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写过一篇小说，叫《书之幸运》，开头就说天一书局的伙计送来几部古书，如附了八页图的李卓吾评刻之《浣纱记》上册，褚氏原刻、头本有五十张细图的《隋唐演义》，四十回明刻本、每回有两张图的《隋炀艳史》，龙子犹原编、李笠翁改订的《笑史》。“这位伙计晓得他极喜欢这一类的书，且肯出价钱，所以一本本的指点给他看。”小说接着描写主人公的反应：
　　仲清默默的坐在椅上，听着伙计流水似的夸说着，一面不停手的翻着那几本书。书委实都是很好的，都是他所极要买下的，那些图他尤其喜欢。那种工致可爱的木刻，神采奕奕的图像，不仅足以考证古代的种种制度，且可以见三四百年前的雕版与绘画的成绩是如何的进步。那几个刻工，细致的地方，直刻得三五寸之间可以容得十几个人马，个个须眉清晰，衣衫的襞痕一条条都可以看出；粗笨的地方，是刻的一堆一堆的大山，粗粗几缕远水，却觉得逸韵无穷，如看王石谷、八大山人的名画一样。他委实的为这部书所迷恋住了。但外面是一毫不露，怕被伙计看出他的强烈的购买心，要任意的说价，装腔的不卖。
　　小说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作者当时正旅居巴黎，该文后收入《郑振铎全集·家庭的故事》，它刻意摹画藏书家的“内忧外患”——与书商砍价的心理战，与海内外购书同行的明争暗夺，与擘划家庭经济的妻子之博弈，写得极为传神，堪作天下爱书人之写真。虽然一九二八年郑振铎在《家庭的故事》自序中曾声明——“如果有人要为这些故事做索隐，其结果恐怕也将等于《红楼梦》索隐之类的‘一无是处’”，但从上揭主人公对书中版画的欣赏来看，这不啻为郑振铎的夫子自道。
　　一九三三年，郑振铎在《访笺杂记》一文中指出：“我搜求明代雕版画已十余年。”可见，自二十年代前后，郑氏就开始关注明代的版画。而《书之幸运》中提及“那些图他尤其喜欢。那种工致可爱的木刻，神采奕奕的图像，不仅足以考证古代的种种制度，且可以见三四百年前的雕版与绘画的成绩是如何的进步”，其实也正是小说作者的兴奋点所在。
　　接下去的情节安排是——小说主人公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花了一百二十块，从天一书局那位“秃头老板”手中买下了《隋唐演义》、《浣纱记》、《隋炀艳史》等几部好书之后，“他如像从前打得了一次胜仗，占了敌国一大块土地似的喜悦着，双手紧紧的抱着那一包书。别的问题一点也没有想起。他到了家，坐在书桌上，只管翻阅新买来的几部书，心里充满了喜悦，也没有想起他的妻在外打牌的事。平常时候的等待时的焦闷与不安，这时如春初被日光所照射的残雪，一时都消融不见了。‘实在买得不贵’，他自想着。”以前人们常说，喜欢打扮的女人之衣橱里总是缺少一件漂亮的衣裳。借用这样的逻辑，其实，藏书家的书房内，恐怕也永远缺少一部心爱的好书。那位仲清自觉捡漏后摩挲着心仪的秘本，与爱美女人穿上新买的漂亮衣服对着镜子兴奋得左顾右盼、孤芳自赏，可谓如出一辙……
　　郑振铎一生以购藏秘籍为乐，每次买到好书，都有类似的心境。“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五函，收录有《无双谱》，书前有郑氏针对此书写的一个跋文：
　　金古良《无双谱》，予曾收得数本，皆不惬意，此本虽为儿童所涂污，犹是原刊初印者，纸墨绝为精良。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午后阳光甚佳，驱车至琉璃厂，于富晋书社得李时珍校刊之《食物本草》，于邃雅斋得此书，皆足自怡悦也。董会卿云有康熙本《艺菊志》、明末彩绘本占卜书即可邮至，亦皆予所欲得者，论述美术史及园艺史者，首先广搜资料，而图籍尤为主要之研究基础。予所得园艺及木刻彩绘之书近千种，在此基础上进行述作，当可有成也。天色墨黑，时已入夜，尤甚感兴奋……
　　《无双谱》为清初金古良绘制并编辑，此书选择自西汉至南宋一千数百年间许多脍炙人口的人物故事编绘成图，并附镌金氏所作乐府歌辞。跋中的“董会卿”，即琉璃厂旧书店邃雅斋的老板。今查《郑振铎日记全编》（陈福康整理，山西古籍出版社二○○六年版），该书虽然收有“一九五六年的断续日记”，而且每天都首先记录阴晴天气，但断缺的部分恰好是十月的日记，所以我们不清楚郑振铎购得《无双谱》和《食物本草》那一天的具体情形。不过，在我想来，那日午后“阳光甚佳”，与其是谈天气，毋宁说是藏书家的心境——收得心爱之书，对于读书人而言，即使是阴霾满天，也足有拨云见日之感。
