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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入入胜。
——汪曾祺
语言
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广播：“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在校尉营一派出所外宣传夏令卫生的墙报上看到一句话：“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再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语言。这样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北京的店铺，过去都用八个字标明其特点。有的刻在匾上，有的用黑漆漆在店面两旁的粉墙上，都非常贴切。“尘飞白雪，品重红缕”，这是点心铺;“味珍鸡蹠，香渍豚蹄”，是桂香村。煤铺的门额上写着“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这是诗。店铺的告白，往往写得非常醒目，如“照配钥匙，立等可取”。在西四看见一家，门口写着“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床”，很好。过去的澡堂，一进门就看见四个大字“各照衣帽”，真是简到不能再简。
《世说新语》 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 同样的话，这样说、那样说，多几个字、少几个字，味道便不同。张岱记他的一个亲戚的话：“你张氏兄弟真是奇。肉只是吃，不知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 有一个人把这几句话略改了几个字，张岱便斥之为“伧父”。
一个写小说的人得训练自己的“语感”。要辨别得出，什么语言是无味的。
结构
戏剧的结构像建筑，小说的结构像树。
戏剧的结构是比较外在、理智的。写戏总要有人物介绍，矛盾冲突、高潮，多少是强迫读者（观众）接受这些东西。小说不是这样。一棵树是不会事先想到怎样长一个枝子、一片叶子，然后再长，它就是这样长出来了。然而这一个枝子，这一片叶子，这样长又都是有道理的。从来没有两个树枝、两片树叶是长在一个空间的。
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更自然的。我想用另外一个概念代替“结构”——节奏。 中国过去讲“文气”，很有道理。什么是“文气”？我以为是内在的节奏。“血脉流通”“气韵生动”，说得都很好。小说的结构是更精细、更复杂、更无迹可求的。
叙事与抒情
现在的年轻人写小说有点爱发议论。夹叙夹议，或者离开故事单独抒情。这种议论和抒情有时是可有可无的。法朗士专爱在小说里发议论。他的一些小说是以议论为主的，故事无关重要。他不过借一个故事来发表一通牵涉到某一方面的社会问题的大议论。但是法朗士的议论很精彩、很精辟、很深刻。法朗士是哲学家，我们不是。我们发不出很高深的议论，因此，不宜多发。
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一件事可以这样叙述，也可以那样叙述。怎样叙述，都有倾向性。可以是超然的、客观的、尖刻的、嘲讽的（比如鲁迅的《肥皂》《高老夫子》），也可以是寄予深切的同情的（比如《祝福》《伤逝》）。
董解元 《西厢记》写张生和莺莺分别：“马儿登程，坐车儿临舍;马儿往西行，坐车儿往东拽;两口儿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 这是叙事。但这里流露出董解元对张生和莺莺的恋爱的态度，充满了感情。“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何等痛彻。作者如无深情，便不能写得如此痛彻。
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怎样表现倾向性？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字里行间。
悠闲与精细
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同样一件事，一个人可以说得娓娓动听，使人如同身临其境;另一个人也许说得索然无味。
《董西厢》是用韵文写的，但是你简直感觉不出是押了韵的。董解元把韵文运用得如此熟练，比用散文还要流畅自如，细致入微，神情毕肖。写张生问店二哥蒲州有什么可以散心处，店二哥介绍了普救寺：“店都知，说一和，道：‘国家修造了数载余过，其间盖造的非小可，想天宫上光景，赛他不过。说谎后，小人图什么？ 普天之下，更没两座。’ 张生当时听说后，道：‘譬如闲走，与你看去则个。’”
张生与店二哥的对话，语气神情，都非常贴切。“说谎后，小人图什么”，活脱是一个店二哥的口吻。
写张生游览了普救寺，前面铺叙了许多景物，最后写：“张生觑了，失声地道：‘果然好！’ 频频地稽首。欲待问是何年建，见梁文上明写着：‘垂拱二年修。’”这直是神来之笔。“垂拱二年修”，“修”字押得非常稳。这一句把张生的思想活动、神情、动态，全写出来了。
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入胜。急于要告诉人一件什么事，还想告诉人这件事当中包含的道理，面红耳赤，是不会使人留下印象的。
风格与时尚
齐白石在他的一本画集的前面题了四句诗：“冷艳如雪个，来京不值钱。此翁无肝胆，空负一千年。” 他后來创出了红花黑叶一派，他的画被买主——首先是那些壁悬名人字画的大饭庄所接受了。
于非闇开始的画也是吴昌硕式的大写意。后来张大千告诉他：“现在画吴昌硕式的人这样多，你几时才能出头？” 他建议于非闇改画院体的工笔画。于非闇于是改画勾勒重彩，他的画也被北京的市民接受了。
扬州八怪的知音是当时的盐商，我不以为盐商是不懂艺术的。艺术是要卖钱的，是要被人们欣赏、接受的。红花黑叶、勾勒重彩、扬州八怪，一时成为风尚。实际上决定一时风尚的是买主，画家的风格不能脱离欣赏者的趣味太远。
小说也是这样。就是像卡夫卡那样的作家，如果他的小说没有一个人欣赏，他的作品是不会存在的。但是一个作家的风格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他的风格才有可能转而成为时尚。
