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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四世同堂》在北京演出前，已从各地收回了1000多万元票房。以话剧市场的票房衡量，这绝对算得上“成績骄人”。
《四世同堂》在台湾首演时，连战坐在头排；转到深圳时，院线老板望着满场的人感叹：深圳剧场终于出现了“爆满”；导演田沁鑫本来最担心石家庄站，但开演五分钟前，没买到票的观众挤坏了剧场的门。
成功的原因之一，当然是超强的阵容。没有任何一部话剧如《四世同堂》这般能够云集孙红雷、黄磊、陶虹、殷桃、秦海璐等诸多影视明星。去台湾演出时，著名娱乐节目制作人王伟忠看到演员名单后唏嘘：“这个戏就是话剧界的《建国大业》啊！”
而既能拉来大明星，又不用巨额开支，得益于田沁鑫所在的体制：中国国家话剧院。“如果是民营院团，支付演员的报酬就是大开销。”田沁鑫坦率地告诉记者，“但在我们这部戏，‘腕儿们’拿的都是基本演出工资。”
2011年4月20日晚，在“壹戏剧大赏”中，田沁鑫执导的话剧《四世同堂》夺得最重量级的奖项——年度大戏。
做戏十四年，从话剧、音乐剧到戏曲；游走在体制内外、文化与商业力量交汇处，排了近二十部戏的田沁鑫如今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赢家。
“我要二十万，我要做话剧”
“今年是您做导演的第几个年头？”
“从第一部戏《断腕》上演到现在，算起来，已经做了十四年了。”田沁鑫陷入沉思。
的确，弹指一挥间，十四年过去了，田沁鑫早已不是当初戏曲学校那个热爱电影，每天坚持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去电影学院听戴锦华的课的“刀马旦”。
1997年中戏毕业之后，田沁鑫揣着向母亲借的2000块钱，跑到深圳，在一家民营广告公司做广告。在这个被田沁鑫形容为“中国最能感受到资本压榨”的城市里，她过得并不愉快。在帮公司盈利98万元后，老板许诺的二万五千元的奖金迟迟没有到账。后来，她找了一个哥们扮成“黑社会”找老板讨薪。老板说：“我没有钱。跪下可以，但就不能给你钱。”
深圳一年，田沁鑫只看过两场戏，一场是安徽省黄梅剧团来深圳的巡演，一场是深圳交响乐团的演奏会，其他的演出不是在“夜总会”就是在“歌舞厅”。
田沁鑫决定返京的唯一理由是“骨子里还是割舍不下话剧”。
刚回北京，处处是困境，毕业后，田沁鑫的档案放在北京京剧院，体制展现出“温柔”的一面。按田沁鑫的话说：“一年没上班，自己跑出去了，单位没把我开了就不错。”但是，她没戏可导。
某日，在中关村开电脑公司的同学叫她去玩。她踏着一双片儿鞋晃荡跑过去。同学说：“你怎么混那么惨。我带你买双鞋去吧。”田沁鑫摇头。“那我给你两千块钱。”“不行，太少。”“那你要多少？”“我要二十万，我要做话剧。”
经历种种曲折，田沁鑫最终“牵手”话剧《断腕》，那一年，日历上刻着1997。
因为没有做市场推广，仅凭着舞蹈家金星的名气，《断腕》的上座率差强人意。但是演员强烈的感情投入和强烈的肢体语言，却给台下的观众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年底，《北京日报》评选出年度最好看的三部话剧：《断腕》、《生逢其时》、《古玩》。
《断腕》并没有改变田沁鑫的际遇，她仍旧是一个每日穿着片儿鞋、在北京晃荡的女青年。直到某一个看戏的夜晚，她被当年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赵有亮叫住，问：“你是田沁鑫吧，我看了《断腕》，我们缺女导演。你愿意来吗？我调你进来。”
时隔多年，她仍能真切地想起那时的情形：自己手足无措，清醒而镇定地发蒙。心里有声音一直在说：“这事不靠谱。人家就那么一说，不要当真。”
而后的故事就稍显俗套，赵有亮院长力排众议，将田沁鑫调入了中央实验话剧院。
“文化是一种活法儿”
1999年，孟京辉开始做《恋爱的犀牛》，田沁鑫也开始了她的《生死场》。这部戏也成为她舞台史上的一座纪念碑。
那时候田沁鑫没有名气，但是状态却非常纯净：“睁开眼睛就写作，也没别的事，我现在就很感动于我那时候的纯净。”
萧红写《生死场》的时候，是饿着肚子在写的。
田沁鑫做生死场的时候，是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吃烧饼就着凉水。
田沁鑫说：“《生死场》触动我的，是那种非爱非恨的生活图景，以及面对生老病死不动情动性的麻木的态度。这恰与当时某些现代社会中的景象相似。”
