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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十月的某一个星期四，诺贝尔文学奖都会公布评奖结果，尽管记者们在此前极尽所能四处打探，但最终必然一无所获，因此有人说这个过程有点像梵蒂冈选教皇。而在瑞典学院这座文学圣城里拥有票选权的红衣主教们，自然就是那些作为终身院士的文学专业人士：他们包括小说家、诗人、翻译家、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此外还有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等。据说每个院士都精通四五门外语，多数能直接阅读英、法、德、西以及北欧原著，也有几人熟悉俄语，全体评委共通晓包括汉语在内的十二种语言——虽然在此之前的一百多年里，他们几乎没有青睐过用汉语写就的作品。然而，在今年的十月十一日，遥远北欧的那个文学殿堂终于向古老的汉语世界打开了它那扇并不算宏伟的白色窄门，从里面走出的文学院常务秘书恩格隆德在全世界记者咔嚓咔嚓的快门和闪光灯中，先用瑞典语、后用英文说出了那个名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
莫言这个被戏称是“不能说”的名字一夕响遍全球，当天瑞典的各大媒体几乎无一遗漏地在头版封面放上了莫言的巨幅照片，文化版更是拿出多个版面专题报道了莫言获奖情况，正如《瑞典日报》所说，莫言这个对大多数瑞典人来说从来不曾听说过的名字，“一夜之间闻名世界”。得奖固然是莫言一个人的荣耀，由此带来的世界各国对中国作家、中国文学的关注则更令国人欣喜，《新周刊》的“少女主编”蒋方舟在获悉莫言得奖的第一时间就发出了恭祝微博，她觉得这对于世界了解中国文学非常有帮助。“在国外我总觉得书店里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图书少之又少，而其他外国作家，比如日本的村上春树的作品却可以卖得很好。甚至在挪威这样的小国家，村上春树的书都可以卖到十几万册，相比之下中国作家的作品却无人问津。”蒋方舟表示，无论销量还是影响力，中国文学在世界现当代文学中的地位都非常边缘，而如今莫言的获奖，几乎立竿见影地就促进了国外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引进。“以前去德国，几乎看不到中国作家的作品，但当莫言老师得奖之后，德国的词典很快就收入了莫言的相关词条，其中还有对中国文学的介绍，书店里也在显著位置陈列出了莫言老师的翻译作品。”
与此同时，英语世界里一些不熟悉莫言的学者、媒体人也开始关注他的作品。英国《观察家》杂志专栏作家大卫·布莱克本在10月11日的专栏中写道，“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从来没有看过莫言的作品，我想我肯定也不是唯一没有看过他作品的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彼得·英格伦建议，如果想要了解莫言就要先看他的作品《天堂蒜苔之歌》。”英国帝国理工大学讲师、《金陵十三钗》的英文版翻译韩斌（Nicky Harman）在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也认为这对所有中国作家都是好事，“莫言现在可以被更多的人知道，对所有中国作家而言，都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英文读者对中国作品感兴趣。”
至此，关心中国文学未来的人们似乎看清了一个道理：通往世界中心最近的路是用瑞典语铺就的。然而一周之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来到上海，直接就泼了所有人一盆冷水，他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毫不掩饰地祭出了一组数字：2005年到2007年，译成瑞典文出版的英语文学作品占到七成以上，位列第二的法语作品则是3·6%，德语作品是2%，西班牙文只有1%——而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作品数量，加起来还不到总数的1%！“这种非常可怕的统计资料并不是瑞典所独有的情况，欧洲整个的情况差不多如此。”马悦然说。
如今，借助发达的交通工具和社交平台，全球的一体化趋势突出，但文学却是个例外。外国人能看懂汉字的很少，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著作更少，所以很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作家在外国没有读者。“瑞典学院前任的一位常务秘书曾说过——Global Literature is Translation！（全球化的文学就是翻译）”马悦然说，“在今年八月参加的一个关于‘全球化文学’的国际座谈会上，我也在报告中强调，翻译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可以说，莫言的获奖将中国文学推上了一辆驶往世界文学高地的急速列车，然而翻译之稀缺、传播之困难却正是它疾行轨道上的重重路障，在人们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热情日趋高涨的今天，翻译之困，我们是时候该正视了。
一、“中国作家没找到好翻译”
我们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早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他就已经是公认的被介绍到国外译本最多、影响最广的中国当代作家。这其中最多的译本是英文的，其它语种的译文则有很多根本就是从英译本转译过去的，而非直接译自中文。所以可以说，莫言和他的小说在西语世界能够形成一定影响，他背后的英文译者葛浩文功不可没。《新杂志》主编严峰认为，莫言得奖一方面是实力使然，另一方面是他作品的国际化接受程度。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百余年来，用非西方语言的写作者获奖寥寥，翻译成为通往诺奖之路的一道厚墙。所以，一个靠母语写作的亚洲作家，没有完备、流畅、恰当的翻译，很难获得主要靠阅读英文、法文、德文等西方语言文字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青睐。幸运的是，莫言遇到了葛浩文——后者被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誉为“中国近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而根据葛浩文的自述，在他30多年的中英文小说翻译生涯中，有20年时间是在翻译莫言的作品。
1979年，40岁的葛浩文一边在大学里教授中国文学，一边开始以翻译中文小说赚钱。当时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市场相当有限，数量远低于欧洲、拉丁美洲甚至日本作品。中文书译者的年收入从两万美元到五六万美元，葛浩文的翻译收入也不固定。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葛浩文在偶然机会读到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非常喜欢，当他把试译本寄给出版社之后，非常出乎他意料的是，出版社愿意支付他高出平常四倍的版税。这成为了葛浩文中英文作品翻译事业的里程碑，也成为了莫言作品进入英语市场的一个开始。随后，葛浩文成为了莫言作品《天堂蒜苔之歌》《丰乳肥臀》《酒国》等作品的英文译者，莫言的作品也借由葛浩文的英文译本，被转译成了法文、德文等多个语言版本——法文、德文正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普遍可阅读的语言之一。
