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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裙子终究就是一条裙子，真正的挑战是怎样不断将其翻新”——跨越70年时光、经由七位设计师之手，在“CHRISTIAN DIOR：DESIGNER OF DREAMS”大型回顾展开幕之际，DIOR时装屋向我们敞开了档案馆之门，让我们近距离观赏每一代高定大师所书写的传奇。
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一个被反复讲述的故事，于1947年以“New Look”开启的时装传奇该如何用新颖的方式再现？70年后，这就是即将于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Les Arts Decoratifs）开幕的“Christian Dior：Desianer of Dreams”回顾展的策展人Florence Muller与Olivier Gabet所面临的挑战。
“我画了花样女子，有着圆形的双肩、女人味十足的饱满胸部和婀娜多姿的腰身，在如花朵般绽放的丰盈裙摆之中。”到了Christian Dior书写自传时，他将自己风格的基础描述得如此平淡无奇，放到今日也只能令人欣赏其优雅，感受不到它当时所引爆的一切。
因此，两位策展人_致认为，这位设计师的名字虽已享誉全球，但背后依然隐藏着鲜为人知的一面。“Dior拥有长久且丰富的历史，可能很多人已经遗忘，可能未曾熟悉，又或许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但他的人生与这座时装屋的真实历史却非同凡响。”Gabet解释说。
博物馆上一个关于Christian Dior的展览曾在1987年举行，借用Gabet的话，“三十年都不止是一代人！”一方面，新展览会以规模取胜，在近5，000平方米的空间里概括性地涵盖超过300套高定服装、时装摄影、插画、艺术文物、草图、书信等。“我们有机会去揭秘鲜为人知的故事与作品，建立关于Dior的全新视角，而当中一项则是头一回，每位掌舵时装屋的设计师都会按照年代顺序有各自的空间来呈现他们在Dior时期的作品。”Muller补充道。
梦想之设计师
回溯笼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的巴黎：物料短缺，300万工人罢工，自1939年开战，女人们被迫穿上节省面料的黯淡设计。在Dior先生眼中，那些“双肩宽阔得像拳击手一样”的夹克与直筒短裙简直让女人看起来如同“女士兵”。对于这位来自诺曼底富贵家庭的42岁的腼腆绅士来说，他的使命就是为女性找回她们原有的魅力。
1947年2月12日，美国版Vogue时装编辑Bettina Ballard在自传中记载了Dior的首秀，“第一个女孩快速走出来，妩媚地摇摆，在拥挤的房间中旋转，褶皱裙摆猛烈飞起打翻了烟灰缸，而我们所有人都坐在椅子前沿，渴望不要错过这个重要时刻的任何点滴。”
从一开始，“New Look”的影响力就远远超越了任何审美上的革新——法国诗人Jean Cocteau曾打趣它有如同原子弹般的威力。它的冲击力在于，满足了战后女人们对于丢失的美好事物的渴望，带着她们回到战前的桃源时光，借此还原巴黎作为时装之都的地位，也顺带拯救了法国时装产业。一夜之间，Dior先生成为法国的救星，甚至在媒体看来可以与戴高乐相提并论。1957年，手持剪刀的他成为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时装设计师。
然而这个“新颖”的轮廓所承载的怀旧感也并非没有争议。“当时真的很奢靡，”Dior先生的徒弟Pierre Cardin曾解释说，“在蒙田大道和皮佳勒都有抗议，街上站满了人，‘太可耻了！’他们会尖叫，那时我们食物还有限定，它显得太过分了。”（幸好“浪费面料”的Dior先生背后的投资人是法国首富级别的面料商Marcel Boussac。）另一方面，Dior推崇的妩媚身形需要靠窄小的胸衣呈现其效果，对于经由数十年的反抗让女人得以从这些绑缚中解放出来的女权主义者而言，简直就是一个耻辱。远到芝加哥，都有举着“焚烧Dior先生”标语的抗议。
