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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安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是中国古代重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笔者认为“长安文化”并不是一个狭义的地区文化定义，而是以“长安”为标志的相关古代文化的集合，本文主要探讨唐代的长安城与长安文化。
关键字：唐代；长安；长安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43-01
张良曾经这样评价长安“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1]
长安城曾是中国盛世13朝的首都，拥有着3000多年的城市史，一直是中国古代重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代的政治家们在这里创建了典章制度和礼仪文明；创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一统的国家体制；确立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属性；开辟了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长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和发展地之一。”[2]
一、唐代的长安
唐代长安城是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来，这个由古代著名建筑学家宇文恺亲自选址、规划、兴建的国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精髓。
唐长安城位于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川一带平原地带，这里三面临水，南浸终南子午谷，北踞渭水，东临灞水，西面是隆起的龙首塬，东西17公里、南北40公里的开阔平原以龙首塬作为自然分界线，形成东南高、西北低和北部平展、南部起伏的地势。其周围的龙首塬、青龙塬、少陵塬及曲江洼地的天然地貌，也就形成了其四周的天然界限。其间六条高岗此起彼伏，自东南向西北延伸；“八水”环绕城外，“五渠”流经城内，构成了唐代长安城市的基本地貌和附着其间的浓郁的王朝地理思想痕迹。据《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记载：“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3]
唐代长安在城市建设中，其主流文化特征首先是浓郁的王朝气象和皇家印痕以及由此衍生的贵族文化氛围。皇权主题的突出体现在长安城的整体规划和里坊制度的繁荣上，且城市建筑从形制上是以皇宫为中心，形成官府、庙宇、贵族宅邸、民居等月牙状的环绕格局；从主流文化特征上说，是以突出恢弘博雅、高大威严、豪华奢侈的皇宫建筑文化为主体，结合散布于各个里坊的宗教建筑主题和普通市井民间文化为两翼的主流文化内涵。
唐代，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更是到了一个不可超越的高度，这对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大为有利的条件，并且思想上的包容与开放，对于文学题材的拓展、文学风格的多样化，都有重要的促进意义，所以说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强大、文化繁荣的一个朝代。以安史之乱分水岭，唐代文学可以分为两期。俗语常说“政治的失落必然是文学的发展”，在经历了文学自觉时期的准备，在经历了“大繁荣”、“大动乱”时期，唐代的文化的发展必然是其他朝代无所比拟的。“大繁荣与大破坏都经历了，然后是力图中兴而始终未能的振作。这种丰富的生活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有的。多样多彩的生活，为文学的发展准备了丰厚的土壤，为文学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题材，扩大了他们的视野，给了他们激情，让他们不得不歌吟”。[4]长安作为政治经济的中心，繁华盛世的象征，由政治文化的“一权独大”所衍生出来的宫廷文化、贵族文化、士子文化、朝觐文化以及宗教文化像一个个疏密有度的年轮，围绕在政治文化的周围，自然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纷纷来此游历，不仅如此，唐代文化中心的长安也是朝廷科举取士，实现士子追求功名立业报国的梦想之地。
二、“长安文化”的概念界定
在历史变迁中，长安文化已然深深地影响着后世古代文学的发展。关于如何界定“长安文化”的概念，学界也有不少争议，刘生良教授在其《长安文化的发端及其影响》一文中对于何谓“长安文化”作出了定义：
“所谓长安文化，应该是自古以来发生在汉、唐等朝代称之“长安”的这块地方及其附近地区的历朝历各种文化的总称。它绝不仅限于被称为“长安”及其以后那些时期，也绝不仅限于地方文化的层面。因为就名称而言，这块地方在汉、唐等朝代称为长安，而最早尚无名称，至周代称为丰、镐，秦代是其都城咸阳的一部分，王莽时期称为常安，隋代称为大兴，五代至宋元间又有大安、永兴、京兆、安西、奉元等称谓，明清以来改称为西安（其中民国早年曾改称长安），以后或许还有新的名称，总之，其名称从无到有，几经变化，但它所指的这块地方则亘古不变。因此，在讨论“长安文化”这一话题时，不论这块地方前前后后的名称叫什么，叫不叫“长安”，其文化遗产都无可争议地应该包含在以“长安”为标志性符号的“长安文化”的内涵之中，绝不能因为某一时期没有叫做“长安”，就将其文化排除在“长安文化”之外。”[5]
据此我也同意以上观点，“长安文化”并不是一个狭义的地区文化定义，而是以“长安”为标志的相关古代文化的集合，除了当时的文学艺术之外，典礼制度、饮食服饰、歌舞书法、宗教活动、宫室建筑、民俗风情等都应属于长安文化之中。
长安文化的代表非唐诗莫属，清康熙四十五年所编撰的《全唐诗》收录二千二百余诗人的作品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其中很多著名诗人在长安期间创作了不少流传后世所传唱的经久不衰的诗篇。唐代诗人以长安为主题的诗歌，内容极其丰富：长安城市恢弘之风华、长安山水风景之秀美、长安多元文化之融合等等，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独有的本源性、悠久性、系统性、多元性、包容性以及历史传承性的鲜明文化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
唐时期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時也是世界经济中心也是世界文化中心，是“百国朝拜、万人敬仰”的文明圣地。长安文化，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产生过深远的积极影响，发挥了持久而有力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袁枢.通鉴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97：95.
[2]李炳武.长安学总论.[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月（第1期）.
[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二版）.
[5]刘生良.长安文化的发端及其影响.[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9月（第3期）.
