起来滚，还比搬运它的老头子们高一头。宴大桌大，锅大盆也大。帮厨的义工们转眼就削出了两盆堆成小山的丝瓜，然后双手从桌上 抬起，用肚子顶着端进了后厨。丝瓜下锅了，还得用那个盆子再削上两盆冬瓜。这一忙起来大家也顾不得张雪琴听不懂，在饭堂里吆喝起了温州话。身为佛堂里为数不多的非温州人之一，张雪琴也不在意，继续擦她的地。
观音殿里，一个女人跪在观音面前摇着签筒。“南、无、阿、弥…刷、刷、刷、刷…”签在签筒里上蹿下跳却久久没有一根跳出来承担她的命运。“陀、佛、南、无…刷、刷、刷、刷…啪！”
女人睁开眼睛。莲花跪垫四周躺着三根签。她没说什么，平静地把竹签捡回签筒，又开始摇。第二次，两支。第三次，还是两支。直到第五次，终于只有一支掉了出来。
她仍然跪在垫子上，慢慢地捡起了签，“第八十七中签。”她边念签边起身，签词架在右手边，签都印在明黄色手掌大小的油纸上。“人行半岭曰衔山，峻岭崖岩未可安。仰望上天为佑护，此生犹在太平间。”一切都有风险，但一切又终将好转，唯需不断的努力。
她把签词放了回去，又在观音面前拜了三拜，然后往功德箱里放了些钱。她没有留下来等中午的素宴，匆匆消失在不断涌入的人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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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新疆乌鲁木齐。张雪琴和丈夫周通管朋友借了10万块钱。这笔钱不会在他们的银行账户里久留，因为那时候，办存款证明并不需要冻结财产。没多久，他们就顺利拿到了欧洲旅游签证。“一路十几个国家玩得挺开心的，我们这3万块，花得算便宜的了。”
16年前，在人均收入5000元的新疆，他们用3万人民币买的不仅是一次境外旅行，更是一种未知的、充满机会和许诺的生活，而这趟旅行只是一个序曲、一个掩人耳目的借口。再说了，其他那些通过“蛇头”出来的人，债一欠就是10万，到了意大利的前3年做活儿还不叫“打工”，叫“赎身”。
最后一个夜晚，旅行团落脚在威尼斯陆上赌城旁的旅馆。周通那早已在意大利安定下来的姐姐正在旅馆旁的车里等着。是她告诉周通和张雪琴，欧洲机会多，但夫妻俩要来，就一起来。接头的那个晚上，他们都还没有任何即时通讯工具，没有人知道头一天公用电话里合计好的事情会不会如期发生。
到了深夜，张雪琴和周通拎着行李偷偷摸出了旅馆。他们上了姐姐的车然后一路狂奔。黑暗里他们看不到威尼托大区的玉米地随着地势的耸起消失，也看不到自己在一路南下，托斯卡纳大区的群山将在他们新家的窗户里更迭四季。博洛尼亚、佛罗伦萨，这些旅游团手册里生涩拗口的城市名字，他们将用标准的意大利口音挂在嘴边：Bologna， Firenze，重音在倒数第二个音节。
张雪琴最开始做中国工，后来去做老外工，现在一心在佛堂做义工。2000年，15个在普拉托小有成就的华人成立了华侨华人佛教总会。那时候，佛教总会的没有预料到，真正给华人的信仰在普拉托安家要花上9年，经过3届协会的努力。2009年9月25日，经历注册选址、贷款购地后，普华寺为第一座佛像举行了落座和开光典礼。
佛教总会和普华寺把华人和意大利人的来往扩展到了非经济领域。普华寺几次代表华人为意大利的地震、红十字会捐款，又在每年春节时把金龙舞遍普拉托，又把普拉托的居民请进佛堂，一起敲响为新年祈福的大钟。张雪琴总说，“有时候可能很多次我在佛堂扫地擦地觉得烦死了不做了，但每次听到老外一来，‘妈妈咪呀这里太漂亮了感觉太好了，和皮斯托亚大街真不一样！’他们这样说，我就觉得挺开心，哈哈。”佛教总会和佛堂已经成为了除华人工厂以外，第二个能代表华人与意大利人打交道的团体。
在普拉托佛堂的公告栏里，有一张2013年年初的公告似乎仍在等待应答。公告上面说为了扩建普华寺，佛教总会打算购买紧邻佛堂的那间工廠，并向社会广泛征求设计方案。扩建是普华寺“转正”的过程之一：到目前为止，华人佛教总会及普华寺仍然只是一个文化交流中心，而不是一座佛教庙宇，一个宗教集会场所，也还没有加入意大利佛教总会。
“转正”的另一个困难就是给普华寺找一个常驻主持。平日里佛堂要是来了采访的学者或者探访的信徒，都是张雪琴帮着张罗，可是她的意大利语也撑不了多久的寒暄，何谈深入了解？但话说回来，“佛”对于普华寺八百多位信徒、对于普拉托的华人、对于中国人来说，念想多过信仰。佛堂里常有一群老人，他们多是被事业有成的子女从老家接来普拉托度晚年。没有了家乡的山水，佛堂在异乡给了他们安宁。斋堂里他们每天吃着熟悉的蔬菜，每半个月帮着摆一次素宴，每个月坐在放着中文节目的电视机下，推一次头发。 精神上有佛可拜，先求个生意上有钱可赚，再求个生活上有福可享，这就是华人在普拉托最朴素的梦想。这个梦想在自己的家乡实现不了，那就去县城;县城实现不了，那就去北上广;北上广实现不了，那就出国，来普拉托。
这个城市对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有不分国界的长久期待，她歡迎人们在此定居、融入，参与她的繁荣发展并繁衍后代。然而来到这里的华人劳工暂时无法跳出“三低模式”的循环。这个模式本身乍看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但中国源源不断输出的劳工使“短暂”在累积到一定数目后也可以持续运转。