在莫言获奖后，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在中国有许多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这样的译者。他说：“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译成英文，语言对西方读者来说比原来的中文更好。他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因而在翻译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因为如此，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从英文翻译成德文，而不是从中文翻译成德文。”在翻译界广为流传的一则轶事是20年前，当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天堂蒜苔之歌》时，莫言仍是无名作家。据说一听到有“外国学者”要翻译他的作品，莫言开心得不得了，但葛浩文觉得原文的结尾太过悲观，不合美国人的口味，就和莫言沟通并说服了莫言，于是小说的英文版本就呈现出了另一个结尾。对于这一桩轶事，葛浩文并没有否认，他表示莫言对翻译的态度很开放，给译者很大的发挥空间。“我们合作得好，原因在于根本不用‘合作’。”葛浩文笑说：“他总这样说：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其实，对于“用中文读，用英文写”的翻译方式，葛浩文有他自己的理由。因为在他看来，阻挡中国文学进入西方主流阅读的障碍除了中文的翻译困难外，还有一道隐形的门槛，就是中西方的文化心理与叙述模式的差异。对此葛浩文曾作过一些概括：西方优秀小说格外注重对开篇第一个句子的经营，务必要写得吸引人，叫人一读而不能释卷。“我们都忘不了《洛丽塔》开头那句‘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中性》开头所写的‘我出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女人第二次是男人’那句，也令人过目不忘。读到这样的句子，你怎么可能不继续读下去呢？中国作家却不这样写小说。他们往往从久远的历史或作为故事背景的故乡娓娓说起。对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写法不大容易在第一时间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有趣的是，葛浩文在翻译毕飞宇的《青衣》时，第一句话就让他犯了愁：“乔炳璋参加这次宴会完全是一笔糊涂账”，这“糊涂账”到底怎么翻译？糊涂账的意思他明白，但在小说里，为什么说参加宴会是一笔糊涂账？后来他在伦敦见到毕飞宇，当面问这个问题。毕飞宇说，中国人喜欢请客，宴席上人多的时候，可能请人的和被请的都互不相识，不清楚谁请的谁，所以说是“糊涂账”。后来，葛浩文的夫人想到了一个好词，blinddate——盲约，这才没有让小说从起头就给西方读者设立了障碍。
对于葛浩文的这种“连译带改”的风格，虽然也有争议的声音认为他逾越了译者的本分，但葛浩文表示，在他做翻译的时候并非肆意篡改，而是一直在同时考量作者的原意、读者的喜好、编辑的建议和自己的专业判断，“在其中寻求平衡，我受到的限制可比作家多。”对此，《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是公开表示赞同并欣赏的，他在莫言得奖之前就在微博上宣称：“最近不少媒体关注莫言和诺奖，我告诉他们，知道莫言为何突然在西方火起来的吧……最厉害的就是翻译莫言作品的人，他根据西方读者的口味删改了原作，他叫葛浩文。”
记者：葛浩文的译文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甚至改变原著，这一点广受非议，可是你似乎比较欣赏？
程永新：我们说到阅读外国文学，基本都是读的翻译作品，所以当我们在交流时提到我喜欢某某的书的时候——你喜欢的自然有原著题材、结构、立意上的精妙，同时也有语言描述上的美妙，而后者，往往藏有翻译的个人用心。在这一点上老一批的翻译家尤为突出，他们一般在精通一门甚至几门外语的同时，也是文学家、教授、作家、艺术家，因此他们的翻译都有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特点，更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理念，他们不仅能准确的翻出原著的灵魂，更能“润物细无声”地把自己的那些丰厚的精神财富并输其中。所以我说，一部好的翻译作品，不仅能听到原作者的心跳，还能听到翻译家的心跳！
记者：所以莫言的作品里因为有了葛浩文的心跳，从而更容易被西方的耳朵接受了，对么？
程永新：这些年来，始终有一些翻译、一些汉学家，为了把中国的作家和作品推向世界，他们做了很多的尝试和很大的努力。在这中间产生了一些分歧，我觉得这很正常。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他们所达到的客观的效果，如果他们确实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显著效果，那么我认为就是可以认可的。在葛浩文身上的翻译争议其实一直是翻译界的两种声音，甚至它们并不十分矛盾，而葛浩文本人对莫言作品走出国门所起到的助推作用却毫无争议。现在莫言得了诺奖，诺奖又激发了中国作家的写作热情和全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这些才是最有意义的。
记者：那么，作为国内最重要的原创文学刊物的执行主编，你一直在接触中国具有最高水平的一群作者，你觉得他们“心跳”的力度够得上世界文学的水平么？中国当代文学要走向世界，到底有多远？
程永新：最近我去杭州参加“郁达夫小说奖”的活动，会上刘震云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不比莫言老师写的好，但是我们也不比他写的差”——当然他是调侃的。我倒是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出现了很多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他们的水平并不在世界水准之下，但是缺少的就是一个翻译、介绍的契机。比如我们《收获》下一期将要推出贾平凹的新作，我们都认为贾平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国也很受关注，但是他的作品翻译到西方去的就是很少，也几乎不被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编辑部今天中午还在讨论的。
记者：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贾平凹比莫言，就差了一个葛浩文？
程永新：应该这么说吧，遇到好翻译的好作品也不一定就能获得成功的，但没有好翻译的好作品却必定无法攀上世界文学的高峰。把中国当代优秀作品介绍到西方去，在近二三十年来我们看到了一批令人尊敬的汉学家、翻译家、学者一直在为此做着大量的工作，所以今天莫言得这个奖，我们也可以看作是这一批人在这几十年里所有努力的一个成果，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令人欣慰的。
二、“在演员与匠人之间，翻译家应该是后者”
在10月11日夜晚之前，“北瑞安娜”的微博粉丝原本只有数百人，如今已暴涨到超过17万人。诺奖宣布当夜，“北瑞安娜”发出了一条以“太阳”和“蛋糕”两个网络符号为莫言庆祝的微博，在她的身份被公布为莫言作品的瑞典文译者陈安娜之后，此条微博迅速被网友转发5800多次，评论2500多条，其中大部分是来向她表示感谢的，感谢她把莫言的作品翻译成了瑞典文，在莫言得奖的过程中“居功至伟”。对此，陈安娜赶紧发帖澄清：“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研究一个作家的时候会收集各种译本。他们看的不光是我翻译的莫言的作品，还有德文版、英文版、法文版等。他们看了这些不同版本以后才会开始讨论，所以不能说没有我的翻译莫言就不会获奖，这样的说法对其他翻译家不公平。”虽然陈安娜相当谦逊，但是我们都知道，莫言在瑞典只出版了三本书：《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三本书的译者都是她——无论如何，瑞典文可是诺奖评委们的第一母语啊。
陈安娜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20多年，译有20多部中文小说，在选择翻译作品的时候，她的出发点大都来自于翻译角度：“余华是一个很会写人的人，他把人生中那些很苦的东西温暖、幽默地组合在了一起，他的语言不是很复杂，但能写出人的感情。韩少功对语言很用心，遣词造句考虑得很仔细。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描写了北方的少数民族，这个题材可能会在瑞典受欢迎，因为我们也同样有那样的少数民族。王安忆的语言风格像工笔画，很难翻译。”相对来说，莫言就像“水墨大写意”，但是“大写意可能很容易展现，西方人也更容易接受，因为他们有‘虚幻现实主义’这样的参照物。”陈安娜的另一个感觉是：瑞典人理解东方文化中的“轮回”、“神佛”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难，这反而是中国文学中很有吸引力的部分；困难的是向读者准确地描述他们所不熟悉的中国典故、风俗，甚至涵义莫测的人名、地名。 关于这一点，她的老师马悦然是这么做的：不懂就问。在寻找和倾听答案中，慢慢捉摸原文的质地。在翻译山西作家曹乃谦短篇小说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半年时间里，每天，马悦然都在殷勤地给曹乃谦写电子邮件，有时一天三封。从1970年代故事所发生的村庄里用的什么、吃的什么，到很厉害的骂人的土话，都问得很清楚。有一次，马悦然去信问，小说中有一个“曹夫楼”，为什么要叫“曹夫”这个名字？曹乃谦见后心想，这不就是个地名吗，小说里只是这样写“曹夫楼有个奶奶庙”，一笔带过的事。可是第二天他还是动身前往那个村，打听到了“曹夫”的故事，记下来，回去告诉了马悦然。为此，曹乃谦说：“我敢保证马悦然翻译的是世上最好的版本，他每一句话都非常下功夫，非得要弄得很懂了才翻。”后来，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有心将这些通信往来搜集整理成3万字的档案，提供给美国和法国翻译这本书的译者，当他们遇到同样的问题时就可以查阅。