　　清初徽州人张潮说过：“凡事不宜贪，若买书，则不可不贪。”所谓贪，是指那些博学之士因学术涉猎面极广，常感“书到用时方恨少”，故而在看到好书时便极难自律。郑振铎好古博雅，学有渊源，他所搜罗的书籍范围极广，只要手头“稍稍有余钱，则贪心又动矣”（《郑振铎日记全编》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条），于是乎，家中到处都堆满了书籍。《书之幸运》中主人公的妻子宛眉“指着房间的七八个大书架，这间厢房不算小，却除了卧床前面几尺地外，无处不是书，四面的墙壁都被书架遮没了，只有火炉架上面现出一方的白色。”这大概也是郑振铎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常常看到他为书多而烦恼，其人经常性的劳作便是整理藏书，结果总是整不清，理还乱，他常常自言自语：“乱丝丝的，越理越乱！什么时候才能理好呢？”——“书多为累”遂成了时常萦绕心头的困惑，也成了毕生挥之不去的烦恼。
　　随心所欲地大量购书，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经济上的拮据。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日，他在“蛰居日记”中这样写道：
　　……然此次购书，不同于前，以后继无款，购之，便类挖肉补疮也。嗜好所在，却又不能不动购之之心，奈何，奈何？！最好是“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在这里，郑振铎非常真实地分析了自己的心理：自己买书只进不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家中之书越积越多，而家庭经济变得杂乱无章，钱则经常不够用。真正能解决这两个难题的就是“眼不见为净”，亦即“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看不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心情就自然不会产生波动。但实际上，他的一生爱书如命，所以常常是“一见可欲，心便乱了”。就买书这一点来说，郑振铎是个意志极为薄弱之人。在他的一生中，“可欲”与“心乱”这四个字，经常被提及。如在一九五八年的日记中，他就写道：
　　在各书肆走了一回，购得不少书。见“可欲”，又动心矣！（一月五日）
　　下午，赵万里来，偕往中国书店看书。在灯市口收购部，却见到了不少好书，便又“食指大动”矣。（八月五日）
　　在家理书。对所购各书，必须加以处理。要断然地不以“多”为贵。范围要有限定，不能见“可欲”心便乱了也。（九月十四日）
　　上述三则日记离前一条蛰居日记已过了十五年，类似的决心也下了无数次，但很快就故态复萌。对于自己这种经常诚恳地痛下决心，但最终又无法改正的毛病，郑振铎显得很有自知之明，他还经常自己总结经验，以期汲取教训。早在一九四八年，他就煞有介事地筹酌对策：“债务是一个症结所在。无债一身轻的经验，应该是有的。其实，只要肯‘割舍’，能弃去一部分的书，问题便可完全解决了。”（一月十三日）这样的经验其实再简单不过，但诚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历史上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不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对于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来说，既见“可欲”，其心焉得不乱？“割舍”二字又谈何容易？关于这一点，《书之幸运》中早就有所描摹。
　　在小说中，主人公仲清与妻子宛眉常为买书而争吵。毫无节制地买书，导致家庭空间的日益局促和家庭经济的捉襟见肘，这让妻子宛眉极为忿怒，她气愤地说：“下次再买，我一定把你的什么书都扯碎了！”对此，仲清也自觉理亏，他常咬牙顿足发下毒誓，说“再不买什么劳什子的书了，读书买书有什么用！”他也常常痛下决心——“我下次再去书店就不是人！”但这样的毒誓和决心一年要发几十次，而“好买书的习惯总是屡教不悛。正和他的妻宛眉打牌的习惯一样”。在小说中，妻子宛眉虽曾口出恶言责难，但毕竟仍是贤妻形象。而在实际生活中，郑振铎的妻子是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之女高君箴，对于郑振铎搜箧拔钗，尤多内助。不过，在郑振铎日记中，的确也有因打牌和买书而引发家庭矛盾的记录：
　　回家午睡，箴未归，殊为烦躁。归后，吵了一架，殊觉无聊！……偕以中步行归，箴正在打牌，坐不住，连忙回寓。（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
　　晨，仍有索书账者来。何苦有“野心”乎！？贪则必败，应守此戒！与人竞争，尤为痛苦。自以安贫为上策，如此，便可夜梦不惊，减少烦恼也。与箴吵闹甚烈，总因钱不够之故。不能谅解我的工作，何苦如此的苦作着呢！（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