托斯卡纳社会和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1年，共有7833家华人公司和24792名工人签过40094份劳工合同。然而，在2012年5月21日，只有8256名工人在工厂里做着工，这些人里面，只有8%出现在2008年的名单上。劳工协议的平均寿命往往不足一年。在这个三低模式里，工人在一个岗位的存在是短暂的，公司在一个注册名下的存在也是短暂的。他们的短暂，是否也预示着华人在普拉托书写“传说”的短暂？这个“普拉托制造”的传说，是否还有别的书写方式？
在政界，普拉托和温州已经结为了友好城市。在商界，华人在普拉托开厂这一经济活动已经被称为“温州模式”。在学界，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普拉托研究中心开在了城东北的一座古宅里，现在他们正向全世界尤其是意大利和中国的学术界发出邀请，2014年将是他们第7次举办“中国人在普拉托”学术研讨会。在文化界，曾任浙江丽水县文化局局长的洪丽萍女士经过一个夏天的走访，写成一本《普拉托的中国人》，这是一本从老板到劳工人人都有份儿的传记。
一个传说是如何形成的？人需要身份，所以他们附庸于城市。而城市也需要身份，所以人们为自己的城市选择传说。普拉托的华人于中国人是传奇，于意大利人是难题。然而，这“传奇”和“难题”之间的差异和不理解，也在华人和意大利人不断的接触、摩擦中慢慢减小。这群华人的故事能否成为这座城市的第三个传说，将是所有“普拉托人”的共同作为和抉择，不论他们生于意大利、中国，或是北非、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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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托夏天的傍晚格外漫长。在傍晚，太阳从西边斜射地球，热度已散而光亮尚在，直到9、10点，最后的微光才从绕城的山尖儿消失。意大利人几乎用整个傍晚吃晚饭：6点，人们聚集于酒吧，边喝开胃酒边跟站在自己旁边的陌生人聊场怎么也聊不完的天儿。8点，人们陆陆续续回家，再跟家人吃一顿晚饭。“慢慢来，慢慢来。”当意大利人说起这句口头禅时，他们的语速也会突然放慢。这样的夜晚，怎么会有人舍得拿来做工呢？
张雪琴在傍晚开始的时候坐上橙线转天蓝线回家。自从信了佛，张雪琴开始了吃素。今天她打算拌个沙拉，“再加点儿金枪鱼罐头，照顾照顾先生吧。”在佛堂做完义工，张雪琴回家还要做丈夫找来的活儿，一小时十来个欧元。想想一会儿还有两三个小时要在昏暗的缝纫台前缝手指粗细的小蝴蝶结，她靠着扶手，闭上了眼睛。
王宝华家平时也吃最简单的沙拉菜，因为丈夫弗兰不仅不吃中国的油烟，也不吃意大利的酱汁。不过今晚，他们要带着女儿吉尔达下馆子。今天是她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第2000天。她的一只眼睛像碧玺，另一只眼睛像琥珀，就像她的一个家乡是阳光普照的普拉托，另一个家乡是草原绵延的包头。
结课那天的晚饭，章莉把自己的金锅端到了学校。这口锅是她新得的宝贝，是一口健康生活的“神器”。中国人做饭油烟大，这让中餐止步于饭馆，但章莉的金锅没有油烟，还什么菜都能烧。今天她做的是“无水火锅”。她和其他学员们布置好了一桌的塑料餐具和一次性筷子，摆了几盘煮五谷杂粮和水果，倒上了饮料，就等火锅开锅。她叫人去招呼机构里其他的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也不知这一桌中国人想在教室里做什么，估摸说，“呀他们想开个中国派对。”
章莉揭开了锅，最上面躺着一条鱼，周围簇拥着红彤彤的基围虾，再外围是几屡上海青和几截儿老玉米。她招呼大家赶紧夹，夹完了第一层还有第二层的鱼丸虾丸，夹完了第二层还有第三层的豆腐和小排，东西全夹完了还有下面浓浓的蕃茄汤。这些她也想跟意大利人说，他们只夹了一块鱼、一只虾就小心翼翼地吃半天还连声说好，中国人又怕他们跟自己客气又怕犯忌讳不敢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们夹菜。章莉想叫老外们拿自己的筷子可劲儿往下翻，下面有更多内容，可是一张嘴就发现，得，意大利语还是没学够，还得接着学。
莎拉一进门儿就闻到了一股鱼香。她还在忙活一会儿给语言班招生的事儿，所以显得不轻松。市政府移民局联合反歧视中心一直以低价给移民们提供意大利语课程，下一期是80欧元一个月。然而要给一群不懂意大利语、更不可能懂英语的人解释如何给课程分级、交费并安排上课时间，莎拉想想就头疼。
所以她没法儿在这“中国派对”久留，但总不能一个派对都没一张举杯照。她举起手机，发现人还挺多，苹果手机屏幕已经不够长了。她往墙角里退了又退，终于所有人都进了画面。意大利语里的“干杯”听起来像“亲亲”。莎拉举着相机没法儿举杯，但所有人都向着她举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