马悦然与曹乃谦的通信中还可以读到一个外国的汉语学家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过程对文学、文学翻译的看法。马悦然反对翻译是“再创作”的观点，进而反对“译者既是匠人又是演员”的定位，他强调“翻译家应该是一个非常熟练的，非常技巧的匠人。他既要对作者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在复旦大学演讲时，底下有人追问“如何看待译者与作者的地位之差”，马悦然打趣说，“译者是奴隶，作者是主人，（译者）要听主人的话”，反之则会造成对原作的破坏。
马悦然的这一观点得到了 “2011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江枫教授的力挺，江枫在得到自己的第二个翻译终生成就奖时就强调说， 他希望自己的两次得奖可以强化一种“正确的翻译观”，那就是“要让所有有志于文学翻译的从业人员特别是青年知道，不可相信翻译可以不求忠实、随心所欲。文学翻译要形似而后神似，‘离形得似’是有害的。” 江枫认为，翻译是社会行为，只有忠实的翻译才有价值。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作品之所以是文学，不仅在于表达什么，更要看是以怎样一种方式表达。比如，当李白抬头望月低头思乡，有感而构思，不论多么美妙也不是诗，直到出现语言形象：“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才成为诗，所以，文本的准确非常重要。江枫说：“有人曾用德里达的‘延异’和‘文本意义不确定’说来解构翻译的忠实，我并不是很认同这种说法。不是某个外国人或某个名人说过，就可当做真理，作为立论的根据。如果‘文本的意义不确定’，人类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文明。”他甚至认为，百分之百忠实的翻译才是翻译的主流。
江枫还举出了一代翻译大家钱春绮的例子。“今天，当中国的翻译理论界和翻译理论被一些并不从事也不懂得翻译的‘翻译家’和学着洋人说翻译无非创造性叛逆的‘理论家’翻搅得一团混乱的形势下，如果我们能够认真总结像钱春绮先生这样的成功翻译家的成功经验，不仅是对于有志于文学翻译的文学青年，而且对于某些冠有博导头衔的‘翻译理论家’，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重大启示。”江枫认为，钱春绮先生并不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满足于将理解停留在似与不似之间，或随心所欲的阐释，他主张“在意义方面力求忠于原著，尽量存真”，同时，“力求形式上的移植”，也就是说，不仅要忠实于原著的内容，还要忠实于原著的形式。
的确，钱春绮先生一生追求译文对于原作的全面忠实，他在谈论诗歌格律移植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一般翻译者都反对逐字逐句翻译，反对对号入座，但据我看，有时可以这样办，甚至需要这样做。”正是因为钱春绮先生相信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意义，一句话有一句话的意义，而且相信语境确定意义就确定，所以有一次当他遇到把palme译为“棕榈”有悖语境时，他就一定要追究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一般这个德文词，人家都译成‘棕榈’。但我在翻译的时候觉得有问题，因为尼采把它形容为‘会跳舞的女孩’——在你的印象中，那种下粗上细、笔直笔直的棕榈树会有跳舞的感觉吗？于是我查了日语的译本，这个单词被译作‘椰树’，我觉得这是正解：斜着伸向海边，随着海风摇曳，那才是跳舞女孩的模样。但是，palme在辞典里是没有‘椰树”这个意思的，‘椰树’的德文叫kokospalme。于是我又参考了其他日语辞书，这才知道这个词在使用中经常是略掉前半部分，只取后半部分palme的。”
可以说，在“直译和意译”之间，钱春绮先生是主张直译的。他说过：“直译，你也不能完全照原文那个样子，那个模式译成中文很不像话的，会很硬，要照他的意思变成中文嘛，这个变，就是魔术啊。本来也不存在什么直译意译，翻译就要让它变得形神兼备，既要传形，又要传神，不可偏废。”形神兼备，才是优秀文学翻译的理想品质。而关于翻译的“信达雅”，他说：“信，就是要忠实于原文，原文没有的你不能加，原文里有的你也不能少；达，就是你翻译出的中文读出来要畅达；雅，就是要有文学的意味，但也不能太过份，太离谱了也不行啊。我的翻译就是忠实于这些信条的。”
除此之外，钱春绮先生以己为例，对翻译的个人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认为作为一名翻译，就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语言，因为西方丰富的文化都在它丰富的语言里蕴含着。“照我说，应该连拉丁文都得学会，那是进入西方文化真正的核心的钥匙。还有圣经，英文、法文、日文、德文《圣经》我都收藏着，一遍一遍地读，还横向比较；即使同样是中文《圣经》，天主教《圣经》和新教《圣经》的译名都不一样。这些东西一定要钻研，钻得越深越好——如果不能做到掌握尽可能多的语言，也要掌握尽可能多几种语言的辞典。”钱老先生还说：“搞翻译的，中文底子这一点很要紧，而现在的主要问题，恰恰是中文底子不够。”他说自己从小在乡下读私塾，那时候用的还是线装本的古书，《诗经》《左传》本本都背得滚瓜烂熟，而这对于他日后从事文字工作是大有好处的。“现代的人呢，文言文不读了，文言文不读，白话文他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我就有这么一个感慨，搞翻译，要有中文的底子加外文的底子。中文底子中，要有文言文的底子：外文底子中，就像我刚才说的，要有多种外文的底子。”
以此为例，江枫坚定地推崇钱先生“逐字逐句”的翻译主张，他甚至认为，凡是脱离原文处，必定是败笔，不论他是谁，哪怕是朱生豪，或是傅雷。“王力以‘一夜风流母夜叉’的句式和语言译成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堪称‘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上乘之译，也可以说是极尽‘创造’与‘叛逆’之作，然而如今已经没有人再读，甚至，不为年轻读者群所知晓。而钱春绮忠实于这些信条的《恶之花》译本，则至今都在不断的再版出书，以满足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需求。” 记者：对于汉学家这个角色，有一些中国作家会有异议。您觉得汉学家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马悦然：一般中国学者认为，汉学家就是懂中文的外国人。因为没有中国的汉学家之说。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的汉学家，和现在的汉学家，差别是很大的。像我的老师高本汉，那时他的学术范围是非常宽的，而现在的汉学家则越来越窄，只是专门研究某一个领域了。
记者：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马悦然：现在的汉学家对上古历史，对汉语音韵的了解太少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学过真正的先秦文学。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最近几年，孔子学院对西方的汉学影响也有负作用。一和孔子学院合作了，大学里管预算的决策者就会说，中文系既然已经有孔子学院就够了。但孔子学院能教的就是普通话，和汉学的研究没有一点关系，所以原来很好的中文系慢慢就变成教汉语的学校了。