最终，《生死场》在舞台的呈现是完全田沁鑫式风格的。萧红的文字里孩子气的可爱，温柔的悲观和宿命感，在舞台上被呈现出来的是苍凉、血性和义烈。原来没有关系的赵三和二里半因为子女的恋爱相互纠缠。人物的造型极其夸张，吸收了现代绘画的元素。
“我所有注重的这些，包括肢体语言和演员动作上的张力，以及所产生的视觉冲击力，一直贯穿于我的戏剧创作中，这使得现代观众、青年观众也可以喜欢这些戏。不管这些戏是近代的还是古代的。”田沁鑫回忆说。
1999年6月，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话剧《生死场》首次上演，全国戏剧界便为之一震，称之为“植根现代文学沃土的奇葩”。无数观众在剧场里“声嘶力竭”地叫好。青年演员任程伟谈到第六次复演《生死场》，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每次排《生死场》，听到舞台上回荡的锁呐声，胸中总有一股热血在奔涌。”
《生死场》红了，田沁鑫也红了。
此后，《赵氏孤儿》、《1699桃花扇》、《红玫瑰与白玫瑰》……田沁鑫将这些经典一部一部搬上了舞台。
这些年里,田沁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得到了专家、观众和市场的认可。
“我一直在坚持排演一些中国的经典作品,这些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沉淀下来的文化瑰宝,也是能通过舞台上的立体呈现传递给观众的。文化不是单纯的知识掌握，它是一种活法儿。我的话剧是以情感为纽带,勾连起观众情感的。戏剧的内容必须是有品质的,形式则应该不拘一格、多种多样。我在创作过程中,会使用快速的节奏,用一些观众可感可知的表现形式,让观众在看戏的时候不会觉得距离遥远,不会觉得无趣,这样更容易让年轻一代认同我们的文化传承。”田沁鑫没有加强语气，还是缓缓地说。
“听了溢美言辞，接了难度大戏”
老舍先生不简单。
好的作品多不胜数，《四世同堂》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那一句：“这年头钱不值钱，只有房子才是货真价实的产业。”到今天仍是“真理”。
田沁鑫也不简单。
因为她是第一个敢“碰”《四世同堂》的戏剧导演，还敢在这部经典剧目里用上“新现实主义手法”，最勇敢的是她将雷恪生、黄磊、朱媛媛、辛柏青、秦海璐、陶虹、邢佳栋、侯岩松、陈明昊以及助阵的孙红雷全部“搬”上了舞台……
打从《四世同堂》创排起，它就注定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2010年10月30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首演即起，他们就开始“征服”观众，深圳、石家庄、上海、南京、天津、重庆、绵阳、西安，北京……所到之处，无一不是“一票难求”的轰动。
2011年，田沁鑫带领《四世同堂》剧组继续风靡全国。自3月16日亮相青岛，一个月内，相继在青岛、常州、合肥、深圳、东莞、温州、武汉、郑州等7省8市，完成了16场演出，场场爆满，不少观众意犹未尽。
对话田沁鑫
《中华儿女》：你第一次读《四世同堂》是什么时候？当时有什么感觉？
田沁鑫：应该是在1985年《四世同堂》电视剧播出的时候。那时候也认字，看到大家都买了，自己就也买了一套。那时候小，还真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看着挺高兴的，纯粹凑热闹。
《中华儿女》：接戏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感觉这个本子太大了？
田沁鑫：刚开始还真没因为本子太大而犹豫，我认为自己可以做好，但确实没有完全决定接这部戏。直到后来北京儿艺董事长王颖说了一句话，认为我比较踏实，从眼神里，她能看到一些纯洁。人都爱听溢美自己的话，我也是俗人，不能免俗。我当时就感觉这个话比承认我前面那些作品还要珍贵，所以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当然，我也不是头脑一热就做的，答应她还是有基础的，作为北京籍导演，老舍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我也有一半正红旗血统，跟老舍先生是一个旗，满族嘛，老舍在我心中一直处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有一种“情结”。
《中华儿女》：因为“情结”，因为溢美之词，您接戏了，但是要把这80多万字在舞台上表现出来，还是挺难的吧？