这些声讨虽轰动一时，却最终淡去，因为“New Look”的批判者们彻底低估了女人爱美之心是多么强烈。英国贵族及著名小说家Nancy Mitford是Dior最早的拥戴者之一，为此她愿意付出偶尔被路人羞辱的代价。（早前在著名的“Rue Lepic”事件，身着那些丰满裙装的模特甚至已遭受巴黎市民们愤怒的袭击。）“你听说了这个‘New Look’吗？”Mitford当年兴奋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你的胯部要被垫起，腰部要被挤压，裙摆够到脚踝，太幸福了！”诱人的设计以及那么一丝丑闻就此成就了这个初生的时装屋之名。
“在很长一段时间，Dior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时装品牌。”Muller指出，“到了50年代中叶，它占据了法国奢侈品出口的55%。”而时装屋后续的商业成功也来自创始人敏锐的推广头脑——“时装必须不断翻新”这个构想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Dior本人。自第一年推出两个取名“Corolle”的系列后（法文“花冠”的意思，由此证明他对于花朵的喜爱），Dior再也没重复过任何一个廓形。季复一季，新设计的出现都会立马让以前的“过时”，渴望时髦的客户们则只能永远追随其后。
然而无论后续的“H”线条、“Y”线条等如何变化，直到他在1957年突然暴病辭世，Dior廓形的女性化始终未曾动摇（但就像他所担心的，也都未曾超越“New Look”当初的震撼）。“Dior先生职业生涯只有十年，如此短暂，但他奠定了设计的词汇与语法，供后来的设计师们去把玩，创作了持续的宗谱，亦是风格。”Gabet赞赏道。“伟大的Dior传统会继续！”
Dior先生钦点的继承人，年仅21岁的Yves Saint Laurent在1958年初展示了他的第一个系列。此时，Dior已晋升为国宝级的存在，从围绕着时装屋总部的人群到沙龙里等待的时尚媒体，这场时装秀成为国际上的大新闻。终于，大家松了一口气，“伟大的Dior传统会继续！”第二天的报纸头条如此宣称。“今天所展示的系列让Dior的继承人Yves Saint Laurent成了法国国民英雄，并保证了Dior所创办的时装屋的未来。”《纽约时报》写道。 身材瘦长、害羞到“抱着墙走路”的Saint Laurent的个人风格与Dior先生同样低调，但唯独在设计上，他体现出了自大与自信。第一季推出的“Trapeze”线条，以更年轻的姿态让Dior以往的拘谨变得放松，备受好评。然而这股少年力量開始失控，Saint Laurent逐渐反叛时装屋象牙塔般的存在，受正在酝酿的学生运动的启发，试图将街头上看到的时装带进至高品位的高定沙龙——这个由中年设计师和中年客户们组成的成熟世界。
1960年，以巴黎左岸beatnik学生“低俗”时装元素为灵感的系列被视为一个灾难，其先锋精神没有得到客户们的赏识。在仅仅发布六个系列后，Saint Laurent被稳重的Marc Bohan替代。（深受打击的Saint Laurent重振后在第二年开启了自己的时装屋，并于1966年推出首个成衣系列，革命性改变了巴黎时装的面貌。）
往往被人们忘记的则是从1960到1989年掌舵时装屋的Bohan，也是迄今Dior任命最久的设计师。在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不断推出毫无差池、毫不冒犯的优雅服饰。“Bohan的设计诠释着60、70年代名流们生活的美好与华丽。”Muller说道。而从设计师多年来的采访不难发现（“下一季不会有什么时尚革命”“品位是从不让人震惊的艺术”），Dior在他绝对“好品位”的把控下成功为女性提供端庄的安全感——1961年，获得最佳奥斯卡女演员奖的伊丽莎白·泰勒，1962年，美国新总统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出现在电视里的白宫之旅，都在重要的时刻选择了Bohan的设计。
Bohan退休后，时装屋迎来了第一位非法国人的创意总监Gianfranco Ferre。他深受自己家乡辉煌的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影响，以隆重轮廓的设计而闻名。然而对于刚刚见证日本的解构主义以及年轻成衣设计师纷纷崛起的时装界，Ferre的繁琐与华丽似乎代表着一个即将灭亡的年代。