　　从《郑振铎日记全编》可见，他常常因购书欠债、书满为患，自己生气郁闷，有时也跟妻子吵架，这些，显然均与买书引发的家庭冲突有关。由此看来，为小说《书之幸运》作索隐绝非“一无是处”。
　　
　　在《书之幸运》中，主人公仲清曾说自己要做一部《中国小说考》，他说：上海的公私图书馆没有他所要的书，所以只能自己去买。他感叹道：“唉！在中国研究什么学问，几乎全都是机会使他们成功的。寒士无书可读，要成一个博览者是难于登天呢！”这段描摹其实涉及藏书家与学者之间的关系——在传统中国，藏书与学术密不可分，要想成为一个在学术上令人景仰的博学之士，理想的境界大概是要有很大的书房，还要有为购藏秘籍而花不完的买书钱。
　　一九三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这是我国第一部俗文学史专著。他认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凡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学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俗文学’。”在他看来，俗文学包括的范围极广。而研究俗文学的资料，则基本上都是当时在民间新发现的资料。
　　郑振铎认为，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有三个：一是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考，二是新史料的发现，三是中国文学的整理。而他的一生，则主要是“搜读人间未见书”，致力于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郑振铎曾作有《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和《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等，概述了他在这方面的孜孜努力。他指出：由于新资料的大批出现，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学都应当告别“草创”时代，进入专门研究的领域，这是令人兴味盎然的一种研究，“研究者发明一个有力的证据，或得到一个圆满的结论，其本身的快乐，与天文家之发现一颗恒星实在没有什么差异”。
　　关于这一点，郑振铎本人是身体力行。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在《大公报》上发表过《明代徽派的版画》，提出“徽派版画”的概念。一九四○年，郑振铎在《中国版画史序》中指出：中国的版画艺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从世界范围来看，欧洲版画为德国、荷兰两国首创，先是画在用于博戏的纸牌之上，后来又用来刻印《圣经》图像，产生的时代大约是在公元一千四百年左右（相当于中国明代的永乐初年）。在东亚，日本的浮世绘版画盛于江户时代（相当于明万历迄至清同治）。相比之下，中国的版画艺术早在晚唐就已流行。到了十七世纪的万历、崇祯之际更是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对此，郑振铎用了“光芒万丈”四个字来形容晚明中国版画的发展。他说：徽州人刊刻的版画，“流丽工致，极见意匠”。而在当时，欧洲人的木刻画还处于萌芽阶段。但由于以往中外学人对于中国版画在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了解甚少，而且也没有留意过它的发展过程。对于明清之际版画黄金时代的作品，更是很少论及。一般人只知道中国有《芥子园画谱》，日本版画家和一般画家奉为圭臬者，往往就是《芥子园画谱》。其实，在中国版画史上，《芥子园画谱》并非顶尖之作，最上乘的作品应当是徽派版画。因此，二十多年来，郑振铎倾全力搜集中国的版画，所得、所见、所知者，自唐宋以来之图籍有三千多种计一万余册，他本人有关晚明的徽州版画，“庋藏独多”。对于徽州版画，郑振铎情有独钟，他指出：
　　万历中叶以来，徽派版画家起而主宰艺坛，睥睨一切，而黄氏诸父子昆仲，尤为白眉。时人有刻，其刻工往往求之新安黄氏。……古代之版画，刻工即为画家，故图式多简率……无一大画家之作品，亦无一大画家曾专为版画作图者。……而斯时，则有汪于田、丁南羽、吴左千三人，为歙之版画家作图不少。……以大画家之设计，而合以新安刻工精良绝世之手、眼与刀法，斯乃两美具，二难并，遂形成我国版画史之黄金时代焉。
　　在这里，郑振铎分析了徽派版画异军突起的原因，他认为：徽派版画之所以精美，是因为有技艺高超的大画家与新安刻工的精诚合作所致，由于画家和刻工天衣无缝的合作，才造就了中国版画史上的黄金时代。后来，郑振铎在其《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中，有专门的一节谈《徽派的木刻画家们（一五八二——一六五三）》，其中，他充满激情地写道：
