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同治年间，丁日昌认为中西接触之扩大是千载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认为西人东来侵略是三千年来之大变局，王韬认为是四千年来之大变局；光绪年间，曾纪泽认为是五千年来之大变局，张之洞则认为是中国自古以来前所未有之变局。有识之士警觉到，巨大的世变正要降临中国。紧随着这样的认知的，是诸多重要观念的出现和与之相应的行动：有了主权意识和自强观念，自然就有了操练西洋枪炮、建立兵工厂、制造轮船这些紧迫的行动，有了江南制造局和北京同文馆的大量翻译西方书籍，有了李鸿章的设立技艺一科取士的主张，有了“利益均沾”和“治外法权”的讨论，有了对于国际政治“均势主义”的清醒认识，有了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和变法的议论、酝酿乃至短促的推行。这一切的背后，皆有一世俊杰的推波助澜和意见领袖的大声疾呼。
1978年的中国面临的是怎样沉甸甸的变局，我们记忆犹新。历史在这一年开始了新一轮的震荡。波及诸多领域的改革开放，终结了“文革”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和长期的锁国政策。壅塞在国人脑子里的意识形态的水泥敲碎了，朝向世界的窗口打开了。这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从极度异常的状况中，走出“敌人遍天下”的困境，回到世界的主流轨道上来。
学者丁学良认为，邓小平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在邓之前，有的改革家比他更开放，但是他们的政策延续不下去；有的地位比他更高，但没有实权，比如光绪皇帝；有的做事比他更激烈，但地位比他低，对全国没有全盘的影响。”今天，这样的评价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总设计师发出改革开放的号令，剩下来的就是行动。
我们从80后的孩子对于1970、1980年代中国所有事物恍如隔世般的极度陌生，便可以感受到我们已经经历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大众来说，同样陌生的，是以不懈的努力促成种种演进、改良和革命的那些幕后推手。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或许已经如日中天，但是在大众视线里，在他们的奋斗结出的硕果面前，并没有他们的身影。
这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单，也不可能有一份完整的名单。我们所要做的，是通过这些人物，捕捉到时代的一些关键节点。
1979年，“文革”中被打倒的杜润生调回农委，这时他已经66岁了。在中央意见严重分歧的情况下，杜润生起草了为农民包产到户力争的75号文件。从1982年到1986年，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起草了5个“一号文件”，1982年的第一个“一号文件”一锤定音，明确了包产到户长期不变的合法性。没有这一系列的文件，中国农村经济不可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中央党校教授对于大众来说，是一个多少有些神秘的群体，他们的责任更多地是利用特殊的信息优势，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我们看看中央党校的两份杂志发过的三篇文章，就知道这是一个怎样重要的舆论高地：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首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00年，《学习时报》发表了《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江泽民指示将此文复制分发给政治局委员参阅；2007年，《学习时报》又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
1987年，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高尚全抛出“计划”和“市场”二重唱，提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要“用经济合同替代指令性计划”。这些激进的观点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被悉数采纳。
任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期间，保育钧潜心研究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竭力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奔走呼号，在推动政府放宽民营企业准入、出台“36条”以及保护私有财产入宪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2007年1月，《财经》封面文章“谁的鲁能？”刊出，对一桩总额700亿元的国有资产改制案做了详尽报道，举国震动。有人再一次发问：敢做这样的文章，胡舒立是否有特殊资源？胡舒立不是第一次这么干。2000年的“基金黑幕”，2003年的“SARS系列报道”，以及2008年初的“审判陈良宇”，都是在国内媒体“集体失语”的情况下，《财经》率先独家刊发的。她创造性地引入了“新闻专业主义”，创造出今日中国新闻界特有的“财经奇观”。
谁也不会想到中国艺术在世界上的奇迹，最终会由一位瑞士外交官一手创造。没有乌利·希克这位“贵人”暗中相助，没有中国艺术家在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集体亮相，中国艺术不可能这么快就在国际上取得如此显赫的成绩。
“形象比金钱重要”，不符合姚明形象的广告，姚明的经纪班子“姚之队”都会拒绝。姚明的形象是如何定位的？约翰·海金格加盟“姚之队”后，推荐芝加哥商学院新产品战略管理实验室为他做市场调研，完成了500页的机密报告书。根据这样一份深度调研，“姚之队”在姚明登陆NBA之初，将“姚明”一词定位为：一个球技精湛、朝气蓬勃并且有社会责任心的中国新青年。也许，姚明的成功更多地来自他个人的努力，但是我们无法低估“姚之队”付出大量心血的周密决策和他们对于维护姚明形象做出的贡献。
熊晓鸽，早年的心愿是做一名新华社驻外记者，“代表一个国家去采访”，结果阴差阳错地成了风险投资家，被誉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的第一人”，掌控着IDGVC(IDG创业投资基金)亚太区20亿美金的资金，并将其中的大部分沉淀在中国。
王中军与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合作拍摄《大腕》、《寻枪》、《天地英雄》、《手机》、《可可西里》和《功夫》，与寰亚合作拍摄《天下无贼》、《夜宴》和《集结号》，作为一家民营影视公司，华谊兄弟无疑是推动中国电影市场化的一支生力军。