田沁鑫：是的。因为没有前人把《四世同堂》做成话剧，老舍先生生前也没有把《四世同堂》改编成话剧版。还有一点，老舍先生非常想把戏的结构做成像但丁的《神曲》那样，就是做一百万字的长卷。但是“文革”打断了他的理想。《四世同堂》足有85万字，篇幅也很长，改编的难度是很大的。
但是，我还是很信任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完成，北大教授韩毓海曾经对我说：“每次觉得很难的戏，到你手里就像骆驼穿针，都能穿过去。”这句话使我的自信心、虚荣心都膨胀了。但是现在想想，实际上自己还是很愚昧的，难度那么大，怎么接了这件事？把85万字的鸿篇巨制改成一个晚上就演完的话剧呢！这种盲从和盲目是取决于我当时一个完全感性的认识，就这么进入了老舍先生这部作品的改编工作。
《中华儿女》：电影导演都说明星的戏难拍，那么九个明星的戏是不是更难排？
田沁鑫：我要说不难排的话，可能有些人就说，老田你别再说了，不能这么不负责任。但是我真的可以招他们讨厌，我说“好排”。我有能力让大家都平衡住，明眼人应该能看出来。
我说“好排”的原因是指态度上，这些演员都好，表演上很给力，他们确实身上有一种非常清澈的气质，很透明。所以他们跟角色靠近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障碍。按理说明星好像很不好合作，但是这九个明星都挺给我面子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都不错。没有人在排练场发过任何脾气，这些明星在外面也是很有市场的，但是他们跟我一起合作的时候，非常的愉快。
《中华儿女》：您如何评价自己在《四世同堂》这个戏上的表现？
田沁鑫：我跟老舍先生合作这个《四世同堂》，首先我觉得跟他有相通的地方。此外，我要帮助老舍先生把《四世同堂》这部作品立体地呈现出来。我说话语气比较温和，没跟任何人红过脸，没吵过架，不带脏字。原来还暴躁一些，提要求。现在的我声音也不大，就这样。因为我不想把自己搞到总是筋疲力尽的层面。我的性别气质并不是像男人，有女导演她会有强权的一面，她会“男”一点。我不“男”，在这部戏里，这次排练其实也是向老舍先生学习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做的不好，做到现在，我只能说是我尽力了。
责任编辑 陈晰
《四世同堂》在台湾首演时，连战坐在头排；转到深圳时，院线老板望着满场的人感叹：深圳剧场终于出现了“爆满”；导演田沁鑫本来最担心石家庄站，但开演五分钟前，没买到票的观众挤坏了剧场的门。
成功的原因之一，当然是超强的阵容。没有任何一部话剧如《四世同堂》这般能够云集孙红雷、黄磊、陶虹、殷桃、秦海璐等诸多影视明星。去台湾演出时，著名娱乐节目制作人王伟忠看到演员名单后唏嘘：“这个戏就是话剧界的《建国大业》啊！”
而既能拉来大明星，又不用巨额开支，得益于田沁鑫所在的体制：中国国家话剧院。“如果是民营院团，支付演员的报酬就是大开销。”田沁鑫坦率地告诉记者，“但在我们这部戏，‘腕儿们’拿的都是基本演出工资。”
2011年4月20日晚，在“壹戏剧大赏”中，田沁鑫执导的话剧《四世同堂》夺得最重量级的奖项——年度大戏。
做戏十四年，从话剧、音乐剧到戏曲；游走在体制内外、文化与商业力量交汇处，排了近二十部戏的田沁鑫如今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赢家。
“我要二十万，我要做话剧”
“今年是您做导演的第几个年头？”
“从第一部戏《断腕》上演到现在，算起来，已经做了十四年了。”田沁鑫陷入沉思。
的确，弹指一挥间，十四年过去了，田沁鑫早已不是当初戏曲学校那个热爱电影，每天坚持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去电影学院听戴锦华的课的“刀马旦”。
1997年中戏毕业之后，田沁鑫揣着向母亲借的2000块钱，跑到深圳，在一家民营广告公司做广告。在这个被田沁鑫形容为“中国最能感受到资本压榨”的城市里，她过得并不愉快。在帮公司盈利98万元后，老板许诺的二万五千元的奖金迟迟没有到账。后来，她找了一个哥们扮成“黑社会”找老板讨薪。老板说：“我没有钱。跪下可以，但就不能给你钱。”
深圳一年，田沁鑫只看过两场戏，一场是安徽省黄梅剧团来深圳的巡演，一场是深圳交响乐团的演奏会，其他的演出不是在“夜总会”就是在“歌舞厅”。
田沁鑫决定返京的唯一理由是“骨子里还是割舍不下话剧”。
刚回北京，处处是困境，毕业后，田沁鑫的档案放在北京京剧院，体制展现出“温柔”的一面。按田沁鑫的话说：“一年没上班，自己跑出去了，单位没把我开了就不错。”但是，她没戏可导。