1996年，英伦设计师John Galliano取代了Ferre，他被寄予厚望，希望凭借他的狂妄与魄力让时装屋的“贵妇”形象翻新。而在颠覆之余，Galliano与Dior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共性，与品牌创始人一样，他深信梦想的魔力，热爱汲取历史性元素，并认可风格应该建立于女性魅力的基础之上。他所做的就是放大所有——性感、奢华、幻想，在他塑造的时装梦境中，一切都被推到戏剧化的边缘。
“我绝对是个有强迫症的人，”Galliano在2003年的《纽约客》采访中曾说道，“无论我做什么都要一直推进到不能再做下去的情况。”在他的任期，Dior时装屋再次经历了其设计引发的暴动——2000年，为抗议Galliano备受争议的“流浪汉”系列，Dior总部被人群包围，连防暴警察都出动70这种高调的行为，外加对明星文化、品牌推广等摩登商业手段的敏锐直觉，令Dior在Galliano的率领下回归潮流浪尖，从全世界32家店铺拓展到今日为人熟知的国际大牌。
2012年，接任其位置的比利时设计师Paf Simons带来了喧哗之后的平静，他将Dior的线条与轮廓还原到更人性化的环境之中。“于我而言，专注于高定和它古老的方面非常奇怪，”工业设计出身的Simons曾说道，“我觉得将它与当下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更具挑战性。”但在大众眼中的极简与前卫之余，Simons的世界观也富有时装屋标志性的浪漫情怀，“我痴迷于花朵，与Christian Dior一样。”
“每位设计师都有独特的创意符号，个个才华横溢，但都是以Christian Dior所建立的理念为基础展开，因此构建了时装屋的连续性。”Muller总结道，“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每位设计师的作品也同时呼应着他们所生活的年代。”
简洁与夸耀
大型回顾展的结构往往都以年代顺序排开，但这次展览会突破性地于主题性展厅以及按照年代划分的展厅之间切换。第一部分将运用私人物品、信件、艺术品、照片、画像等呈现创始人的人生与作品，后续进入以其核心风格为主题的几个展厅。第二部分，则由“New Look”持久的影响力开始，随后呈现每位继任者作品的六个展厅。
然而，在如此高产的时装屋数十年的作品中（就Dior先生而言，每季都会展示约200个设计），如何筛选出最值得关注的设计？“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决定不展示任何成衣设计，只专注于高级定制，虽然这已经是个庞大的领域。”Gabet说道。毕竟，在巴黎仅存的历史性高定时装屋中，唯独Dior跨越如此长时间、经由如此多设计师之手而从未中断过的高定传承。“于无数年代及无数人而言，Christian Dior象征着高定本身，与其精髓同义。”他补充道。
展览的结尾会是一个华丽的晚礼服展厅，结合了诸位设计师在这一领域的杰作。从励志要把每位女性打扮成公主的Dior先生起，相信这些无以伦比的作品能满足大众心目中对巴黎高定的固有印象。但在吸引关注的震撼设计之外，该如何维持一个完整的叙事，也是对策展人的挑战。
“简洁与夸耀——这是Dior最大的两个轴线，”Muller说，“当中筛选很困难，你必须要融合两个标准，典型的设计与罕见独特的创作。”她特别指出几个日装设计，比如出自Yves Saint Laurent手的“Hazel”裙装，它们可能第一眼并不出挑，但她欣赏它们以简洁内敛的概念出发，通过廓形的呈现，依然迷人。
“一条裙子终究就是一条裙子，”Gabet说道，“真正的挑战是怎样不断地将其翻新。”70年之后，时装屋迎来了首位女性创意总监Maria Grazia Chiuri，而在这位现任设计师眼中，Dior的“女性化”不能再仅限于轮廓上的表现。“我们对异性的看法或多或少都有幻想成分，”她在《Vogue服饰与美容》的采访中说道，“但就我们自己之间看来，可能更亲切。”她敏锐地意识到，如今的女性渴望的是多样性以及挑选自己风格的自由，因此在她的首个高定系列中，神秘女郎、柔美仙女、中性酷帅皆有出现。
“Dior时装屋历史如此长久，是因为女性化之愿景的每次重生都发生在一个不变的框架中。”Muller谈及设计师们之间的区别时评论道。所以即便后续的设计师们对女人的形象各有定义，风格天马行空，有时甚至与创始人的初衷相悖，但在Dior这里，女性——她的身材、她对美的向往、她的幻想——是永远的要旨。