记者：因为您是诺贝尔奖的终身评委，而且又是评委里唯一懂中文的一位，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期盼是否给了你很大的压力？
马悦然：我想起一个事，杨牧的作品被介绍到德国的顾彬那里，顾彬说要让杨牧把作品给他翻译，他就能帮助杨牧在德国出名。但我看了顾彬的翻译，我觉得他实在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我的理念和他不一样，在翻译小说的时候，我觉得译者就是原作者的奴隶，要完全忠于原作者，不能增加、删改或者随意演绎原作的内容。
记者：所以您更看重您的角色首先是译者，而不是一个桥梁或者推手？
马悦然：对，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当一个译者，当人家的奴隶。
三、青年译者：无关年龄，因爱而译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在微博上感叹莫言得奖翻译功大的同时，恰逢前辈翻译家草婴90大寿，于是贺寿之余又加追问：“一代翻译大家纷纷老去，而现在外语好素质高的年轻人，谁还会去翻译文学作品呢”？一番感慨引来近百条回复，其中多有感同身受的译界众人，有年轻人“声泪俱下”：我们年轻人生活压力也很大，优秀的年轻人尤甚。我们也要追求事业、追求好的生活，也要娶妻置屋、养老育子，可是靠专职翻译的那点稿费……其中微博认证为“中南大学翻译硕士教育中心”的网友的回应则入情入理：1、文学和科技翻译的稿酬相差甚大；2、真正的文学翻译在翻译市场只占8%左右的份额，当前已经进入“市场化翻译”的时代；3、热爱文学翻译的人其实不会从经济效益上考虑，因为实在没什么好考虑的；4、文学翻译从业者最好是“四有”新人——有才，有闲，有志，有钱，这对年轻人太难了。
然而现实的情况真的那么悲观么？今年10月20目，J.K.罗琳的新书《偶发空缺》的中文版正式推出，而这样一本备受瞩目的书，它的译者却是两个年轻的女孩，生于1980出头的任战和向丁丁；而此前推出的最新中文版《英国病人》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它们的译者丁骏与杨玲甚至都是1987年出生的年轻姑娘。对于这样的现象，资深图书策划、编辑彭伦认为，青年译者的涌现是特别自然的一件事：“老一代著名翻译家是稀缺资源。而出版社那么多，外国作品那么多，书那么多，他们怎么可能翻译得过来？所以自然就需要很多年轻的译者”。这样一群渐成气候的年轻译者的涌现，在彭伦看来，“年纪轻”“数量多”固然是可喜的，更可喜的是，“就目前看，青年一代的译者基本都是文学爱好者。她们翻译是出于对作家和作品的热爱，其中有不少自己就是写作者，她们写作的一个阶段结束后，就开始翻译。翻译对她们自身写作肯定有很大的帮助。”而这样的一群年轻人，金钱的得失在她们看来根本不是问题。当然，依旧会有很多人对于年轻译者心存疑虑，质疑多多，但在彭伦看来，与老一辈翻译家相比，她们自身固然存在种种不足，但更有着属于自己的优势：“首先，因为网络发达，新一代译者可以很方便地查阅资料；其次，他们对国外信息更了解，掌握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背景知识更加丰富。”这种丰富有可能得益于青年一代迈出国门的便利，也可能得益于通过网络摄取信息的快捷，总之，这是这一代译者较前辈们甚为突出的优势。
这些年来，由于各种社会原因，人们往往把翻译人才不多或是翻译水准不佳的原因归为稿费低、留不住人，这当然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一种。然而《骰子人生》的译者，1988年生的陈正宇倒觉得钱的问题其实还好，虽然他也希望翻译稿费越高越好。他算了一笔账：“一千字60元，一天翻译8小时，差不多能译出3000字，稿费就是180元，一个月译20天，就有3000多元，这个收人其实不算很低。我知道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做着非常累、工资又低而且得不到足够尊重的工作。相比之下，译书这个工作既是我喜欢的，工作地点和时间又很自由，而且还有成就感，我已经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由于出于热爱，青年译者们对报酬都不那么计较，但是，彭伦也不得不承认做翻译的经济回报不是很好。“所以男性少，男性的经济压力还是比女性大。”但葛浩文拿自己的例子，生动地揭示了这些“因爱而译”者的心态：“我曾经翻译小说分文未取（恐怕我不应该经常这么做），而且报酬标准也大有不同。对于一项要求训练、天赋、时间的工作来说，获得相应的报酬总是难上加难（完整翻译任何有份量的作品都可能吞掉半年以上的时间）。大多数时候，出版商不能也不愿付给翻译他们应得的报酬，这就是为什么文学翻译事业急需外界资助的原因。而在种情况下，我一直坚持翻译中国文学的原因，首先，并且总是，出于一种对我所从事事业的热爱、对于优秀文学的热爱，以及（也许是一种偏执吧）希望看到我为这本书所付出的努力开花结果——尽管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本书将对那些我无缘结识的读者产生何种影响。”
普希金说：“请千万别瞧不起译者，他们是人类文明的邮差”。而这些年轻的译者们，他们完全有能力承载起中国文字与世界关联的希望。
任战（1981年生，译有《上帝的左手》《偶发空缺》等，2012年底，由她翻译的斯蒂芬·金的《日落之后》就将推出）：
译事艰难。翻译这条路清苦而寂寞，其中的乐趣只有真心喜爱的人才能体会；枯灯独坐，熬瞎了眼，累折了腰，换来的钞票连买点胶原蛋白补补脸上被辐射出来的褶子都不够。这点寂寞中的喜悦恐怕是译者能够得到的唯一回报。译者的本分，我想，就是默默地站在作品后面，尽可能准确地领会作者的意图，尽可能完整地表现作者的气质，不因为自己的失误折损作品应有的待遇，而不是跳到台前卖力吆喝。每一本书都是作家心血的结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富比女王、万众瞩目的罗琳与无名作者是一样的，在译者这里得到的专注和尊重也是一样的。作为译者队伍中的小字辈，我还只是站在路口，对心中的大师高山仰止，心向往之（大师很多，我的偶像是朱生豪先生）。所幸我们的工作都与书有关，就这么读读书、翻翻书、写写字，很幸福，足够了。 丁骏（1978年生，译有塞林格的《弗兰妮与祖伊》、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
世上有文学翻译这项工作，我真是感激。关于翻译我其实真说不出长短方圆来，不过是因为喜欢，所以在做着。刚入校时就听导师陆谷孙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译满一百万字，就别谈什么翻译理论”，是以我内心总是很惴惴。
将来我会继续选择翻译自己喜爱的作品。不知道译者偏向自己私爱的作品来翻是否就一定对翻译有益或者有害，但我很自私地觉得：如果翻译自己喜爱的作品，再累还是开心，永远不会是负担。至于困难和放弃，翻译是我最喜爱的事，我不可能放弃。翻译过程中的困难对我来说都是比较具体的，比如哪个句子的英语实在理解不了（工具书、网络信息都帮不上的时候），就去找能给我释疑解惑的人，找我的导师陆先生，找同样喜欢这个作家的母语是英语的朋友……
孔亚雷（1975年生，作家，译者，著有长篇小说《不失语》，译有《幻影书》《渴望之书》等）：
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许钧曾经对作家毕飞宇说，“一个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不过除了惊艳感，我选择翻译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通过翻译来提高我的写作。我觉得通过翻译提高写作有两个途径，一是翻译是最大程度的精读，会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和提高你的写作。所以一般我只挑我个人特别喜欢，或者我觉得对我写作有帮助的作品来译。二是我觉得对一个专业写作者而言，翻译是一个很好的调剂，它能使你克服写作瓶颈和焦虑，同时又保持某种“手热”的状态。
我经常会被问到“怎么看待男性文学翻译稀缺”的问题，但我觉得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男性翻译少，而是好的翻译少。有时就只有眼看着一个个好作家、好作品被翻译毁掉，不费吹灰之力。我觉得现在的翻译里中文好的人很少，文学素养好的很少，这跟急功近利的大环境有关。不过我并不想抱怨，只是有一点遗憾而已。我只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
陈剑（1985年生，最新的翻译作品是法国女作家佛朗索瓦丝·萨冈的短篇小说集《孤独的池塘》）：