作者简介：许潇（1992—），女，汉族，陕西西安市人，学生，文学硕士在读，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关键字：唐代；长安；长安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43-01
张良曾经这样评价长安“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1]
长安城曾是中国盛世13朝的首都，拥有着3000多年的城市史，一直是中国古代重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代的政治家们在这里创建了典章制度和礼仪文明；创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一统的国家体制；确立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属性；开辟了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长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和发展地之一。”[2]
一、唐代的长安
唐代长安城是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来，这个由古代著名建筑学家宇文恺亲自选址、规划、兴建的国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精髓。
唐长安城位于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川一带平原地带，这里三面临水，南浸终南子午谷，北踞渭水，东临灞水，西面是隆起的龙首塬，东西17公里、南北40公里的开阔平原以龙首塬作为自然分界线，形成东南高、西北低和北部平展、南部起伏的地势。其周围的龙首塬、青龙塬、少陵塬及曲江洼地的天然地貌，也就形成了其四周的天然界限。其间六条高岗此起彼伏，自东南向西北延伸；“八水”环绕城外，“五渠”流经城内，构成了唐代长安城市的基本地貌和附着其间的浓郁的王朝地理思想痕迹。据《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记载：“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3]
唐代长安在城市建设中，其主流文化特征首先是浓郁的王朝气象和皇家印痕以及由此衍生的贵族文化氛围。皇权主题的突出体现在长安城的整体规划和里坊制度的繁荣上，且城市建筑从形制上是以皇宫为中心，形成官府、庙宇、贵族宅邸、民居等月牙状的环绕格局；从主流文化特征上说，是以突出恢弘博雅、高大威严、豪华奢侈的皇宫建筑文化为主体，结合散布于各个里坊的宗教建筑主题和普通市井民间文化为两翼的主流文化内涵。
唐代，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更是到了一个不可超越的高度，这对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大为有利的条件，并且思想上的包容与开放，对于文学题材的拓展、文学风格的多样化，都有重要的促进意义，所以说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强大、文化繁荣的一个朝代。以安史之乱分水岭，唐代文学可以分为两期。俗语常说“政治的失落必然是文学的发展”，在经历了文学自觉时期的准备，在经历了“大繁荣”、“大动乱”时期，唐代的文化的发展必然是其他朝代无所比拟的。“大繁荣与大破坏都经历了，然后是力图中兴而始终未能的振作。这种丰富的生活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有的。多样多彩的生活，为文学的发展准备了丰厚的土壤，为文学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题材，扩大了他们的视野，给了他们激情，让他们不得不歌吟”。[4]长安作为政治经济的中心，繁华盛世的象征，由政治文化的“一权独大”所衍生出来的宫廷文化、贵族文化、士子文化、朝觐文化以及宗教文化像一个个疏密有度的年轮，围绕在政治文化的周围，自然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纷纷来此游历，不仅如此，唐代文化中心的长安也是朝廷科举取士，实现士子追求功名立业报国的梦想之地。
二、“长安文化”的概念界定
在历史变迁中，长安文化已然深深地影响着后世古代文学的发展。关于如何界定“长安文化”的概念，学界也有不少争议，刘生良教授在其《长安文化的发端及其影响》一文中对于何谓“长安文化”作出了定义：
“所谓长安文化，应该是自古以来发生在汉、唐等朝代称之“长安”的这块地方及其附近地区的历朝历各种文化的总称。它绝不仅限于被称为“长安”及其以后那些时期，也绝不仅限于地方文化的层面。因为就名称而言，这块地方在汉、唐等朝代称为长安，而最早尚无名称，至周代称为丰、镐，秦代是其都城咸阳的一部分，王莽时期称为常安，隋代称为大兴，五代至宋元间又有大安、永兴、京兆、安西、奉元等称谓，明清以来改称为西安（其中民国早年曾改称长安），以后或许还有新的名称，总之，其名称从无到有，几经变化，但它所指的这块地方则亘古不变。因此，在讨论“长安文化”这一话题时，不论这块地方前前后后的名称叫什么，叫不叫“长安”，其文化遗产都无可争议地应该包含在以“长安”为标志性符号的“长安文化”的内涵之中，绝不能因为某一时期没有叫做“长安”，就将其文化排除在“长安文化”之外。”[5]
据此我也同意以上观点，“长安文化”并不是一个狭义的地区文化定义，而是以“长安”为标志的相关古代文化的集合，除了当时的文学艺术之外，典礼制度、饮食服饰、歌舞书法、宗教活动、宫室建筑、民俗风情等都应属于长安文化之中。
长安文化的代表非唐诗莫属，清康熙四十五年所编撰的《全唐诗》收录二千二百余诗人的作品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其中很多著名诗人在长安期间创作了不少流传后世所传唱的经久不衰的诗篇。唐代诗人以长安为主题的诗歌，内容极其丰富：长安城市恢弘之风华、长安山水风景之秀美、长安多元文化之融合等等，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独有的本源性、悠久性、系统性、多元性、包容性以及历史传承性的鲜明文化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
唐时期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時也是世界经济中心也是世界文化中心，是“百国朝拜、万人敬仰”的文明圣地。长安文化，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产生过深远的积极影响，发挥了持久而有力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袁枢.通鉴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97：95.
[2]李炳武.长安学总论.[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月（第1期）.
[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二版）.
[5]刘生良.长安文化的发端及其影响.[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9月（第3期）.
作者简介：许潇（1992—），女，汉族，陕西西安市人，学生，文学硕士在读，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