“Christian Dior：Designer of Dreams”于2017年7月5日至2018年1月7日在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展出。
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一个被反复讲述的故事，于1947年以“New Look”开启的时装传奇该如何用新颖的方式再现？70年后，这就是即将于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Les Arts Decoratifs）开幕的“Christian Dior：Desianer of Dreams”回顾展的策展人Florence Muller与Olivier Gabet所面临的挑战。
“我画了花样女子，有着圆形的双肩、女人味十足的饱满胸部和婀娜多姿的腰身，在如花朵般绽放的丰盈裙摆之中。”到了Christian Dior书写自传时，他将自己风格的基础描述得如此平淡无奇，放到今日也只能令人欣赏其优雅，感受不到它当时所引爆的一切。
因此，两位策展人_致认为，这位设计师的名字虽已享誉全球，但背后依然隐藏着鲜为人知的一面。“Dior拥有长久且丰富的历史，可能很多人已经遗忘，可能未曾熟悉，又或许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但他的人生与这座时装屋的真实历史却非同凡响。”Gabet解释说。
博物馆上一个关于Christian Dior的展览曾在1987年举行，借用Gabet的话，“三十年都不止是一代人！”一方面，新展览会以规模取胜，在近5，000平方米的空间里概括性地涵盖超过300套高定服装、时装摄影、插画、艺术文物、草图、书信等。“我们有机会去揭秘鲜为人知的故事与作品，建立关于Dior的全新视角，而当中一项则是头一回，每位掌舵时装屋的设计师都会按照年代顺序有各自的空间来呈现他们在Dior时期的作品。”Muller补充道。
梦想之设计师
回溯笼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的巴黎：物料短缺，300万工人罢工，自1939年开战，女人们被迫穿上节省面料的黯淡设计。在Dior先生眼中，那些“双肩宽阔得像拳击手一样”的夹克与直筒短裙简直让女人看起来如同“女士兵”。对于这位来自诺曼底富贵家庭的42岁的腼腆绅士来说，他的使命就是为女性找回她们原有的魅力。
1947年2月12日，美国版Vogue时装编辑Bettina Ballard在自传中记载了Dior的首秀，“第一个女孩快速走出来，妩媚地摇摆，在拥挤的房间中旋转，褶皱裙摆猛烈飞起打翻了烟灰缸，而我们所有人都坐在椅子前沿，渴望不要错过这个重要时刻的任何点滴。”
从一开始，“New Look”的影响力就远远超越了任何审美上的革新——法国诗人Jean Cocteau曾打趣它有如同原子弹般的威力。它的冲击力在于，满足了战后女人们对于丢失的美好事物的渴望，带着她们回到战前的桃源时光，借此还原巴黎作为时装之都的地位，也顺带拯救了法国时装产业。一夜之间，Dior先生成为法国的救星，甚至在媒体看来可以与戴高乐相提并论。1957年，手持剪刀的他成为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时装设计师。
然而这个“新颖”的轮廓所承载的怀旧感也并非没有争议。“当时真的很奢靡，”Dior先生的徒弟Pierre Cardin曾解释说，“在蒙田大道和皮佳勒都有抗议，街上站满了人，‘太可耻了！’他们会尖叫，那时我们食物还有限定，它显得太过分了。”（幸好“浪费面料”的Dior先生背后的投资人是法国首富级别的面料商Marcel Boussac。）另一方面，Dior推崇的妩媚身形需要靠窄小的胸衣呈现其效果，对于经由数十年的反抗让女人得以从这些绑缚中解放出来的女权主义者而言，简直就是一个耻辱。远到芝加哥，都有举着“焚烧Dior先生”标语的抗议。
这些声讨虽轰动一时，却最终淡去，因为“New Look”的批判者们彻底低估了女人爱美之心是多么强烈。英国贵族及著名小说家Nancy Mitford是Dior最早的拥戴者之一，为此她愿意付出偶尔被路人羞辱的代价。（早前在著名的“Rue Lepic”事件，身着那些丰满裙装的模特甚至已遭受巴黎市民们愤怒的袭击。）“你听说了这个‘New Look’吗？”Mitford当年兴奋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你的胯部要被垫起，腰部要被挤压，裙摆够到脚踝，太幸福了！”诱人的设计以及那么一丝丑闻就此成就了这个初生的时装屋之名。