我学习法语并非源自什么浪漫的想象，当时我其实并没有想好大学该选什么专业，但明确知道的是，不想把自己限制在会计、法律这些科系中，因为这些名词仿佛都明确了你的未来；而学习一门外语的未来是开放的，可以让你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后来我去了南京大学念书，本科和研究生分别师从著名的法语翻译黄荭和袁筱一。印象很深的是大一大二时，黄荭老师来上课，带了本自己翻译的《小王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活着的译者，而且还是认识的人，觉得很神奇。后来我跟着袁筱一老师读书，曾经问她为什么选择做翻译，她很认真的回答我：“翻译就是能和自己喜欢的文字耳鬓厮磨，肌肤相亲”，当时我只觉得这说法好性感也好感性，可是这几年，我慢慢能明白她的意思了。
莫言这个被戏称是“不能说”的名字一夕响遍全球，当天瑞典的各大媒体几乎无一遗漏地在头版封面放上了莫言的巨幅照片，文化版更是拿出多个版面专题报道了莫言获奖情况，正如《瑞典日报》所说，莫言这个对大多数瑞典人来说从来不曾听说过的名字，“一夜之间闻名世界”。得奖固然是莫言一个人的荣耀，由此带来的世界各国对中国作家、中国文学的关注则更令国人欣喜，《新周刊》的“少女主编”蒋方舟在获悉莫言得奖的第一时间就发出了恭祝微博，她觉得这对于世界了解中国文学非常有帮助。“在国外我总觉得书店里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图书少之又少，而其他外国作家，比如日本的村上春树的作品却可以卖得很好。甚至在挪威这样的小国家，村上春树的书都可以卖到十几万册，相比之下中国作家的作品却无人问津。”蒋方舟表示，无论销量还是影响力，中国文学在世界现当代文学中的地位都非常边缘，而如今莫言的获奖，几乎立竿见影地就促进了国外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引进。“以前去德国，几乎看不到中国作家的作品，但当莫言老师得奖之后，德国的词典很快就收入了莫言的相关词条，其中还有对中国文学的介绍，书店里也在显著位置陈列出了莫言老师的翻译作品。”
与此同时，英语世界里一些不熟悉莫言的学者、媒体人也开始关注他的作品。英国《观察家》杂志专栏作家大卫·布莱克本在10月11日的专栏中写道，“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从来没有看过莫言的作品，我想我肯定也不是唯一没有看过他作品的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彼得·英格伦建议，如果想要了解莫言就要先看他的作品《天堂蒜苔之歌》。”英国帝国理工大学讲师、《金陵十三钗》的英文版翻译韩斌（Nicky Harman）在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也认为这对所有中国作家都是好事，“莫言现在可以被更多的人知道，对所有中国作家而言，都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英文读者对中国作品感兴趣。”
至此，关心中国文学未来的人们似乎看清了一个道理：通往世界中心最近的路是用瑞典语铺就的。然而一周之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来到上海，直接就泼了所有人一盆冷水，他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毫不掩饰地祭出了一组数字：2005年到2007年，译成瑞典文出版的英语文学作品占到七成以上，位列第二的法语作品则是3·6%，德语作品是2%，西班牙文只有1%——而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作品数量，加起来还不到总数的1%！“这种非常可怕的统计资料并不是瑞典所独有的情况，欧洲整个的情况差不多如此。”马悦然说。
如今，借助发达的交通工具和社交平台，全球的一体化趋势突出，但文学却是个例外。外国人能看懂汉字的很少，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著作更少，所以很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作家在外国没有读者。“瑞典学院前任的一位常务秘书曾说过——Global Literature is Translation！（全球化的文学就是翻译）”马悦然说，“在今年八月参加的一个关于‘全球化文学’的国际座谈会上，我也在报告中强调，翻译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可以说，莫言的获奖将中国文学推上了一辆驶往世界文学高地的急速列车，然而翻译之稀缺、传播之困难却正是它疾行轨道上的重重路障，在人们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热情日趋高涨的今天，翻译之困，我们是时候该正视了。
一、“中国作家没找到好翻译”
我们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早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他就已经是公认的被介绍到国外译本最多、影响最广的中国当代作家。这其中最多的译本是英文的，其它语种的译文则有很多根本就是从英译本转译过去的，而非直接译自中文。所以可以说，莫言和他的小说在西语世界能够形成一定影响，他背后的英文译者葛浩文功不可没。《新杂志》主编严峰认为，莫言得奖一方面是实力使然，另一方面是他作品的国际化接受程度。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百余年来，用非西方语言的写作者获奖寥寥，翻译成为通往诺奖之路的一道厚墙。所以，一个靠母语写作的亚洲作家，没有完备、流畅、恰当的翻译，很难获得主要靠阅读英文、法文、德文等西方语言文字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青睐。幸运的是，莫言遇到了葛浩文——后者被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誉为“中国近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而根据葛浩文的自述，在他30多年的中英文小说翻译生涯中，有20年时间是在翻译莫言的作品。
1979年，40岁的葛浩文一边在大学里教授中国文学，一边开始以翻译中文小说赚钱。当时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市场相当有限，数量远低于欧洲、拉丁美洲甚至日本作品。中文书译者的年收入从两万美元到五六万美元，葛浩文的翻译收入也不固定。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葛浩文在偶然机会读到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非常喜欢，当他把试译本寄给出版社之后，非常出乎他意料的是，出版社愿意支付他高出平常四倍的版税。这成为了葛浩文中英文作品翻译事业的里程碑，也成为了莫言作品进入英语市场的一个开始。随后，葛浩文成为了莫言作品《天堂蒜苔之歌》《丰乳肥臀》《酒国》等作品的英文译者，莫言的作品也借由葛浩文的英文译本，被转译成了法文、德文等多个语言版本——法文、德文正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普遍可阅读的语言之一。
在莫言获奖后，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在中国有许多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这样的译者。他说：“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译成英文，语言对西方读者来说比原来的中文更好。他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因而在翻译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因为如此，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从英文翻译成德文，而不是从中文翻译成德文。”在翻译界广为流传的一则轶事是20年前，当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天堂蒜苔之歌》时，莫言仍是无名作家。据说一听到有“外国学者”要翻译他的作品，莫言开心得不得了，但葛浩文觉得原文的结尾太过悲观，不合美国人的口味，就和莫言沟通并说服了莫言，于是小说的英文版本就呈现出了另一个结尾。对于这一桩轶事，葛浩文并没有否认，他表示莫言对翻译的态度很开放，给译者很大的发挥空间。“我们合作得好，原因在于根本不用‘合作’。”葛浩文笑说：“他总这样说：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其实，对于“用中文读，用英文写”的翻译方式，葛浩文有他自己的理由。