王志纲通过一系列的策划帮助今天的中国首富杨国强挽救了他当年最头疼的项目——顺德碧桂园。十多年过去，王志纲的策划事业越做越大，开发商坚信自己不但从他那儿买到了方案，更买到了方向和信心。
除了这些人，我们还可以说出很多人的名字，比如1994年隆重推出“魔岩三杰”的张培仁；比如一些民间出版人，没有他们的智慧和能量，某些出版社可能会被仓库里的积压货压死；比如越来越壮大的NGO，他们推动的往往是被社会忽略不计却又异常重要的事情——环保，艾滋孤儿的救助，等等……
1978年的中国面临的是怎样沉甸甸的变局，我们记忆犹新。历史在这一年开始了新一轮的震荡。波及诸多领域的改革开放，终结了“文革”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和长期的锁国政策。壅塞在国人脑子里的意识形态的水泥敲碎了，朝向世界的窗口打开了。这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从极度异常的状况中，走出“敌人遍天下”的困境，回到世界的主流轨道上来。
学者丁学良认为，邓小平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在邓之前，有的改革家比他更开放，但是他们的政策延续不下去；有的地位比他更高，但没有实权，比如光绪皇帝；有的做事比他更激烈，但地位比他低，对全国没有全盘的影响。”今天，这样的评价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总设计师发出改革开放的号令，剩下来的就是行动。
我们从80后的孩子对于1970、1980年代中国所有事物恍如隔世般的极度陌生，便可以感受到我们已经经历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大众来说，同样陌生的，是以不懈的努力促成种种演进、改良和革命的那些幕后推手。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或许已经如日中天，但是在大众视线里，在他们的奋斗结出的硕果面前，并没有他们的身影。
这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单，也不可能有一份完整的名单。我们所要做的，是通过这些人物，捕捉到时代的一些关键节点。
1979年，“文革”中被打倒的杜润生调回农委，这时他已经66岁了。在中央意见严重分歧的情况下，杜润生起草了为农民包产到户力争的75号文件。从1982年到1986年，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起草了5个“一号文件”，1982年的第一个“一号文件”一锤定音，明确了包产到户长期不变的合法性。没有这一系列的文件，中国农村经济不可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中央党校教授对于大众来说，是一个多少有些神秘的群体，他们的责任更多地是利用特殊的信息优势，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我们看看中央党校的两份杂志发过的三篇文章，就知道这是一个怎样重要的舆论高地：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首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00年，《学习时报》发表了《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江泽民指示将此文复制分发给政治局委员参阅；2007年，《学习时报》又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
1987年，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高尚全抛出“计划”和“市场”二重唱，提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要“用经济合同替代指令性计划”。这些激进的观点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被悉数采纳。
任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期间，保育钧潜心研究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竭力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奔走呼号，在推动政府放宽民营企业准入、出台“36条”以及保护私有财产入宪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2007年1月，《财经》封面文章“谁的鲁能？”刊出，对一桩总额700亿元的国有资产改制案做了详尽报道，举国震动。有人再一次发问：敢做这样的文章，胡舒立是否有特殊资源？胡舒立不是第一次这么干。2000年的“基金黑幕”，2003年的“SARS系列报道”，以及2008年初的“审判陈良宇”，都是在国内媒体“集体失语”的情况下，《财经》率先独家刊发的。她创造性地引入了“新闻专业主义”，创造出今日中国新闻界特有的“财经奇观”。
谁也不会想到中国艺术在世界上的奇迹，最终会由一位瑞士外交官一手创造。没有乌利·希克这位“贵人”暗中相助，没有中国艺术家在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集体亮相，中国艺术不可能这么快就在国际上取得如此显赫的成绩。
“形象比金钱重要”，不符合姚明形象的广告，姚明的经纪班子“姚之队”都会拒绝。姚明的形象是如何定位的？约翰·海金格加盟“姚之队”后，推荐芝加哥商学院新产品战略管理实验室为他做市场调研，完成了500页的机密报告书。根据这样一份深度调研，“姚之队”在姚明登陆NBA之初，将“姚明”一词定位为：一个球技精湛、朝气蓬勃并且有社会责任心的中国新青年。也许，姚明的成功更多地来自他个人的努力，但是我们无法低估“姚之队”付出大量心血的周密决策和他们对于维护姚明形象做出的贡献。
熊晓鸽，早年的心愿是做一名新华社驻外记者，“代表一个国家去采访”，结果阴差阳错地成了风险投资家，被誉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的第一人”，掌控着IDGVC(IDG创业投资基金)亚太区20亿美金的资金，并将其中的大部分沉淀在中国。
王中军与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合作拍摄《大腕》、《寻枪》、《天地英雄》、《手机》、《可可西里》和《功夫》，与寰亚合作拍摄《天下无贼》、《夜宴》和《集结号》，作为一家民营影视公司，华谊兄弟无疑是推动中国电影市场化的一支生力军。
王志纲通过一系列的策划帮助今天的中国首富杨国强挽救了他当年最头疼的项目——顺德碧桂园。十多年过去，王志纲的策划事业越做越大，开发商坚信自己不但从他那儿买到了方案，更买到了方向和信心。
除了这些人，我们还可以说出很多人的名字，比如1994年隆重推出“魔岩三杰”的张培仁；比如一些民间出版人，没有他们的智慧和能量，某些出版社可能会被仓库里的积压货压死；比如越来越壮大的NGO，他们推动的往往是被社会忽略不计却又异常重要的事情——环保，艾滋孤儿的救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