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
摘自“当代”
——汪曾祺
语言
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广播：“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在校尉营一派出所外宣传夏令卫生的墙报上看到一句话：“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再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语言。这样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北京的店铺，过去都用八个字标明其特点。有的刻在匾上，有的用黑漆漆在店面两旁的粉墙上，都非常贴切。“尘飞白雪，品重红缕”，这是点心铺;“味珍鸡蹠，香渍豚蹄”，是桂香村。煤铺的门额上写着“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这是诗。店铺的告白，往往写得非常醒目，如“照配钥匙，立等可取”。在西四看见一家，门口写着“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床”，很好。过去的澡堂，一进门就看见四个大字“各照衣帽”，真是简到不能再简。
《世说新语》 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 同样的话，这样说、那样说，多几个字、少几个字，味道便不同。张岱记他的一个亲戚的话：“你张氏兄弟真是奇。肉只是吃，不知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 有一个人把这几句话略改了几个字，张岱便斥之为“伧父”。
一个写小说的人得训练自己的“语感”。要辨别得出，什么语言是无味的。
结构
戏剧的结构像建筑，小说的结构像树。
戏剧的结构是比较外在、理智的。写戏总要有人物介绍，矛盾冲突、高潮，多少是强迫读者（观众）接受这些东西。小说不是这样。一棵树是不会事先想到怎样长一个枝子、一片叶子，然后再长，它就是这样长出来了。然而这一个枝子，这一片叶子，这样长又都是有道理的。从来没有两个树枝、两片树叶是长在一个空间的。
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更自然的。我想用另外一个概念代替“结构”——节奏。 中国过去讲“文气”，很有道理。什么是“文气”？我以为是内在的节奏。“血脉流通”“气韵生动”，说得都很好。小说的结构是更精细、更复杂、更无迹可求的。
叙事与抒情
现在的年轻人写小说有点爱发议论。夹叙夹议，或者离开故事单独抒情。这种议论和抒情有时是可有可无的。法朗士专爱在小说里发议论。他的一些小说是以议论为主的，故事无关重要。他不过借一个故事来发表一通牵涉到某一方面的社会问题的大议论。但是法朗士的议论很精彩、很精辟、很深刻。法朗士是哲学家，我们不是。我们发不出很高深的议论，因此，不宜多发。
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一件事可以这样叙述，也可以那样叙述。怎样叙述，都有倾向性。可以是超然的、客观的、尖刻的、嘲讽的（比如鲁迅的《肥皂》《高老夫子》），也可以是寄予深切的同情的（比如《祝福》《伤逝》）。
董解元 《西厢记》写张生和莺莺分别：“马儿登程，坐车儿临舍;马儿往西行，坐车儿往东拽;两口儿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 这是叙事。但这里流露出董解元对张生和莺莺的恋爱的态度，充满了感情。“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何等痛彻。作者如无深情，便不能写得如此痛彻。
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怎样表现倾向性？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字里行间。
悠闲与精细
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同样一件事，一个人可以说得娓娓动听，使人如同身临其境;另一个人也许说得索然无味。
《董西厢》是用韵文写的，但是你简直感觉不出是押了韵的。董解元把韵文运用得如此熟练，比用散文还要流畅自如，细致入微，神情毕肖。写张生问店二哥蒲州有什么可以散心处，店二哥介绍了普救寺：“店都知，说一和，道：‘国家修造了数载余过，其间盖造的非小可，想天宫上光景，赛他不过。说谎后，小人图什么？ 普天之下，更没两座。’ 张生当时听说后，道：‘譬如闲走，与你看去则个。’”
张生与店二哥的对话，语气神情，都非常贴切。“说谎后，小人图什么”，活脱是一个店二哥的口吻。
写张生游览了普救寺，前面铺叙了许多景物，最后写：“张生觑了，失声地道：‘果然好！’ 频频地稽首。欲待问是何年建，见梁文上明写着：‘垂拱二年修。’”这直是神来之笔。“垂拱二年修”，“修”字押得非常稳。这一句把张生的思想活动、神情、动态，全写出来了。
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入胜。急于要告诉人一件什么事，还想告诉人这件事当中包含的道理，面红耳赤，是不会使人留下印象的。
风格与时尚
齐白石在他的一本画集的前面题了四句诗：“冷艳如雪个，来京不值钱。此翁无肝胆，空负一千年。” 他后來创出了红花黑叶一派，他的画被买主——首先是那些壁悬名人字画的大饭庄所接受了。
于非闇开始的画也是吴昌硕式的大写意。后来张大千告诉他：“现在画吴昌硕式的人这样多，你几时才能出头？” 他建议于非闇改画院体的工笔画。于非闇于是改画勾勒重彩，他的画也被北京的市民接受了。
扬州八怪的知音是当时的盐商，我不以为盐商是不懂艺术的。艺术是要卖钱的，是要被人们欣赏、接受的。红花黑叶、勾勒重彩、扬州八怪，一时成为风尚。实际上决定一时风尚的是买主，画家的风格不能脱离欣赏者的趣味太远。
小说也是这样。就是像卡夫卡那样的作家，如果他的小说没有一个人欣赏，他的作品是不会存在的。但是一个作家的风格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他的风格才有可能转而成为时尚。
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
摘自“当代”