因为在他看来，阻挡中国文学进入西方主流阅读的障碍除了中文的翻译困难外，还有一道隐形的门槛，就是中西方的文化心理与叙述模式的差异。对此葛浩文曾作过一些概括：西方优秀小说格外注重对开篇第一个句子的经营，务必要写得吸引人，叫人一读而不能释卷。“我们都忘不了《洛丽塔》开头那句‘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中性》开头所写的‘我出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女人第二次是男人’那句，也令人过目不忘。读到这样的句子，你怎么可能不继续读下去呢？中国作家却不这样写小说。他们往往从久远的历史或作为故事背景的故乡娓娓说起。对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写法不大容易在第一时间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有趣的是，葛浩文在翻译毕飞宇的《青衣》时，第一句话就让他犯了愁：“乔炳璋参加这次宴会完全是一笔糊涂账”，这“糊涂账”到底怎么翻译？糊涂账的意思他明白，但在小说里，为什么说参加宴会是一笔糊涂账？后来他在伦敦见到毕飞宇，当面问这个问题。毕飞宇说，中国人喜欢请客，宴席上人多的时候，可能请人的和被请的都互不相识，不清楚谁请的谁，所以说是“糊涂账”。后来，葛浩文的夫人想到了一个好词，blinddate——盲约，这才没有让小说从起头就给西方读者设立了障碍。
对于葛浩文的这种“连译带改”的风格，虽然也有争议的声音认为他逾越了译者的本分，但葛浩文表示，在他做翻译的时候并非肆意篡改，而是一直在同时考量作者的原意、读者的喜好、编辑的建议和自己的专业判断，“在其中寻求平衡，我受到的限制可比作家多。”对此，《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是公开表示赞同并欣赏的，他在莫言得奖之前就在微博上宣称：“最近不少媒体关注莫言和诺奖，我告诉他们，知道莫言为何突然在西方火起来的吧……最厉害的就是翻译莫言作品的人，他根据西方读者的口味删改了原作，他叫葛浩文。”
记者：葛浩文的译文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甚至改变原著，这一点广受非议，可是你似乎比较欣赏？
程永新：我们说到阅读外国文学，基本都是读的翻译作品，所以当我们在交流时提到我喜欢某某的书的时候——你喜欢的自然有原著题材、结构、立意上的精妙，同时也有语言描述上的美妙，而后者，往往藏有翻译的个人用心。在这一点上老一批的翻译家尤为突出，他们一般在精通一门甚至几门外语的同时，也是文学家、教授、作家、艺术家，因此他们的翻译都有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特点，更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理念，他们不仅能准确的翻出原著的灵魂，更能“润物细无声”地把自己的那些丰厚的精神财富并输其中。所以我说，一部好的翻译作品，不仅能听到原作者的心跳，还能听到翻译家的心跳！
记者：所以莫言的作品里因为有了葛浩文的心跳，从而更容易被西方的耳朵接受了，对么？
程永新：这些年来，始终有一些翻译、一些汉学家，为了把中国的作家和作品推向世界，他们做了很多的尝试和很大的努力。在这中间产生了一些分歧，我觉得这很正常。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他们所达到的客观的效果，如果他们确实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显著效果，那么我认为就是可以认可的。在葛浩文身上的翻译争议其实一直是翻译界的两种声音，甚至它们并不十分矛盾，而葛浩文本人对莫言作品走出国门所起到的助推作用却毫无争议。现在莫言得了诺奖，诺奖又激发了中国作家的写作热情和全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这些才是最有意义的。
记者：那么，作为国内最重要的原创文学刊物的执行主编，你一直在接触中国具有最高水平的一群作者，你觉得他们“心跳”的力度够得上世界文学的水平么？中国当代文学要走向世界，到底有多远？
程永新：最近我去杭州参加“郁达夫小说奖”的活动，会上刘震云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不比莫言老师写的好，但是我们也不比他写的差”——当然他是调侃的。我倒是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出现了很多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他们的水平并不在世界水准之下，但是缺少的就是一个翻译、介绍的契机。比如我们《收获》下一期将要推出贾平凹的新作，我们都认为贾平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国也很受关注，但是他的作品翻译到西方去的就是很少，也几乎不被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编辑部今天中午还在讨论的。
记者：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贾平凹比莫言，就差了一个葛浩文？
程永新：应该这么说吧，遇到好翻译的好作品也不一定就能获得成功的，但没有好翻译的好作品却必定无法攀上世界文学的高峰。把中国当代优秀作品介绍到西方去，在近二三十年来我们看到了一批令人尊敬的汉学家、翻译家、学者一直在为此做着大量的工作，所以今天莫言得这个奖，我们也可以看作是这一批人在这几十年里所有努力的一个成果，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令人欣慰的。
二、“在演员与匠人之间，翻译家应该是后者”
在10月11日夜晚之前，“北瑞安娜”的微博粉丝原本只有数百人，如今已暴涨到超过17万人。诺奖宣布当夜，“北瑞安娜”发出了一条以“太阳”和“蛋糕”两个网络符号为莫言庆祝的微博，在她的身份被公布为莫言作品的瑞典文译者陈安娜之后，此条微博迅速被网友转发5800多次，评论2500多条，其中大部分是来向她表示感谢的，感谢她把莫言的作品翻译成了瑞典文，在莫言得奖的过程中“居功至伟”。对此，陈安娜赶紧发帖澄清：“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研究一个作家的时候会收集各种译本。他们看的不光是我翻译的莫言的作品，还有德文版、英文版、法文版等。他们看了这些不同版本以后才会开始讨论，所以不能说没有我的翻译莫言就不会获奖，这样的说法对其他翻译家不公平。”虽然陈安娜相当谦逊，但是我们都知道，莫言在瑞典只出版了三本书：《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三本书的译者都是她——无论如何，瑞典文可是诺奖评委们的第一母语啊。
陈安娜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20多年，译有20多部中文小说，在选择翻译作品的时候，她的出发点大都来自于翻译角度：“余华是一个很会写人的人，他把人生中那些很苦的东西温暖、幽默地组合在了一起，他的语言不是很复杂，但能写出人的感情。韩少功对语言很用心，遣词造句考虑得很仔细。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描写了北方的少数民族，这个题材可能会在瑞典受欢迎，因为我们也同样有那样的少数民族。王安忆的语言风格像工笔画，很难翻译。”相对来说，莫言就像“水墨大写意”，但是“大写意可能很容易展现，西方人也更容易接受，因为他们有‘虚幻现实主义’这样的参照物。”陈安娜的另一个感觉是：瑞典人理解东方文化中的“轮回”、“神佛”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难，这反而是中国文学中很有吸引力的部分；困难的是向读者准确地描述他们所不熟悉的中国典故、风俗，甚至涵义莫测的人名、地名。 关于这一点，她的老师马悦然是这么做的：不懂就问。在寻找和倾听答案中，慢慢捉摸原文的质地。在翻译山西作家曹乃谦短篇小说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半年时间里，每天，马悦然都在殷勤地给曹乃谦写电子邮件，有时一天三封。从1970年代故事所发生的村庄里用的什么、吃的什么，到很厉害的骂人的土话，都问得很清楚。有一次，马悦然去信问，小说中有一个“曹夫楼”，为什么要叫“曹夫”这个名字？曹乃谦见后心想，这不就是个地名吗，小说里只是这样写“曹夫楼有个奶奶庙”，一笔带过的事。可是第二天他还是动身前往那个村，打听到了“曹夫”的故事，记下来，回去告诉了马悦然。为此，曹乃谦说：“我敢保证马悦然翻译的是世上最好的版本，他每一句话都非常下功夫，非得要弄得很懂了才翻。”后来，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有心将这些通信往来搜集整理成3万字的档案，提供给美国和法国翻译这本书的译者，当他们遇到同样的问题时就可以查阅。