某日，在中关村开电脑公司的同学叫她去玩。她踏着一双片儿鞋晃荡跑过去。同学说：“你怎么混那么惨。我带你买双鞋去吧。”田沁鑫摇头。“那我给你两千块钱。”“不行，太少。”“那你要多少？”“我要二十万，我要做话剧。”
经历种种曲折，田沁鑫最终“牵手”话剧《断腕》，那一年，日历上刻着1997。
因为没有做市场推广，仅凭着舞蹈家金星的名气，《断腕》的上座率差强人意。但是演员强烈的感情投入和强烈的肢体语言，却给台下的观众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年底，《北京日报》评选出年度最好看的三部话剧：《断腕》、《生逢其时》、《古玩》。
《断腕》并没有改变田沁鑫的际遇，她仍旧是一个每日穿着片儿鞋、在北京晃荡的女青年。直到某一个看戏的夜晚，她被当年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赵有亮叫住，问：“你是田沁鑫吧，我看了《断腕》，我们缺女导演。你愿意来吗？我调你进来。”
时隔多年，她仍能真切地想起那时的情形：自己手足无措，清醒而镇定地发蒙。心里有声音一直在说：“这事不靠谱。人家就那么一说，不要当真。”
而后的故事就稍显俗套，赵有亮院长力排众议，将田沁鑫调入了中央实验话剧院。
“文化是一种活法儿”
1999年，孟京辉开始做《恋爱的犀牛》，田沁鑫也开始了她的《生死场》。这部戏也成为她舞台史上的一座纪念碑。
那时候田沁鑫没有名气，但是状态却非常纯净：“睁开眼睛就写作，也没别的事，我现在就很感动于我那时候的纯净。”
萧红写《生死场》的时候，是饿着肚子在写的。
田沁鑫做生死场的时候，是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吃烧饼就着凉水。
田沁鑫说：“《生死场》触动我的，是那种非爱非恨的生活图景，以及面对生老病死不动情动性的麻木的态度。这恰与当时某些现代社会中的景象相似。”
最终，《生死场》在舞台的呈现是完全田沁鑫式风格的。萧红的文字里孩子气的可爱，温柔的悲观和宿命感，在舞台上被呈现出来的是苍凉、血性和义烈。原来没有关系的赵三和二里半因为子女的恋爱相互纠缠。人物的造型极其夸张，吸收了现代绘画的元素。
“我所有注重的这些，包括肢体语言和演员动作上的张力，以及所产生的视觉冲击力，一直贯穿于我的戏剧创作中，这使得现代观众、青年观众也可以喜欢这些戏。不管这些戏是近代的还是古代的。”田沁鑫回忆说。
1999年6月，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话剧《生死场》首次上演，全国戏剧界便为之一震，称之为“植根现代文学沃土的奇葩”。无数观众在剧场里“声嘶力竭”地叫好。青年演员任程伟谈到第六次复演《生死场》，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每次排《生死场》，听到舞台上回荡的锁呐声，胸中总有一股热血在奔涌。”
《生死场》红了，田沁鑫也红了。
此后，《赵氏孤儿》、《1699桃花扇》、《红玫瑰与白玫瑰》……田沁鑫将这些经典一部一部搬上了舞台。
这些年里,田沁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得到了专家、观众和市场的认可。
“我一直在坚持排演一些中国的经典作品,这些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沉淀下来的文化瑰宝,也是能通过舞台上的立体呈现传递给观众的。文化不是单纯的知识掌握，它是一种活法儿。我的话剧是以情感为纽带,勾连起观众情感的。戏剧的内容必须是有品质的,形式则应该不拘一格、多种多样。我在创作过程中,会使用快速的节奏,用一些观众可感可知的表现形式,让观众在看戏的时候不会觉得距离遥远,不会觉得无趣,这样更容易让年轻一代认同我们的文化传承。”田沁鑫没有加强语气，还是缓缓地说。
“听了溢美言辞，接了难度大戏”
老舍先生不简单。
好的作品多不胜数，《四世同堂》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那一句：“这年头钱不值钱，只有房子才是货真价实的产业。”到今天仍是“真理”。
田沁鑫也不简单。
因为她是第一个敢“碰”《四世同堂》的戏剧导演，还敢在这部经典剧目里用上“新现实主义手法”，最勇敢的是她将雷恪生、黄磊、朱媛媛、辛柏青、秦海璐、陶虹、邢佳栋、侯岩松、陈明昊以及助阵的孙红雷全部“搬”上了舞台……