　　徽派木刻画家们是成为万历的黄金时代的支柱。他们是中国木刻画史里的“天之骄子”。他们像彗星似的突然出现于木刻画坛上。他们的出现，使久享盛名的金陵派、建安派的前辈先生们为之暗［黯］然失色。他们得天独厚地产生于安徽的歙县，那个地方是造墨的中心之一。墨范的刊刻，由来已久。他们是继承了刻精细的凹版的墨范的传统的，不过易凹而凸而已。同时，那个地方生产的几种木材，也特别适宜刻制精细的木版画。他们就这样在万历初期，初显头角于木刻画界。然后，一步步地，精益求精地，吸取了各方面的长处，使其势力笼罩了整个中国，其影响甚且深入到金陵和建安等地，这两地的木刻画家们反而受到了他们的熏染。
　　在这里，郑振铎谈到了徽派木刻画家的出现，与徽州墨业的关系，谈到了徽派版画对于金陵和建安等地的影响。徽墨是中国的“文房四宝”之一，也是徽州的重要产业之一。明代歙县以盐商最为著名，徽州盐商财力富可敌国，正是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歙县的徽墨精益求精，墨范精美绝伦，徽州的版画艺术亦臻于至精至美。在歙县的刻工中，以虬村黄氏刻工最为有名，当时有所谓“雕龙手”之美誉。
　　虬村原名仇村，亦作虬川，位于歙县西乡，这一带是徽州盐商、典当商聚居的地方，虬村附近的潭渡村，是现代著名画家黄宾虹的祖居地。虬村与潭渡，都是黄姓聚居的村落。虬村出刻工，而潭渡则以盐商最为著名（乾隆时期扬州的盐商巨擘，就有来自潭渡的“四大元宝”）。现存道光十年（一八三○）刻本的《虬川黄氏重修宗谱》，共记录了从明初到清道光年间黄氏二十一世至三十五世的全部男丁，共计一千余人。从族谱所见，自二十四世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也就是公元十六世纪前期）开始，虬村黄氏家族成员就陆续迁居全国各地，主要迁往现在浙江的杭州、严州、金华，安徽的芜湖、颍州（今阜阳一带），江苏的苏州、金陵（南京）、镇江、淮安、嘉定（今属上海），河北的霸州以及北京，当然还有邻近的旌德、江西等地。上述的这些地方，均为明清时代徽商聚居的重要地点，其中的金陵、杭州等地，也都是出版印刷业极为发达的地区。虬村黄氏等徽派刻工，对于江南各地出版印刷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接着，郑振铎还对徽派版画的工艺赞不绝口：
　　……他们有那么一副精准的刀和尺，更具有那么精细熟练的眼和手。那布局是雅致而工整的，那线条是细腻而匀称的，小若针尖，大似泼墨山水，刚劲柔和与无施不宜。刚若铁钱，柔若游丝。人物的身躯和脸蛋儿是有那么一套“谱子”。美人儿个个都是鹅蛋脸，像精装玉斫似的，看看美丽极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武将威武之至，文官庄严肃穆。自千门万户的皇宫到老百姓的草庐茅庐都被美化了，都像是世外桃源，自有那么一套谱子。甚至，水波的回旋，山云的舒卷，奇石的嶙峋，古树的杈丫,也自那么一套谱子。看不出时代，看不出地域，但从那些“谱子”里却幻化出千千万万的美妙的事物景色来。是美，是古典的美，一见，就令人爱。……他们所表现的正是明帝国末期的“世纪末”的真正生活，气魄小，但十分追逐于小中见大的雅致细巧。他们爱的是小园林，是假山，是小盆景，是娇小的女性，是暖馥馥的室内生活，是出奇精巧的窗幕和帐饰，是甜香沉郁的烟气袅袅。……他们力求“完整”的“美”，或“健全”的“美”，也就是所谓“古典”的“美”。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完美的作品，也创造了这样一个古典的木刻画的时代，他们是以“健美”的脸谱，代替了欢愁多变的表情的。
　　上述云云，考厥源流叙其本末，遣词造句饶有画意。在这里，郑振铎认为，徽派版画家以其精湛的工艺，创造了“一个古典的木刻画的时代”。
　　郑振铎对徽派版画工艺的状摹，不仅在学术表述上非常到位，而且在文字上也写得极其美妙。读了这段文字，徽派版画的翰墨清香仿佛就在眼前飘逸弥散。郑振铎显然是深深地感受到了徽派版画的美，故而能以文学家优美的笔调，向读者传达这种美的感受。作为一名学者，当其全情投入他的研究对象，读者便不难体会：惟其深入，方能浅出；惟其内心感动，方能将此份感动传递给世人——这就是通过精英的学术研究转化而为大众普及性知识所独具的永恒魅力！由此，我也想到，没有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信马由缰任意铺陈式的普及知识传播，只会是些猎取浮艳人云亦云的炒作，云烟散尽，最终留下的只会是一些华丽的辞藻和空洞不实的文化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