“在很长一段时间，Dior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时装品牌。”Muller指出，“到了50年代中叶，它占据了法国奢侈品出口的55%。”而时装屋后续的商业成功也来自创始人敏锐的推广头脑——“时装必须不断翻新”这个构想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Dior本人。自第一年推出两个取名“Corolle”的系列后（法文“花冠”的意思，由此证明他对于花朵的喜爱），Dior再也没重复过任何一个廓形。季复一季，新设计的出现都会立马让以前的“过时”，渴望时髦的客户们则只能永远追随其后。
然而无论后续的“H”线条、“Y”线条等如何变化，直到他在1957年突然暴病辭世，Dior廓形的女性化始终未曾动摇（但就像他所担心的，也都未曾超越“New Look”当初的震撼）。“Dior先生职业生涯只有十年，如此短暂，但他奠定了设计的词汇与语法，供后来的设计师们去把玩，创作了持续的宗谱，亦是风格。”Gabet赞赏道。“伟大的Dior传统会继续！”
Dior先生钦点的继承人，年仅21岁的Yves Saint Laurent在1958年初展示了他的第一个系列。此时，Dior已晋升为国宝级的存在，从围绕着时装屋总部的人群到沙龙里等待的时尚媒体，这场时装秀成为国际上的大新闻。终于，大家松了一口气，“伟大的Dior传统会继续！”第二天的报纸头条如此宣称。“今天所展示的系列让Dior的继承人Yves Saint Laurent成了法国国民英雄，并保证了Dior所创办的时装屋的未来。”《纽约时报》写道。 身材瘦长、害羞到“抱着墙走路”的Saint Laurent的个人风格与Dior先生同样低调，但唯独在设计上，他体现出了自大与自信。第一季推出的“Trapeze”线条，以更年轻的姿态让Dior以往的拘谨变得放松，备受好评。然而这股少年力量開始失控，Saint Laurent逐渐反叛时装屋象牙塔般的存在，受正在酝酿的学生运动的启发，试图将街头上看到的时装带进至高品位的高定沙龙——这个由中年设计师和中年客户们组成的成熟世界。
1960年，以巴黎左岸beatnik学生“低俗”时装元素为灵感的系列被视为一个灾难，其先锋精神没有得到客户们的赏识。在仅仅发布六个系列后，Saint Laurent被稳重的Marc Bohan替代。（深受打击的Saint Laurent重振后在第二年开启了自己的时装屋，并于1966年推出首个成衣系列，革命性改变了巴黎时装的面貌。）
往往被人们忘记的则是从1960到1989年掌舵时装屋的Bohan，也是迄今Dior任命最久的设计师。在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不断推出毫无差池、毫不冒犯的优雅服饰。“Bohan的设计诠释着60、70年代名流们生活的美好与华丽。”Muller说道。而从设计师多年来的采访不难发现（“下一季不会有什么时尚革命”“品位是从不让人震惊的艺术”），Dior在他绝对“好品位”的把控下成功为女性提供端庄的安全感——1961年，获得最佳奥斯卡女演员奖的伊丽莎白·泰勒，1962年，美国新总统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出现在电视里的白宫之旅，都在重要的时刻选择了Bohan的设计。
Bohan退休后，时装屋迎来了第一位非法国人的创意总监Gianfranco Ferre。他深受自己家乡辉煌的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影响，以隆重轮廓的设计而闻名。然而对于刚刚见证日本的解构主义以及年轻成衣设计师纷纷崛起的时装界，Ferre的繁琐与华丽似乎代表着一个即将灭亡的年代。
1996年，英伦设计师John Galliano取代了Ferre，他被寄予厚望，希望凭借他的狂妄与魄力让时装屋的“贵妇”形象翻新。而在颠覆之余，Galliano与Dior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共性，与品牌创始人一样，他深信梦想的魔力，热爱汲取历史性元素，并认可风格应该建立于女性魅力的基础之上。他所做的就是放大所有——性感、奢华、幻想，在他塑造的时装梦境中，一切都被推到戏剧化的边缘。