马悦然与曹乃谦的通信中还可以读到一个外国的汉语学家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过程对文学、文学翻译的看法。马悦然反对翻译是“再创作”的观点，进而反对“译者既是匠人又是演员”的定位，他强调“翻译家应该是一个非常熟练的，非常技巧的匠人。他既要对作者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在复旦大学演讲时，底下有人追问“如何看待译者与作者的地位之差”，马悦然打趣说，“译者是奴隶，作者是主人，（译者）要听主人的话”，反之则会造成对原作的破坏。
马悦然的这一观点得到了 “2011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江枫教授的力挺，江枫在得到自己的第二个翻译终生成就奖时就强调说， 他希望自己的两次得奖可以强化一种“正确的翻译观”，那就是“要让所有有志于文学翻译的从业人员特别是青年知道，不可相信翻译可以不求忠实、随心所欲。文学翻译要形似而后神似，‘离形得似’是有害的。” 江枫认为，翻译是社会行为，只有忠实的翻译才有价值。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作品之所以是文学，不仅在于表达什么，更要看是以怎样一种方式表达。比如，当李白抬头望月低头思乡，有感而构思，不论多么美妙也不是诗，直到出现语言形象：“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才成为诗，所以，文本的准确非常重要。江枫说：“有人曾用德里达的‘延异’和‘文本意义不确定’说来解构翻译的忠实，我并不是很认同这种说法。不是某个外国人或某个名人说过，就可当做真理，作为立论的根据。如果‘文本的意义不确定’，人类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文明。”他甚至认为，百分之百忠实的翻译才是翻译的主流。
江枫还举出了一代翻译大家钱春绮的例子。“今天，当中国的翻译理论界和翻译理论被一些并不从事也不懂得翻译的‘翻译家’和学着洋人说翻译无非创造性叛逆的‘理论家’翻搅得一团混乱的形势下，如果我们能够认真总结像钱春绮先生这样的成功翻译家的成功经验，不仅是对于有志于文学翻译的文学青年，而且对于某些冠有博导头衔的‘翻译理论家’，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重大启示。”江枫认为，钱春绮先生并不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满足于将理解停留在似与不似之间，或随心所欲的阐释，他主张“在意义方面力求忠于原著，尽量存真”，同时，“力求形式上的移植”，也就是说，不仅要忠实于原著的内容，还要忠实于原著的形式。
的确，钱春绮先生一生追求译文对于原作的全面忠实，他在谈论诗歌格律移植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一般翻译者都反对逐字逐句翻译，反对对号入座，但据我看，有时可以这样办，甚至需要这样做。”正是因为钱春绮先生相信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意义，一句话有一句话的意义，而且相信语境确定意义就确定，所以有一次当他遇到把palme译为“棕榈”有悖语境时，他就一定要追究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一般这个德文词，人家都译成‘棕榈’。但我在翻译的时候觉得有问题，因为尼采把它形容为‘会跳舞的女孩’——在你的印象中，那种下粗上细、笔直笔直的棕榈树会有跳舞的感觉吗？于是我查了日语的译本，这个单词被译作‘椰树’，我觉得这是正解：斜着伸向海边，随着海风摇曳，那才是跳舞女孩的模样。但是，palme在辞典里是没有‘椰树”这个意思的，‘椰树’的德文叫kokospalme。于是我又参考了其他日语辞书，这才知道这个词在使用中经常是略掉前半部分，只取后半部分palme的。”
可以说，在“直译和意译”之间，钱春绮先生是主张直译的。他说过：“直译，你也不能完全照原文那个样子，那个模式译成中文很不像话的，会很硬，要照他的意思变成中文嘛，这个变，就是魔术啊。本来也不存在什么直译意译，翻译就要让它变得形神兼备，既要传形，又要传神，不可偏废。”形神兼备，才是优秀文学翻译的理想品质。而关于翻译的“信达雅”，他说：“信，就是要忠实于原文，原文没有的你不能加，原文里有的你也不能少；达，就是你翻译出的中文读出来要畅达；雅，就是要有文学的意味，但也不能太过份，太离谱了也不行啊。我的翻译就是忠实于这些信条的。”
除此之外，钱春绮先生以己为例，对翻译的个人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认为作为一名翻译，就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语言，因为西方丰富的文化都在它丰富的语言里蕴含着。“照我说，应该连拉丁文都得学会，那是进入西方文化真正的核心的钥匙。还有圣经，英文、法文、日文、德文《圣经》我都收藏着，一遍一遍地读，还横向比较；即使同样是中文《圣经》，天主教《圣经》和新教《圣经》的译名都不一样。这些东西一定要钻研，钻得越深越好——如果不能做到掌握尽可能多的语言，也要掌握尽可能多几种语言的辞典。”钱老先生还说：“搞翻译的，中文底子这一点很要紧，而现在的主要问题，恰恰是中文底子不够。”他说自己从小在乡下读私塾，那时候用的还是线装本的古书，《诗经》《左传》本本都背得滚瓜烂熟，而这对于他日后从事文字工作是大有好处的。“现代的人呢，文言文不读了，文言文不读，白话文他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我就有这么一个感慨，搞翻译，要有中文的底子加外文的底子。中文底子中，要有文言文的底子：外文底子中，就像我刚才说的，要有多种外文的底子。”
以此为例，江枫坚定地推崇钱先生“逐字逐句”的翻译主张，他甚至认为，凡是脱离原文处，必定是败笔，不论他是谁，哪怕是朱生豪，或是傅雷。“王力以‘一夜风流母夜叉’的句式和语言译成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堪称‘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上乘之译，也可以说是极尽‘创造’与‘叛逆’之作，然而如今已经没有人再读，甚至，不为年轻读者群所知晓。而钱春绮忠实于这些信条的《恶之花》译本，则至今都在不断的再版出书，以满足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需求。” 记者：对于汉学家这个角色，有一些中国作家会有异议。您觉得汉学家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马悦然：一般中国学者认为，汉学家就是懂中文的外国人。因为没有中国的汉学家之说。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的汉学家，和现在的汉学家，差别是很大的。像我的老师高本汉，那时他的学术范围是非常宽的，而现在的汉学家则越来越窄，只是专门研究某一个领域了。
记者：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马悦然：现在的汉学家对上古历史，对汉语音韵的了解太少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学过真正的先秦文学。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最近几年，孔子学院对西方的汉学影响也有负作用。一和孔子学院合作了，大学里管预算的决策者就会说，中文系既然已经有孔子学院就够了。但孔子学院能教的就是普通话，和汉学的研究没有一点关系，所以原来很好的中文系慢慢就变成教汉语的学校了。
记者：因为您是诺贝尔奖的终身评委，而且又是评委里唯一懂中文的一位，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期盼是否给了你很大的压力？
马悦然：我想起一个事，杨牧的作品被介绍到德国的顾彬那里，顾彬说要让杨牧把作品给他翻译，他就能帮助杨牧在德国出名。但我看了顾彬的翻译，我觉得他实在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我的理念和他不一样，在翻译小说的时候，我觉得译者就是原作者的奴隶，要完全忠于原作者，不能增加、删改或者随意演绎原作的内容。
记者：所以您更看重您的角色首先是译者，而不是一个桥梁或者推手？
马悦然：对，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当一个译者，当人家的奴隶。