打从《四世同堂》创排起，它就注定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2010年10月30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首演即起，他们就开始“征服”观众，深圳、石家庄、上海、南京、天津、重庆、绵阳、西安，北京……所到之处，无一不是“一票难求”的轰动。
2011年，田沁鑫带领《四世同堂》剧组继续风靡全国。自3月16日亮相青岛，一个月内，相继在青岛、常州、合肥、深圳、东莞、温州、武汉、郑州等7省8市，完成了16场演出，场场爆满，不少观众意犹未尽。
对话田沁鑫
《中华儿女》：你第一次读《四世同堂》是什么时候？当时有什么感觉？
田沁鑫：应该是在1985年《四世同堂》电视剧播出的时候。那时候也认字，看到大家都买了，自己就也买了一套。那时候小，还真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看着挺高兴的，纯粹凑热闹。
《中华儿女》：接戏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感觉这个本子太大了？
田沁鑫：刚开始还真没因为本子太大而犹豫，我认为自己可以做好，但确实没有完全决定接这部戏。直到后来北京儿艺董事长王颖说了一句话，认为我比较踏实，从眼神里，她能看到一些纯洁。人都爱听溢美自己的话，我也是俗人，不能免俗。我当时就感觉这个话比承认我前面那些作品还要珍贵，所以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当然，我也不是头脑一热就做的，答应她还是有基础的，作为北京籍导演，老舍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我也有一半正红旗血统，跟老舍先生是一个旗，满族嘛，老舍在我心中一直处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有一种“情结”。
《中华儿女》：因为“情结”，因为溢美之词，您接戏了，但是要把这80多万字在舞台上表现出来，还是挺难的吧？
田沁鑫：是的。因为没有前人把《四世同堂》做成话剧，老舍先生生前也没有把《四世同堂》改编成话剧版。还有一点，老舍先生非常想把戏的结构做成像但丁的《神曲》那样，就是做一百万字的长卷。但是“文革”打断了他的理想。《四世同堂》足有85万字，篇幅也很长，改编的难度是很大的。
但是，我还是很信任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完成，北大教授韩毓海曾经对我说：“每次觉得很难的戏，到你手里就像骆驼穿针，都能穿过去。”这句话使我的自信心、虚荣心都膨胀了。但是现在想想，实际上自己还是很愚昧的，难度那么大，怎么接了这件事？把85万字的鸿篇巨制改成一个晚上就演完的话剧呢！这种盲从和盲目是取决于我当时一个完全感性的认识，就这么进入了老舍先生这部作品的改编工作。
《中华儿女》：电影导演都说明星的戏难拍，那么九个明星的戏是不是更难排？
田沁鑫：我要说不难排的话，可能有些人就说，老田你别再说了，不能这么不负责任。但是我真的可以招他们讨厌，我说“好排”。我有能力让大家都平衡住，明眼人应该能看出来。
我说“好排”的原因是指态度上，这些演员都好，表演上很给力，他们确实身上有一种非常清澈的气质，很透明。所以他们跟角色靠近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障碍。按理说明星好像很不好合作，但是这九个明星都挺给我面子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都不错。没有人在排练场发过任何脾气，这些明星在外面也是很有市场的，但是他们跟我一起合作的时候，非常的愉快。
《中华儿女》：您如何评价自己在《四世同堂》这个戏上的表现？
田沁鑫：我跟老舍先生合作这个《四世同堂》，首先我觉得跟他有相通的地方。此外，我要帮助老舍先生把《四世同堂》这部作品立体地呈现出来。我说话语气比较温和，没跟任何人红过脸，没吵过架，不带脏字。原来还暴躁一些，提要求。现在的我声音也不大，就这样。因为我不想把自己搞到总是筋疲力尽的层面。我的性别气质并不是像男人，有女导演她会有强权的一面，她会“男”一点。我不“男”，在这部戏里，这次排练其实也是向老舍先生学习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做的不好，做到现在，我只能说是我尽力了。
责任编辑 陈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