“我绝对是个有强迫症的人，”Galliano在2003年的《纽约客》采访中曾说道，“无论我做什么都要一直推进到不能再做下去的情况。”在他的任期，Dior时装屋再次经历了其设计引发的暴动——2000年，为抗议Galliano备受争议的“流浪汉”系列，Dior总部被人群包围，连防暴警察都出动70这种高调的行为，外加对明星文化、品牌推广等摩登商业手段的敏锐直觉，令Dior在Galliano的率领下回归潮流浪尖，从全世界32家店铺拓展到今日为人熟知的国际大牌。
2012年，接任其位置的比利时设计师Paf Simons带来了喧哗之后的平静，他将Dior的线条与轮廓还原到更人性化的环境之中。“于我而言，专注于高定和它古老的方面非常奇怪，”工业设计出身的Simons曾说道，“我觉得将它与当下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更具挑战性。”但在大众眼中的极简与前卫之余，Simons的世界观也富有时装屋标志性的浪漫情怀，“我痴迷于花朵，与Christian Dior一样。”
“每位设计师都有独特的创意符号，个个才华横溢，但都是以Christian Dior所建立的理念为基础展开，因此构建了时装屋的连续性。”Muller总结道，“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每位设计师的作品也同时呼应着他们所生活的年代。”
简洁与夸耀
大型回顾展的结构往往都以年代顺序排开，但这次展览会突破性地于主题性展厅以及按照年代划分的展厅之间切换。第一部分将运用私人物品、信件、艺术品、照片、画像等呈现创始人的人生与作品，后续进入以其核心风格为主题的几个展厅。第二部分，则由“New Look”持久的影响力开始，随后呈现每位继任者作品的六个展厅。
然而，在如此高产的时装屋数十年的作品中（就Dior先生而言，每季都会展示约200个设计），如何筛选出最值得关注的设计？“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决定不展示任何成衣设计，只专注于高级定制，虽然这已经是个庞大的领域。”Gabet说道。毕竟，在巴黎仅存的历史性高定时装屋中，唯独Dior跨越如此长时间、经由如此多设计师之手而从未中断过的高定传承。“于无数年代及无数人而言，Christian Dior象征着高定本身，与其精髓同义。”他补充道。
展览的结尾会是一个华丽的晚礼服展厅，结合了诸位设计师在这一领域的杰作。从励志要把每位女性打扮成公主的Dior先生起，相信这些无以伦比的作品能满足大众心目中对巴黎高定的固有印象。但在吸引关注的震撼设计之外，该如何维持一个完整的叙事，也是对策展人的挑战。
“简洁与夸耀——这是Dior最大的两个轴线，”Muller说，“当中筛选很困难，你必须要融合两个标准，典型的设计与罕见独特的创作。”她特别指出几个日装设计，比如出自Yves Saint Laurent手的“Hazel”裙装，它们可能第一眼并不出挑，但她欣赏它们以简洁内敛的概念出发，通过廓形的呈现，依然迷人。
“一条裙子终究就是一条裙子，”Gabet说道，“真正的挑战是怎样不断地将其翻新。”70年之后，时装屋迎来了首位女性创意总监Maria Grazia Chiuri，而在这位现任设计师眼中，Dior的“女性化”不能再仅限于轮廓上的表现。“我们对异性的看法或多或少都有幻想成分，”她在《Vogue服饰与美容》的采访中说道，“但就我们自己之间看来，可能更亲切。”她敏锐地意识到，如今的女性渴望的是多样性以及挑选自己风格的自由，因此在她的首个高定系列中，神秘女郎、柔美仙女、中性酷帅皆有出现。
“Dior时装屋历史如此长久，是因为女性化之愿景的每次重生都发生在一个不变的框架中。”Muller谈及设计师们之间的区别时评论道。所以即便后续的设计师们对女人的形象各有定义，风格天马行空，有时甚至与创始人的初衷相悖，但在Dior这里，女性——她的身材、她对美的向往、她的幻想——是永远的要旨。
“Christian Dior：Designer of Dreams”于2017年7月5日至2018年1月7日在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