三、青年译者：无关年龄，因爱而译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在微博上感叹莫言得奖翻译功大的同时，恰逢前辈翻译家草婴90大寿，于是贺寿之余又加追问：“一代翻译大家纷纷老去，而现在外语好素质高的年轻人，谁还会去翻译文学作品呢”？一番感慨引来近百条回复，其中多有感同身受的译界众人，有年轻人“声泪俱下”：我们年轻人生活压力也很大，优秀的年轻人尤甚。我们也要追求事业、追求好的生活，也要娶妻置屋、养老育子，可是靠专职翻译的那点稿费……其中微博认证为“中南大学翻译硕士教育中心”的网友的回应则入情入理：1、文学和科技翻译的稿酬相差甚大；2、真正的文学翻译在翻译市场只占8%左右的份额，当前已经进入“市场化翻译”的时代；3、热爱文学翻译的人其实不会从经济效益上考虑，因为实在没什么好考虑的；4、文学翻译从业者最好是“四有”新人——有才，有闲，有志，有钱，这对年轻人太难了。
然而现实的情况真的那么悲观么？今年10月20目，J.K.罗琳的新书《偶发空缺》的中文版正式推出，而这样一本备受瞩目的书，它的译者却是两个年轻的女孩，生于1980出头的任战和向丁丁；而此前推出的最新中文版《英国病人》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它们的译者丁骏与杨玲甚至都是1987年出生的年轻姑娘。对于这样的现象，资深图书策划、编辑彭伦认为，青年译者的涌现是特别自然的一件事：“老一代著名翻译家是稀缺资源。而出版社那么多，外国作品那么多，书那么多，他们怎么可能翻译得过来？所以自然就需要很多年轻的译者”。这样一群渐成气候的年轻译者的涌现，在彭伦看来，“年纪轻”“数量多”固然是可喜的，更可喜的是，“就目前看，青年一代的译者基本都是文学爱好者。她们翻译是出于对作家和作品的热爱，其中有不少自己就是写作者，她们写作的一个阶段结束后，就开始翻译。翻译对她们自身写作肯定有很大的帮助。”而这样的一群年轻人，金钱的得失在她们看来根本不是问题。当然，依旧会有很多人对于年轻译者心存疑虑，质疑多多，但在彭伦看来，与老一辈翻译家相比，她们自身固然存在种种不足，但更有着属于自己的优势：“首先，因为网络发达，新一代译者可以很方便地查阅资料；其次，他们对国外信息更了解，掌握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背景知识更加丰富。”这种丰富有可能得益于青年一代迈出国门的便利，也可能得益于通过网络摄取信息的快捷，总之，这是这一代译者较前辈们甚为突出的优势。
这些年来，由于各种社会原因，人们往往把翻译人才不多或是翻译水准不佳的原因归为稿费低、留不住人，这当然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一种。然而《骰子人生》的译者，1988年生的陈正宇倒觉得钱的问题其实还好，虽然他也希望翻译稿费越高越好。他算了一笔账：“一千字60元，一天翻译8小时，差不多能译出3000字，稿费就是180元，一个月译20天，就有3000多元，这个收人其实不算很低。我知道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做着非常累、工资又低而且得不到足够尊重的工作。相比之下，译书这个工作既是我喜欢的，工作地点和时间又很自由，而且还有成就感，我已经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由于出于热爱，青年译者们对报酬都不那么计较，但是，彭伦也不得不承认做翻译的经济回报不是很好。“所以男性少，男性的经济压力还是比女性大。”但葛浩文拿自己的例子，生动地揭示了这些“因爱而译”者的心态：“我曾经翻译小说分文未取（恐怕我不应该经常这么做），而且报酬标准也大有不同。对于一项要求训练、天赋、时间的工作来说，获得相应的报酬总是难上加难（完整翻译任何有份量的作品都可能吞掉半年以上的时间）。大多数时候，出版商不能也不愿付给翻译他们应得的报酬，这就是为什么文学翻译事业急需外界资助的原因。而在种情况下，我一直坚持翻译中国文学的原因，首先，并且总是，出于一种对我所从事事业的热爱、对于优秀文学的热爱，以及（也许是一种偏执吧）希望看到我为这本书所付出的努力开花结果——尽管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本书将对那些我无缘结识的读者产生何种影响。”
普希金说：“请千万别瞧不起译者，他们是人类文明的邮差”。而这些年轻的译者们，他们完全有能力承载起中国文字与世界关联的希望。
任战（1981年生，译有《上帝的左手》《偶发空缺》等，2012年底，由她翻译的斯蒂芬·金的《日落之后》就将推出）：
译事艰难。翻译这条路清苦而寂寞，其中的乐趣只有真心喜爱的人才能体会；枯灯独坐，熬瞎了眼，累折了腰，换来的钞票连买点胶原蛋白补补脸上被辐射出来的褶子都不够。这点寂寞中的喜悦恐怕是译者能够得到的唯一回报。译者的本分，我想，就是默默地站在作品后面，尽可能准确地领会作者的意图，尽可能完整地表现作者的气质，不因为自己的失误折损作品应有的待遇，而不是跳到台前卖力吆喝。每一本书都是作家心血的结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富比女王、万众瞩目的罗琳与无名作者是一样的，在译者这里得到的专注和尊重也是一样的。作为译者队伍中的小字辈，我还只是站在路口，对心中的大师高山仰止，心向往之（大师很多，我的偶像是朱生豪先生）。所幸我们的工作都与书有关，就这么读读书、翻翻书、写写字，很幸福，足够了。 丁骏（1978年生，译有塞林格的《弗兰妮与祖伊》、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
世上有文学翻译这项工作，我真是感激。关于翻译我其实真说不出长短方圆来，不过是因为喜欢，所以在做着。刚入校时就听导师陆谷孙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译满一百万字，就别谈什么翻译理论”，是以我内心总是很惴惴。
将来我会继续选择翻译自己喜爱的作品。不知道译者偏向自己私爱的作品来翻是否就一定对翻译有益或者有害，但我很自私地觉得：如果翻译自己喜爱的作品，再累还是开心，永远不会是负担。至于困难和放弃，翻译是我最喜爱的事，我不可能放弃。翻译过程中的困难对我来说都是比较具体的，比如哪个句子的英语实在理解不了（工具书、网络信息都帮不上的时候），就去找能给我释疑解惑的人，找我的导师陆先生，找同样喜欢这个作家的母语是英语的朋友……
孔亚雷（1975年生，作家，译者，著有长篇小说《不失语》，译有《幻影书》《渴望之书》等）：
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许钧曾经对作家毕飞宇说，“一个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不过除了惊艳感，我选择翻译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通过翻译来提高我的写作。我觉得通过翻译提高写作有两个途径，一是翻译是最大程度的精读，会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和提高你的写作。所以一般我只挑我个人特别喜欢，或者我觉得对我写作有帮助的作品来译。二是我觉得对一个专业写作者而言，翻译是一个很好的调剂，它能使你克服写作瓶颈和焦虑，同时又保持某种“手热”的状态。
我经常会被问到“怎么看待男性文学翻译稀缺”的问题，但我觉得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男性翻译少，而是好的翻译少。有时就只有眼看着一个个好作家、好作品被翻译毁掉，不费吹灰之力。我觉得现在的翻译里中文好的人很少，文学素养好的很少，这跟急功近利的大环境有关。不过我并不想抱怨，只是有一点遗憾而已。我只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
陈剑（1985年生，最新的翻译作品是法国女作家佛朗索瓦丝·萨冈的短篇小说集《孤独的池塘》）：
我学习法语并非源自什么浪漫的想象，当时我其实并没有想好大学该选什么专业，但明确知道的是，不想把自己限制在会计、法律这些科系中，因为这些名词仿佛都明确了你的未来；而学习一门外语的未来是开放的，可以让你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后来我去了南京大学念书，本科和研究生分别师从著名的法语翻译黄荭和袁筱一。印象很深的是大一大二时，黄荭老师来上课，带了本自己翻译的《小王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活着的译者，而且还是认识的人，觉得很神奇。后来我跟着袁筱一老师读书，曾经问她为什么选择做翻译，她很认真的回答我：“翻译就是能和自己喜欢的文字耳鬓厮磨，肌肤相亲”，当时我只觉得这说法好性感也好感性，可是这几年，我慢慢能明白她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